最近都在热议院士体制改革。中国的院士制度招来这么多的指责，我觉得主要是管理体制的问题，是当前的行政、科技管理体制赋予了院士太多的特权。比如国家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许多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就认为院士是科技人才的代表人物，于是很多省市就花大价钱引进院士，几百万、几千万的投入，与院士相关的待遇也层层加码，甚至许以官位；院士也成为各种名目繁多的评估、经费投入、项目引进的招牌。如果我们的管理部门没有赋予院士这些光环和特权，院士本身就是一个荣誉称号，许多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争当院士了。
　　关于科技体制改革，我查阅过上世纪80年代的科学院改革资料，可以说那个时候对存在的问题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但这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科技体制改革几乎没有什么推进。比如我们的科研经费投入增加很快，年科研经费总量已经很可观了，但大量的资金投入进去了，却成果寥寥，为什么？因为现存的科研体制阻碍了研发，阻碍了创新。科技发展不仅仅需要资金的支持，如果体制不配套的话，还是不会出好成果的，投再多的钱也会打水漂，而且还会产生腐败。出现腐败这样的问题不是因为科学家变坏了，是管理体制使一些人有机可乘，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制度。如果我们不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就很可能会陷入到中等发达国家的陷阱里。我们靠土地财政，靠消耗资源已经不能支撑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了。现在的环境污染这么严重，全国被雾霾笼罩，从东北到广东，无一例外。以前只听说某个城市是雾都，没听说整个国家都是雾霾。所以，如果没有高科技的新型产业来支撑我们国家的经济转型的话，我们国家的发展很可能会像南美一些国家那样，长期徘徊在人均1万美元以下，到2050年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愿望只能是空想。
　　我认为科技体制的改革涉及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性开发三部分的体制改革，缺一不可。首先谈基础研究，发达国家的标志是具有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大约每200万人口有一所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是汇集高水平的科学家队伍，培养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如果按教师水平衡量，目前我国只有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可以進入国际前200名研究型大学的行列，而香港则至少有3所与清华、北大水平相当的大学。另外，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极不均衡，可以称得上研究型大学的学校不超过20所，且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许多稍微偏远一些的省份，连一所像样的大学都没有。虽然我国在校的博士生数量与美国相差不多，但是在科研水平上存在很大的差距。人才的缺乏也阻碍了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由于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许多高科技企业的研发部门已开始向国外转移。所以要加快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的步伐，争取用30年的时间，在全国建成100所与香港科大、香港大学水平相当的研究型大学，并且保证每个省至少有一到两所研究型大学。要大幅度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R&D 的比例，若按照每个博士研究生人均20万计算，每年大约需要 500亿人民币，因此基础研究经费应占到R&D的10%～15% 。
　　关于应用研究和试验性开发。目前我们的应用研究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差得很远，基本上还处于仿制阶段。比如高铁，专利基本都是从国外买的。究其原因，一是我们对前瞻性的应用基础研究做得不够；二是我们的研究课题与实际应用脱节；三是我们做应用研究的人才缺乏；四是国有大型企业对应用研究不够重视。去年我到一个地级市开会，参观了当地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我发现该企业的设备和工艺竟然不如我国上世纪60年代末引进的一套日本设备，差距简直太大了。我们现在的企业几乎没有任何的研发能力和工艺改造能力，所谓的降低成本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因此国家要下大力气调整我国国立研究院、所的结构，改革应用研究经费的使用和评估模式，在国立研究院、所和国有大型企业中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应用研究队伍。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