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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方国瑜是著名的纳西族教育家、学者，在培养民族人才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民族文化教育领域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本文针对其教育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展开分析，试图进一步理解、体会纳西族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特色。
关键词：方国瑜；教育思想；纳西
方国瑜（1903—1983），著名的納西族教育家、学者。在从事教育工作的近半个世纪中，长期执着于纳西族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培养民族人才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被东西方学者共尊为“纳西学之父”。他的教育实践是全方位的，包括了基本技能、教师修养、学生学习等各个方面，其教育思想最突出的特征是包容、开放、注重实践，重视技能的培养，体现出较强的现代性。因此，研究、整理和总结方国瑜的教育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对把握丽江百年以来的民族文化教育改革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践性
早年方国瑜身体虚弱，自称“资质粗笨”，却终日伏案读书，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勤奋学习，不断修养人格、融会新知，为日后学术素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1930年始，他同时就读于北师大和北大，先后师从钱玄同、余嘉锡、赵元任等多位先生，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又循梁启超等国学大师研究历史地理学，可谓视野开阔，学富五车。在北大学习期间，完成研究生毕业论文《广韵声汇》，得到当时语言学家的肯定，被称为我国20世纪汉语史、音韵学研究的重要创造性成果之一。针对法国学者巴克《么些文化》中的东巴文研究错误和不足，在导师刘复的指导下，方国瑜亲自回乡进行调查，首开田野作业的风气，先后在丽江各处实地考察，收集、整理文集，虚心求教，研究纳西象形文字，写出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公开出版的翔实的《纳西象形文字谱》。这本书不仅是语言文字学的工具书，也是一部关于纳西族社会历史的学术专著，确立了纳西文化研究的主体性。方国瑜以其求实独创的精神，在物质水平匮乏、研究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把鲜为人知的云南纳西象形文字推向了全世界，被德国科隆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雅纳特教授称为“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确属实至名归。
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真正的教学必然与生动的实践血肉相连。方国瑜一直在践行这种教育思想。虽然声名远播，但他并没有目空一切、故步自封，仍然虚怀若谷，刻苦治学，不断超越自我，在学问上以开放、宽容的态度更新知识。方国瑜在教育思想方面既有其丰厚的实践依据，又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把实践的悟性、经验的结晶融合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他鼓励大家在多读书的同时要勤于动脑、动手；他教育学生不能眼高手低、好高骛远，形象地把学问研究比作炒菜，要下功夫自己动手才知道难易。方国瑜长期以来坚持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一、三、五、七”，就是清晨工作一小时，早饭后工作三小时，午饭后工作五小时，晚饭后工作七小时，把一天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在学习研究上，从不懈怠。即便到后期年老时视力衰退，也依旧没有停下来，继续进行他所热爱的事业，戴深度“盲人眼镜”加高倍放大镜，继续争分夺秒地工作。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持久的实践治学精神，只凭曾经的“老本”闭门造车，粗枝大叶甚至纸上谈兵地进行学术理论创建，那无疑是空中楼阁，也就不太可能透视纳西族文化并创立自己的学科，填补纳西学在国际研究领域的空白。通往学术殿堂的道路并非都是坦途。方国瑜作为一名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肃然起敬——掌握了相当的理论，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进而拥有充分的研究资料，再经过分析论证，最终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判断。作为教育的后继者，我们应该向方国瑜先生学习，勤奋刻苦，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办法完善个人的知识系统、增强学术修养，终身学习，才能有效地指导教学实践，才能为学生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做到“其身正”，后“不令而行”。
二、独特性
方国瑜从事纳西学研究，给20世纪纳西文化研究构建了整体框架（给纳西族的地域、群体、结构、材料、研究主体定性定位），从此纳西学文化研究的道路变得清晰，成为一门具有特定精神和特殊价值的独立学科。编撰《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方国瑜广阔的学术视野，他善于把共性与个性、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民族历史文化的主体性与国家的整体性方面来论述学术观点。方国瑜的独特贡献，是建立在全面长久、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和优秀的个人修养底蕴之上的，虽然也借鉴了国外的一些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但更多的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为主体框架。对文献资料中相关民族的记载进行鉴别、分析，亲自调查证明文献中语焉不详或是歪曲事实的情况，这一切都基于他对文献资料的深入发掘和思考以及身体力行的调查研究，然后才能高屋建瓴地构建历史语言文化研究。因为具备了极强的处理信息能力，所以他的研究往往能居高临下，洞察深刻并脱颖而出——第一个将甲骨文和纳西东巴文进行比较研究。
方国瑜谦逊宽容的学者风范，勤奋好学的严谨作风，求真求新的创造精神使他的教育思想显示出独特的个性色彩。他说自己虽然年纪大了，眼睛不行了，但还是要抓紧时间培养青年人，自己就像一名不断挖掘的矿工。
三、现代性
方国瑜纳西文化探索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放眼展望未来。在做学问时，立足于前人的肩膀，但又不淹没前人，更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赋予原初性知识新的历史使命。方国瑜教育思想中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行学科交叉研究，充分利用所学的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将二者综合联系，进行实地走访论证。开阔的现代性学术研究视野，对专业研究领域的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语言学和历史学相互渗透，跨领域研究不但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同时更促进了纳西学学科向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范围。不仅为研究纳西族语言及其历史文化本身做出贡献，而且为甲骨文的比较研究、臧缅语系语言文化研究、滇西北茶马古道文化研究、藏传佛教研究等多方位、不同角度提供参考和借鉴。第二，唯物历史观的论证。方国瑜认为不同地方的民族志书，能够补充中国历史：大部分史书是国家民族大事，而各地方不同民族的志书记录的则是各处所发生的小事情，虽然数量大小上不一样，但是其本质是相同的，应该把各处的地方志看成是中国历史的有效组成部分。他坚持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地方志和中华民族二者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把地方文化看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独具自身意义和价值。他打破了用王朝史代替中国史的传统观念，树立各民族共同缔造历史的现代唯物历史观。他反复强调云南历史是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是多民族稳定国家，各族人民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社会经济文化。这样的现代唯物历史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第三，方国瑜教育思想中具有爱国主义。爱国思想是教育中的最重要部分，我们不能提倡纯粹的学术教育，而忽略了对学生的爱国教育。方国瑜在其一生的学习、教学之中，始终坚持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积极的唯物历史观、“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学说的提出以及晚年仍孜孜不倦地教书育才直至最后一息，正是方国瑜以自身言行向后人展现其忠贞的爱国主义。这也是丽江百年以来教育思想发展中的重要部分。
总之，方国瑜的教育思想始终贯穿于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始末，为探索和培养民族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具有独特的实践指导意义，是我们现代教育工作中的宝贵财富。我们应以之为典范，继续重视和发扬光大，为构建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时代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方福琪.方国瑜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2]袁振国.教育新理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基金项目：本文系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14年校级科研项目“百年以来丽江教育思想发展历史研究”（XJXM-W201406）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燕（1982— ），女，云南玉溪人，硕士学历，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教育教学。
关键词：方国瑜；教育思想；纳西
方国瑜（1903—1983），著名的納西族教育家、学者。在从事教育工作的近半个世纪中，长期执着于纳西族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培养民族人才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被东西方学者共尊为“纳西学之父”。他的教育实践是全方位的，包括了基本技能、教师修养、学生学习等各个方面，其教育思想最突出的特征是包容、开放、注重实践，重视技能的培养，体现出较强的现代性。因此，研究、整理和总结方国瑜的教育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对把握丽江百年以来的民族文化教育改革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践性
早年方国瑜身体虚弱，自称“资质粗笨”，却终日伏案读书，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勤奋学习，不断修养人格、融会新知，为日后学术素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1930年始，他同时就读于北师大和北大，先后师从钱玄同、余嘉锡、赵元任等多位先生，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又循梁启超等国学大师研究历史地理学，可谓视野开阔，学富五车。在北大学习期间，完成研究生毕业论文《广韵声汇》，得到当时语言学家的肯定，被称为我国20世纪汉语史、音韵学研究的重要创造性成果之一。针对法国学者巴克《么些文化》中的东巴文研究错误和不足，在导师刘复的指导下，方国瑜亲自回乡进行调查，首开田野作业的风气，先后在丽江各处实地考察，收集、整理文集，虚心求教，研究纳西象形文字，写出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公开出版的翔实的《纳西象形文字谱》。这本书不仅是语言文字学的工具书，也是一部关于纳西族社会历史的学术专著，确立了纳西文化研究的主体性。方国瑜以其求实独创的精神，在物质水平匮乏、研究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把鲜为人知的云南纳西象形文字推向了全世界，被德国科隆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雅纳特教授称为“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确属实至名归。
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真正的教学必然与生动的实践血肉相连。方国瑜一直在践行这种教育思想。虽然声名远播，但他并没有目空一切、故步自封，仍然虚怀若谷，刻苦治学，不断超越自我，在学问上以开放、宽容的态度更新知识。方国瑜在教育思想方面既有其丰厚的实践依据，又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把实践的悟性、经验的结晶融合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他鼓励大家在多读书的同时要勤于动脑、动手；他教育学生不能眼高手低、好高骛远，形象地把学问研究比作炒菜，要下功夫自己动手才知道难易。方国瑜长期以来坚持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一、三、五、七”，就是清晨工作一小时，早饭后工作三小时，午饭后工作五小时，晚饭后工作七小时，把一天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在学习研究上，从不懈怠。即便到后期年老时视力衰退，也依旧没有停下来，继续进行他所热爱的事业，戴深度“盲人眼镜”加高倍放大镜，继续争分夺秒地工作。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持久的实践治学精神，只凭曾经的“老本”闭门造车，粗枝大叶甚至纸上谈兵地进行学术理论创建，那无疑是空中楼阁，也就不太可能透视纳西族文化并创立自己的学科，填补纳西学在国际研究领域的空白。通往学术殿堂的道路并非都是坦途。方国瑜作为一名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肃然起敬——掌握了相当的理论，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进而拥有充分的研究资料，再经过分析论证，最终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判断。作为教育的后继者，我们应该向方国瑜先生学习，勤奋刻苦，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办法完善个人的知识系统、增强学术修养，终身学习，才能有效地指导教学实践，才能为学生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做到“其身正”，后“不令而行”。
二、独特性
方国瑜从事纳西学研究，给20世纪纳西文化研究构建了整体框架（给纳西族的地域、群体、结构、材料、研究主体定性定位），从此纳西学文化研究的道路变得清晰，成为一门具有特定精神和特殊价值的独立学科。编撰《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方国瑜广阔的学术视野，他善于把共性与个性、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民族历史文化的主体性与国家的整体性方面来论述学术观点。方国瑜的独特贡献，是建立在全面长久、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和优秀的个人修养底蕴之上的，虽然也借鉴了国外的一些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但更多的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为主体框架。对文献资料中相关民族的记载进行鉴别、分析，亲自调查证明文献中语焉不详或是歪曲事实的情况，这一切都基于他对文献资料的深入发掘和思考以及身体力行的调查研究，然后才能高屋建瓴地构建历史语言文化研究。因为具备了极强的处理信息能力，所以他的研究往往能居高临下，洞察深刻并脱颖而出——第一个将甲骨文和纳西东巴文进行比较研究。
方国瑜谦逊宽容的学者风范，勤奋好学的严谨作风，求真求新的创造精神使他的教育思想显示出独特的个性色彩。他说自己虽然年纪大了，眼睛不行了，但还是要抓紧时间培养青年人，自己就像一名不断挖掘的矿工。
三、现代性
方国瑜纳西文化探索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放眼展望未来。在做学问时，立足于前人的肩膀，但又不淹没前人，更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赋予原初性知识新的历史使命。方国瑜教育思想中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行学科交叉研究，充分利用所学的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将二者综合联系，进行实地走访论证。开阔的现代性学术研究视野，对专业研究领域的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语言学和历史学相互渗透，跨领域研究不但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同时更促进了纳西学学科向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范围。不仅为研究纳西族语言及其历史文化本身做出贡献，而且为甲骨文的比较研究、臧缅语系语言文化研究、滇西北茶马古道文化研究、藏传佛教研究等多方位、不同角度提供参考和借鉴。第二，唯物历史观的论证。方国瑜认为不同地方的民族志书，能够补充中国历史：大部分史书是国家民族大事，而各地方不同民族的志书记录的则是各处所发生的小事情，虽然数量大小上不一样，但是其本质是相同的，应该把各处的地方志看成是中国历史的有效组成部分。他坚持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地方志和中华民族二者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把地方文化看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独具自身意义和价值。他打破了用王朝史代替中国史的传统观念，树立各民族共同缔造历史的现代唯物历史观。他反复强调云南历史是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是多民族稳定国家，各族人民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社会经济文化。这样的现代唯物历史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第三，方国瑜教育思想中具有爱国主义。爱国思想是教育中的最重要部分，我们不能提倡纯粹的学术教育，而忽略了对学生的爱国教育。方国瑜在其一生的学习、教学之中，始终坚持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积极的唯物历史观、“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学说的提出以及晚年仍孜孜不倦地教书育才直至最后一息，正是方国瑜以自身言行向后人展现其忠贞的爱国主义。这也是丽江百年以来教育思想发展中的重要部分。
总之，方国瑜的教育思想始终贯穿于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始末，为探索和培养民族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具有独特的实践指导意义，是我们现代教育工作中的宝贵财富。我们应以之为典范，继续重视和发扬光大，为构建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时代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方福琪.方国瑜传[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2]袁振国.教育新理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基金项目：本文系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14年校级科研项目“百年以来丽江教育思想发展历史研究”（XJXM-W201406）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燕（1982— ），女，云南玉溪人，硕士学历，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教育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