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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祥地，不断吸收、借鉴和融会国内外优秀文化，滋养了“中西融汇、多元并存、兼收并蓄、引领风尚”的独树一帜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的排头兵，更是上海一张鲜活的城市名片。改革开放40年，在经济的飞速发展进程中，上海也谱写出了一曲激昂的时代乐章，每一个音符背后，都有海派文化的积淀和孕育——她孕育了上海人儒雅大气、谦和开明的脾性，更赋予了他们与时俱进、追求卓越的精神。一代又一代上海人在海派文化的传承中不断发展创新，终于让上海成为了如今最具有“魔力”的国际大都市。
“开放、创新、包容”，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口中，最鲜明的“上海城市品格”。作为一座以城市之名命名的高等学府，上海大学对城市有着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血脉相连，同频共振。“研究、传承、弘扬海派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金东寒表示。今年6月29日，上海大学召开第三次党代会，金东寒书记在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上海未来的发展目标和愿景是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大学作为上海市委、市政府重点支持的地方高校，服务好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并努力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既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既是我们的立校之本，也是我们的强校之道。”
11月17日，第十七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时代金融中心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在象征改革开放40年发展高度的陆家嘴金融区，共同探讨“海派文化的当代价值”——自2002年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创立以来，新时代对海派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已经持续17年。作为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办方，上海大学文学院也已走过了40年的风雨历程。
目前，上海大学正在致力于构建基础与应用相互促进，文理工多学科相互支撑、交叉渗透、协调发展的学科布局，努力形成与国际化大都市相适应的学科特色。
“未来是我们的目标，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未来一定是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世界。上海大学的办校宗旨是‘以海派气质创一流标杆大学’，而海派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海纳百川，就是有容乃大。”上海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竺剑告诉《新民周刊》，“今年11月，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专家遴选，上海大学文学院的‘中华古诗文吟诵和创作传承基地’被教育部认定为第一批55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之一。如果说继承传统文化是‘不忘本来’，那么逐步深化国际化战略，站在世界格局来探讨人文学科与社会发展的对接，就是‘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
从2012年到2018年间，上海大学文学院有多达16个课题获选为国家社会科學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名列全国高校同类院系前列。“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近年来我们深感：做学问不只是皓首穷经，还要学以致用，主动服务于上海和国家的需要。当前，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大调整大变革时期，知识更新日新月异，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文学科基础研究如何与当下的国家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对接？”竺剑表示，“我们获得立项的16个课题中，包括张勇安院长的《国际禁毒史》（多卷本）、江时学教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学研究、郭长刚教授的土耳其内政外交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研究、徐有威教授的‘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等，都是与国际关系、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课题。我们想用自己的学识，让上海给中国一个方案，让中国给世界一个方案。”
上大文学院充满一股宽松的学术氛围。 “我们支持学者教授两条腿走路——适合在象牙塔中研究学问的，如果想要和社会保持距离来保证学术研究的冷静和纯粹，我们支持；适合走出校园紧跟社会现实的，如果需要和社会密切接触来获取一手资料，我们也支持。”竺剑告诉记者，“文学院的国家级重大项目中，既有张寅彭教授的‘清代诗话全编’，也有徐有威教授的‘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我们认为，只要守住了做学问的底线，方法都不是问题，在学术和社会效益上，完全可以两条腿并行不悖。我们在评级和待遇上并没有特别高，大家都是冲着学术氛围而来，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你追我赶。学术研究也从原先的单打独斗为主，越来越向团队作战变化。而一个学科团队一旦建立起来，就更加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探讨问题——现在的世界知识分化急剧，团队作战可以缩短战线时间，也可以在总指挥的带动下，局部联动整体，更好地为国家献计献策。”
近年来，文学院还积极推进国际科研平台建设。2010年，成立了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中心荣誉主任正是美国毒品政策专家、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戴维·富兰克林·马斯托博士。生前，马斯托博士将他的毕生藏书全部捐献给了中心，如今仍然被中心妥善保管着，视作珍宝。张勇安院长是中心的执行主任，他告诉记者，“毒品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三大顽疾之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对中国和上海的挑战也越来越大。2014年我国首次将禁毒工作提升到了‘国家安全战略’，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国际外交、关系到国家的公共安全，其实也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的福祉。中心希望通过政策性的研究，能够推动政府优化完善禁毒政策，让中国为全球的禁毒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2012年，土耳其研究中心又在上大文学院落成，“我们欢迎全世界的学者到文学院来，一同围绕中国、中东、南亚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让更多国际学者对上海有全新的认识。”张勇安表示，“土耳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上重要的一站，2017年，中心还获评了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备案）。通过举办学术演讲和研讨会，我们希望中心可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与土耳其在经贸、文化领域的双边合作。”
早在十年前，上海大学就提出了国际化战略，去年，这所“211”高等学府又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为她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整个中国的开放稳定、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吸引力、上海大学的国际化战略，无论从大环境、中环境还是小环境而言，上海大学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竺剑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中国文化兴趣的日益浓厚，学者学生蜂拥而至，截至目前，文学院的师资队伍中已有近10%是外籍全职教授，研究生和博士生中也有多达130余位国际留学生，他们和中国的学生一起上课，一个国际化的课堂氛围就这样建立起来。”
“从德国、美国到印度、秘魯、土耳其，我们的外籍教授来自全球各地，引进国际师资的核心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聚焦一流人才的培养。”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勇安表示，“在这样的重心下，我们探索着全面布局学科，着手弥补短板，在师资队伍上下功夫，推进师资队伍建设的国际化，希望这些国际优秀的教育资源能够为一流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与以往的‘请进来走出去’短期交流学习相比，现在的外籍教授都是全职教授，至少合作三五年，我们希望变‘短平快’的国际交流为深度融合。除了请进教授，还扩招了国际留学生，精心为他们设置了诸如中国研究、全球研究、国际关系与外交、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等专业方向，希望借助我们既有的师资和传统文化的优势，讲好中国故事，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贡献。已经有一批国际留学生毕业后留在上海或奔赴海外工作，而新来的留学生范围也从以东南亚为主扩大到了拉美和非洲地区。”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的世界史专家爱睿思教授（Iris Borowy），就是应张勇安院长的邀请加盟文学院的。“2013年我在上海大学举办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认识了爱睿思教授，了解到她丰硕的研究成果，向她抛出了橄榄枝。当时邀请她的学府很多，有北欧的也有英国的，但最终借助上大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我们在这场国际人才争夺战中占得了先机。2015年爱睿思教授正式与上海大学签约，留校三年，今年期满，又将续约三年。”
早在2011年，上大文学院的世界史专业就获得了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爱睿思教授的到来如虎添翼。在上大，她看到了“非常国际化的学生”，使她可以像之前在法国、挪威、美国工作时一样，用英语为学生们传授最前沿的世界史知识。
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全球卫生史方兴未艾，与成熟的政经研究相比，人文医学还是世界史版图上的一块处女地。在爱睿思教授看来，卫生和健康问题可以折射出许多政经和社会观念问题：“100年前我们还觉得女人的脑子比男人小，所以各方面成就注定会比较低，而现在我们已经完全不会这么认为了。医生不仅是治病救人，他们还能影响政策的制定，比如说女人的生育金由谁来出？由国家还是由个人？不同的决策结果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再比如国际上一直在强调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一个医生每天在治疗室里看到环境污染带给病人的切身伤害，他就有义务将这样的情况反映出来。”她希望，经过这门学科的学习，中国的学生有朝一日也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
正在文学院攻读世界史方向研究生的安永娜，师从张勇安院长和斯克莱德大学詹姆斯·米尔斯（James Mills）教授，今年夏天，受英国惠康基金“上海倡议卫生史项目”资助，她刚刚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卫生史硕士双学位项目学习，从英国斯克莱德大学归来。“在斯克莱德大学最特别的印象，就是每一堂课都像一场学术研讨会，教授非常鼓励大家踊跃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安永娜告诉《新民周刊》，“在课堂上，我们会从经济学的全新角度来看待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起因，也会探讨全球视野下的大麻政策研究，打开了自己的眼界，也拓展了学问研究的深度。”
由于英国的研究生是一年制，经过一年的课程学习，即将毕业的安永娜将有望获得上海大学和英国斯克莱德大学的文理双硕士学位。
像她这样获得出国交流机会的学生并不少见，这正是上大文学院“请进来走出去”的国际战略的一部分。正在文学院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的尹倩也是其中之一——今年7月，她赴爱尔兰科克大学进行为期4个月的进修，学习的是国内目前较为新兴的“数字人文”方向。
“数字人文，简单来说就是把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学科的分析工具应用于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数字人文目前或许只是一个很小的窗口，但透过对该学科研究方法及理论思维的学习和思考，未来或可进行不同维度的研究和实践。”尹倩告诉记者，“数字人文不仅仅是一种分析方法论和实践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时代、大数据泛滥的时代、技术逐渐挑战人的权威的时代，学者应持何种立场，采取何种方式，让技术为人类谋取更多便利和福祉。”
文化的繁荣，往往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文化的大发展，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已经被无数历史所证明。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文化也走到了一个再度发力的新阶段，“文化软实力”被越来越多地提及。
与40年前的应用型人才相比，如今的文化人才输出，又被时代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当不少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规模已经占到GDP的四分之一时，我们是否又能迎头赶上呢？在上大文学院教授葛红兵看来，“创意写作学科”正是一艘可以乘风破浪的快艇。
所谓“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最初仅仅是指文学写作，后来泛指文学写作和一切面向现代文化创意产业，能够适应文化多元化和传媒技术更新换代等多种形式的写作。1936年美国爱荷华大学正式启动创意写作项目，创立了创意写作艺术硕士学位，这是世界大学史上第一个创意写作学位，标志着创意写作学科正式诞生。正是这所大学打开了如今全美高校800多个创意写作项目的大门，被誉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对当代作家最大的文学支持体系”，就连中国也有不少现当代作家曾在爱荷华深造，比如大家熟悉的白先勇、聂华苓、王安忆、毕飞宇。
“开放、创新、包容”，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口中，最鲜明的“上海城市品格”。作为一座以城市之名命名的高等学府，上海大学对城市有着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血脉相连，同频共振。“研究、传承、弘扬海派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金东寒表示。今年6月29日，上海大学召开第三次党代会，金东寒书记在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上海未来的发展目标和愿景是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大学作为上海市委、市政府重点支持的地方高校，服务好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并努力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既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既是我们的立校之本，也是我们的强校之道。”
11月17日，第十七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时代金融中心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在象征改革开放40年发展高度的陆家嘴金融区，共同探讨“海派文化的当代价值”——自2002年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创立以来，新时代对海派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已经持续17年。作为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办方，上海大学文学院也已走过了40年的风雨历程。
包容：不忘本来，面向未来
目前，上海大学正在致力于构建基础与应用相互促进，文理工多学科相互支撑、交叉渗透、协调发展的学科布局，努力形成与国际化大都市相适应的学科特色。
“未来是我们的目标，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未来一定是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世界。上海大学的办校宗旨是‘以海派气质创一流标杆大学’，而海派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海纳百川，就是有容乃大。”上海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竺剑告诉《新民周刊》，“今年11月，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专家遴选，上海大学文学院的‘中华古诗文吟诵和创作传承基地’被教育部认定为第一批55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之一。如果说继承传统文化是‘不忘本来’，那么逐步深化国际化战略，站在世界格局来探讨人文学科与社会发展的对接，就是‘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
从2012年到2018年间，上海大学文学院有多达16个课题获选为国家社会科學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名列全国高校同类院系前列。“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近年来我们深感：做学问不只是皓首穷经，还要学以致用，主动服务于上海和国家的需要。当前，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大调整大变革时期，知识更新日新月异，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文学科基础研究如何与当下的国家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对接？”竺剑表示，“我们获得立项的16个课题中，包括张勇安院长的《国际禁毒史》（多卷本）、江时学教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学研究、郭长刚教授的土耳其内政外交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研究、徐有威教授的‘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等，都是与国际关系、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课题。我们想用自己的学识，让上海给中国一个方案，让中国给世界一个方案。”
上大文学院充满一股宽松的学术氛围。 “我们支持学者教授两条腿走路——适合在象牙塔中研究学问的，如果想要和社会保持距离来保证学术研究的冷静和纯粹，我们支持；适合走出校园紧跟社会现实的，如果需要和社会密切接触来获取一手资料，我们也支持。”竺剑告诉记者，“文学院的国家级重大项目中，既有张寅彭教授的‘清代诗话全编’，也有徐有威教授的‘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我们认为，只要守住了做学问的底线，方法都不是问题，在学术和社会效益上，完全可以两条腿并行不悖。我们在评级和待遇上并没有特别高，大家都是冲着学术氛围而来，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你追我赶。学术研究也从原先的单打独斗为主，越来越向团队作战变化。而一个学科团队一旦建立起来，就更加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探讨问题——现在的世界知识分化急剧，团队作战可以缩短战线时间，也可以在总指挥的带动下，局部联动整体，更好地为国家献计献策。”
近年来，文学院还积极推进国际科研平台建设。2010年，成立了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中心荣誉主任正是美国毒品政策专家、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戴维·富兰克林·马斯托博士。生前，马斯托博士将他的毕生藏书全部捐献给了中心，如今仍然被中心妥善保管着，视作珍宝。张勇安院长是中心的执行主任，他告诉记者，“毒品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三大顽疾之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对中国和上海的挑战也越来越大。2014年我国首次将禁毒工作提升到了‘国家安全战略’，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国际外交、关系到国家的公共安全，其实也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的福祉。中心希望通过政策性的研究，能够推动政府优化完善禁毒政策，让中国为全球的禁毒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2012年，土耳其研究中心又在上大文学院落成，“我们欢迎全世界的学者到文学院来，一同围绕中国、中东、南亚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让更多国际学者对上海有全新的认识。”张勇安表示，“土耳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上重要的一站，2017年，中心还获评了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备案）。通过举办学术演讲和研讨会，我们希望中心可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与土耳其在经贸、文化领域的双边合作。”
开放：请进来还要走出去
早在十年前，上海大学就提出了国际化战略，去年，这所“211”高等学府又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为她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整个中国的开放稳定、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吸引力、上海大学的国际化战略，无论从大环境、中环境还是小环境而言，上海大学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竺剑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中国文化兴趣的日益浓厚，学者学生蜂拥而至，截至目前，文学院的师资队伍中已有近10%是外籍全职教授，研究生和博士生中也有多达130余位国际留学生，他们和中国的学生一起上课，一个国际化的课堂氛围就这样建立起来。”
“从德国、美国到印度、秘魯、土耳其，我们的外籍教授来自全球各地，引进国际师资的核心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聚焦一流人才的培养。”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勇安表示，“在这样的重心下，我们探索着全面布局学科，着手弥补短板，在师资队伍上下功夫，推进师资队伍建设的国际化，希望这些国际优秀的教育资源能够为一流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与以往的‘请进来走出去’短期交流学习相比，现在的外籍教授都是全职教授，至少合作三五年，我们希望变‘短平快’的国际交流为深度融合。除了请进教授，还扩招了国际留学生，精心为他们设置了诸如中国研究、全球研究、国际关系与外交、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等专业方向，希望借助我们既有的师资和传统文化的优势，讲好中国故事，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贡献。已经有一批国际留学生毕业后留在上海或奔赴海外工作，而新来的留学生范围也从以东南亚为主扩大到了拉美和非洲地区。”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的世界史专家爱睿思教授（Iris Borowy），就是应张勇安院长的邀请加盟文学院的。“2013年我在上海大学举办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认识了爱睿思教授，了解到她丰硕的研究成果，向她抛出了橄榄枝。当时邀请她的学府很多，有北欧的也有英国的，但最终借助上大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我们在这场国际人才争夺战中占得了先机。2015年爱睿思教授正式与上海大学签约，留校三年，今年期满，又将续约三年。”
早在2011年，上大文学院的世界史专业就获得了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爱睿思教授的到来如虎添翼。在上大，她看到了“非常国际化的学生”，使她可以像之前在法国、挪威、美国工作时一样，用英语为学生们传授最前沿的世界史知识。
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全球卫生史方兴未艾，与成熟的政经研究相比，人文医学还是世界史版图上的一块处女地。在爱睿思教授看来，卫生和健康问题可以折射出许多政经和社会观念问题：“100年前我们还觉得女人的脑子比男人小，所以各方面成就注定会比较低，而现在我们已经完全不会这么认为了。医生不仅是治病救人，他们还能影响政策的制定，比如说女人的生育金由谁来出？由国家还是由个人？不同的决策结果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再比如国际上一直在强调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一个医生每天在治疗室里看到环境污染带给病人的切身伤害，他就有义务将这样的情况反映出来。”她希望，经过这门学科的学习，中国的学生有朝一日也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
正在文学院攻读世界史方向研究生的安永娜，师从张勇安院长和斯克莱德大学詹姆斯·米尔斯（James Mills）教授，今年夏天，受英国惠康基金“上海倡议卫生史项目”资助，她刚刚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卫生史硕士双学位项目学习，从英国斯克莱德大学归来。“在斯克莱德大学最特别的印象，就是每一堂课都像一场学术研讨会，教授非常鼓励大家踊跃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安永娜告诉《新民周刊》，“在课堂上，我们会从经济学的全新角度来看待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起因，也会探讨全球视野下的大麻政策研究，打开了自己的眼界，也拓展了学问研究的深度。”
由于英国的研究生是一年制，经过一年的课程学习，即将毕业的安永娜将有望获得上海大学和英国斯克莱德大学的文理双硕士学位。
像她这样获得出国交流机会的学生并不少见，这正是上大文学院“请进来走出去”的国际战略的一部分。正在文学院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的尹倩也是其中之一——今年7月，她赴爱尔兰科克大学进行为期4个月的进修，学习的是国内目前较为新兴的“数字人文”方向。
“数字人文，简单来说就是把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学科的分析工具应用于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数字人文目前或许只是一个很小的窗口，但透过对该学科研究方法及理论思维的学习和思考，未来或可进行不同维度的研究和实践。”尹倩告诉记者，“数字人文不仅仅是一种分析方法论和实践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时代、大数据泛滥的时代、技术逐渐挑战人的权威的时代，学者应持何种立场，采取何种方式，让技术为人类谋取更多便利和福祉。”
创新：中国的爱荷华
文化的繁荣，往往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文化的大发展，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已经被无数历史所证明。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文化也走到了一个再度发力的新阶段，“文化软实力”被越来越多地提及。
与40年前的应用型人才相比，如今的文化人才输出，又被时代赋予了更高的要求。当不少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规模已经占到GDP的四分之一时，我们是否又能迎头赶上呢？在上大文学院教授葛红兵看来，“创意写作学科”正是一艘可以乘风破浪的快艇。
所谓“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最初仅仅是指文学写作，后来泛指文学写作和一切面向现代文化创意产业，能够适应文化多元化和传媒技术更新换代等多种形式的写作。1936年美国爱荷华大学正式启动创意写作项目，创立了创意写作艺术硕士学位，这是世界大学史上第一个创意写作学位，标志着创意写作学科正式诞生。正是这所大学打开了如今全美高校800多个创意写作项目的大门，被誉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对当代作家最大的文学支持体系”，就连中国也有不少现当代作家曾在爱荷华深造，比如大家熟悉的白先勇、聂华苓、王安忆、毕飞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