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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反腐机构“软整合”
根 据我国现行的反腐败机构设置，省和省以下纪委同时受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双重领导”，反贪机关和职务犯罪机关则是检察院的内设机构。这些反腐败机构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独立性不足。
独立性是反腐败机构有效履行监督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反腐败机构要获得独立地位，至少需要3个方面的独立并获得相应的制度保障：一是机构独立。反腐败机构与被监督机构之间不应当存在任何的隶属、领导或管理关系；二是人事独立。反腐败机构应当拥有独立的人事权力，可独立决定其人员的使用、管理和晋升；三是预算独立。反腐败机构应当拥有独立的经费预防保障。
当前我国的反腐败机构体制可用“条块分割”来形容：纵向层级太多，横向隶属多个系统，导致职能分散、效率低下。对应的改革措施就是实行横向和纵向的大力整合。但中国内地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若最终形成一个反腐败机构则肯定过于庞大。因此，可考虑实行中央和省两级反腐败机构设置，最终在全国形成30多个反腐败机构。大规模的机构合并和精简可以被称之为“硬整合”。
实现“硬整合”当然不容易，阻力和难度较大。因此，短期内可以考虑以“软整合”来替代。所谓“软整合”就是在执行环节上进行整合，特别是把以往在个案调查上成立联合专案组的做法普遍化和刚性化，即所有腐败案件的调查都实行纪律和法律的同步、并行进行，而不是现在的纪律优先、法律在后的串行处理模式。
开辟反腐人才专业技术序列
反腐败机构有效履行其监督权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其权威性。权威性受独立性和机构级别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获得授权的多少。重要的授权包括腐败案件的立案权、调查权尤其是秘密调查权等。而调查权又可以派生出搜查权、拒捕权、涉嫌犯罪资金账户的审查权、犯罪资产的扣押权等。
专业性是反腐败机构有效履行其监督权的第三个前提条件。为此，就必须进行专业化的改革。前面提及的通过“硬整合”扩大反腐败机构的规模，为在反腐败机构内实施专业职能分工创造条件，是提升反腐败机构专业性的重要措施。此外，改革反腐败机构的人事管理体制，去“行政化”而行专业化，是另一个重要措施。
反腐败机构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专业知识，例如有关腐败和反腐败的基本理论知识，腐败预防、廉洁教育、腐败犯罪调查、跨国腐败犯罪调查、信息网络等专门知识和技能。应在反腐败机构中，开辟专业技术序列，并把大部分人员纳入专业技术序列，而不是让他们通过行政职务晋升来发展。通过专业技术水平评定，对反腐人员进行分级管理。与专业技术序列配套的制度都必须到位，包括专业资格规定、晋升办法、薪酬待遇等，這样将极大地提高反腐败队伍的专业性、稳定性和积极性。
论道 观点
从 2004年至今，电视问政由单向度的官员陈述发展为地方治理检验平台，由零星尝试发展为争先恐后的地方创新。如今，电视问政的规格更高、导向更明确、议题更聚焦，模式也更为多元。按其风格可分为三种：以暴露问题为主、火爆犀利的公众问责式；侧重“沟通官民”、温和理性的圆桌会议式；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其他模式。
10余年来，电视问政在赚取公众关注，获得官方普遍认可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新情况，需要我们正视并加以改进。
运作流程如何完善
改革管理流程。目前，问政主体代表性存在一定偏差。问政主体当属公众无疑，但在一些地方，掌握问政节奏力度的是电视台工作人员和主持人，在素材搜集、短片剪辑、现场追问等各环节中，难以做到既具有高度群众代表性，又不带个人主观感情。因此，应强化问政主体的代表性，保证组织机构人员的独立性。
问政前，曝光问题短片的范围选定和素材搜集应采取随机过程，暗访和短片的制作、剪辑应有第三方评估部门监督。问政中，应设立规范守则并通过系列手段保证电视台、主持人和嘉宾客观中立。专家学者建议要务实，点到根源。问政后，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官员问责、整改情况、承诺兑现等的通报力度，在不同媒介设立动态更新的通报平台，为群众和媒体监督提供行动空间。
拓展问政对象。目前，一些地方问政客体的涵盖范围相对单薄，对象过多集中于单位一把手。但是，公众感知往往更贴近于执行层面的细节问题，群众反映的也多是涉及多部门的综合问题。因此，问政对象应既包括一把手，也包括具体执行的中层干部，更包括部际协调不畅、职能不清等体制障碍。
要将当前以单位一把手为主的对象，向上拓展到地区责任体系的第一责任人（党委书记、行政首长），向下定位到相关议题的职能实务操作者（不同单位的中基层业务干部），提高问政的务实性、针对性。同时，将体制机制性问题交由专业政策研究机构进行研究。
科学问责处理。问政评价落实机制还有待深化。不少地方的问政开始出现敷衍搪塞、承诺不兑现的情况，更有一些地方的问政沦为展示政绩的秀场。关于问政中整改承诺落实情况，公众仅能通过媒体获取零星静态信息，尚无一个可以动态更新的实时发布平台。
要分类推进问责落实，加大问责处理力度。属于一个部门和领导的责任，就精确问政，问责单位和个人；属于多个部门和领导的责任，就集体问政，追究相关部门的责任；属于体制机制性的问题，就整体问政，对深化改革提出建议。同时，应建立整改情况的实时通报信息平台。
将电视问政拓展为“公众问政”
当前，问政主要依靠领导意志来推动，没有内嵌的刚性制度属性，其力度、流程、要素很容易因首倡者和主推领导的人员变动、思路变化而随之流变，这是电视问政的先天缺陷，应拓展问政形式，将其内涵外延推广为“公众问政”，将电视单一媒介扩展为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电视、广播、纸媒等，辅之以志愿者、专家、群众团体、代表委员、人民督察员等力量，形成多层级、立体化的问政体系。
可结合当前推动传统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重点通过全媒体、大数量、长时期的问政实践，不断培养、锻炼公众参政议政的习惯，造就城市治理的问政传统和民意基础。长此以往，任何轻易改变、弱化或取消问政的举动，都会面临巨大的公众压力和民意反弹。此外，公众问政的力量会自行延伸，遏制问政作秀、力度不足、承诺落空等问题。
电视问政，电视的作用在于传播，“问政”才是根本，而其精髓在于官民互动。可以期待，电视问政同时从官、民两方入手，让公民习惯于有序行使政治权利、有效参与公共事务、有序表达合法诉求，也让官员逐渐习惯于定期接受督导、真刀真枪公开接受考问、灵敏贴近回应民众。
长此以往，问政会培养一批理性负责的公民，他们将保持公共情怀，合法合理、有序有效地参与地区公共治理，也会锻造一批朝气蓬勃的官员，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利用问政平台对公众进行疑问回应、政策解释，甚至引入民智、优化决策。如此，将会为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构筑坚实基础。（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根 据我国现行的反腐败机构设置，省和省以下纪委同时受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双重领导”，反贪机关和职务犯罪机关则是检察院的内设机构。这些反腐败机构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独立性不足。
独立性是反腐败机构有效履行监督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反腐败机构要获得独立地位，至少需要3个方面的独立并获得相应的制度保障：一是机构独立。反腐败机构与被监督机构之间不应当存在任何的隶属、领导或管理关系；二是人事独立。反腐败机构应当拥有独立的人事权力，可独立决定其人员的使用、管理和晋升；三是预算独立。反腐败机构应当拥有独立的经费预防保障。
当前我国的反腐败机构体制可用“条块分割”来形容：纵向层级太多，横向隶属多个系统，导致职能分散、效率低下。对应的改革措施就是实行横向和纵向的大力整合。但中国内地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若最终形成一个反腐败机构则肯定过于庞大。因此，可考虑实行中央和省两级反腐败机构设置，最终在全国形成30多个反腐败机构。大规模的机构合并和精简可以被称之为“硬整合”。
实现“硬整合”当然不容易，阻力和难度较大。因此，短期内可以考虑以“软整合”来替代。所谓“软整合”就是在执行环节上进行整合，特别是把以往在个案调查上成立联合专案组的做法普遍化和刚性化，即所有腐败案件的调查都实行纪律和法律的同步、并行进行，而不是现在的纪律优先、法律在后的串行处理模式。
开辟反腐人才专业技术序列
反腐败机构有效履行其监督权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其权威性。权威性受独立性和机构级别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获得授权的多少。重要的授权包括腐败案件的立案权、调查权尤其是秘密调查权等。而调查权又可以派生出搜查权、拒捕权、涉嫌犯罪资金账户的审查权、犯罪资产的扣押权等。
专业性是反腐败机构有效履行其监督权的第三个前提条件。为此，就必须进行专业化的改革。前面提及的通过“硬整合”扩大反腐败机构的规模，为在反腐败机构内实施专业职能分工创造条件，是提升反腐败机构专业性的重要措施。此外，改革反腐败机构的人事管理体制，去“行政化”而行专业化，是另一个重要措施。
反腐败机构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专业知识，例如有关腐败和反腐败的基本理论知识，腐败预防、廉洁教育、腐败犯罪调查、跨国腐败犯罪调查、信息网络等专门知识和技能。应在反腐败机构中，开辟专业技术序列，并把大部分人员纳入专业技术序列，而不是让他们通过行政职务晋升来发展。通过专业技术水平评定，对反腐人员进行分级管理。与专业技术序列配套的制度都必须到位，包括专业资格规定、晋升办法、薪酬待遇等，這样将极大地提高反腐败队伍的专业性、稳定性和积极性。
论道 观点
从 2004年至今，电视问政由单向度的官员陈述发展为地方治理检验平台，由零星尝试发展为争先恐后的地方创新。如今，电视问政的规格更高、导向更明确、议题更聚焦，模式也更为多元。按其风格可分为三种：以暴露问题为主、火爆犀利的公众问责式；侧重“沟通官民”、温和理性的圆桌会议式；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其他模式。
10余年来，电视问政在赚取公众关注，获得官方普遍认可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新情况，需要我们正视并加以改进。
运作流程如何完善
改革管理流程。目前，问政主体代表性存在一定偏差。问政主体当属公众无疑，但在一些地方，掌握问政节奏力度的是电视台工作人员和主持人，在素材搜集、短片剪辑、现场追问等各环节中，难以做到既具有高度群众代表性，又不带个人主观感情。因此，应强化问政主体的代表性，保证组织机构人员的独立性。
问政前，曝光问题短片的范围选定和素材搜集应采取随机过程，暗访和短片的制作、剪辑应有第三方评估部门监督。问政中，应设立规范守则并通过系列手段保证电视台、主持人和嘉宾客观中立。专家学者建议要务实，点到根源。问政后，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官员问责、整改情况、承诺兑现等的通报力度，在不同媒介设立动态更新的通报平台，为群众和媒体监督提供行动空间。
拓展问政对象。目前，一些地方问政客体的涵盖范围相对单薄，对象过多集中于单位一把手。但是，公众感知往往更贴近于执行层面的细节问题，群众反映的也多是涉及多部门的综合问题。因此，问政对象应既包括一把手，也包括具体执行的中层干部，更包括部际协调不畅、职能不清等体制障碍。
要将当前以单位一把手为主的对象，向上拓展到地区责任体系的第一责任人（党委书记、行政首长），向下定位到相关议题的职能实务操作者（不同单位的中基层业务干部），提高问政的务实性、针对性。同时，将体制机制性问题交由专业政策研究机构进行研究。
科学问责处理。问政评价落实机制还有待深化。不少地方的问政开始出现敷衍搪塞、承诺不兑现的情况，更有一些地方的问政沦为展示政绩的秀场。关于问政中整改承诺落实情况，公众仅能通过媒体获取零星静态信息，尚无一个可以动态更新的实时发布平台。
要分类推进问责落实，加大问责处理力度。属于一个部门和领导的责任，就精确问政，问责单位和个人；属于多个部门和领导的责任，就集体问政，追究相关部门的责任；属于体制机制性的问题，就整体问政，对深化改革提出建议。同时，应建立整改情况的实时通报信息平台。
将电视问政拓展为“公众问政”
当前，问政主要依靠领导意志来推动，没有内嵌的刚性制度属性，其力度、流程、要素很容易因首倡者和主推领导的人员变动、思路变化而随之流变，这是电视问政的先天缺陷，应拓展问政形式，将其内涵外延推广为“公众问政”，将电视单一媒介扩展为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电视、广播、纸媒等，辅之以志愿者、专家、群众团体、代表委员、人民督察员等力量，形成多层级、立体化的问政体系。
可结合当前推动传统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重点通过全媒体、大数量、长时期的问政实践，不断培养、锻炼公众参政议政的习惯，造就城市治理的问政传统和民意基础。长此以往，任何轻易改变、弱化或取消问政的举动，都会面临巨大的公众压力和民意反弹。此外，公众问政的力量会自行延伸，遏制问政作秀、力度不足、承诺落空等问题。
电视问政，电视的作用在于传播，“问政”才是根本，而其精髓在于官民互动。可以期待，电视问政同时从官、民两方入手，让公民习惯于有序行使政治权利、有效参与公共事务、有序表达合法诉求，也让官员逐渐习惯于定期接受督导、真刀真枪公开接受考问、灵敏贴近回应民众。
长此以往，问政会培养一批理性负责的公民，他们将保持公共情怀，合法合理、有序有效地参与地区公共治理，也会锻造一批朝气蓬勃的官员，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利用问政平台对公众进行疑问回应、政策解释，甚至引入民智、优化决策。如此，将会为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构筑坚实基础。（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