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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1890-1947年）是近代中国佛教高僧，对中国佛教的现代化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善于借助外缘弘法，大力推进中国佛教的世界化运动，其中1925年的东亚佛教大会就是由太虚等人推动而在日本召开的。此次大会由两国民间佛教团体主持，受到了当时中、日两国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是一次重要的公共外交活动，也是中国佛教公共外交史上的重要案例。
东亚佛教大会的由来
1922年，太虚在武汉创办了武昌佛学院，同时着手在庐山建立佛学院暑期讲演所。1923年暑期，太虚等人在庐山大林寺举行了首届“暑期佛学讲演会”。当时主持修建大林寺讲堂的严少孚因见牯岭有各国人士居住，山上的佛教信徒及一些中外基督教徒也前来听讲，于是在讲堂前竖起“世界佛教联合会”的招牌。正在庐山的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木行注意到此事，请求以日本佛教名义加入世界佛教联合会，并电告日本准备第二年的庐山讲演。
1924年暑期，在庐山大林寺正式召开了世界佛教联合会。参加会议的除中国国内代表外，尚有日本法相宗管长佐伯定胤、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博士、挪威传教士艾香德等。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讨论了中日轮流主持召开联合会事宜，并决定1925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在日本召开，中国为主宾国。由于日本代表的提议，这次世界佛教联合会改名为东亚佛教大会。
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后，中方开始筹组成立中华佛教联合会，以便组团参加日本东亚佛教大会。湖北、广东、福建、陕西、山西、四川等地率先组建起各地地方佛教联合会。1925年4月，中华佛教联合会向政府申请备案，至10月，顺利组成赴日本东亚佛教大会的代表团。代表团共30人，道阶与太虚分任正副团长。代表团还获得政府补助旅费6000元。
东亚佛教大会的经过
1925年10月26日下午1点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先在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集中，然后集体赴留沪日侨所设欢送会。欢送会由日本驻沪领事致辞，次由太虚大师答辞。10月27日上午，代表们登上长崎丸号轮船。
29日，轮船抵达日本神户，神户佛教团体及各大报社新闻记者上船欢迎。下午1时，代表们乘坐日本方面预备的汽车前往出席了神户佛教联合会举办的欢迎会。下午6点半，代表们集体乘火车赴东京，30日中午抵达东京车站。大会全体职员以及日本文部省、立正大学、帝国大学佛教青年会、东京女子青年会、东本愿寺之男女高小学校、日莲宗女高师及妇人会等单位和团体代表不下万人在东京车站列队欢迎。在简短的欢迎仪式后，代表们乘汽车赶赴大会会址所在地增上寺。日本佛教各团体听闻中国代表团到达后，均来拜谒问候。
30日下午2时，东亚佛教大会召开预备会。预备会报告了大会筹备经过，选举佐伯定胤和道阶法师为正副会长，并由大会的教义研究部、教义宣传部、社会事业部、教育事业部分别报告各部会议组织情况。
11月1日上午，大会在增上寺大殿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早上9点，寺内敲响大钟十八下，以示隆重。9点30分，来宾中的一般会员陆续入席。9点50分，中国代表入席。10点整，在专门人员唱诵三皈礼文后，会长佐伯定胤致辞并宣布开会，大众一同读诵《普门品偈》，普回向。然后由日本管长代表致欢迎辞，讲演本次大会趣旨。次由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加藤高明的代表致贺辞，日本文部大臣冈田良平致贺辞，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的代表致贺辞。然后由工作人员读诵各团体贺辞。最后由中国代表团长致辞。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代表摄影纪念。下午1点30分至4点，在增上寺召开教义研究部会。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作《日本佛教研究之近况》，中国代表有韩德法、释曼殊、李荣祥、冯超如等发言。会议决议中日两国将来要开展教师及学生交换。
11月2日上午，教义宣传部开会，日本方面有加藤咄堂、望月一虚、女藤岭丸、前日昇、中曷裁之等人发言，中国方面有太虚法师、倓虚法师、韩哲武、宁达蕴居士等人发言。会议决议东亚佛教徒互相提携向全世界宣传佛陀之慈光，并于释迦牟尼诞辰日共同庆祝。下午召开教育事业部大会，由日本高楠顺次郎报告日本佛教教育情形，中国代表释佛智、胡瑞霖、徐鸿宝、杨鸿庆，日本代表铃木宗忠、铃木大拙、本治智善、森川智应、忽滑谷快天、望月信亨等人均有发言。
11月3日上午召开社会事业部会，由渡边海旭报告日本社会事业之情况，王一亭报告中国社会事业之情况。中国代表弘伞、张景南、刘凤鸣、张宗载，日本代表长谷川良信、马田行起等皆有发言，会议决议先在上海设立慈善医院一所。下午召开大会总会，由四个分部分别报告了各部会议情况，并对下一届佛教大会召开时间及地点、本次会议纪要的编纂、今后中日两国佛教代表联络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1月3日下午2点半，大会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在诵经及普回向后，由大会会长佐伯定胤和副会长道阶法师分别致辞，并由佐伯会长向中国代表团赠送礼品。会上，中国代表太虚法师和日本代表井上角五郎也分别致辞。最后在“东亚佛教大会万岁”的欢呼声中，大会闭幕。
三天紧张的大会结束后，日本方面安排了密集的参观，并安排水野梅晓、漥川旭丈、汤泽龙岳、木下寂山田尻、高田藤井等八九人陪同，让中国代表得以近距离地接触日本方面。首先在东京附近参观三日，除了自然风光外，主要参观了帝国大学、帝国博物馆，参加了日本震灾亡者超度会、下涩谷町福田会、神奈川鹤见町总持寺曹洞宗本山会，以及日本文部大臣、东京市政府的招待会等，并赴日莲宗本山及立正大学讲演。由东京至京都花了三天时间，途中考察了静冈、名古屋、福井等地，宿日暹寺、永平寺、南禅寺，受到当地佛教徒的盛大欢迎。到达京都后，共安排了七日参观行程，包括正仓院、东大寺、法隆寺、南禅寺、大谷大学、东本愿寺、西本愿寺、龙谷大学、妙心寺、石山寺、三井寺、黄蘖山、兴福寺、智恩院、建仁寺、清水寺、博物馆等，晚间住宿在南禅寺、延历寺、信贵山。京都参观完毕，代表团抵达神户，又参观四日，行程包括高野山、大阪，参观了天王寺，受到当地华侨及日本佛教团体的欢迎。所到之处，中国代表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并作了大量讲演和交流。 11月20日晚间，代表团中的胡瑞霖、韩清静、徐森玉、韩哲武四人，先赴朝鲜由南满铁路回京。21日上午，太虚、佛智、杨鹤庆、冯超如、刘凤鸣、满智、游如渊等同乘上海丸船返沪。其余道阶法师与张宗载、宁达蕴赴台湾考察，持松、曼殊、弘伞、镜容、开权留学日本，李荣祥因病留神户，而王一亭一行四人已先二日乘长崎丸船回沪。至此，中国代表参加东亚佛教大会行程完全结束。
东亚佛教大会的成果
此次东亚佛教大会，由中日两国佛教联合会联合举行，日本佛教联合会主办，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虽然是由两国民间团体来主办，但中日两国代表都受到了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参加东亚佛教大会，是中国第一次派出较大规模的佛教代表团到日本。代表们与日本各佛教团体和人士广泛接触，增进了双方的了解，为两国佛教友好交流奠定了深厚基础，是一次有意义的公共外交活动。
首先，中国代表通过与日本官方和民间的广泛接触和交流，增进了对日本佛教的了解，表达了中国佛教界的许多认识。
中国代表在大会上发表学术报告和佛教事业报告，阐述自己在佛理和佛教社会事业上的主张，并听取日本方面的报告，如太虚法师作《阿陀那识论》、王一亭作《中国佛教社会事业报告》等。大会之外，中国代表在日本参加了一系列的密集活动，包括各种欢迎会、参观考察等。在上海临出发前参加了日侨的欢送会，到达日本后，先后参加神户佛教联合会、少女少年团欢迎会、日本五团体联合欢迎会、文部省午餐会、东京市府招待会等。此外，代表们还参观大学及博物馆、寺院等，与日本佛教学者与普通信仰者交流。太虚法师在这些会上先后演讲三十余次，通过讲演等形式表达了中国佛教人士的理念和对世界发展的看法。许多日本佛教的第一流学者都来中国代表团拜访，交换意见。通过这些密集的活动，代表们与日本各方人士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增进了双方的了解。
其次，东亚佛教大会和此前一年的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开创了中日两国联合佛教会议的先例，对东北亚佛教发展和世界佛教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1923年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虽有中日代表参加，但未获双方政府认可。自1924年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开始，开创了中日两国佛教联合会议的新局面。东京东亚佛教大会的召开继承了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使得中日佛教联合会得以延续。东亚佛教大会决议次届会议在中国举办，具体时间由中方确定。而在稍后的京都考察途中，中日两国代表就次届会议进一步达成协议：此后联合会拟隔三年开会一次，1928年春夏间在中国北京召开第三次世界佛教大会，中国代表名额80人，日本30人，暹罗、锡兰、印度、缅甸等国代表20人，欧美各国佛教代表30人。随着中日之间情势的变化，第三次会议虽然没有按时召开，但它所开创的会议机制和形式，意义依然重大。从长时段来看，后来的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中日韩三国佛教会议等等都滥觞于此。
最后，此次会议讨论了中日佛教弘法欧美的议题，加强了与欧美佛教的接触，为中国佛教弘法欧美创造了条件，为增强中国佛教在欧美世界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中日两国在文化和宗教上都非常接近，在当时欧洲陷入一战之后困境的背景下，双方都在反思物质文化包括基督教发展中存在的弊端，都有弘法欧美的愿望。中国佛教代表在多次演讲中都表达了共同弘扬东方文化包括佛教文化，以拯救中国、拯救西方的愿望。在东亚佛教大会期间，包括德国大使佐尔夫、贝茨沃尔德教授、贡戴尔教授、甘德烈教授等西方人士也到场参加一些活动，中国代表与他们都有交流，佐尔夫还邀请太虚法师到德国讲学。这一系列交流增强了中国代表弘法欧美的信心。1928年，太虚法师赴欧美，在英、德、法、荷、比、美等国宣讲佛学，并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苑，开中国僧人跨越欧美弘传佛教之先河，为中国佛教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东亚佛教大会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但它是一次在特殊时期召开的大会。日本学者道端良秀曾经感叹：“我真不明白，像东亚佛教大会这样的以和平、和谐、理想的世界和平为目的的大会刚结束不久，怎么就会发生了如此可怕的战争呢？”是的，东亚佛教大会虽然有许多成绩，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李勤合：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柴颖菊：九江学院实验中心教师，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东亚佛教大会的由来
1922年，太虚在武汉创办了武昌佛学院，同时着手在庐山建立佛学院暑期讲演所。1923年暑期，太虚等人在庐山大林寺举行了首届“暑期佛学讲演会”。当时主持修建大林寺讲堂的严少孚因见牯岭有各国人士居住，山上的佛教信徒及一些中外基督教徒也前来听讲，于是在讲堂前竖起“世界佛教联合会”的招牌。正在庐山的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木行注意到此事，请求以日本佛教名义加入世界佛教联合会，并电告日本准备第二年的庐山讲演。
1924年暑期，在庐山大林寺正式召开了世界佛教联合会。参加会议的除中国国内代表外，尚有日本法相宗管长佐伯定胤、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博士、挪威传教士艾香德等。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讨论了中日轮流主持召开联合会事宜，并决定1925的世界佛教联合会在日本召开，中国为主宾国。由于日本代表的提议，这次世界佛教联合会改名为东亚佛教大会。
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后，中方开始筹组成立中华佛教联合会，以便组团参加日本东亚佛教大会。湖北、广东、福建、陕西、山西、四川等地率先组建起各地地方佛教联合会。1925年4月，中华佛教联合会向政府申请备案，至10月，顺利组成赴日本东亚佛教大会的代表团。代表团共30人，道阶与太虚分任正副团长。代表团还获得政府补助旅费6000元。
东亚佛教大会的经过
1925年10月26日下午1点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先在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集中，然后集体赴留沪日侨所设欢送会。欢送会由日本驻沪领事致辞，次由太虚大师答辞。10月27日上午，代表们登上长崎丸号轮船。
29日，轮船抵达日本神户，神户佛教团体及各大报社新闻记者上船欢迎。下午1时，代表们乘坐日本方面预备的汽车前往出席了神户佛教联合会举办的欢迎会。下午6点半，代表们集体乘火车赴东京，30日中午抵达东京车站。大会全体职员以及日本文部省、立正大学、帝国大学佛教青年会、东京女子青年会、东本愿寺之男女高小学校、日莲宗女高师及妇人会等单位和团体代表不下万人在东京车站列队欢迎。在简短的欢迎仪式后，代表们乘汽车赶赴大会会址所在地增上寺。日本佛教各团体听闻中国代表团到达后，均来拜谒问候。
30日下午2时，东亚佛教大会召开预备会。预备会报告了大会筹备经过，选举佐伯定胤和道阶法师为正副会长，并由大会的教义研究部、教义宣传部、社会事业部、教育事业部分别报告各部会议组织情况。
11月1日上午，大会在增上寺大殿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早上9点，寺内敲响大钟十八下，以示隆重。9点30分，来宾中的一般会员陆续入席。9点50分，中国代表入席。10点整，在专门人员唱诵三皈礼文后，会长佐伯定胤致辞并宣布开会，大众一同读诵《普门品偈》，普回向。然后由日本管长代表致欢迎辞，讲演本次大会趣旨。次由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加藤高明的代表致贺辞，日本文部大臣冈田良平致贺辞，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的代表致贺辞。然后由工作人员读诵各团体贺辞。最后由中国代表团长致辞。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代表摄影纪念。下午1点30分至4点，在增上寺召开教义研究部会。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作《日本佛教研究之近况》，中国代表有韩德法、释曼殊、李荣祥、冯超如等发言。会议决议中日两国将来要开展教师及学生交换。
11月2日上午，教义宣传部开会，日本方面有加藤咄堂、望月一虚、女藤岭丸、前日昇、中曷裁之等人发言，中国方面有太虚法师、倓虚法师、韩哲武、宁达蕴居士等人发言。会议决议东亚佛教徒互相提携向全世界宣传佛陀之慈光，并于释迦牟尼诞辰日共同庆祝。下午召开教育事业部大会，由日本高楠顺次郎报告日本佛教教育情形，中国代表释佛智、胡瑞霖、徐鸿宝、杨鸿庆，日本代表铃木宗忠、铃木大拙、本治智善、森川智应、忽滑谷快天、望月信亨等人均有发言。
11月3日上午召开社会事业部会，由渡边海旭报告日本社会事业之情况，王一亭报告中国社会事业之情况。中国代表弘伞、张景南、刘凤鸣、张宗载，日本代表长谷川良信、马田行起等皆有发言，会议决议先在上海设立慈善医院一所。下午召开大会总会，由四个分部分别报告了各部会议情况，并对下一届佛教大会召开时间及地点、本次会议纪要的编纂、今后中日两国佛教代表联络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1月3日下午2点半，大会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在诵经及普回向后，由大会会长佐伯定胤和副会长道阶法师分别致辞，并由佐伯会长向中国代表团赠送礼品。会上，中国代表太虚法师和日本代表井上角五郎也分别致辞。最后在“东亚佛教大会万岁”的欢呼声中，大会闭幕。
三天紧张的大会结束后，日本方面安排了密集的参观，并安排水野梅晓、漥川旭丈、汤泽龙岳、木下寂山田尻、高田藤井等八九人陪同，让中国代表得以近距离地接触日本方面。首先在东京附近参观三日，除了自然风光外，主要参观了帝国大学、帝国博物馆，参加了日本震灾亡者超度会、下涩谷町福田会、神奈川鹤见町总持寺曹洞宗本山会，以及日本文部大臣、东京市政府的招待会等，并赴日莲宗本山及立正大学讲演。由东京至京都花了三天时间，途中考察了静冈、名古屋、福井等地，宿日暹寺、永平寺、南禅寺，受到当地佛教徒的盛大欢迎。到达京都后，共安排了七日参观行程，包括正仓院、东大寺、法隆寺、南禅寺、大谷大学、东本愿寺、西本愿寺、龙谷大学、妙心寺、石山寺、三井寺、黄蘖山、兴福寺、智恩院、建仁寺、清水寺、博物馆等，晚间住宿在南禅寺、延历寺、信贵山。京都参观完毕，代表团抵达神户，又参观四日，行程包括高野山、大阪，参观了天王寺，受到当地华侨及日本佛教团体的欢迎。所到之处，中国代表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并作了大量讲演和交流。 11月20日晚间，代表团中的胡瑞霖、韩清静、徐森玉、韩哲武四人，先赴朝鲜由南满铁路回京。21日上午，太虚、佛智、杨鹤庆、冯超如、刘凤鸣、满智、游如渊等同乘上海丸船返沪。其余道阶法师与张宗载、宁达蕴赴台湾考察，持松、曼殊、弘伞、镜容、开权留学日本，李荣祥因病留神户，而王一亭一行四人已先二日乘长崎丸船回沪。至此，中国代表参加东亚佛教大会行程完全结束。
东亚佛教大会的成果
此次东亚佛教大会，由中日两国佛教联合会联合举行，日本佛教联合会主办，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虽然是由两国民间团体来主办，但中日两国代表都受到了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参加东亚佛教大会，是中国第一次派出较大规模的佛教代表团到日本。代表们与日本各佛教团体和人士广泛接触，增进了双方的了解，为两国佛教友好交流奠定了深厚基础，是一次有意义的公共外交活动。
首先，中国代表通过与日本官方和民间的广泛接触和交流，增进了对日本佛教的了解，表达了中国佛教界的许多认识。
中国代表在大会上发表学术报告和佛教事业报告，阐述自己在佛理和佛教社会事业上的主张，并听取日本方面的报告，如太虚法师作《阿陀那识论》、王一亭作《中国佛教社会事业报告》等。大会之外，中国代表在日本参加了一系列的密集活动，包括各种欢迎会、参观考察等。在上海临出发前参加了日侨的欢送会，到达日本后，先后参加神户佛教联合会、少女少年团欢迎会、日本五团体联合欢迎会、文部省午餐会、东京市府招待会等。此外，代表们还参观大学及博物馆、寺院等，与日本佛教学者与普通信仰者交流。太虚法师在这些会上先后演讲三十余次，通过讲演等形式表达了中国佛教人士的理念和对世界发展的看法。许多日本佛教的第一流学者都来中国代表团拜访，交换意见。通过这些密集的活动，代表们与日本各方人士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增进了双方的了解。
其次，东亚佛教大会和此前一年的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开创了中日两国联合佛教会议的先例，对东北亚佛教发展和世界佛教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1923年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虽有中日代表参加，但未获双方政府认可。自1924年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开始，开创了中日两国佛教联合会议的新局面。东京东亚佛教大会的召开继承了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使得中日佛教联合会得以延续。东亚佛教大会决议次届会议在中国举办，具体时间由中方确定。而在稍后的京都考察途中，中日两国代表就次届会议进一步达成协议：此后联合会拟隔三年开会一次，1928年春夏间在中国北京召开第三次世界佛教大会，中国代表名额80人，日本30人，暹罗、锡兰、印度、缅甸等国代表20人，欧美各国佛教代表30人。随着中日之间情势的变化，第三次会议虽然没有按时召开，但它所开创的会议机制和形式，意义依然重大。从长时段来看，后来的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中日韩三国佛教会议等等都滥觞于此。
最后，此次会议讨论了中日佛教弘法欧美的议题，加强了与欧美佛教的接触，为中国佛教弘法欧美创造了条件，为增强中国佛教在欧美世界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中日两国在文化和宗教上都非常接近，在当时欧洲陷入一战之后困境的背景下，双方都在反思物质文化包括基督教发展中存在的弊端，都有弘法欧美的愿望。中国佛教代表在多次演讲中都表达了共同弘扬东方文化包括佛教文化，以拯救中国、拯救西方的愿望。在东亚佛教大会期间，包括德国大使佐尔夫、贝茨沃尔德教授、贡戴尔教授、甘德烈教授等西方人士也到场参加一些活动，中国代表与他们都有交流，佐尔夫还邀请太虚法师到德国讲学。这一系列交流增强了中国代表弘法欧美的信心。1928年，太虚法师赴欧美，在英、德、法、荷、比、美等国宣讲佛学，并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苑，开中国僧人跨越欧美弘传佛教之先河，为中国佛教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东亚佛教大会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但它是一次在特殊时期召开的大会。日本学者道端良秀曾经感叹：“我真不明白，像东亚佛教大会这样的以和平、和谐、理想的世界和平为目的的大会刚结束不久，怎么就会发生了如此可怕的战争呢？”是的，东亚佛教大会虽然有许多成绩，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李勤合：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柴颖菊：九江学院实验中心教师，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