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清代现存曲阜戏曲除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外，还有众多造诣颇高的剧作家和数量宏富的剧作，多作于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现存清代曲阜戏曲作品主要有孔尚任的传奇《桃花扇》、《小忽雷》，孔传志的传奇《软羊脂》、《软馄悟》、《软邮筒》，桂馥的杂剧《后四声猿》，孔广林的传奇《斗鸡忏》和杂剧《培矶锦》、《女专诸》、《松年长生引》，孔昭虔的杂剧《荡妇秋思》和《葬花》等。独特的地域环境和特定的时代氛围，使这些剧作家的剧作在深层文化内涵上呈现出较一致的趋向，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
　　
　　一、曲阜戏曲主题的特点
　　
　　积极入世始终是清代曲阜戏曲的主色调，而追求善名始终是其不变的主题曲。然而清代曲阜戏曲又绝非儒家思想的单纯的传声筒，它们以生动的形象展现了不同于空洞理论、有别于其它戏曲的个性特色。清代曲阜剧作家创作的戏曲重视其社会功用。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认为传奇“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于以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王化，最近且切”。他创作《桃花扇》也是为了“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孔广林评价戏曲也主要着眼于社会教化，他认为元剧“劝戒兼包”，“要知俳戏歌场，也鼓舞天良翎名教”，“戏曲关风教”，他赞美《琵琶记》传纯孝，《杀狗记》又奇妙，批评《牡丹亭》“澄心早混淆”，《西厢记》“南风意旨全忘掉”，“总是词妖”。在清代曲阜戏曲中，我们会看到以德立名者往往是一些身份地位卑微者，而士的扬名途径则进一步扩大化，建功立业和著述立说成为剧作家和剧作人物钟爱的首选道路。
　　清代曲阜戏曲中描写的隐居并非人仕道路阻绝后的无奈选择，主人公即使身归林泉，也依然心鹜时世苍生。《桃花扇》中的侯方域和《斗鸡忏》中的贾昌归隐后虽然立名方式不同，但都未把人生理想寄托在虚无的天国世界，而是积极人世精神仍存未泯。孔广林的《斗鸡忏》是为了“劝诫”，“以忏名善补过也，以马北平事驾之贾氏子，明人家子弟皆可显亲扬名也，终之忏圆，以凡夫悟道得仙喻庸人勉行可希圣也。”在这里，作者没有否定“显亲扬名”，更强调主体的心性修养，希求“内圣”，这些都是儒家所特别提倡的。《桃花扇》中的侯方域在明亡后也断情归隐，但在栖霞山上他“不炼金丹不坐禅”，书客蔡益所载宋五车经史，荒山之上既可卧游，又可读书，难怪拿访隐士的公差“远远闻得吟诗之声”。这正是作者为陷入迷惘中的明遗老遗少开出的良方——隐居著述立名。清代那些既不能兼济天下又不肯沉溺释道者，往往笑隐山林街巷，自得其乐，清代曲阜戏曲《软羊脂》中的李(氵晋)和洪砺即是如此。
　　总之，在清代曲阜戏曲中并没有完全意义上的隐者，在避世脱俗的形式外表下总掩藏着一颗积极入世、追求美名之心。皈依释道者仍存济世怜民之仁心，隐于市者也不能彻底摆脱经世致用的功名观。实质上都是在“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
　　二、曲阜戏曲人物的特点
　　在清代曲阜戏曲中，重名轻利，践履道德之责的主体扩大至一些身份地位卑微的人物身上，如商人、女性、优伶等，而且他们较士大夫更彰显出传统美德的积极意义。
　　深受儒家思想濡染的清代曲阜剧作家没有一味地将商人视作丑类而完全否定。作家以公允的态度客观评价商人，在戏剧中塑造了众多正面商人形象，加《软羊脂》中耽于市隐的李(氵晋)和洪砺，其社会身份乃是古董商，以及《桃花扇》中的书商蔡益所、《斗鸡忏》中的贾至德等。这些商人形象透露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信念的转变，传统的贱商观念出现了裂变。清代曲阜剧作家把儒家的重名轻利思想灌注到这些商人身上。
　　清代曲阜戏曲中的优伶形象不限于女性，还有众多戏曲中不太关注的男优形象，其尚气节的行为常常令居于四民之首的士大夫也相形逊色。在《桃花扇》中，柳敬亭、苏昆生是作者重笔表彰的两个艺人形象。《斗鸡忏》中，乐工雷海青宁可放弃逃生机会，直上殿廷，大骂安贼。女性优伶形象也是如此。《桃花扇》中阮大铖拉拢复社文人，侯方域动摇，而李香君严辞拒绝；《骂筵》一出，李香君像个“女弥衡”，唇枪舌剑掷向权奸，揭露其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女专诸》中的大家闺秀左仪贞既有胆识更有谋略。此外，《桃花扇》中不愿为荒淫君主载歌载舞而情愿出家的女优卞玉京，《软锟悟》中诛奸斩按、靖乱除妖的歌姬韦双成，具有文韬武略、欲图“大事”的桃花郡主，她们都像“士”一样表现出对世事、政治的关注，一反戏曲中为爱情而缠绵的女性的娇柔之态。
　　清代曲阜戏曲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连隐逸者都有人世情怀，优伶都肯在乎嘉名美誉，士大夫的人世重名思想更可想见。《桃花扇》中舍生取义、忠君爱国的左良玉、史可法是清代曲阜戏曲中典型的以德立名者。而《桃花扇》中批评、否定有缺憾的士大夫形象从而间接表达作家对理想之士的观点。《软羊脂》中李兆鸯平日“习静攻书”，“饱谙经史”，“为下闲之计”，《软馄悟》中的于干霄“坐青毡而诵诗书”，《小忽雷》传奇中的梁厚本“书满郝隆之腹，笔墨江令之花”，如“锥始居囊，蒯初发刃。生怕青春催人老，肯道凌云志气疏”。清代曲阜剧作家认可的士人之“才”不是仅能应付科举的“文才”，他们更注重经世致用的文韬武略及其他实用的才能，因此清代曲阜戏曲中标榜的士人形象是那些既以才能自负，又以功业自许，渴望扶危定倾、康济时艰者。
　　建功立业、留名后世固然是清代曲阜戏剧家所推崇的，但对其自身而言，它常常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而仅作为一种理想而存在，戏剧家往往把美名的建立寄于另一崇高的途径——著书立说。以著述传世立名的人生态度在清代曲阜戏曲中尽管不是普遍现象，但也有表现。即如《桃花扇》中的侯方域等人在明亡后，隐居栖霞山乐道读书；桂馥《投溷中》李贺以文学才华名世，乃至被上帝请去作文；毁其文稿的黄居难则被拿下地狱，受尽各种惩罚，这既是对忌才者的鞭挞，亦是对文学著述价值的肯定。
　　综上所述，清代曲阜戏曲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和地域环境中产生的，它多方面地向观众展示了其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迥异的地方色彩。它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取向。高度重视立身扬名，强调积极人世，不再是“士”阶层的专利，山林之隐逸者、优伶等卑微者亦心系时世，张扬气节，商人和士子共同点在轻私利、谋天下之公利。这些不囿于传统偏见的思想和一系列特有风格的人物形象，使清代曲阜戏曲具有了自己的个性而迥异于其它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