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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广州发布了蓝色雷暴预警。这个城市从进入夏日起没有一天是好天气，炎热的骄阳，加上不断消磨热情的机械工作，让人昏昏欲睡，呼吸里都是死气。
雷暴的同一天，我和发小陈志重新找回了联系。在一栋楼里长大，一起爬树玩泥巴，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棒冰你一半我一半的好朋友。12岁那年，我搬离了童年那个潮湿狭小的房子后，我们就再没见过对方。
前一晚，她发了一条朋友圈：今天发工资，带妈妈来看电影。照片里陈志身边的中年妇女，还是和记忆里一样，似乎不知怎么面对镜头，她笑容僵硬，双手不自在地合拢，佝偻着背，稀疏的头发凌乱盘起，对焦模糊。
在我12岁以前，她曾无数次把新鲜出炉的鸡蛋糕，塞进敲门找陈志的我手里。父亲说，她以前是纺织女工，在90年代初下岗后，一直以摆地摊、做家政工、闲时在菜市场卖自制的糕点为生，伴侣去世得早，女儿没有读大学，早早进入社会，而陈志，是她快40岁时在路边捡回来的弃婴。
前几周，我刚刚写完父亲的故事，而陈志的母亲，和我的父亲一样，他们在最好的年纪，被迫背负了“为国分忧”的历史使命，后来的资料里记载他们，也不过只有一行字：落后的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冗余产能。
我的父亲在1985年从重庆的一间大学毕业。80年代初，作为恢复高考最早考上大学的一批年轻人，他和我大伯一度也是最早的“别人家的孩子”——在奶奶工作的纺织厂里，没人不知道，车间主任家的两个小子都在重点大学念书，一个在南京，一个在重庆。
异地求学期间，父亲和母亲相识。母亲是一个地道的重庆女子，她学生时的相貌清秀白净，而父亲，由于自小被知识分子的爷爷管教得严，性格温厚，却又不缺少西南人的闯劲。他俩的故事颇具80年代大学生活的所有特色：同班同学，机械系女生数量少，一个系只有七个姑娘。于是母亲和父亲刚进大学就偷偷谈起了恋爱，一毕业就结婚了。
父亲说，那时的他们，一起逛公园，一起上自习，互相辅导各自短板的课程，哪知就这么一起走了一辈子。
而奶奶说，毕业后，本没打算这么快让父亲结婚。作为纺织厂支部书记的她，那时本来想介绍工友的女儿给父亲认识，老实的父亲不知如何应对，母亲听说了，直接提出跟着父亲回一趟家。
那时，奶奶说，她透过窗户，看见在家楼下的是一个梳着大辫子的清秀姑娘，回头把父亲数落了一顿，就不再有二话，还全程包办帮助母亲迁户口。而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母亲并没有和家里知会一声，就擅自做了主张。
至今，父亲回忆起那段在机械厂工作的日子，脸上仍泛着红光。他把手中的酒杯放下，指尖点着桌面，挠了挠头发说，当时一进去，他就直接担任副厂长，还兼任车间的技术指导。不仅不用直接上机床，还可以轻松地坐办公室，协助厂长管理手下的工人。
父亲性格老实又随和，年轻且学历高，没有什么为官的架子，还经常接济着手下有困难的工人，不少年龄超过30岁的老员工，见面都会客气招呼一句“厂长早”。
那时我的大伯已经比父亲早毕业很多年，他被分配到一家通信行业的国企，在市区住着单位分配的房子，我的表哥也已经上小学。
省机械厂主要生产石英手表，那时缝纫机、手表和自行车是检验每个家庭是否富裕的典型“三大件”。本地生产的机械手表，则大量作为土货销往本地的百货公司，另外还有部分从边境出口到东南亚一带。父亲说，他在机械厂干到第八年，从1993年我出生开始，厂里的效益就每况愈下。那时上海生产的手表质量更好，而且价格低，本地的“土货”已经很难再有市场。
1995年起，机械厂就开始计划转型，原本的手表类轻型工业产品产量缩减，开始引进技术生产电火花机床，销路则主要转向外贸，以出口东南亚国家为主。但计划虽美好，车间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却大不如前，因为工资不增反降，谁都不想做比以前更累的活。
和不少老工业区的大型国企一样，那会的机械厂也已经成了一块疲软的海绵，人人自危，既发不出工资，也拿不出产量。
“从1997年开始就陆续有工人被内退。”父亲回忆。那时，厂长向所有车间负责人传达指令，从基层开始裁减人员开支，双职工中必须有一个内退，厂里可保留工籍外加停薪留职作为缓冲，去社区委员会开一个下岗证明，拿回厂里便可申请帮交社保五年，每个下岗员工都有100元的“下岗金”。
父亲说，厂里负责车间生产的几乎都是呆了至少八年的老工人，他手下双职工居多，大多来自市区周边的县乡，在市内租房，孩子也在市区上学。
而决定究竟先“淘汰”哪些工人的方法，是自荐，以及抽签。我不知道把一生的命运赌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壳做成的卡片上，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情。父亲说，当时，连厂长也毫无办法，因为年内完不成内退的指标，他自己也要遭殃。
我们家那时家境算是比较殷实，爷爷已经临近退休，奶奶还在紡织厂做车间主任，月收入800元左右，足以维持养老开支。
也许是因为双亲无忧，也许是因为自己年轻气盛，父亲作为完全无需内退的副厂长，却第一个提出辞职。工人们十分惊讶，厂长问父亲原因，父亲给出的理由只有一个：他要为国分忧。
“那时厂长经常用喇叭做这样的动员，说从党员先开始，为国分忧解难，为国下岗光荣。”父亲笑着说。
不过后来，他再细细琢磨了一下，觉得原因可能是觉得自己才30出头，还很年轻，又有高学历，正当事业发展的好时期，继续呆在效益不好的工厂里不会有多少前途。
对于这个决定，父亲说当时的奶奶几乎把筷子砸进碗里，她大骂自己的儿子作死，不懂得珍惜机会，居然自己放弃了稳定的工作。那时我上幼儿园，父母已经住进厂里分配的小房子，由于工作忙，便把我交由爷爷奶奶照顾。我的印象里他们很少在家吃饭，但每周一次，奶奶会用自行车载我去父母那里住一晚。 去社区委员会领完下岗证拿完补助金后，他立马和一个台湾人搭伙做起了私人生意，还是生产机械手表，主要出口东南亚。他从一开始的技术员做到销售，一度收入不错。但1998年是一个节点，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他们之前的收入全部吐出，那位台湾搭档在结清款项后，也飞回了岛上，从此音讯渐无。
经历了一次生意的失败后，父亲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下岗工人，此后的两年，他带着曾经的 “重点大学毕业生”这个标签，赋闲在家。而就在同一时期，我的大伯也赶着90年代末的淘金热，单枪匹马跑去了国外做生意。每个家庭屋漏时，都希望迎来的是大晴天。但那时，母亲工作的食品厂也因为效益不好，濒临倒闭。爷爷托人将她转进附近的制药厂，算躲过一劫。
由于女儿上学的开支越来越大，母亲决定在工作之余，去摆地摊补贴家用。虽然已从食品厂离职，但借之前攒下的人缘，她给我认下了一个干妈。每天下班后，她就和父亲一起骑车去食品厂，和我的干妈一起，低价购入当天没卖完的糕点，再去市区广场上售卖。一个鸡蛋糕卖五毛，赚中间的两毛。
说到这里，父亲露出难得的笑容，他说他那时和母亲练出了一套躲避城管的套路：爷爷那辆老式的永久自行车，他在前面脚一蹬，母亲往后座一坐，抱着糕点箱哧溜一下，跑得飞快。
而后来我才知道，有一回因为雨天骑得太快，母亲从后座上摔了下来，糕点散落了一地，远处的城管看见后，就没再靠近了。
到2004年，大伯还是在国外，大半年才给家里来一个电话。和父亲同期下岗的一撥老同学，一起商量着去东莞做生意，问父亲是否同行。当时父亲很动心，但被奶奶拉着彻夜长谈一番后，他放弃了。
我问奶奶当时说了什么，他说，奶奶其实就只有一句话：“大的已经在国外没有音讯，你再走，这个家就要散了。”
2005年夏天，父亲开始做电梯类的销售，从小品牌一直做到国外名牌。母亲也终于从制药厂挤进了医药集团。他们终于搬出了那套狭小阴暗潮湿的房子，搬进市区明亮的商品房。也是从那时，我才开始搬离奶奶家，和他们一起生活。
对此，父亲仿佛如释负重，他说，2005年后，他才感觉自己自由了。
他用的是“自由”这个词。现在，我和父亲聊起这段经历，他说这些事太平常了：“我算好的，你看你冯叔叔，从机械厂那会起就一直跟着我，下岗后只能做仓库管理员，到现在都2016年了，一个月还只有2000来块。你看市区周边那些出租屋，当年那里住的全是下岗双职工，我手下的几对夫妻，都是专线的民工，没有文化，40多岁你让他们上哪找工作去？我还年轻，还好。但他们本就图稳定和保障，结果被出卖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和我一样想起了陈志的母亲。许多年后，我再一次从记忆的角落里翻出这些直接和历史浪潮相关联的碎片，这些碎片远远比白纸黑字里记载的，要更鲜活，更残酷。
“只能说各自有各自的活法吧，穷人有自己的过法，这点的本质和富人相比，也是一样的。”对此，父亲只能这么说。
后来，我曾经的那个干妈，在上高中前我还见过一回。母亲说她下岗后就一直没有找到工作，闲在家，熬到了退休，就解脱了。
（苏丽颖摘自“一个”）
雷暴的同一天，我和发小陈志重新找回了联系。在一栋楼里长大，一起爬树玩泥巴，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棒冰你一半我一半的好朋友。12岁那年，我搬离了童年那个潮湿狭小的房子后，我们就再没见过对方。
前一晚，她发了一条朋友圈：今天发工资，带妈妈来看电影。照片里陈志身边的中年妇女，还是和记忆里一样，似乎不知怎么面对镜头，她笑容僵硬，双手不自在地合拢，佝偻着背，稀疏的头发凌乱盘起，对焦模糊。
在我12岁以前，她曾无数次把新鲜出炉的鸡蛋糕，塞进敲门找陈志的我手里。父亲说，她以前是纺织女工，在90年代初下岗后，一直以摆地摊、做家政工、闲时在菜市场卖自制的糕点为生，伴侣去世得早，女儿没有读大学，早早进入社会，而陈志，是她快40岁时在路边捡回来的弃婴。
前几周，我刚刚写完父亲的故事，而陈志的母亲，和我的父亲一样，他们在最好的年纪，被迫背负了“为国分忧”的历史使命，后来的资料里记载他们，也不过只有一行字：落后的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冗余产能。
我的父亲在1985年从重庆的一间大学毕业。80年代初，作为恢复高考最早考上大学的一批年轻人，他和我大伯一度也是最早的“别人家的孩子”——在奶奶工作的纺织厂里，没人不知道，车间主任家的两个小子都在重点大学念书，一个在南京，一个在重庆。
异地求学期间，父亲和母亲相识。母亲是一个地道的重庆女子，她学生时的相貌清秀白净，而父亲，由于自小被知识分子的爷爷管教得严，性格温厚，却又不缺少西南人的闯劲。他俩的故事颇具80年代大学生活的所有特色：同班同学，机械系女生数量少，一个系只有七个姑娘。于是母亲和父亲刚进大学就偷偷谈起了恋爱，一毕业就结婚了。
父亲说，那时的他们，一起逛公园，一起上自习，互相辅导各自短板的课程，哪知就这么一起走了一辈子。
而奶奶说，毕业后，本没打算这么快让父亲结婚。作为纺织厂支部书记的她，那时本来想介绍工友的女儿给父亲认识，老实的父亲不知如何应对，母亲听说了，直接提出跟着父亲回一趟家。
那时，奶奶说，她透过窗户，看见在家楼下的是一个梳着大辫子的清秀姑娘，回头把父亲数落了一顿，就不再有二话，还全程包办帮助母亲迁户口。而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母亲并没有和家里知会一声，就擅自做了主张。
至今，父亲回忆起那段在机械厂工作的日子，脸上仍泛着红光。他把手中的酒杯放下，指尖点着桌面，挠了挠头发说，当时一进去，他就直接担任副厂长，还兼任车间的技术指导。不仅不用直接上机床，还可以轻松地坐办公室，协助厂长管理手下的工人。
父亲性格老实又随和，年轻且学历高，没有什么为官的架子，还经常接济着手下有困难的工人，不少年龄超过30岁的老员工，见面都会客气招呼一句“厂长早”。
那时我的大伯已经比父亲早毕业很多年，他被分配到一家通信行业的国企，在市区住着单位分配的房子，我的表哥也已经上小学。
省机械厂主要生产石英手表，那时缝纫机、手表和自行车是检验每个家庭是否富裕的典型“三大件”。本地生产的机械手表，则大量作为土货销往本地的百货公司，另外还有部分从边境出口到东南亚一带。父亲说，他在机械厂干到第八年，从1993年我出生开始，厂里的效益就每况愈下。那时上海生产的手表质量更好，而且价格低，本地的“土货”已经很难再有市场。
1995年起，机械厂就开始计划转型，原本的手表类轻型工业产品产量缩减，开始引进技术生产电火花机床，销路则主要转向外贸，以出口东南亚国家为主。但计划虽美好，车间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却大不如前，因为工资不增反降，谁都不想做比以前更累的活。
和不少老工业区的大型国企一样，那会的机械厂也已经成了一块疲软的海绵，人人自危，既发不出工资，也拿不出产量。
“从1997年开始就陆续有工人被内退。”父亲回忆。那时，厂长向所有车间负责人传达指令，从基层开始裁减人员开支，双职工中必须有一个内退，厂里可保留工籍外加停薪留职作为缓冲，去社区委员会开一个下岗证明，拿回厂里便可申请帮交社保五年，每个下岗员工都有100元的“下岗金”。
父亲说，厂里负责车间生产的几乎都是呆了至少八年的老工人，他手下双职工居多，大多来自市区周边的县乡，在市内租房，孩子也在市区上学。
而决定究竟先“淘汰”哪些工人的方法，是自荐，以及抽签。我不知道把一生的命运赌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壳做成的卡片上，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情。父亲说，当时，连厂长也毫无办法，因为年内完不成内退的指标，他自己也要遭殃。
我们家那时家境算是比较殷实，爷爷已经临近退休，奶奶还在紡织厂做车间主任，月收入800元左右，足以维持养老开支。
也许是因为双亲无忧，也许是因为自己年轻气盛，父亲作为完全无需内退的副厂长，却第一个提出辞职。工人们十分惊讶，厂长问父亲原因，父亲给出的理由只有一个：他要为国分忧。
“那时厂长经常用喇叭做这样的动员，说从党员先开始，为国分忧解难，为国下岗光荣。”父亲笑着说。
不过后来，他再细细琢磨了一下，觉得原因可能是觉得自己才30出头，还很年轻，又有高学历，正当事业发展的好时期，继续呆在效益不好的工厂里不会有多少前途。
对于这个决定，父亲说当时的奶奶几乎把筷子砸进碗里，她大骂自己的儿子作死，不懂得珍惜机会，居然自己放弃了稳定的工作。那时我上幼儿园，父母已经住进厂里分配的小房子，由于工作忙，便把我交由爷爷奶奶照顾。我的印象里他们很少在家吃饭，但每周一次，奶奶会用自行车载我去父母那里住一晚。 去社区委员会领完下岗证拿完补助金后，他立马和一个台湾人搭伙做起了私人生意，还是生产机械手表，主要出口东南亚。他从一开始的技术员做到销售，一度收入不错。但1998年是一个节点，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他们之前的收入全部吐出，那位台湾搭档在结清款项后，也飞回了岛上，从此音讯渐无。
经历了一次生意的失败后，父亲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下岗工人，此后的两年，他带着曾经的 “重点大学毕业生”这个标签，赋闲在家。而就在同一时期，我的大伯也赶着90年代末的淘金热，单枪匹马跑去了国外做生意。每个家庭屋漏时，都希望迎来的是大晴天。但那时，母亲工作的食品厂也因为效益不好，濒临倒闭。爷爷托人将她转进附近的制药厂，算躲过一劫。
由于女儿上学的开支越来越大，母亲决定在工作之余，去摆地摊补贴家用。虽然已从食品厂离职，但借之前攒下的人缘，她给我认下了一个干妈。每天下班后，她就和父亲一起骑车去食品厂，和我的干妈一起，低价购入当天没卖完的糕点，再去市区广场上售卖。一个鸡蛋糕卖五毛，赚中间的两毛。
说到这里，父亲露出难得的笑容，他说他那时和母亲练出了一套躲避城管的套路：爷爷那辆老式的永久自行车，他在前面脚一蹬，母亲往后座一坐，抱着糕点箱哧溜一下，跑得飞快。
而后来我才知道，有一回因为雨天骑得太快，母亲从后座上摔了下来，糕点散落了一地，远处的城管看见后，就没再靠近了。
到2004年，大伯还是在国外，大半年才给家里来一个电话。和父亲同期下岗的一撥老同学，一起商量着去东莞做生意，问父亲是否同行。当时父亲很动心，但被奶奶拉着彻夜长谈一番后，他放弃了。
我问奶奶当时说了什么，他说，奶奶其实就只有一句话：“大的已经在国外没有音讯，你再走，这个家就要散了。”
2005年夏天，父亲开始做电梯类的销售，从小品牌一直做到国外名牌。母亲也终于从制药厂挤进了医药集团。他们终于搬出了那套狭小阴暗潮湿的房子，搬进市区明亮的商品房。也是从那时，我才开始搬离奶奶家，和他们一起生活。
对此，父亲仿佛如释负重，他说，2005年后，他才感觉自己自由了。
他用的是“自由”这个词。现在，我和父亲聊起这段经历，他说这些事太平常了：“我算好的，你看你冯叔叔，从机械厂那会起就一直跟着我，下岗后只能做仓库管理员，到现在都2016年了，一个月还只有2000来块。你看市区周边那些出租屋，当年那里住的全是下岗双职工，我手下的几对夫妻，都是专线的民工，没有文化，40多岁你让他们上哪找工作去？我还年轻，还好。但他们本就图稳定和保障，结果被出卖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和我一样想起了陈志的母亲。许多年后，我再一次从记忆的角落里翻出这些直接和历史浪潮相关联的碎片，这些碎片远远比白纸黑字里记载的，要更鲜活，更残酷。
“只能说各自有各自的活法吧，穷人有自己的过法，这点的本质和富人相比，也是一样的。”对此，父亲只能这么说。
后来，我曾经的那个干妈，在上高中前我还见过一回。母亲说她下岗后就一直没有找到工作，闲在家，熬到了退休，就解脱了。
（苏丽颖摘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