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论有着共同的“诗性智慧”之源 ,但自轴心时代起却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当西方诗学愈来愈逻辑化、哲学化之时 ,中国古代文论却依然保持着诗性的理论形态及言说方式。从根本上规定古代文论诗性特征之历史走向的 ,是儒道释文化的诗性精神。儒家文化“比德”的人格诉求和“比兴”的话语方式 ,使得古代文论的创造成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和人格承担 ,其理论形态的人格化与理论范畴的经验归纳性质得以加强 ;道家文化的“道法自然”和“得意忘言” ,将追求自然真美与言外至味的审美品质永久性地赋予古代文论 ,从而使得言说方式的诗意性和审美性成为中国古代文论数千年不变的标志性特征 ;禅宗文化的“熟参”和“顿悟” ,借助严羽的“以禅喻诗”进入古代文论 ,使得古代文论的直觉思维在理论形态上更加精致 ,在诗学批评中更具可操作性和方法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