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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生前掌握着中国5万多名军统特务，国民党的许多军政要员都对他忌惮三分。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个特务头子也有受制于人的时候。
1936年3月下旬，香港各报均以醒目的通栏标题登载了一则消息：军统局特工首脑戴笠被香港警务处拘留。香港警察是怎样拘留他的？他又为什么从内地跑到香港去？
发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刺汪案
1935年11月1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市湖南路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国民党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登台致开幕词，突然，从记者群中冲出一个佩戴第63号“新闻记者出入证”的人，从大衣口袋里拔出手枪，朝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击中，汪精卫立刻倒地。
这就是被国民党《中央日报》称为“中央极度震惊”的刺汪案。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见军统局头目戴笠，暴跳如雷，大加训斥：“行刺者都跑到中央党部来了，你居然事先毫不知情，你们每月花上几十万元钱，就酿出这类祸事吗？”他限戴笠三天之内把凶手缉获，否则要他的脑袋！
戴笠奉命，立刻发出紧急命令，抽调精明强干、武术好、枪法准的人员组成特别侦查班子，昼夜行动，探询侦查刺汪幕后策划者王亚樵的下落。不久，特别侦缉组向戴笠报告：王亚樵在香港。
戴笠得到这个消息，决定亲自带20名特务赴香港逮捕王亚樵。
率特工赴港缉捕王亚樵
刺汪案发生之前，王亚樵已带领一部分部属去香港。当时国民党内著名反蒋人士陈铭枢、李济深等人也在香港，他们同王亚樵关系密切，在王亚樵抵港时就已向香港总督葛洪亮提出，请他庇护王亚樵。葛洪亮一口答应，特地通知香港警务处勃郎处长。之后，王亚樵同勃郎也开始交往，成为朋友。
王亚樵手下人员众多，戴笠亲率军统特务赴港的消息难逃其耳目，戴笠还未到香港，他已知晓。于是，王亚樵立刻去见勃郎处长，告知军统局戴笠将来香港捕人的消息，请其在戴笠抵港后给予适当“关照”。
军统局香港站经常在港九地区制造暗杀、绑架事件，令直接负责社会治安的香港警务处大伤脑筋，勃郎对军统特务向来不满，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出气的机会，他当即点头。
戴笠老奸巨滑，此次赴港，为了防止港警找岔子，他采取了迂回策略——先到九龙，然后租借了一艘大型豪华游艇，想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瞒过香港警方，悄悄进入香港，坐镇指挥缉拿王亚樵。
游艇靠近海岸，在三号码头前停下。
“请主任登岸。”副官走进船舱大声报告。
戴笠点点头，拎起桌上那个澳大利亚皮箱，里面装着两支无声手枪。戴笠为防他人暗算，向来是枪不离身，连洗澡也带着手枪进浴室。这次来香港，因为时间匆忙，未来得及向英国驻华使馆武官办临时枪照，所以只能放在箱子里偷偷挟带入境。
一群英国警察出现在码头上，虎视眈眈地看着登岸者。戴笠觉得势头不对，连忙将手里的皮箱和副官拎着的那个对调。
“先生们！”一名佩戴警官肩章的英国人用半生不熟的广东话大声说：“这里是大不列颠皇家骑警香港警务处的警员在执行任务！请出示证件。”
戴笠在内地凶如虎狼，此时身在香港，面对金发碧眼的英国警官，却不敢道个“不”字，乖乖地掏出了护照。
警官看了一眼，脸上露出了笑容：“哦，原来是戴先生，久仰大名啊！”说罢，送还护照，朝戴笠“咔”地一个立正，行了个标准的英国军礼，大声说：“戴先生，请允许我向您作自我介绍——亨利·勃郎，香港警务处处长。”
戴笠见对方如此恭敬，心里一喜，故作矜持，微微一笑说：“嗬，是勃郎处长，我们是同行啊。”
勃郎点头赞同：“戴先生首次来港，勃郎作为同行，理应热情款待。现在汽车在码头外恭候，请戴先生上车。”
戴笠推辞说：“多谢勃郎处长盛意。雨农另有急事，改日再登门拜访。”
勃郎继续客气而坚决地请戴笠上车，戴笠只好点头应允了。
戴笠的3天“铁窗”生涯
草绿色的雪佛兰汽车载着戴笠和勃郎直驶香港警务处。汽车刚停下，勃郎就敏捷地跳下车来，绕到另一边为戴笠打开车门。
“戴先生，请！”
戴笠随勃郎走进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两人喝着咖啡聊天。
一会儿，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勃郎走过去抓起耳机听着，嘴里叽哩咕噜地小声说着英语。戴笠不懂英语，因此不知道勃郎在说些什么。门外走进来两个身高体壮的英国警察，勃郎朝他们说了句英语。那两个英国警察走到沙发前，面对戴笠立定，行礼，然后递上一张白色硬纸卡片。
戴笠定睛一看，发现是一张印着中英两种文字的《检查证》，不禁一怔，连忙转脸问勃郎：“勃郎处长，这是什么意思？”
“戴先生，本处依照大不列颠皇家法典有关规定，对入境者进行检查。”
“九龙海关已经查过了。”
“本处进行复查。”勃郎依旧和颜悦色，“我国法律规定，如果有必要，对女王陛下的亲属也可以进行复查。”
戴笠心里咬牙切齿，不得已站起来接受检查。那两名警察显然受过专门训练，搜身手法相当熟练，不到半分钟就抄遍全身。接着，他们便去开那口皮箱，勃郎嘴里叼着烟斗站在一边看着，面带笑容。
皮箱被打开了，里面是一套洗鼻子的器具。戴笠患有严重的鼻窦炎，医生让他每天早、中、晚三次洗鼻孔，所以他凡是出门，必定让随行人员带上这套从美国买来的器具。
勃郎一招手，一个警察走到门外拎来另一只箱子。戴笠一看，正是装手枪的那个皮箱！
打开箱子，里面是两把手枪、十几粒子弹和一些文件。
勃郎脸色一变：“戴先生，这？”
戴笠矢口否认：“这不是我的。”
勃郎吩咐警察：“拿给戴先生过目。”
放在戴笠面前的是一张刚冲印出来的照片，上面是戴笠同副官玩“调包计”的那个镜头。
这时，门外涌进一群新闻记者。闪光灯将戴笠的窘态和非法入境的武器一一摄入镜头。
勃郎一挥手，两名英国警察上前挟住戴笠，朝门外走出。
蒋介石一听戴笠被港方拘留，立刻要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打招呼。英国政府考虑到和中国的关系，通知港督葛洪亮释放戴笠。戴笠在香港警务处看守所尝了3天铁窗滋味，获释后对王亚樵案稍作安排后，立刻返回南京，被国民党朝野上下嘲笑。
从此，戴笠对英国人怀恨异常，经常大骂英国人，说英国人的看守所如何不人道、不卫生，一直到他1946年飞机失事摔死，未曾再去过香港。
摘自《文史月刊》2010年第11期
1936年3月下旬，香港各报均以醒目的通栏标题登载了一则消息：军统局特工首脑戴笠被香港警务处拘留。香港警察是怎样拘留他的？他又为什么从内地跑到香港去？
发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刺汪案
1935年11月1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市湖南路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国民党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登台致开幕词，突然，从记者群中冲出一个佩戴第63号“新闻记者出入证”的人，从大衣口袋里拔出手枪，朝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击中，汪精卫立刻倒地。
这就是被国民党《中央日报》称为“中央极度震惊”的刺汪案。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见军统局头目戴笠，暴跳如雷，大加训斥：“行刺者都跑到中央党部来了，你居然事先毫不知情，你们每月花上几十万元钱，就酿出这类祸事吗？”他限戴笠三天之内把凶手缉获，否则要他的脑袋！
戴笠奉命，立刻发出紧急命令，抽调精明强干、武术好、枪法准的人员组成特别侦查班子，昼夜行动，探询侦查刺汪幕后策划者王亚樵的下落。不久，特别侦缉组向戴笠报告：王亚樵在香港。
戴笠得到这个消息，决定亲自带20名特务赴香港逮捕王亚樵。
率特工赴港缉捕王亚樵
刺汪案发生之前，王亚樵已带领一部分部属去香港。当时国民党内著名反蒋人士陈铭枢、李济深等人也在香港，他们同王亚樵关系密切，在王亚樵抵港时就已向香港总督葛洪亮提出，请他庇护王亚樵。葛洪亮一口答应，特地通知香港警务处勃郎处长。之后，王亚樵同勃郎也开始交往，成为朋友。
王亚樵手下人员众多，戴笠亲率军统特务赴港的消息难逃其耳目，戴笠还未到香港，他已知晓。于是，王亚樵立刻去见勃郎处长，告知军统局戴笠将来香港捕人的消息，请其在戴笠抵港后给予适当“关照”。
军统局香港站经常在港九地区制造暗杀、绑架事件，令直接负责社会治安的香港警务处大伤脑筋，勃郎对军统特务向来不满，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出气的机会，他当即点头。
戴笠老奸巨滑，此次赴港，为了防止港警找岔子，他采取了迂回策略——先到九龙，然后租借了一艘大型豪华游艇，想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瞒过香港警方，悄悄进入香港，坐镇指挥缉拿王亚樵。
游艇靠近海岸，在三号码头前停下。
“请主任登岸。”副官走进船舱大声报告。
戴笠点点头，拎起桌上那个澳大利亚皮箱，里面装着两支无声手枪。戴笠为防他人暗算，向来是枪不离身，连洗澡也带着手枪进浴室。这次来香港，因为时间匆忙，未来得及向英国驻华使馆武官办临时枪照，所以只能放在箱子里偷偷挟带入境。
一群英国警察出现在码头上，虎视眈眈地看着登岸者。戴笠觉得势头不对，连忙将手里的皮箱和副官拎着的那个对调。
“先生们！”一名佩戴警官肩章的英国人用半生不熟的广东话大声说：“这里是大不列颠皇家骑警香港警务处的警员在执行任务！请出示证件。”
戴笠在内地凶如虎狼，此时身在香港，面对金发碧眼的英国警官，却不敢道个“不”字，乖乖地掏出了护照。
警官看了一眼，脸上露出了笑容：“哦，原来是戴先生，久仰大名啊！”说罢，送还护照，朝戴笠“咔”地一个立正，行了个标准的英国军礼，大声说：“戴先生，请允许我向您作自我介绍——亨利·勃郎，香港警务处处长。”
戴笠见对方如此恭敬，心里一喜，故作矜持，微微一笑说：“嗬，是勃郎处长，我们是同行啊。”
勃郎点头赞同：“戴先生首次来港，勃郎作为同行，理应热情款待。现在汽车在码头外恭候，请戴先生上车。”
戴笠推辞说：“多谢勃郎处长盛意。雨农另有急事，改日再登门拜访。”
勃郎继续客气而坚决地请戴笠上车，戴笠只好点头应允了。
戴笠的3天“铁窗”生涯
草绿色的雪佛兰汽车载着戴笠和勃郎直驶香港警务处。汽车刚停下，勃郎就敏捷地跳下车来，绕到另一边为戴笠打开车门。
“戴先生，请！”
戴笠随勃郎走进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两人喝着咖啡聊天。
一会儿，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勃郎走过去抓起耳机听着，嘴里叽哩咕噜地小声说着英语。戴笠不懂英语，因此不知道勃郎在说些什么。门外走进来两个身高体壮的英国警察，勃郎朝他们说了句英语。那两个英国警察走到沙发前，面对戴笠立定，行礼，然后递上一张白色硬纸卡片。
戴笠定睛一看，发现是一张印着中英两种文字的《检查证》，不禁一怔，连忙转脸问勃郎：“勃郎处长，这是什么意思？”
“戴先生，本处依照大不列颠皇家法典有关规定，对入境者进行检查。”
“九龙海关已经查过了。”
“本处进行复查。”勃郎依旧和颜悦色，“我国法律规定，如果有必要，对女王陛下的亲属也可以进行复查。”
戴笠心里咬牙切齿，不得已站起来接受检查。那两名警察显然受过专门训练，搜身手法相当熟练，不到半分钟就抄遍全身。接着，他们便去开那口皮箱，勃郎嘴里叼着烟斗站在一边看着，面带笑容。
皮箱被打开了，里面是一套洗鼻子的器具。戴笠患有严重的鼻窦炎，医生让他每天早、中、晚三次洗鼻孔，所以他凡是出门，必定让随行人员带上这套从美国买来的器具。
勃郎一招手，一个警察走到门外拎来另一只箱子。戴笠一看，正是装手枪的那个皮箱！
打开箱子，里面是两把手枪、十几粒子弹和一些文件。
勃郎脸色一变：“戴先生，这？”
戴笠矢口否认：“这不是我的。”
勃郎吩咐警察：“拿给戴先生过目。”
放在戴笠面前的是一张刚冲印出来的照片，上面是戴笠同副官玩“调包计”的那个镜头。
这时，门外涌进一群新闻记者。闪光灯将戴笠的窘态和非法入境的武器一一摄入镜头。
勃郎一挥手，两名英国警察上前挟住戴笠，朝门外走出。
蒋介石一听戴笠被港方拘留，立刻要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打招呼。英国政府考虑到和中国的关系，通知港督葛洪亮释放戴笠。戴笠在香港警务处看守所尝了3天铁窗滋味，获释后对王亚樵案稍作安排后，立刻返回南京，被国民党朝野上下嘲笑。
从此，戴笠对英国人怀恨异常，经常大骂英国人，说英国人的看守所如何不人道、不卫生，一直到他1946年飞机失事摔死，未曾再去过香港。
摘自《文史月刊》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