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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赵涛和《我是丽》里的中年母亲没有丝毫相像，用媒体喜欢的标题口吻来说，是“白衣苗条显气质”。
“丽”的原型是意大利导演Daniele Segre小时候，在姨妈家楼下咖啡馆遇见的中国服务员。黑市劳工带出的是意大利与日俱增的移民问题。这些年来，反映移民、东西方文化冲突的佳作不少，《喜福会》、《少女小渔》、《刮痧》……赵涛说，正因为问题一直存在，才会有那么多电影来谈论。
跟随贾樟柯多年，拍过的电影一部接一部拿了国际奖项，她自己却颗粒无收。在国内也算不上一线，地位尴尬。第一次跨国合作长片，却一举拿下有意大利奥斯卡奖美誉的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一时间，曝光率激增。
拓宽观众群的机会来了？她摇头，“每个人的市场不一样，这不是我要走的路。”又笑道：“一下子把后面所有的福气都用光不太好吧！”
《我是丽》：亚洲人在意大利
《新民周刊》：我以为这部电影会很沉重，没想到呈现出来的气氛却是轻松的？
赵涛：对，我也很意外。之前读剧本时想象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单身母亲在外拼搏、各种文化、生活冲突都是沉重的，没想到导演会以清新的方式去表现。我拍戏时情绪激动的鏡头，后期几乎全被他剪掉，一滴眼泪都没流。我想导演是希望通过轻松的电影镜头，让观众明白，生活就是这样，无论去到哪里都是平淡，深刻的问题不一定要通过沉重的方式去表达。
《新民周刊》：电影里有些意大利人会说“丽”是中国黑手党，有点“中国威胁论”，这是导演对待移民的态度吗？
赵涛：导演对移民问题抱持开放、和平的态度，希望不同文化交织，互相了解对方的优点和弱点。我觉得他最可爱的地方就是，选择从一个正常角度去展现问题，而不作评判。
目前意大利对中国移民的态度就是这样，我在意大利接受采访，很多记者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认为现在中国人是在入侵意大利吗？”我说为什么？回答是：“你们中国人在这里买豪宅、好车、餐馆、咖啡馆，意大利有一半的产业都落在中国人手上。”我明确告诉他们：“入侵是个贬义词，我只在历史书上看到形容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才会用这个词。中国人勤劳，这没什么不对，只是希望用自己的双手改善生活而已。”
《新民周刊》：导演为什么找你来演第一女主角？关于演戏，他会给你具体的指导吗？
赵涛：导演本不想找专业演员，相比表演，他更看重生活性。但是看了《三峡好人》，他认为“沈红”的状态和“丽”很接近，所以一到中国就直接来找我。
有些导演很强势，会自己先给你示范一遍，然后让你照着他演。我很感谢导演不强制我，给我很多发挥的机会。“丽”这个人物是立体的，每个场合她的状态都不同，每一个细小的表情都经过设计。
《新民周刊》：相比威尼斯电影节，意大利电影金像奖并不为中国观众熟悉，它在国际上的地位究竟如何？
赵涛：这个奖始于1954年，历史很长。它的评委有1500人，选自各行各业。这些人在看过电影后进行投票，参选的影片必须曾在意大利上映。我很幸运，这个奖近60年来从没有给过亚洲人。当时我还问朋友，“这个奖重要吗？”他们说：“非常重要。”（问：你的表演最受评委肯定之处在于？）用日常的表演状态去反映出人物内心的复杂性。
《新民周刊》：和贾樟柯导演合作了6部长片，电影屡获国际奖项，但你的演技却未受肯定，是否一直以来都被隐藏在导演的光芒下？
赵涛：贾樟柯电影里的人物大多是群像，没有以某个女性为唯一主角的。拍《站台》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其实你的角色特别不讨巧。”“瑞娟”这个人物没什么戏剧冲突。导演通过这些影片来表达他看待社会的态度，而不是全神贯注地讲某个人的故事。
《我是丽》不同，几乎全是男性人物，大家的视角容易集中在我身上。但我对电影的了解、对表演的了解，是这些年来从片场里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也是贾樟柯教予我的。拍《三峡好人》的时候，他对我史无前例地严厉，希望我展现出另一种状态，而不是无知装可爱。我感谢导演把我引导进入一个很好的表演状态。
国际合作：感受对电影人的尊重
《新民周刊》：你的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参赛频次超过任何一位中国女演员，据说国外记者可能会把两个冰冰叫错，你的辨识度却很高。国外导演为何会找你合作呢？
赵涛：国外导演找到我基本上都是因为《三峡好人》，它当年拿下了金狮奖，影响很大。再加上我和贾樟柯作为固定搭档，每一两年都会有新片进入戛纳、威尼斯，都能在商业院线和艺术院线同时上映，并且有一到两个月的档期。我相信是作品本身让国外电影人熟悉我。
《新民周刊》：2010年和英国导演Isaac Julien、演员张曼玉拍摄的《万层浪》是你的第一次跨国合作吗？同年上海双年展上用九屏装置播放此片，感觉和普通电影很不同？
赵涛：对，当时张曼玉演“妈祖”，是天上的神。我演“阮玲玉”，还有阮玲玉演过的“神女”，是地上的神。天神遇见地神，感觉很神奇。
和Julien的合作也很新奇，他用装置艺术让电影呈现出新的感觉，我非常欣赏那种艺术感。从来没遇到过同时摆三部摄像机对准我，连脚趾头都能拍到。最惊喜的是导演后来还把它剪辑成电影送去威尼斯电影节，朋友们都说：“你跟威尼斯实在太有缘了，大部分作品都能进入。”
《新民周刊》：谈谈参与国外制作的感受吧？
赵涛：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国外的制片人制度很成熟，不是导演包办一切，说什么就是什么。导演只负责把握影片的艺术质量，讨论角色剧本，专心沉浸在创作氛围。而在国内，筹钱化妆服装，一个导演什么都管，当得导演必须是“全能人”。
2年前拍《万层浪》的时候，Julien会明确告诉我，一天拍几个小时，超过就不可以。有一次说好10点收工，摄影师多拍了两分钟，问：再拍几分钟行吗？制片人说：绝对不行。两个人就吵了起来。我在边上非常尴尬，不知道该帮谁好。既高兴有人为自己的权利说话，又很不习惯有这种权利的保护，因为对我来说哪怕超过两个小时都没问题，已经习惯了。 拍《我是丽》也是这样，制片人说8点收工，就一定要收，不收他就跟你谈人权。星期六如果开片，必须演员举手表决。（你们拍戏还有双休日？）对，在国内绝对不可能。我们拍戏的地方是意大利小镇Chioggia，离瑞士很近，影片里潟湖的对岸就是阿尔卑斯雪山。每到周六周日休息我就开车一个多小时，去那里滑雪，特别享受。
《新民周刊》：这样的话演员会感觉很受尊重吧？
赵涛：是。尊重还体现在，每天吃饭一定是坐在餐厅点菜，不会站着啃盒饭。上午10点和下午4点一定有咖啡点心。Chioggia虽然是小镇，却是全意大利的海产出口地，所以那里的海鲜超好吃超新鲜。后来受到意大利总理接见，也让我感到这个国家对电影工作者的尊重。总理热情招呼，对剧组每个成员从事的行业都很熟悉，想必是事先做了准备。
《新民周刊》：得奖以后国际片约是不是多了？想到有部电影叫《国王与我》，拍摄于1956年。到了1999年，周润发去好莱坞翻拍此片，片名却改为《安娜与国王》，突出了女主角朱迪?福斯特的位置。像周润发这样国内数一数二的演员尚且如此，在西方拍戏，中国人是否很难避免被边缘化的处境？你会接演边缘角色吗？
赵涛：中国人在好莱坞影片中大都只是个色彩和元素，充满了曲解和误读，形象往往是装疯卖傻的，很少有重要角色给中国人。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中国演员在外国制作中不再是个元素。
现在手头有一些剧本在看，我比较倾向于演内心复杂的人物，不是所有表演都仅限于五官。（遇到好的剧本会主动争取吗？）这就是我不太适合做演员的原因，我不喜欢去抢东西。
贾樟柯：他还没拍过真正想拍的电影
《新民周刊》：当年从跳舞转行至演戏是巧合吗？
赵涛：完全是机缘巧合。我在太原师范学院当舞蹈老师，贾樟柯来为《站台》选演员，本来是选我的学生，结果看到我，觉得更合适，这是我的幸运。本以为演戏就是给自己的生命经历增加一次体验，没想到拍完戏，有一天导演告诉我要去威尼斯。我既高兴又茫然：“威尼斯在哪里？！”
对我来说做演员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增加了眼界和生命的宽度。本来我的生命里只有我自己、家人，和世界没有关系。跟随贾樟柯的团队，让我看到偏远小镇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世界里开始出现别人，不再是狭隘的，有了社会责任感。
《新民周刊》：还记得第一次走向国際的感受吗？
赵涛：2000年第一次去威尼斯电影节，彼时国内还没有一家媒体到场。当地人问我：“你们中国女人还在裹小脚吗？男人还在留长辫子吗？”当时我想，如果我们有很多能表达当下社会生活的影像输出国门，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电影这个媒体自从诞生以来，每个时代都很流行，因为它所代表的文化和交流是很多媒介取代不了的。
《新民周刊》：记得当年贾樟柯问你最喜欢的电影，你回答说是《狮子王》？
赵涛：那也是2000年，我们在法国宣传，看到很多人在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看杨德昌的《一一》，冒着雨。那种情景是我在太原不可能遇见的。2000年前后国内电影环境很不好，在太原，一张电影票能看一天。
我为什么喜欢《狮子王》呢，因为当时买一张票，一天里看了三遍，特别开心。而在法国，排片表里没有一部好莱坞电影。看完《一一》我不想哭，因为觉得不能让别人看到我哭，太没面子了。但还是忍不住，散场以后就一个人走得很快，走在（贾樟柯）前面回酒店。
《新民周刊》：和贾樟柯合作多年，他最吸引你的地方是？
赵涛：是他看待社会的角度和态度，我很钦佩，也很喜欢。这十几年，我知道他可以去拍挣钱的电影，但是他没有。甚至于他以往拍过的所有电影，都不是导演脑海里真正想拍的。是当下的环境让他有冲动想要表态，逼迫他不得不立刻记录。像《小武》、《世界》、《三峡好人》、《河上的爱情》、《二十四城记》，都是即兴的，当下的。包括《海上传奇》，他看到这座城市在变迁，和变迁中对历史的遗忘。表面上生活很日常，内里却有一些惊心动魄的人。这些对他的触动太大，非立即用电影记录不可。
《新民周刊》：贾樟柯曾说拍电影不会是他的终身职业，那演戏会是你的终身职业吗？
赵涛：我希望可以演到老，像演《桃姐》的叶德娴一样，年纪大了还能拿到最佳女主角。
“丽”的原型是意大利导演Daniele Segre小时候，在姨妈家楼下咖啡馆遇见的中国服务员。黑市劳工带出的是意大利与日俱增的移民问题。这些年来，反映移民、东西方文化冲突的佳作不少，《喜福会》、《少女小渔》、《刮痧》……赵涛说，正因为问题一直存在，才会有那么多电影来谈论。
跟随贾樟柯多年，拍过的电影一部接一部拿了国际奖项，她自己却颗粒无收。在国内也算不上一线，地位尴尬。第一次跨国合作长片，却一举拿下有意大利奥斯卡奖美誉的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一时间，曝光率激增。
拓宽观众群的机会来了？她摇头，“每个人的市场不一样，这不是我要走的路。”又笑道：“一下子把后面所有的福气都用光不太好吧！”
《我是丽》：亚洲人在意大利
《新民周刊》：我以为这部电影会很沉重，没想到呈现出来的气氛却是轻松的？
赵涛：对，我也很意外。之前读剧本时想象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单身母亲在外拼搏、各种文化、生活冲突都是沉重的，没想到导演会以清新的方式去表现。我拍戏时情绪激动的鏡头，后期几乎全被他剪掉，一滴眼泪都没流。我想导演是希望通过轻松的电影镜头，让观众明白，生活就是这样，无论去到哪里都是平淡，深刻的问题不一定要通过沉重的方式去表达。
《新民周刊》：电影里有些意大利人会说“丽”是中国黑手党，有点“中国威胁论”，这是导演对待移民的态度吗？
赵涛：导演对移民问题抱持开放、和平的态度，希望不同文化交织，互相了解对方的优点和弱点。我觉得他最可爱的地方就是，选择从一个正常角度去展现问题，而不作评判。
目前意大利对中国移民的态度就是这样，我在意大利接受采访，很多记者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认为现在中国人是在入侵意大利吗？”我说为什么？回答是：“你们中国人在这里买豪宅、好车、餐馆、咖啡馆，意大利有一半的产业都落在中国人手上。”我明确告诉他们：“入侵是个贬义词，我只在历史书上看到形容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才会用这个词。中国人勤劳，这没什么不对，只是希望用自己的双手改善生活而已。”
《新民周刊》：导演为什么找你来演第一女主角？关于演戏，他会给你具体的指导吗？
赵涛：导演本不想找专业演员，相比表演，他更看重生活性。但是看了《三峡好人》，他认为“沈红”的状态和“丽”很接近，所以一到中国就直接来找我。
有些导演很强势，会自己先给你示范一遍，然后让你照着他演。我很感谢导演不强制我，给我很多发挥的机会。“丽”这个人物是立体的，每个场合她的状态都不同，每一个细小的表情都经过设计。
《新民周刊》：相比威尼斯电影节，意大利电影金像奖并不为中国观众熟悉，它在国际上的地位究竟如何？
赵涛：这个奖始于1954年，历史很长。它的评委有1500人，选自各行各业。这些人在看过电影后进行投票，参选的影片必须曾在意大利上映。我很幸运，这个奖近60年来从没有给过亚洲人。当时我还问朋友，“这个奖重要吗？”他们说：“非常重要。”（问：你的表演最受评委肯定之处在于？）用日常的表演状态去反映出人物内心的复杂性。
《新民周刊》：和贾樟柯导演合作了6部长片，电影屡获国际奖项，但你的演技却未受肯定，是否一直以来都被隐藏在导演的光芒下？
赵涛：贾樟柯电影里的人物大多是群像，没有以某个女性为唯一主角的。拍《站台》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其实你的角色特别不讨巧。”“瑞娟”这个人物没什么戏剧冲突。导演通过这些影片来表达他看待社会的态度，而不是全神贯注地讲某个人的故事。
《我是丽》不同，几乎全是男性人物，大家的视角容易集中在我身上。但我对电影的了解、对表演的了解，是这些年来从片场里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也是贾樟柯教予我的。拍《三峡好人》的时候，他对我史无前例地严厉，希望我展现出另一种状态，而不是无知装可爱。我感谢导演把我引导进入一个很好的表演状态。
国际合作：感受对电影人的尊重
《新民周刊》：你的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参赛频次超过任何一位中国女演员，据说国外记者可能会把两个冰冰叫错，你的辨识度却很高。国外导演为何会找你合作呢？
赵涛：国外导演找到我基本上都是因为《三峡好人》，它当年拿下了金狮奖，影响很大。再加上我和贾樟柯作为固定搭档，每一两年都会有新片进入戛纳、威尼斯，都能在商业院线和艺术院线同时上映，并且有一到两个月的档期。我相信是作品本身让国外电影人熟悉我。
《新民周刊》：2010年和英国导演Isaac Julien、演员张曼玉拍摄的《万层浪》是你的第一次跨国合作吗？同年上海双年展上用九屏装置播放此片，感觉和普通电影很不同？
赵涛：对，当时张曼玉演“妈祖”，是天上的神。我演“阮玲玉”，还有阮玲玉演过的“神女”，是地上的神。天神遇见地神，感觉很神奇。
和Julien的合作也很新奇，他用装置艺术让电影呈现出新的感觉，我非常欣赏那种艺术感。从来没遇到过同时摆三部摄像机对准我，连脚趾头都能拍到。最惊喜的是导演后来还把它剪辑成电影送去威尼斯电影节，朋友们都说：“你跟威尼斯实在太有缘了，大部分作品都能进入。”
《新民周刊》：谈谈参与国外制作的感受吧？
赵涛：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国外的制片人制度很成熟，不是导演包办一切，说什么就是什么。导演只负责把握影片的艺术质量，讨论角色剧本，专心沉浸在创作氛围。而在国内，筹钱化妆服装，一个导演什么都管，当得导演必须是“全能人”。
2年前拍《万层浪》的时候，Julien会明确告诉我，一天拍几个小时，超过就不可以。有一次说好10点收工，摄影师多拍了两分钟，问：再拍几分钟行吗？制片人说：绝对不行。两个人就吵了起来。我在边上非常尴尬，不知道该帮谁好。既高兴有人为自己的权利说话，又很不习惯有这种权利的保护，因为对我来说哪怕超过两个小时都没问题，已经习惯了。 拍《我是丽》也是这样，制片人说8点收工，就一定要收，不收他就跟你谈人权。星期六如果开片，必须演员举手表决。（你们拍戏还有双休日？）对，在国内绝对不可能。我们拍戏的地方是意大利小镇Chioggia，离瑞士很近，影片里潟湖的对岸就是阿尔卑斯雪山。每到周六周日休息我就开车一个多小时，去那里滑雪，特别享受。
《新民周刊》：这样的话演员会感觉很受尊重吧？
赵涛：是。尊重还体现在，每天吃饭一定是坐在餐厅点菜，不会站着啃盒饭。上午10点和下午4点一定有咖啡点心。Chioggia虽然是小镇，却是全意大利的海产出口地，所以那里的海鲜超好吃超新鲜。后来受到意大利总理接见，也让我感到这个国家对电影工作者的尊重。总理热情招呼，对剧组每个成员从事的行业都很熟悉，想必是事先做了准备。
《新民周刊》：得奖以后国际片约是不是多了？想到有部电影叫《国王与我》，拍摄于1956年。到了1999年，周润发去好莱坞翻拍此片，片名却改为《安娜与国王》，突出了女主角朱迪?福斯特的位置。像周润发这样国内数一数二的演员尚且如此，在西方拍戏，中国人是否很难避免被边缘化的处境？你会接演边缘角色吗？
赵涛：中国人在好莱坞影片中大都只是个色彩和元素，充满了曲解和误读，形象往往是装疯卖傻的，很少有重要角色给中国人。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中国演员在外国制作中不再是个元素。
现在手头有一些剧本在看，我比较倾向于演内心复杂的人物，不是所有表演都仅限于五官。（遇到好的剧本会主动争取吗？）这就是我不太适合做演员的原因，我不喜欢去抢东西。
贾樟柯：他还没拍过真正想拍的电影
《新民周刊》：当年从跳舞转行至演戏是巧合吗？
赵涛：完全是机缘巧合。我在太原师范学院当舞蹈老师，贾樟柯来为《站台》选演员，本来是选我的学生，结果看到我，觉得更合适，这是我的幸运。本以为演戏就是给自己的生命经历增加一次体验，没想到拍完戏，有一天导演告诉我要去威尼斯。我既高兴又茫然：“威尼斯在哪里？！”
对我来说做演员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增加了眼界和生命的宽度。本来我的生命里只有我自己、家人，和世界没有关系。跟随贾樟柯的团队，让我看到偏远小镇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世界里开始出现别人，不再是狭隘的，有了社会责任感。
《新民周刊》：还记得第一次走向国際的感受吗？
赵涛：2000年第一次去威尼斯电影节，彼时国内还没有一家媒体到场。当地人问我：“你们中国女人还在裹小脚吗？男人还在留长辫子吗？”当时我想，如果我们有很多能表达当下社会生活的影像输出国门，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电影这个媒体自从诞生以来，每个时代都很流行，因为它所代表的文化和交流是很多媒介取代不了的。
《新民周刊》：记得当年贾樟柯问你最喜欢的电影，你回答说是《狮子王》？
赵涛：那也是2000年，我们在法国宣传，看到很多人在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看杨德昌的《一一》，冒着雨。那种情景是我在太原不可能遇见的。2000年前后国内电影环境很不好，在太原，一张电影票能看一天。
我为什么喜欢《狮子王》呢，因为当时买一张票，一天里看了三遍，特别开心。而在法国，排片表里没有一部好莱坞电影。看完《一一》我不想哭，因为觉得不能让别人看到我哭，太没面子了。但还是忍不住，散场以后就一个人走得很快，走在（贾樟柯）前面回酒店。
《新民周刊》：和贾樟柯合作多年，他最吸引你的地方是？
赵涛：是他看待社会的角度和态度，我很钦佩，也很喜欢。这十几年，我知道他可以去拍挣钱的电影，但是他没有。甚至于他以往拍过的所有电影，都不是导演脑海里真正想拍的。是当下的环境让他有冲动想要表态，逼迫他不得不立刻记录。像《小武》、《世界》、《三峡好人》、《河上的爱情》、《二十四城记》，都是即兴的，当下的。包括《海上传奇》，他看到这座城市在变迁，和变迁中对历史的遗忘。表面上生活很日常，内里却有一些惊心动魄的人。这些对他的触动太大，非立即用电影记录不可。
《新民周刊》：贾樟柯曾说拍电影不会是他的终身职业，那演戏会是你的终身职业吗？
赵涛：我希望可以演到老，像演《桃姐》的叶德娴一样，年纪大了还能拿到最佳女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