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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我们的二中越来越像一座围城。
记得刚考进二中时，我高兴得要死，进来之后我就开始担忧。“围城”里的人按成绩被分成三六九等，尽管大树底下好乘凉，然而背靠着大树自己却不是大树的滋味也不好受。
学校体贴备至地为我们把小卖部办得有声有色，衣帽鞋袜、图钉、纽扣等应有尽有。学校就这样温柔地一刀斩断了我们所有出校的理由，铁门紧锁，庭院深深深几许，问君能有几多愁，欲语泪先流。
周六的最后一声铃响如同出狱的宣告，我们火速离校。乘车几经颠簸到家，打开门，带着满腔心酸和大难不死的心情大喊一声：“我终于回来了！”虽然我们没有胡汉三的阴阳怪气，但至少有逃离索比堡的悲壮。
电视是“围城”里的我们与外界的唯一联系，但我们只被允许在晚上七点到七点半看新闻联播。偶尔七点半过后老师没有进来，我们就能多看一会电视。但遍地开花的综艺节目只会加剧我们心里的不平衡，因为那些所谓的明星正在回答“一年有几个星期”之类的问题，而我们却在研究能量守恒和怎样在正方体上切出一个六边形来。
说实话，“围城”里的生活是沉闷的，某老师戴一顶假发都会成为一条重大新闻。并且，二中里消息的传播速度足以推翻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可超越学说，且中途变异之快，类似于遭到强烈核污染的生物。举个例子，A君无意中说的一件芝麻大的事情在经过一个上午之后，由C君传回A君的耳朵里时，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以至于A君难以置信地追问：“真的吗？”然后C君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消息来源绝对可靠。”再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某天小D告诉我下午不上课，而当我寻根究底之后才发现，消息的来源竟然是我，而我只记得自己早上说过下午最后一节课会提前十分钟结束，以便进行大扫除。
我们男生宿舍楼对面的女生历来就很嚣张，她们住小洋房而我们住红砖楼，她们的衣柜比我们的大两倍，她们有很大的写字台而我们什么也没有。事实再一次证明，当今世界仍有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但成天吵着要改变学校住宿条件的，还是这些长头发的丫头们。我们解释说这是男生适应能力强，而她们却说是我们历来就不讲究。
晚上熄灯之后，窗外唯一的风景就是女生楼飘忽的烛光，星星点点犹如鬼火。毫无疑问，她们正捧着琼瑶的小说进入角色，很难想象这些白天疯脱了形的丫头片子晚上是如何摇身一变扮演纯情少女的。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晚上烛光的多少与第二天上课睡觉的人数成正比。
尽管二中的文科不怎么样，但它依然带有浓重的哲学味道。
矛盾无处不在，整个校园充满辩证色彩。老师说：“教育不是为了高考，掌握知识是最重要的。”说完之后拿出书，让我们把高考不考的章节画掉，然后理直气壮地告诉我们：“高考不考我们就不学。”政治老师说：“这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张晓风说：“给我一个解释，我就可以再相信一次人世，我就可以接纳历史，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拥抱这荒凉的城市。”同样的道理，既然政治老师给了我们一个解释，那我们还有什么不相信、不接纳、不拥抱的呢？深吸一口气，前赴后继地一头扎进题海，为明日的象牙塔作困兽之斗。
在这所省重点中学里，我们所做的试卷不是用“张”来计算的，若是用“吨”有些夸张，但用“斤”应该没有人反对。学校复印室如果对外开放的话，其工作量足以令外面的复印公司全部倒闭。尽管我们万分心疼那台老复印机，但它的命不好，没有遇上我们这样心软善良的主人，所以它必须每天忙够8个小时。而我们的累与复印机的忙可以建立起一个以复印机的工作时间为自变量的直线上升函数，它忙我们也忙，正所谓“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老师让我们快点做题，我们恨不得让时间慢一点，但“事与愿违”这个词并不是祖宗随便造出来玩的，时间的飞速流逝常常让我们扼腕三叹。
高一已经到了，高三还会远吗？据说高二流传的版本是，高一已经过了，高三已经来了。
我们一直有一个美丽而恶毒的愿望：高三毕业后，把所有的试卷来一次“烈火中的永不超生”。但现在，它们是我们最珍爱的宝贝，别说全部烧掉，就是少个一张半页的，我们都会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因为老师长期而高频率地告诉我们：“你们做的题都是经典中的经典，高考很有可能遇上。”尽管我们知道这种可能性是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或是更低，但只要有这种可能性存在，我们就义无反顾。我们相信这种可能性，每天期望着老师的金口还能再透露出一些考试的“天机”。
一到夏天，学校的花就开了，开得灿烂夺目，开得让我们想拍手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滨江路两旁的树上开满了米粒大小的白花，微风一过，就会有雪花似的花瓣落下来，像六月飞雪，我们称为“又一个夏天的冤案”。
滨江路是寝室到教室的唯一通道。有人说，如果要杀二中的学生，只要把他们堵在滨江路上，保你杀个一干二净，因为二中学生的逃学率为百分之零。当然，类似这样的统计还有很多，如百分之零的留级率、百分之百的毕业率、百分之百的及格率等。就是这些百分之零和百分之百，让我在一年里丢掉了全部的骄傲。
但毕竟满地的鲜花给了我们一个好心情，老师说：“你们的一天是从走上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开始的。”我听了很受用，不过小A却说：“我们正踩着鲜花的尸体。”
花落到地面上就变成了黄色，日复一日地提醒着敏感的我们：工业盐酸是黄色的，浓硝酸也是黄色的。小A每天路过时都会对我说：“盐酸带黄色是因为含有三价铁离子，而浓硝酸带黄色是分解产生的二氧化氮溶于硝酸的结果。”这不能怪小A，他爱化学爱得要死。他曾弯着眉毛，脸上带着些许挑逗的表情，阴阳怪气地对我说：“化学是我永远的爱人。”弄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
由于学校的花，二中得了“全省绿化先进单位”的称号。我并不认为这是学校的绿化工作做得好，就正如我认为二中的高升学率并不是因为教学条件好，而是因为身边有无数个强劲的对手一样。学校之所以会繁花似锦，完全是因为高额的罚款威慑着我们。“摘花者罚款一百元”的白色木牌随处可见，就犹如万花丛中的一堆白骨，“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古训在这里毫无意义。我们不仅不能摘花，连动嘴说说也会被老师骂得狗血喷头，老师们对学校的花近乎病态的关爱让我们一致认为他们上辈子一定是美丽的花仙子。
当我第二次看到花开的时候，我迎来了我高一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暑假。大把大把的时光从我的指缝中溜走，留下许多叫“知识”和“情感”的东西被紧紧地握在手里。
高一的最后一个月我过了17岁的生日，朋友说：“你又长大了一岁。”小A说：“你又老了一岁。”小A总是这么悲观，他始终坚信“面包落地的一面一定是涂着黄油”的理论。但我不想那样。不管我是长大了还是老了，也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我的高一毕竟过去了。我不想过于开心或是过于伤感，心如止水是一种很好的状态，我一直在努力。
再见，我的高一。
记得刚考进二中时，我高兴得要死，进来之后我就开始担忧。“围城”里的人按成绩被分成三六九等，尽管大树底下好乘凉，然而背靠着大树自己却不是大树的滋味也不好受。
学校体贴备至地为我们把小卖部办得有声有色，衣帽鞋袜、图钉、纽扣等应有尽有。学校就这样温柔地一刀斩断了我们所有出校的理由，铁门紧锁，庭院深深深几许，问君能有几多愁，欲语泪先流。
周六的最后一声铃响如同出狱的宣告，我们火速离校。乘车几经颠簸到家，打开门，带着满腔心酸和大难不死的心情大喊一声：“我终于回来了！”虽然我们没有胡汉三的阴阳怪气，但至少有逃离索比堡的悲壮。
电视是“围城”里的我们与外界的唯一联系，但我们只被允许在晚上七点到七点半看新闻联播。偶尔七点半过后老师没有进来，我们就能多看一会电视。但遍地开花的综艺节目只会加剧我们心里的不平衡，因为那些所谓的明星正在回答“一年有几个星期”之类的问题，而我们却在研究能量守恒和怎样在正方体上切出一个六边形来。
说实话，“围城”里的生活是沉闷的，某老师戴一顶假发都会成为一条重大新闻。并且，二中里消息的传播速度足以推翻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可超越学说，且中途变异之快，类似于遭到强烈核污染的生物。举个例子，A君无意中说的一件芝麻大的事情在经过一个上午之后，由C君传回A君的耳朵里时，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以至于A君难以置信地追问：“真的吗？”然后C君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消息来源绝对可靠。”再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某天小D告诉我下午不上课，而当我寻根究底之后才发现，消息的来源竟然是我，而我只记得自己早上说过下午最后一节课会提前十分钟结束，以便进行大扫除。
我们男生宿舍楼对面的女生历来就很嚣张，她们住小洋房而我们住红砖楼，她们的衣柜比我们的大两倍，她们有很大的写字台而我们什么也没有。事实再一次证明，当今世界仍有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但成天吵着要改变学校住宿条件的，还是这些长头发的丫头们。我们解释说这是男生适应能力强，而她们却说是我们历来就不讲究。
晚上熄灯之后，窗外唯一的风景就是女生楼飘忽的烛光，星星点点犹如鬼火。毫无疑问，她们正捧着琼瑶的小说进入角色，很难想象这些白天疯脱了形的丫头片子晚上是如何摇身一变扮演纯情少女的。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晚上烛光的多少与第二天上课睡觉的人数成正比。
尽管二中的文科不怎么样，但它依然带有浓重的哲学味道。
矛盾无处不在，整个校园充满辩证色彩。老师说：“教育不是为了高考，掌握知识是最重要的。”说完之后拿出书，让我们把高考不考的章节画掉，然后理直气壮地告诉我们：“高考不考我们就不学。”政治老师说：“这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张晓风说：“给我一个解释，我就可以再相信一次人世，我就可以接纳历史，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拥抱这荒凉的城市。”同样的道理，既然政治老师给了我们一个解释，那我们还有什么不相信、不接纳、不拥抱的呢？深吸一口气，前赴后继地一头扎进题海，为明日的象牙塔作困兽之斗。
在这所省重点中学里，我们所做的试卷不是用“张”来计算的，若是用“吨”有些夸张，但用“斤”应该没有人反对。学校复印室如果对外开放的话，其工作量足以令外面的复印公司全部倒闭。尽管我们万分心疼那台老复印机，但它的命不好，没有遇上我们这样心软善良的主人，所以它必须每天忙够8个小时。而我们的累与复印机的忙可以建立起一个以复印机的工作时间为自变量的直线上升函数，它忙我们也忙，正所谓“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老师让我们快点做题，我们恨不得让时间慢一点，但“事与愿违”这个词并不是祖宗随便造出来玩的，时间的飞速流逝常常让我们扼腕三叹。
高一已经到了，高三还会远吗？据说高二流传的版本是，高一已经过了，高三已经来了。
我们一直有一个美丽而恶毒的愿望：高三毕业后，把所有的试卷来一次“烈火中的永不超生”。但现在，它们是我们最珍爱的宝贝，别说全部烧掉，就是少个一张半页的，我们都会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因为老师长期而高频率地告诉我们：“你们做的题都是经典中的经典，高考很有可能遇上。”尽管我们知道这种可能性是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或是更低，但只要有这种可能性存在，我们就义无反顾。我们相信这种可能性，每天期望着老师的金口还能再透露出一些考试的“天机”。
一到夏天，学校的花就开了，开得灿烂夺目，开得让我们想拍手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滨江路两旁的树上开满了米粒大小的白花，微风一过，就会有雪花似的花瓣落下来，像六月飞雪，我们称为“又一个夏天的冤案”。
滨江路是寝室到教室的唯一通道。有人说，如果要杀二中的学生，只要把他们堵在滨江路上，保你杀个一干二净，因为二中学生的逃学率为百分之零。当然，类似这样的统计还有很多，如百分之零的留级率、百分之百的毕业率、百分之百的及格率等。就是这些百分之零和百分之百，让我在一年里丢掉了全部的骄傲。
但毕竟满地的鲜花给了我们一个好心情，老师说：“你们的一天是从走上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开始的。”我听了很受用，不过小A却说：“我们正踩着鲜花的尸体。”
花落到地面上就变成了黄色，日复一日地提醒着敏感的我们：工业盐酸是黄色的，浓硝酸也是黄色的。小A每天路过时都会对我说：“盐酸带黄色是因为含有三价铁离子，而浓硝酸带黄色是分解产生的二氧化氮溶于硝酸的结果。”这不能怪小A，他爱化学爱得要死。他曾弯着眉毛，脸上带着些许挑逗的表情，阴阳怪气地对我说：“化学是我永远的爱人。”弄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
由于学校的花，二中得了“全省绿化先进单位”的称号。我并不认为这是学校的绿化工作做得好，就正如我认为二中的高升学率并不是因为教学条件好，而是因为身边有无数个强劲的对手一样。学校之所以会繁花似锦，完全是因为高额的罚款威慑着我们。“摘花者罚款一百元”的白色木牌随处可见，就犹如万花丛中的一堆白骨，“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古训在这里毫无意义。我们不仅不能摘花，连动嘴说说也会被老师骂得狗血喷头，老师们对学校的花近乎病态的关爱让我们一致认为他们上辈子一定是美丽的花仙子。
当我第二次看到花开的时候，我迎来了我高一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暑假。大把大把的时光从我的指缝中溜走，留下许多叫“知识”和“情感”的东西被紧紧地握在手里。
高一的最后一个月我过了17岁的生日，朋友说：“你又长大了一岁。”小A说：“你又老了一岁。”小A总是这么悲观，他始终坚信“面包落地的一面一定是涂着黄油”的理论。但我不想那样。不管我是长大了还是老了，也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我的高一毕竟过去了。我不想过于开心或是过于伤感，心如止水是一种很好的状态，我一直在努力。
再见，我的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