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利贷”情归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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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额贷款公司让原来灰色的民间借贷变成了合法的“中利贷”,但前途仍存在诸多变数。
  
  2008年9月以来,各地不断有小额贷款公司先后诞生。短短3个月内,上海就有8家小额贷款公司获准成立,重庆有3家以上小额贷款公司成立,浙江的多家小额贷款公司开业之初就顾客盈门。重庆方面还初步设定,试点将于2009年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实现40个区县(自治县)都成立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目标。
  早在2005年,央行在山西、陕西、四川、贵州等地就开始进行“只贷不存的小额信贷”试点,目的是解决“三农”金融供给不足问题。从利率高低的角度,不妨把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的贷款业务形容为“中利贷”:贷款利率在银行与地下钱庄之间,上限不高于央行基准利率的4倍,下限不低于基准利率的0.9倍,月利率一般在10.2‰~23.1‰不等。目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山西龙水头村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年利率是18%。据鄂尔多斯融丰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乔玉华介绍,在贷款年利率16%~18%的情况下,基本可以覆盖成本,但盈利空间并不大。
  但如果再提高贷款利率,就要面临“地下钱庄的竞争”。浙江永嘉瑞丰小额贷款公司(下称“瑞丰”)总经理潘献勇向记者分析说,以浙江温州为例,之前当地的民间金融业务,一年的投资回报率可以轻松达到30%~40%;对于新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按照2008年5月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规定的4倍利率放贷,零库存,零风险全部做到的话,也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利润。
  在民间借贷和大型金融机构的夹缝中生存,小额贷款公司的明天会怎么样?
  
  身份“可疑”
  
  这不妨碍小额信贷公司成为如今温州最热门的话题。瑞丰由奥康集团等当地企业发起设立,公司总经理潘献勇最近就很高兴,他透露,至11月中接受《创业邦》采访时,不到一个月内瑞丰已经有一半的资金贷了出去。其中最小的一笔10万元,贷给了一家做密封材料的小公司;最大的一笔300万元,贷给了一家鞋厂。
  能为中小企业做点事情,这是潘献勇来到瑞丰工作的原因,之前他在工商银行浙江永嘉县支行工作。顾客络绎不绝的景象或多或少扫除了他的一些郁闷情绪。之前,潘献勇去税务部门申报纳税时,税务部门甚至不知所措,“他们问‘你们是不是金融部门?’都搞不清楚,如果是金融部门应该有金融许可证,但我们没有,只有营业执照。”
  事实上,潘献勇也常是一头雾水,“瑞丰这样的贷款公司是不是金融机构,现在还没有明确定性”。尽管很多部门表示,“小额贷款公司不属于金融机构,只能贷款,经营范围限制在本县境内。”
  除去山西、内蒙这些已试点三年以上的省区,在浙江、重庆以及一些新的试点区域,税务部门并未有受理先例,而且每个县仅此一家,并无可参照对象。潘献勇认为,瑞丰最后可能会按服务业标准去纳税。
  不过,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细节上倒是规定明确。比如人员设置,资本金为1亿元的小额贷款公司,员工编制8~15个人。因为70%的贷款要发放给50万元以下的客户,这就意味着资金全部贷出去的话,就形成150户以上的借款人,就要配备2名客户经理;涉及到内控,调查人员也就是通俗说的信贷员也要配备2名;其他的员工包括:总经理、审批、会计、出纳、总会计,还有内勤等。不难看出,岗位设置跟银行如出一辙,当然管理也参照银行业,管理体系、内控制度都比较完善。这些都难免让人将小额贷款公司与银行相提并论。从而造成某种错觉。
  
  谁在管理?
  
  潘献勇在与银监局、省人民银行接触时,发现大家对小额贷款公司都有不同的看法。银监局说,“这个公司不是我批的,我不管。”人民银行说,“这个我要管的。”现在,潘献勇接触最多的还是地方政府的金融办,他把金融办比作瑞丰的“娘家”,有问题都去找“娘家”。尽管永嘉县金融办副主任胡胜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话题三缄其口,认为只有省金融办才有发言权。浙江省金融办则表示,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若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由县级政府负责查处,并由有关部门取消试点资格,吊销营业执照。“有关部门”指向何处,不得而知。
  不只是在浙江如此,四川的试点小额贷款公司的“娘家”也不尽相同:在广元市,由金融办负责监管;而在南充,南充美信的日常业务则由银监分局指导。
  对于小额信贷公司,央行有关人士在不同的会议场合都表达了美好的愿景,甚至宣称,小额贷款公司就是未来金融机构的预科班。但现实中,主管货币政策的央行进行这一探索,被认为是“做了一件越权的事”,与银监会的合作并不愉快。也就不难解释“银监会不觉得该他们管,人民银行倒是挺积极的”的局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表示,“现在的小额贷款公司是很多专家在办公室设计出来的东西,在实践过程中肯定会有问题。”《指导意见》中指出:“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这一原则本身就很模糊。
  如果小额贷款公司持续经营下去的话,会有哪些政府部门对其工作进行监管、审核呢?理论上说,可能涉及到金融办、银监局、人民银行、工商局等部门。7月28日,浙江省工商局出台《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担当起小额贷款公司日常监督管理负责人的角色。如果圈定工商局来承担监管责任。但小额贷款公司的运作有特殊性,就目前工商局的行政职能划定来看,并不适用,而且关键是没有懂金融的人员。
  实际上,在目前试点的过程中,潘献勇表示:“大家都管,就会管死,大家都不管,就会‘无法无天’。”他坦承,自己只能按照“指导意见”来办,慢慢做。试点往往都是“一放就乱、一卡就死”,“这个度是政府掌握的,不是我们能考虑的。”
  
  信用基础
  
  有人问潘献勇,“你怎么胆子这么大?跳出来做这个事情。”工商银行的工作对很多人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之前他和奥康集团创始人王振滔互相问过这个问题,两人看法一致:如果国家政策上支持,经营者合法合规的去做,很有前景。潘献勇的信心还来自于他这些年对温州商人信用的解读,他认为,温州的信用环境早已不是当年假货泛滥年代时可比。
  如今温州银行业整体的贷款不良率为0.7%,这是全国其他城市所没有的。而且,经历了三年试点的几家小额贷款公司给后来者吃了定心丸。央行统计显示,截至2007年末,央行推动成立的7家小额贷款公司逾期贷款占贷款余额的比例仅为0.63%。山西日升隆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助理陈文庆介绍,截至2008年6月底,该 公司没有形成一笔有问题的资金,利息回收率在99%以上。
  在融资行为渐趋理性以后,由于民营中小企业对民间融资的需求日趋旺盛,相关主体的风险意识不断增强,对信誉要求较高,很少出现违约现象。据江西省抽样调查显示,民间融资的偿债率在95%以上。
  在这种基础上,潘献勇的愿望是合法合规地管理瑞丰,不能把资本金或者以后银行贷过来的钱放在户头上,要把钱用出去;借出去的资金到期回收后再迅速贷出去,尽量加快资金周转速度。
  根据银监会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向银行申请相当于资本金50%的贷款,之后还可以要求增资。王振滔介绍,相关监管部门已表示,如果瑞丰运作规范,业务需求强烈,可以在6个月后提前增资,并在政策放开的情况下,可以优先拓宽业务领域。尽管如此,潘献勇还是谨慎的认为,增资难度系数很大。
  
  不确定的终点
  
  为了“小额贷款公司”这张准金融牌照,温州很多企业都不遗余力。而重庆方面还计划明年会审批上百家小额贷款公司,力争5年内,将其发展成为县域以下地区金融服务的重要力量。
  经过激烈的争夺,奥康集团获取了其中一张,瑞丰拿到了10年期限的营业执照。据悉,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最长5年。那么,5年或10年之后瑞丰会是什么样子?撤销?升级为金融机构?在公司顺利运营后,那些发起人对未来难免有很多猜测。小额贷款公司是未来金融机构的预科班吗?
  《指导意见》中称:“小额贷款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可在股东自愿的基础上,按照《村镇银行组建审批指引》和《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规范改造为村镇银行。”
  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解读。一些人士认为,这个“承诺”不过是个诱惑。虽然我国目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限制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但真正的民营银行迄今为止还只有民生银行一家,其它进入银行业的民间资本都是参股,目前11家股份制银行中的其它10家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没有一家是民间资本控股的。
  更多发起人比较乐观,相信小额贷款公司将来可以改造为村镇银行。王振滔看到的更美好的未来是目前相关政策没有提到的社区零售银行,可以在更多地方设立网点。而四川全力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赵琼认为“改制为村镇银行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前途”,她希望“以支持地震灾后重建为契机,改造为地方性商业银行”。
  潘献勇不愿意去臆想未来,目前能为那些缺乏资金的小公司做好服务,他已经很满足,至于瑞丰这样的小额贷款公司最终出路如何,那是大股东该去考虑的问题,而且他相信只要合法合规经营,政府总会给一个“好的交代”。
  通过积极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让原来灰色的民间借贷变成了合法的“中利贷”,意义深远。但是小额贷款公司的目前借贷规模仍很有限,这股“势力”的能量有多大,能撬起多大规模的民间资本,很多人都不敢妄自猜测,潘献勇也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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