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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一些媒体、学者曾经猛烈地批判过《弟子规》，但这一类的古代蒙学教材如今已然进入了现在的小学课堂，河北一些小学还把《弟子规》融入了课间操，号召学生“学习弟子规，践行弟子规”。众观整个中国小学教育，《弟子规》的诵读热度也丝毫不减。
《弟子规》为清康熙年产间的秀才李毓秀编撰，内容涉及童蒙教育的待人接物等规矩，继承了朱熹编撰《童蒙须知》的传统，成为当时的蒙学读物之一。在清代它并不是必读的儒家经典，到了民国时期，《弟子规》之类的蒙学读物被新式教科书取代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传统文化出现复归的热潮；90年代，台湾省的王财贵教授发起“儿童诵读经典”教育，提倡阅读中国和外国的经典。其影响波及大陆，但在大陆被演变为少儿“读经”活动。大量民间机构和私塾主要选择“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弟子规》等传统蒙学读物，作为少儿诵读的主要教材。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作为振兴国学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进一步推动了“国学”的概念在大众媒体的传播。2010年，钱文忠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解《弟子规》，并出版《钱文忠解读<弟子规>》一书，凭借电视媒体的影响力，使古代童蒙读物家喻户晓。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出版社闻风而动出版了《弟子规》等蒙学读物，而且不少版本直接贴上“经典”“国学”“国学经典”的标签。在内容方面，主要是添加拼音、文字解读和相关故事；在形式上多采用卡通或漫画绘图，色彩鲜艳、装帧考究，还有电子书、动漫产品等。
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弟子规》等蒙学读物从民间私塾进入了公办学校，以学校教材的形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读本，同时也不断引发争议。2010年12月，山东省教育厅下发通知，严禁向学生“不加选择”地全文推荐《弟子规》等蒙学读物。一时议论纷纷，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在2016年5月，《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北京版正式出版，其中就包括饱受争议的《弟子规》。
诵读的争议
《弟子规》从进课堂开始就饱受争议，争议的焦点首先是《弟子规》是否可以作为国学经典。许多学者认为，《弟子规》是清代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编纂的读物，只是作为当时的幼儿蒙学读物，而不是历史上大儒的手笔，不能算作儒家经典，其内容除了道德说教就是规矩礼仪，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也不合时宜。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弟子规》是儒学的根，地位应该高于其他的儒学经典。
另一种围绕《弟子规》的争议发生在现在的学校和家长之间，这类争议是就《弟子规》本身的内容而展开。虽然许多媒体和学校宣传学生学了《弟子规》之后，行为习惯产生了很好的变化，但是许多家长认为《弟子规》中的糟粕远多于精粹，学生如果真的按照《弟子规》的要求去做，岂不成了老气横秋、迂腐不堪的老夫子，根本无法在现代社会立足嘛。另外，争议的问题聚集在《弟子规》的教育方式上。有些老师认为小学生学国学，以读为要，不在于理解的精深与透彻，而在于量的积累。随着孩子们古汉语知识和生活阅历的丰富，将会深刻影响学生的诸多行为习惯，同时也促进学生更加扎实地学好语文，拓展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弟子规》虽是清代至近代的蒙学教育读本，但不能因为其中的部分糟粕而否定整个国学体系和古代的蒙学教育体系，所谓的育人为本、育德为先。
另一部分人认为，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以德育为目的的国学教育不能真正起到德育的作用，灌输式的学习只能增加学生的负担，对学生的行为塑造没有任何帮助。尽管对《弟子规》进课堂的争议从未间断，学校依然在不断增加类似的国学课程。
古代的蒙学
古代私塾教育，对小学、大学有明确的区分，所谓小学属于八岁开始的“童蒙之学”，主要学习的是为人弟子在言行举止方面的规矩，而十五岁时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元代规定私塾读书的日程是，“自八岁入学之后”，先读朱熹《小学》，在十五岁后“依朱子法读《四书》注”。这种阅读顺序，早在宋人所编纂的《三字经》中已有说明：“唯学，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如果说朱熹所阅读的儒家经典是原文本，其编纂的《小学》是对儒家经典的摘录和汇编，而后人参考或解读朱熹《小学》而编写的童蒙读物已是第三个层次了。所以，《弟子规》本身只是一种童蒙读物，不能称之为儒家经典。晚清民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关于中小学生是否应该读经的问题，曾经引起过多次争论。但无论各方争论的焦点如何，所谓读经都是指儒家经典而言，传统的童蒙读物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同样，关于“国学”学术界也有过争论。1923年初，胡适、梁启超相继为留学生开列了“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其中所列举的都是中国文史典籍，并没有通俗浅近的童蒙读物。
由此看来，在当今的“国学”热潮中，出版社将《弟子规》等童蒙读物一律冠以“经典”“国学”，甚至加上“不能不读”的标签，实际上多是为了销售图书的广告词。今天的家长大多没有幼年读经的基础，其实从简单的童蒙读物开始，了解传统文化的基本常识，未尝不是入门的台阶，只是无需将童蒙读物提升到国学经典的地位。然而，有个别教授声称：“据有关国学大师指出，‘孔孟学说之根本落实于《弟子规》，《四书五经》《十三经》是其花果也。’这就是说，儒家的根是《弟子规》，《四书五经》、《十三经》是儒家的枝叶花果。”这种说法显然是缺乏古代文献常识的。
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当然，《弟子规》之类的“读经热”是因为有社会需求。许多学校的老师，无论大中小学，都觉得现在的学生越来越有个性，越来越难管理了。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不仅不听话，而且对于“孝道”近乎无知。听人说学习了《弟子规》孩子就能变好，于是就送孩子去了“国学班”。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深圳的“梧桐山”，这里在十年之内竟然经营了3000家左右的读经班，堪称中国最大的“读经村”。这些家长将孩子送到“读经班”，寄希望于孩子的学习结果而撒手不管。然而，如果家长都不守规矩，那么，也很难指望孩子通过读经而变好。中国的传统，包括儒家传统，确实有好的地方，但是，立足于熟人社会的传统道德，在城市化、市场化加速的今天，必须给予其新的内涵，才能适应现在的变化。孩子的教育重在家庭，责在家长。送孩子读经的家长们首先要以身作则，诚实守信，尊重公共秩序，尊重他人，也要学会尊重自己的孩子，而不是一味让孩子服从和听话。传统典籍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能只开老方子，不学新东西。
我国的传统文化注重的是“幼儿养性，蒙童养正，少年养志，成人养德”，是比较全面的做人做事的教育。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隐现断裂的危险，导致今天的青少年缺少的主要不是知识和技能，而是文化和精神。1995年3月的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等九位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常委曾以“016号”正式提案的形式，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指出了“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了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传统文化是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载体，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们民族屡经重大灾难而始终崛起的坚强纽带。
在社会急剧变化的今天，传统文化体现出了更多的现代价值和意义。通过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建立民族文化信仰，围绕传统文化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精神价值追求、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等。这种文化心理已经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所以弘扬传统文化对于形成民族的凝聚力，建立民族文化信心，都具有重要意义。
《弟子规》为清康熙年产间的秀才李毓秀编撰，内容涉及童蒙教育的待人接物等规矩，继承了朱熹编撰《童蒙须知》的传统，成为当时的蒙学读物之一。在清代它并不是必读的儒家经典，到了民国时期，《弟子规》之类的蒙学读物被新式教科书取代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传统文化出现复归的热潮；90年代，台湾省的王财贵教授发起“儿童诵读经典”教育，提倡阅读中国和外国的经典。其影响波及大陆，但在大陆被演变为少儿“读经”活动。大量民间机构和私塾主要选择“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弟子规》等传统蒙学读物，作为少儿诵读的主要教材。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作为振兴国学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进一步推动了“国学”的概念在大众媒体的传播。2010年，钱文忠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解《弟子规》，并出版《钱文忠解读<弟子规>》一书，凭借电视媒体的影响力，使古代童蒙读物家喻户晓。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出版社闻风而动出版了《弟子规》等蒙学读物，而且不少版本直接贴上“经典”“国学”“国学经典”的标签。在内容方面，主要是添加拼音、文字解读和相关故事；在形式上多采用卡通或漫画绘图，色彩鲜艳、装帧考究，还有电子书、动漫产品等。
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弟子规》等蒙学读物从民间私塾进入了公办学校，以学校教材的形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读本，同时也不断引发争议。2010年12月，山东省教育厅下发通知，严禁向学生“不加选择”地全文推荐《弟子规》等蒙学读物。一时议论纷纷，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在2016年5月，《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北京版正式出版，其中就包括饱受争议的《弟子规》。
诵读的争议
《弟子规》从进课堂开始就饱受争议，争议的焦点首先是《弟子规》是否可以作为国学经典。许多学者认为，《弟子规》是清代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编纂的读物，只是作为当时的幼儿蒙学读物，而不是历史上大儒的手笔，不能算作儒家经典，其内容除了道德说教就是规矩礼仪，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也不合时宜。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弟子规》是儒学的根，地位应该高于其他的儒学经典。
另一种围绕《弟子规》的争议发生在现在的学校和家长之间，这类争议是就《弟子规》本身的内容而展开。虽然许多媒体和学校宣传学生学了《弟子规》之后，行为习惯产生了很好的变化，但是许多家长认为《弟子规》中的糟粕远多于精粹，学生如果真的按照《弟子规》的要求去做，岂不成了老气横秋、迂腐不堪的老夫子，根本无法在现代社会立足嘛。另外，争议的问题聚集在《弟子规》的教育方式上。有些老师认为小学生学国学，以读为要，不在于理解的精深与透彻，而在于量的积累。随着孩子们古汉语知识和生活阅历的丰富，将会深刻影响学生的诸多行为习惯，同时也促进学生更加扎实地学好语文，拓展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弟子规》虽是清代至近代的蒙学教育读本，但不能因为其中的部分糟粕而否定整个国学体系和古代的蒙学教育体系，所谓的育人为本、育德为先。
另一部分人认为，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以德育为目的的国学教育不能真正起到德育的作用，灌输式的学习只能增加学生的负担，对学生的行为塑造没有任何帮助。尽管对《弟子规》进课堂的争议从未间断，学校依然在不断增加类似的国学课程。
古代的蒙学
古代私塾教育，对小学、大学有明确的区分，所谓小学属于八岁开始的“童蒙之学”，主要学习的是为人弟子在言行举止方面的规矩，而十五岁时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元代规定私塾读书的日程是，“自八岁入学之后”，先读朱熹《小学》，在十五岁后“依朱子法读《四书》注”。这种阅读顺序，早在宋人所编纂的《三字经》中已有说明：“唯学，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如果说朱熹所阅读的儒家经典是原文本，其编纂的《小学》是对儒家经典的摘录和汇编，而后人参考或解读朱熹《小学》而编写的童蒙读物已是第三个层次了。所以，《弟子规》本身只是一种童蒙读物，不能称之为儒家经典。晚清民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关于中小学生是否应该读经的问题，曾经引起过多次争论。但无论各方争论的焦点如何，所谓读经都是指儒家经典而言，传统的童蒙读物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同样，关于“国学”学术界也有过争论。1923年初，胡适、梁启超相继为留学生开列了“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其中所列举的都是中国文史典籍，并没有通俗浅近的童蒙读物。
由此看来，在当今的“国学”热潮中，出版社将《弟子规》等童蒙读物一律冠以“经典”“国学”，甚至加上“不能不读”的标签，实际上多是为了销售图书的广告词。今天的家长大多没有幼年读经的基础，其实从简单的童蒙读物开始，了解传统文化的基本常识，未尝不是入门的台阶，只是无需将童蒙读物提升到国学经典的地位。然而，有个别教授声称：“据有关国学大师指出，‘孔孟学说之根本落实于《弟子规》，《四书五经》《十三经》是其花果也。’这就是说，儒家的根是《弟子规》，《四书五经》、《十三经》是儒家的枝叶花果。”这种说法显然是缺乏古代文献常识的。
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当然，《弟子规》之类的“读经热”是因为有社会需求。许多学校的老师，无论大中小学，都觉得现在的学生越来越有个性，越来越难管理了。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不仅不听话，而且对于“孝道”近乎无知。听人说学习了《弟子规》孩子就能变好，于是就送孩子去了“国学班”。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深圳的“梧桐山”，这里在十年之内竟然经营了3000家左右的读经班，堪称中国最大的“读经村”。这些家长将孩子送到“读经班”，寄希望于孩子的学习结果而撒手不管。然而，如果家长都不守规矩，那么，也很难指望孩子通过读经而变好。中国的传统，包括儒家传统，确实有好的地方，但是，立足于熟人社会的传统道德，在城市化、市场化加速的今天，必须给予其新的内涵，才能适应现在的变化。孩子的教育重在家庭，责在家长。送孩子读经的家长们首先要以身作则，诚实守信，尊重公共秩序，尊重他人，也要学会尊重自己的孩子，而不是一味让孩子服从和听话。传统典籍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能只开老方子，不学新东西。
我国的传统文化注重的是“幼儿养性，蒙童养正，少年养志，成人养德”，是比较全面的做人做事的教育。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隐现断裂的危险，导致今天的青少年缺少的主要不是知识和技能，而是文化和精神。1995年3月的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等九位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常委曾以“016号”正式提案的形式，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指出了“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了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传统文化是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载体，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们民族屡经重大灾难而始终崛起的坚强纽带。
在社会急剧变化的今天，传统文化体现出了更多的现代价值和意义。通过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建立民族文化信仰，围绕传统文化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精神价值追求、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等。这种文化心理已经渗透到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所以弘扬传统文化对于形成民族的凝聚力，建立民族文化信心，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