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健豪（1865—1943），原名兰英，湖南省双峰县荷叶人。是蔡和森、蔡畅的母亲。年逾50岁冲破重重阻力，偕子女赴法国勤工俭学，是16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年龄最大的“老同学”，被当时舆论界誉为20世纪“惊人的妇人”。她曾在湘乡和长沙两度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堪称湖南早期的女子教育家。她积极支持子女从事革命，自己亦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活动。她用一生演绎了一个传奇。

将 门 之 女

　　葛健豪的父亲葛葆吾（承霖），咸丰年间入湘军，因作战有功，累官至道员。同治二年，葛葆吾新募湘勇四营及亲军一营，自成一军，赴豫剿捻，是湘军中能独领一军的重要将领，归河南巡抚张之万调遣。同治皇帝曾在三次“钦令”中，指挥葛军作战。同治五年正月，曾国荃任湖北巡抚，增募湘军七营（称湖北新军）。以表弟彭杏南、福建提督郭松林为大将，葛葆吾为偏将。同治六年二月十八日，彭杏南、葛葆吾战死于湖北蕲州六神港。
　　葛葆吾战死时，葛健豪年仅一岁零四个月，她和哥哥葛望是由母亲陈氏抚养成人。幼时，葛健豪随兄读书家馆，聪颖好学，性格坚毅。
　　葛健豪16岁与蔡蓉峰结婚，时蔡家已经家道中落。蔡蓉峰凭借岳父葛葆吾在湘军中的战功，在上海机器局得到了一个小职员位子。葛健豪随夫到了上海，在此生下三子蔡和森（和仙）。但蔡蓉峰在上海不仅学会了抽鸦片烟，还讨了小老婆。葛健豪于1899年春天回到了娘家荷叶桂林堂。第二年，蔡蓉峰从上海回来，想把葛健豪母子接回永丰家中，但性格刚毅的葛健豪坚决不同意，蔡蓉峰只好在荷叶买下光甲堂及30亩耕地，定居下来。1900年蔡畅（咸熙）在光甲堂出世。
　　1907年，秋瑾在浙江绍兴就义，对葛健豪的思想影响很大。秋瑾的婆家是荷叶另一大户王姓，其公公王黻臣与曾国藩及葛家也有远亲关系。1906年秋瑾从日本归国后，以办大通学堂的名义组织革命机关，曾回过荷叶向王家索取银两千两。为不牵连家族，她在荷叶宣布和家人诀别，脱离骨肉关系。当时乡里亲友不明真相，莫不骇怪，以为是疯癫。而葛健豪认为她是“智仁勇兼备的女子”，经常勉励自己和教育儿女，要做秋瑾那种有益于社会的人。
　　在光甲堂居住期间，葛健豪家里也发生过一些不幸的事变：1903年她的母亲陈氏去世；1904年年仅11岁的二女儿顺熙，不幸从吊楼上跌落下来夭折；1907年22岁的大儿子蔡麟仙患白喉病死去。这些不幸事件的相继发生，她认为是光甲堂的风水不好。于是，1908年当大女儿蔡庆熙出嫁后，她便与丈夫将房子卖掉，从荷叶搬到了永丰镇。

永丰岁月

　　葛健豪迁到永丰，身边只有3个孩子，即19岁的蔡庆熙，13岁的蔡和森和8岁的蔡畅。由于家境日益艰难，儿女们都没有继续学业。蔡麓仙在自家门前摆个摊子，做点儿小买卖；蔡和森进蔡广祥辣酱店当学徒；蔡畅白天帮母亲做家务，晚上跟母亲学认字。但这样安排儿女们的生活，并不是这位母亲的意愿。当蔡和森三年学徒期满立志要上学读书时，她欣然同意。她喜欢儿子讲时局的变化和革命的消息，受其影响，她还带头把自己头上的“巴巴头”剪了。她的行动，曾给永丰这个小镇带来巨大影响。后来蔡畅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母亲在那时候，可真是一个可敬的妇女，当1911年革命爆发的时候，她已经50岁了（实际只有48岁——笔者注），但她很受革命的影响，决定不仅她的孩子们，连她自己都受到教育。”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她越来越感到送儿女读书的重要性。当许多新的学校在省城长沙兴办时，她决计送儿子进省城去读书。因为家庭已经破产，拿不出旅费和学费，她把自己私藏了几十年的嫁妆——一包首饰拿出来，交给儿子去典当，使蔡和森在1913年远离家乡，走上了读书救国的道路。
　　葛健豪不仅积极支持儿子读书，还支持女儿同封建势力作斗争。在当时，别的人家都把女孩关在房内，遵守着“娘家做女，莫出闺门”的古训，她却让蔡畅到外面跟男孩子一起玩，并不曾让她缠足。1913年夏，蔡蓉峰为500块银洋的聘礼，要把年仅13岁的蔡畅卖给一户地主做小媳妇时，她更是十分气愤，激励女儿同父亲抗争。为了女儿免遭迫害，她要女儿躲到长沙的一个亲戚家去。正是由于母亲支持，年幼的蔡畅才顺利地来到了长沙，在那里找到了哥哥蔡和森，不久就入了周南女校体育专科，开始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不久，蔡蓉峰离家出走。正在这时，蔡和森从省城回到家里，鼓励母亲同儿女一道去长沙寻求新知识。他告诉母亲，省城有个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是专为女子教育培养师资的速成学校，只要有高小文化基础就可以报考。学校免收学膳费，经过两年的学习后，就能担负女子教育。她觉得自己如能致力于女子教育，确实是有益于社会的事。于是，她要求儿子带她去考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

“奇 志 可 嘉”

　　1914年春，年近50岁的葛健豪带着儿子、女儿还有一个四岁的外孙女，一家三代进了省城。当她来到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时，学校老师见她年纪这么大了，还带着儿孙来读书，不肯让她报名。她十分气愤，要儿子帮她写一张状纸，到县衙去评理。县官读了她的呈文，在呈文上批了“奇志可嘉”四字，令学校破格录取。就这样，她进了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一家三代人进省城求学，曾在湖南传为佳话。
　　葛健豪在女子教员养成所是十分勤奋好学的。为了尽快地掌握知识，她刻苦攻读各科课文，每晚学校的就寝铃声响过后，她还要自学几个小时才睡觉。她尤其喜读国文和唐诗，许多唐诗直到晚年还能背诵。她还不顾封建思想的束缚，敢于参加音、体等活动，起过很好的带动作用。在学校里，大家都乐意接近她，年纪大的称她“大姐”，年纪小的称她“伯母”，老师们也喜欢这个“学生”。
　　她的勤奋求学精神，还赢得了毛泽东等青年的由衷敬佩。1914年春，毛泽东从湖南第四师范转入第一师范后，很快与蔡和森相识了，也很快地认识了葛健豪。每次一见到她，总亲切地尊称她“蔡伯母”。她也很钦佩毛泽东，并成为这些有志青年革命行动最热情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第二女校校长

　　1915年，葛健豪在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结业了。回到家乡后，她想在永丰创办一所女子学校，儿女们非常赞成她的主张。蔡和森还利用假期专程去湘乡县政府，为母亲联系办学事宜。当时，湘乡县政府已在县城办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仍同意再在永丰镇办一所同样的学校，并明确县城的这所女子学校为湘乡县立第一女子职业学校，简称“一女校”；永丰镇这所女校为第二女校，由葛健豪任校长。她任职以后，立即着手征聘教员，组织筹备工作。第二女校校址设在永丰镇观音阁。辛亥革命前夕，这里曾办过一个女学堂，由于规模小，进学堂读书的全是些少娘、小姐，辛亥革命后，学堂受到社会的冲击，办办停停。第二女校决定筹办后，根据葛健豪的要求，改造环境，改变学科，重新组织开学。第一学期只办了一个综合班，从第二个学期起，扩大为文科、缝纫、织业三个班，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中青年妇女，约100多人。文科班以国文为主，兼学缝纫、织布、刺绣，学生大都是有文化基础的青少年；缝纫、织业班则以缝纫、织布、绣花为主，兼学国文，学生大都是文盲或文化基础较差的中年妇女。不仅免收学费，对缝纫、织业班的学生，还发给一定的生活津贴费。这对于鼓励妇女求学和开辟就业门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当时，很多妇女把第二女校当成“妇女之家”，说：“进了二女校，就好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天地。”
　　葛健豪既是第二女校的校长，又是该校的教员。她非常重视国文课的教学，认为女子要取得同男子同等的地位，首先就要掌握同男子一样的文化科学知识，受男子同等的社会教育。她每周都给学生讲时势、论国事。是时，蔡和森已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转入了高等师范学校，吸收的新知识也越来越多，他经常用书信的形式向母亲及家乡传播新思想。葛健豪一接受儿子的新思想，就立即向学生传播，使二女校成了一个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思想的阵地。她还在学校极力倡导女子参加唱歌、跳舞、跳高、跳远等活动。她年仅15岁的女儿蔡畅，也在二女校担任了音体教员，使得学校非常活跃。不少的女性经过这些活动，体会到了缠足的危害性，年纪较大的放了脚，年纪较小的不缠了。
　　葛健豪这些办学的“越轨”行动，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惊恐。他们恶毒地咒骂她“文不文、武不武”、“男不男、女不女”，说什么“二女校败坏了社会风气”，多方阻挠妇女入学，使得这所仅办了三个学期的新型女子职业学校，终于因停发教育经费而不得不暂时停办了。
　　1917年夏，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决定暂不去谋个人职业，而要在省城同毛泽东等同学继续从事真理的探索。当时，葛健豪由于第二女校的停办，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但她仍十分赞成儿子的主张。为支持儿子同毛泽东等青年的行动，她决定再跟儿女们进省城。就在这年暑假，她们一家三代人第二次来到了长沙，先在岳麓山下的饮马堂租了一间房子，旋因人多挤不下，不久又搬迁到荣湾镇附近的刘家台子。

见证新民学会的成立

　　刘家台子又名周家台子，是一座墓庐式的青砖瓦屋。房子的槽门口挂着“沩痴寄庐”四个字的铜牌。葛健豪租居这房子时，房主叫周方，是蔡和森在高等师范的同学。这里位于荣湾镇，距高等师范更近，房子也宽敞，很快就成了蔡和森同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瓒等有志青年经常聚会的地方。
　　是时，蔡畅在周南女校担任教员，每月只有八元的微薄收入，家里的生活还是相当困难的。葛健豪向原来的房主租了半亩菜地，每天带着长女下地种菜。当家里粮食不足时，她与女儿整天吃蔬菜或蚕豆，把粮食节省下来，供儿子招待毛泽东等用。毛泽东等对她非常敬仰。他们每次来，总是问过一声“蔡伯母好”以后，就先到菜地里去帮她干一会儿活，然后才进屋同蔡和森讨论问题。她最喜欢听这些青年谈论问题，每当大家来家里聚会时，她总是坐在一旁静听，有时甚至参与讨论。
　　1918年4月14日，蔡和森同毛泽东等发起的新民学会成立了。她与长女特地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祝贺新民学会的成立。
　　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蔡和森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一事去了北京。可刘家台子仍然是毛泽东等青年常来聚会的地方。1919年春，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患病，在长沙医治期间，就寄住在葛健豪家里。她安排文氏与自己住一间房子，生活上照顾得十分周到，体现了毛蔡两家的深厚情谊。
　　1919年夏，赴法准备工作告一段落后，蔡和森回到了刘家台子，动员母亲、妹妹以及向警予等一同赴法。葛健豪非常赞同儿子的主张，乐意将自己的一手刺绣工艺带到国外去。这年秋，她同蔡畅以及向警予等离开长沙前往上海。

赴法勤工俭学

　　葛健豪一家到上海后，刚从法国回来的吴稚晖，大谈法国政府如何排斥华工，华工在那里生活如何困难，使一些青年产生了打退堂鼓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葛健豪也担心自己年纪大了，去了回不来，因此，思想上一度动摇起来。但当儿子谈到像她这样一个中国老太太，不远万里到外国去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是别人做不到和最值得人们尊敬的事时，她爽朗地笑了，表示坚决跟儿女一道走。为了帮助一些穷苦学生解决旅费不足的困难，她又利用与曾国藩外甥聂云台的亲戚和同乡关系，向恒丰纱厂借来银洋600元。
　　1919年12月25日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法国邮船“央脱来蓬”号启程，经过30多天的航海旅行，葛健豪等于1920年2月2日安全抵达巴黎，7日到达蒙达尼。由于当时法国的男女学生不同校，她和蔡畅、向警予等女生入了蒙达尼女子中学，儿子蔡和森入男子中学。这两所中学相隔只二三百步远，他们母子天天可以相见。因此，她尽管身处异邦，但思想情绪非常安定。
　　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四年生活中，葛健豪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刻苦攻读法文。她没有外语基础，像小学生那样，一切从头学起。她经常拜访徐特立，从那里学到了“一天学一字”的苦学精神。在蒙达尼女校，每天数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她除在课堂认真学习外，还拜儿女为师，看法文报纸。因此，她到法国后不久，就不仅能说一口较为流利的法语，而且能阅读法文报纸，成为学校的一名优等生。 　　二是极力支持儿女的自由婚姻。到法国不久，蔡和森与向警予在频繁的接触中，由纯洁的同志感情发展成了真挚的爱情关系，并于1920年5月结成“向蔡同盟”。葛健豪热情支持儿子的做法。她认为儿子与向警予的这种志同道合，是向封建婚姻制度的宣战。在她的支持下，蔡畅也在法国同李富春结了婚。他们兄妹的自由结婚，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许多青年“以向蔡做首领”，实行了不要婚约的自由结婚。
　　三是赞成留法青年的革命主张，投身激烈的革命斗争。1920年7月5日至10日，留法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举行会议时，她虽不是会员，但主动参加了会议。她对学会把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是极表赞成的。她还从蔡和森对于各种主义的“综合审缔”中，获得了许多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知识。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获得，她积极投入了蔡和森同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的多次斗争。如1921年2月28日发生的向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的请愿斗争，她与蔡畅及其他几位女生，紧跟着打头阵的向警予，走在400多名留法学生的前列，冲进了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这次斗争虽然未完全达到目的，但迫使驻法公使馆发放了三个月的生活维持费。
　　1922年，蔡和森和向警予先后回国，她把照顾当时已经怀孕的蔡畅的事，全部揽在自己身上。1923年2月，她的外孙女在法国出世后，她又要学习，又要做工，又要带小孩，真是忙极了。同年秋，党派李富春、蔡畅夫妇去苏联时，她才带着八个月大的外孙女李特特返回祖国，结束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生活。
　　当她准备回国时，蔡和森从上海寄去了《社会进化史》一书的稿费，解决了她当时筹不到旅费的困难。途经新加坡时，她遇到两位在这里办教育的湖南老熟人张良权、胡意民，便托他们在新加坡找工作。但由于她的年纪大，儿女们又都不在身边，还要带小外孙女，张、胡二人便劝她还是回国去从事教育为好。因此，她只在这里住了一星期，就携带着外孙女回上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