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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覆亡，原因复杂。从历史序列来说，有长、中、短三个层面——长者，要从朱元璋说起，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制度、政策仿佛是一把双刃剑，它一面巩固了明朝社会的秩序，另一面埋下了后世没落的根因；中者，要从万历说起，万历帝的怠政、泰昌帝的短命、天启帝的阉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短者，要从崇祯说起，崇祯帝本想做“中兴”之主，却成了“亡国”之君。
作为历史明鉴来说，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外交、吏治和制度等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分析，每个问题都可以撰写专题论文，合起来可以成为一部百万字的大书。但是，要把复杂问题简明化，找出其中最基本的历史教训是什么。
我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一个切入点，来作分析：明朝覆亡的原因，将其简括为一个“分”字，具体说来，就是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朝兴起的原因，我则简括为一个“合”字，具体说来，就是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
（一）民族分
明朝北方的民族问题，前期主要是蒙古，后期主要是满洲。
先说满洲。明朝对女真—满洲的政策是“分”，就是使女真诸部——“各有雄长，不使归一”。具体说来，就是：“分其枝，离其势，互令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明朝对女真各部，支持一部，打击另一部，拉此打彼，疏彼亲此，互不统属，分而治之。
满洲先人女真，原来是明朝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努尔哈赤先人是明朝建州卫的朝廷命官，努尔哈赤也是朝廷命官，曾经受到明朝的信任。他曾先后八次骑着马到北京，每次往返跋涉四千里，向万历皇帝朝贡。他说自己是为大明“忠顺看边”，就是为明朝看守边疆。然而，努尔哈赤怎么会变成明朝的敌人呢？又怎么会成为明朝帝国大厦的纵火者呢？直接原因是明朝对女真的政策出了问题。万历皇帝、李成梁总兵在古勒寨之战中，误杀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结果呢？努尔哈赤以此为借口，以“十三副遗甲”起兵，随后发布“七大恨”告天誓师，攻打抚顺，挑战明朝，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历史事变和严重后果。
明朝民族政策的一个特点是“分”字，结果真的就把北方有的民族给分出去了。满洲的先人女真人分出去了，谚语云：“女真满万，天下无敌！”后来，女真—满洲不仅满万，而且组成八旗满洲，这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明朝要是只分满洲，不分蒙古，和蒙古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努尔哈赤，那么满洲的难题也可能有解决的方法；但明朝又把蒙古分了，蒙古又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次说蒙古。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但他没有消灭蒙古贵族的军事力量。为防止北元蒙古贵族复辟，明朝采取的措施：一是修长城，二是设九边，三是“天子守国门”，四是大军北征——洪武年间，五次北征；永乐年间，六次北征。到明朝中期，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入塞，正统十四年（1449），在土木堡之役俘虏了明英宗皇帝。嘉靖年间，蒙古俺达，兵薄京师，为此北京修建了外城。后来明廷对蒙古实行“抚赏”政策。明以“西靖而东自宁，虎（林丹汗）不款而东西并急，因定岁予插（察哈尔林丹汗）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但是，林丹汗“恃抚金为命，两年不得，资用已竭，食尽马乏，暴骨成莽”。漠南蒙古闹灾，袁崇焕主张以粮食换马匹，明廷却不准“市米”，后“市米资盗”甚至成为袁崇焕被处死的一大罪状。可见，明廷对蒙古始终是戒备的、敌视的，“抚赏”交结等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结果，正如《明史·鞑靼传》纂者所断言：“明未亡，而插（林丹汗）先毙，诸部皆折入于大清。国计愈困，边事愈棘，朝议愈纷，明亦遂不可为矣！”
清则与明相反，皇太极对受灾蒙古进行救济，又采取联姻、编旗、重教、册封、赏赐、朝觐等一系列措施，最后同蒙古结盟，共同对付明朝。
在对待蒙古与满洲的关系上，明朝先是以“东夷制北虏”，后又以“北虏制东夷”。结果则是“东夷”与“北虏”联合，出现满、蒙联盟的局面。
我们再回顾一下满洲的历史。清朝兴起与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合”。首先是建州女真合，接着是海西女真合，再就是东海女真合、黑龙江女真合，统合成满洲。而且，满洲同蒙古联盟，同汉军联盟，同东北地域的达斡尔、锡伯、鄂温克、赫哲等少数民族合，组成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这样，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三只拳头合起来打明朝；再加上关内的农民起义烽火，显然，明朝就对付不过了。而中原农民起义烽火，则是明朝官民分的一个毒果。
（二）官民分
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明末农民起义。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自缢，明朝灭亡。崇祯帝既受到中原农民军的打击，又受到关外八旗军的打击。可以说，明朝是在八旗军和农民军双重打击下灭亡的。中原的民变，重要原因在于官民的矛盾，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加深与激化了官民的矛盾。举几个例子。
花钱买官。吏部尚书周应秋，公然地按官职大小，秤官索价，卖官鬻爵。他“每日勒足万金，都门有‘周日万’之号”。官员花钱买官，做了官之后，就搜刮百姓。吏、兵二部，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这话出自崇祯皇帝之口，可见问题之普遍和严重。
两极分化。贵族腐化，官吏贪婪。老百姓的土地被占了——福王分府，下诏赐庄田四百万亩，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广田益之；有的地方田地：“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这正如有书所云：“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于是出现这样一幅图画：“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饥寒切身，乱之生也。”由是，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
灾荒严重。“亢旱四载，颗粒无收，饥馑荐臻，胁从弥众。”社会危机，至为严重。饥民吃泥土、吃雁粪，甚至易子而食，析骨而爨。鬻人肉于市，腌人肉于家，人刚死而被割，儿刚死而被食。
官逼民反。民不聊生，官逼钱粮；财政紧缺，加紧搜刮。李清路过山东恩县，亲见官吏“催比钱粮，血流盈阶，可叹”。到崇祯帝即位之年（1627），“秦中大饥，赤地千里”。饥民被迫鸠众墨面，闯入澄城，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帷幕。有官必有民，有民必有官。官与民，既有利益矛盾，又有利益相同。但是，官民矛盾，主要在官。 《孟子》说：“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反之，上不能养父母，中不能养自己，下不能养妻子，这样的社会必然动荡不安。
官民分最突出的表现是，百姓被逼，铤而走险。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出现“官逼民反”现象。崇祯皇帝在大灾之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官民矛盾，而是加以激化。
民族矛盾加深官民矛盾，官民矛盾又加深民族矛盾。它们的背后，则是君臣的矛盾。
（三）君臣分
甲申之变，明朝灭亡，农民起义与满洲兴起是其外在的两个因素，执政集团内部的君臣分，则是其内在的因素。
明朝宦官专权，朋党庙堂相争，皇朝末期，愈演愈烈，即便是在国家危难之际，朝廷上依然不停地争吵，致使徒然丧失了许多大好机会。
虽然崇祯帝一上台就惩治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但仅作为个案处理，而没有涉及宦官制度。他后来又信任太监，派太监监军，使万历、天启的宦官问题重演。党争问题、宦官问题，在明王朝的历史上，几乎总是或隐或显、或消或长地存在着，由于执政集团内部的君与臣离心离德，从很大程度上消耗了明皇朝的整体实力，慢慢地腐蚀了支撑朱明江山的基础。因此，与其说是崇祯帝刚愎暴戾导致了甲申之变、朱明覆亡，毋宁说这场鼎革之变是明朝从朱元璋开国以来各种弊端累积的总结果。
明亡清兴的六十年间，在明朝的政坛上，主要有三位君主——万历帝长期怠政，蜗居深宫不见大臣；天启帝日夜贪玩，委政于魏阉忠贤；崇祯帝虽然勤政，却刚愎暴戾滥杀。这正如张文衡所言：“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崇祯帝的好杀、滥杀是出了名的。明朝也有能臣，辽东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但他们都没得好下场。
明亡清兴的六十年间，在清朝的政坛上，主要有三位君主——天命汗开创基业，兢兢业业地做事；崇德帝长于谋略，文治武功取得成效；睿亲王（实际居君主地位）抓住历史机遇，率军入关，定鼎北京。
仅就个人因素而言，万历帝、天启帝、崇祯帝都不是天命汗、崇德帝、睿亲王的对手。
在万历朝。明君臣阻隔，彼此不协。万历帝近三十年不郊不庙，二十几年不上朝，大臣跪在宫门外，几个时辰得不到接见。清嘉庆帝说：“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天启之愚。”而清呢？清郑亲王济尔哈朗说：“太祖创业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讨论政事得失，咨访士民疾苦，上下交孚，鲜有壅蔽，故能扫清群雄，肇兴大业。”
在天启朝。明大学士、帝师、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孙承宗，想借给天启帝过生日的机会谏言，却不能相见。努尔哈赤呢？我举一个例子。后金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作战时“夜薄其城，率骁卒先登，城中兵猝惊起拒，跨堞而战，飞矢贯股，著于堞，挥刀断矢，战益力，被五十余创，不退，卒拔其城而还”。额亦都次子达启，养育宫中，长为额驸，怙宠而骄。一日，额亦都“集诸子宴别墅，酒行，忽起，命执达启，众皆愕。额亦都抽刃而言曰：‘天下安有父杀子者？顾此子傲慢，及今不治，他日必负国败门户，不从者血此刃！’众乃惧，引达启入室，以被覆杀之。额亦都诣太祖谢，太祖惊惋久之，乃嗟叹，谓额亦都为国深虑，不可及也”。
在崇祯朝。十七年间共有五十名大学士，被称为“崇祯五十相”。在五十位大学士中，被罢、免、戍、死（非正常死）者二十七位，占其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没有一位大学士陪伴他始终。共八十位九卿（六部尚书和左都御史），十三位兵部尚书中王洽、陈新甲、袁崇焕、傅宗龙或被下狱或被杀。清朝皇太极呢？皇太极改变乃父杀戮汉儒的做法，拔出并重用范文程，任他掌管军政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吃饭和休息，又被召入。
崇祯帝在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之后，在危急时，“鸣钟召集百官，结果无人至者”，最后杀老婆、杀女儿，只剩下孤家寡人。崇祯帝面对崛起的大清和强势的大顺，走上穷途末路。
明末的社会危机，主要是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所直接造成的。民族分是外层因素，官民分是内层因素，君臣分则是核心因素。如果没有君臣分，而是君臣一体，同心筹谋，那么，民族分的矛盾可以缓和、化解、消除，官民分的矛盾也可以缓和、化解、消除。在民族分、官民分的严重局势面前，再君臣分，那就面临江山易主、社稷倾覆的严重局面。明朝就是在民族分、官民分和君臣分这三种分的局势下覆亡的。
明亡清兴的历史启示：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演进过程中，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摩擦中融合，官民在矛盾中协和，君臣在纠结中统合，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当中华民族合时，就强大；当中华民族分时，就衰弱；当中华民族合时，就统一；当中华民族分时，就分裂。总之，明末的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初的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雙方矛盾与斗争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明亡清兴。当然，民族的分合，官民的分合，君臣的分合，有其肌理深因。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奠定了大明的体制与制度，也留下了体制罅隙和制度漏洞，其子孙“率祖旧章”，没有与时俱进，进行切实改革，导致罅隙倾墙、蚁穴溃堤的后果。清朝后期，重蹈覆辙，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同、光时，竟然慈禧与光绪母子分、慈禧与奕?叔嫂分，清朝江山易主，历史再次重演。
综上，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启示是：中华民族合则盛，分则衰；合则强，分则弱；合则荣，分则辱；合则治，分则乱。明亡清兴的历史，充分证明这一点。
（选自《清朝开国史》，中华书局。有删节。作者为我国著名清史学家）
作为历史明鉴来说，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外交、吏治和制度等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分析，每个问题都可以撰写专题论文，合起来可以成为一部百万字的大书。但是，要把复杂问题简明化，找出其中最基本的历史教训是什么。
我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一个切入点，来作分析：明朝覆亡的原因，将其简括为一个“分”字，具体说来，就是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朝兴起的原因，我则简括为一个“合”字，具体说来，就是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
（一）民族分
明朝北方的民族问题，前期主要是蒙古，后期主要是满洲。
先说满洲。明朝对女真—满洲的政策是“分”，就是使女真诸部——“各有雄长，不使归一”。具体说来，就是：“分其枝，离其势，互令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明朝对女真各部，支持一部，打击另一部，拉此打彼，疏彼亲此，互不统属，分而治之。
满洲先人女真，原来是明朝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努尔哈赤先人是明朝建州卫的朝廷命官，努尔哈赤也是朝廷命官，曾经受到明朝的信任。他曾先后八次骑着马到北京，每次往返跋涉四千里，向万历皇帝朝贡。他说自己是为大明“忠顺看边”，就是为明朝看守边疆。然而，努尔哈赤怎么会变成明朝的敌人呢？又怎么会成为明朝帝国大厦的纵火者呢？直接原因是明朝对女真的政策出了问题。万历皇帝、李成梁总兵在古勒寨之战中，误杀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结果呢？努尔哈赤以此为借口，以“十三副遗甲”起兵，随后发布“七大恨”告天誓师，攻打抚顺，挑战明朝，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历史事变和严重后果。
明朝民族政策的一个特点是“分”字，结果真的就把北方有的民族给分出去了。满洲的先人女真人分出去了，谚语云：“女真满万，天下无敌！”后来，女真—满洲不仅满万，而且组成八旗满洲，这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明朝要是只分满洲，不分蒙古，和蒙古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努尔哈赤，那么满洲的难题也可能有解决的方法；但明朝又把蒙古分了，蒙古又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次说蒙古。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但他没有消灭蒙古贵族的军事力量。为防止北元蒙古贵族复辟，明朝采取的措施：一是修长城，二是设九边，三是“天子守国门”，四是大军北征——洪武年间，五次北征；永乐年间，六次北征。到明朝中期，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入塞，正统十四年（1449），在土木堡之役俘虏了明英宗皇帝。嘉靖年间，蒙古俺达，兵薄京师，为此北京修建了外城。后来明廷对蒙古实行“抚赏”政策。明以“西靖而东自宁，虎（林丹汗）不款而东西并急，因定岁予插（察哈尔林丹汗）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但是，林丹汗“恃抚金为命，两年不得，资用已竭，食尽马乏，暴骨成莽”。漠南蒙古闹灾，袁崇焕主张以粮食换马匹，明廷却不准“市米”，后“市米资盗”甚至成为袁崇焕被处死的一大罪状。可见，明廷对蒙古始终是戒备的、敌视的，“抚赏”交结等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结果，正如《明史·鞑靼传》纂者所断言：“明未亡，而插（林丹汗）先毙，诸部皆折入于大清。国计愈困，边事愈棘，朝议愈纷，明亦遂不可为矣！”
清则与明相反，皇太极对受灾蒙古进行救济，又采取联姻、编旗、重教、册封、赏赐、朝觐等一系列措施，最后同蒙古结盟，共同对付明朝。
在对待蒙古与满洲的关系上，明朝先是以“东夷制北虏”，后又以“北虏制东夷”。结果则是“东夷”与“北虏”联合，出现满、蒙联盟的局面。
我们再回顾一下满洲的历史。清朝兴起与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合”。首先是建州女真合，接着是海西女真合，再就是东海女真合、黑龙江女真合，统合成满洲。而且，满洲同蒙古联盟，同汉军联盟，同东北地域的达斡尔、锡伯、鄂温克、赫哲等少数民族合，组成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这样，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三只拳头合起来打明朝；再加上关内的农民起义烽火，显然，明朝就对付不过了。而中原农民起义烽火，则是明朝官民分的一个毒果。
（二）官民分
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明末农民起义。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自缢，明朝灭亡。崇祯帝既受到中原农民军的打击，又受到关外八旗军的打击。可以说，明朝是在八旗军和农民军双重打击下灭亡的。中原的民变，重要原因在于官民的矛盾，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加深与激化了官民的矛盾。举几个例子。
花钱买官。吏部尚书周应秋，公然地按官职大小，秤官索价，卖官鬻爵。他“每日勒足万金，都门有‘周日万’之号”。官员花钱买官，做了官之后，就搜刮百姓。吏、兵二部，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这话出自崇祯皇帝之口，可见问题之普遍和严重。
两极分化。贵族腐化，官吏贪婪。老百姓的土地被占了——福王分府，下诏赐庄田四百万亩，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广田益之；有的地方田地：“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这正如有书所云：“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于是出现这样一幅图画：“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饥寒切身，乱之生也。”由是，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
灾荒严重。“亢旱四载，颗粒无收，饥馑荐臻，胁从弥众。”社会危机，至为严重。饥民吃泥土、吃雁粪，甚至易子而食，析骨而爨。鬻人肉于市，腌人肉于家，人刚死而被割，儿刚死而被食。
官逼民反。民不聊生，官逼钱粮；财政紧缺，加紧搜刮。李清路过山东恩县，亲见官吏“催比钱粮，血流盈阶，可叹”。到崇祯帝即位之年（1627），“秦中大饥，赤地千里”。饥民被迫鸠众墨面，闯入澄城，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帷幕。有官必有民，有民必有官。官与民，既有利益矛盾，又有利益相同。但是，官民矛盾，主要在官。 《孟子》说：“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反之，上不能养父母，中不能养自己，下不能养妻子，这样的社会必然动荡不安。
官民分最突出的表现是，百姓被逼，铤而走险。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出现“官逼民反”现象。崇祯皇帝在大灾之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官民矛盾，而是加以激化。
民族矛盾加深官民矛盾，官民矛盾又加深民族矛盾。它们的背后，则是君臣的矛盾。
（三）君臣分
甲申之变，明朝灭亡，农民起义与满洲兴起是其外在的两个因素，执政集团内部的君臣分，则是其内在的因素。
明朝宦官专权，朋党庙堂相争，皇朝末期，愈演愈烈，即便是在国家危难之际，朝廷上依然不停地争吵，致使徒然丧失了许多大好机会。
虽然崇祯帝一上台就惩治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但仅作为个案处理，而没有涉及宦官制度。他后来又信任太监，派太监监军，使万历、天启的宦官问题重演。党争问题、宦官问题，在明王朝的历史上，几乎总是或隐或显、或消或长地存在着，由于执政集团内部的君与臣离心离德，从很大程度上消耗了明皇朝的整体实力，慢慢地腐蚀了支撑朱明江山的基础。因此，与其说是崇祯帝刚愎暴戾导致了甲申之变、朱明覆亡，毋宁说这场鼎革之变是明朝从朱元璋开国以来各种弊端累积的总结果。
明亡清兴的六十年间，在明朝的政坛上，主要有三位君主——万历帝长期怠政，蜗居深宫不见大臣；天启帝日夜贪玩，委政于魏阉忠贤；崇祯帝虽然勤政，却刚愎暴戾滥杀。这正如张文衡所言：“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崇祯帝的好杀、滥杀是出了名的。明朝也有能臣，辽东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但他们都没得好下场。
明亡清兴的六十年间，在清朝的政坛上，主要有三位君主——天命汗开创基业，兢兢业业地做事；崇德帝长于谋略，文治武功取得成效；睿亲王（实际居君主地位）抓住历史机遇，率军入关，定鼎北京。
仅就个人因素而言，万历帝、天启帝、崇祯帝都不是天命汗、崇德帝、睿亲王的对手。
在万历朝。明君臣阻隔，彼此不协。万历帝近三十年不郊不庙，二十几年不上朝，大臣跪在宫门外，几个时辰得不到接见。清嘉庆帝说：“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天启之愚。”而清呢？清郑亲王济尔哈朗说：“太祖创业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讨论政事得失，咨访士民疾苦，上下交孚，鲜有壅蔽，故能扫清群雄，肇兴大业。”
在天启朝。明大学士、帝师、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孙承宗，想借给天启帝过生日的机会谏言，却不能相见。努尔哈赤呢？我举一个例子。后金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作战时“夜薄其城，率骁卒先登，城中兵猝惊起拒，跨堞而战，飞矢贯股，著于堞，挥刀断矢，战益力，被五十余创，不退，卒拔其城而还”。额亦都次子达启，养育宫中，长为额驸，怙宠而骄。一日，额亦都“集诸子宴别墅，酒行，忽起，命执达启，众皆愕。额亦都抽刃而言曰：‘天下安有父杀子者？顾此子傲慢，及今不治，他日必负国败门户，不从者血此刃！’众乃惧，引达启入室，以被覆杀之。额亦都诣太祖谢，太祖惊惋久之，乃嗟叹，谓额亦都为国深虑，不可及也”。
在崇祯朝。十七年间共有五十名大学士，被称为“崇祯五十相”。在五十位大学士中，被罢、免、戍、死（非正常死）者二十七位，占其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没有一位大学士陪伴他始终。共八十位九卿（六部尚书和左都御史），十三位兵部尚书中王洽、陈新甲、袁崇焕、傅宗龙或被下狱或被杀。清朝皇太极呢？皇太极改变乃父杀戮汉儒的做法，拔出并重用范文程，任他掌管军政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吃饭和休息，又被召入。
崇祯帝在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之后，在危急时，“鸣钟召集百官，结果无人至者”，最后杀老婆、杀女儿，只剩下孤家寡人。崇祯帝面对崛起的大清和强势的大顺，走上穷途末路。
明末的社会危机，主要是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所直接造成的。民族分是外层因素，官民分是内层因素，君臣分则是核心因素。如果没有君臣分，而是君臣一体，同心筹谋，那么，民族分的矛盾可以缓和、化解、消除，官民分的矛盾也可以缓和、化解、消除。在民族分、官民分的严重局势面前，再君臣分，那就面临江山易主、社稷倾覆的严重局面。明朝就是在民族分、官民分和君臣分这三种分的局势下覆亡的。
明亡清兴的历史启示：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演进过程中，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摩擦中融合，官民在矛盾中协和，君臣在纠结中统合，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当中华民族合时，就强大；当中华民族分时，就衰弱；当中华民族合时，就统一；当中华民族分时，就分裂。总之，明末的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初的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雙方矛盾与斗争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明亡清兴。当然，民族的分合，官民的分合，君臣的分合，有其肌理深因。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奠定了大明的体制与制度，也留下了体制罅隙和制度漏洞，其子孙“率祖旧章”，没有与时俱进，进行切实改革，导致罅隙倾墙、蚁穴溃堤的后果。清朝后期，重蹈覆辙，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同、光时，竟然慈禧与光绪母子分、慈禧与奕?叔嫂分，清朝江山易主，历史再次重演。
综上，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启示是：中华民族合则盛，分则衰；合则强，分则弱；合则荣，分则辱；合则治，分则乱。明亡清兴的历史，充分证明这一点。
（选自《清朝开国史》，中华书局。有删节。作者为我国著名清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