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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参加会议人员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选出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共333人，其中中央委员201人，候补中央委员132人。从十一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逝世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6人；经中央批准，不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25人；因病、因事请假没有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1人。实际出席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经中央批准，宋任穷、黄克诚、黄火青、胡乔木、韩光、周惠、王任重、习仲勋、陈再道等９位准备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的同志列席了全会。
12月18日晚上，全会开幕，华国锋主持并讲话。他首先通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中央开了36天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200多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恢复和发扬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始至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整风方法，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解放思想、集思广益。经过到会同志的充分讨论，一致赞同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解决了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和过去运动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了一些担任过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功过是非；修改了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原则上确定了明后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事问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人选的建议。会议中间，同志们对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和几个部门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作了自我批评。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到会同志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为开好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接着，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任务：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同时审议、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会议前期的讨论
会议开始后，西北组、华北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南组等各个小组在前期的讨论中，都表示“一致同意中央确定的这次会议的议程、开法和时间安排”以及会议的“指导思想”；“坚决拥护中央坚强的决心，从明年１月份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性决策”，并且“一定要集中精力抓紧时间学好会议的九个文件，讨论好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等重大问题”。
20日上午，华北组有同志发言说：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来说，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只有生产力的大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还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某些制度。经济制度的改革，主要是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的改革。体制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法就是用经济管理的办法来管理经济。政治方面，主要是政权机构改革。一是党、政要分开，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状况。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不是党专政。党是起领导作用的，是领导一切的，不是讲党直接专政。请中央考虑，把各级党委和革委会分开。省、市、自治区也应如此，党委第一书记除特殊者外，一般不兼革委会主任为好。如果党、政不分，就会形成事无巨细，都拿到党委会上讨论。应本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党委定了方针政策后，应放手让革委会去抓经济工作，革委会当然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所以第一书记不兼革委会主任为好，这样对工作有利，对搞四个现代化有利。
同一天上午，在西南组有同志发言，就如何实现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系统地谈了意见和建议。发言说：搞好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先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经过全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国的团结。搞好党内团结，重要的一条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大事要集体讨论。领导干部要听逆耳之言，让人家说话、出气，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统一认识，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
有些代表还提出了一些新的、有意义的建议。12月18日上午和19日下午，西北组进行讨论后，向中央提了五点建议：
一、今后中央开会，在主席台就座的，应为主席、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应和中央委员坐在一起，可以坐在第一排。这是我们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传统、老作风。建议今后主席、副主席步入会场时，不要起立鼓掌，可以坐着鼓掌。这既体现了我们党的领导人和大家亲切的相互关系，又照顾了一些年老体弱同志起坐不便的困难。
二、部分开放中南海。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在中南海的旧居，要开放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参观。将周总理、朱委员长的旧居，开辟为周总理、朱委员长的纪念馆，可不再另建纪念馆。这样，对我们的教育意义更大，感到更加亲切，还可以节省国家开支。
三、开放人民大会堂。现在不少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革命多年的老同志，连进人民大会堂看看都不行，这种状况应当改变。人民大会堂可供我国人民和国际友人参观，也可提供国际组织在此召开国际会议，赚取外汇。
四、政治局的同志要多接触群众，克服特殊化。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总是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利用各种机会接近群众，了解情况。这种优良传统，我们一定要坚持和发扬。现在政治局的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会，单独在十三楼开饭，有时看戏还摆烟摆茶搞特殊照顾，甚至擦脸毛巾还有大小之分。政治局有的同志到医院看病，警卫森严。我们要改变这种作风，希望政治局的同志要利用一切机会，多接近群众。
五、成立中央书记处或设立中央秘书长。为了让中央常委集中精力考虑党和国家的大事，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协助常委处理日常事务。如目前成立书记处的条件不成熟，也可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
会议前期，还有不少代表就民主与法制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20日，华北组有同志建议，加强群众监督和中央委员的监督：加强群众监督，首先要使群众有讲话的条件和机会，要保证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得以实行，无论什么人违犯宪法，都要受到法律制裁。我看让群众讲话，公开批评各级领导，没有什么不好。这样做会不会乱？问题就在于领导上有没有民主，能不能积极地进行引导和教育。我们搞宣传工作的同志要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宣传教育工作的特点，要引导大家去讲真话、讲心里话，不要逼大家讲假话、讲套话。
再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发挥党中央委员会的职能，发挥中央委员的监督作用。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中央领导成员的工作情况应该接受全会的检查。好的表扬，差的批评，犯错误的要检讨，问题严重的要撤换。这样使我们党的领导始终保持朝气蓬勃，不再出现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目无党纪国法，说一句话就是法律的情况。
20日下午，华东组有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民主和法制是辩证的统一，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法制，没有无产阶级的法制，无产阶级的民主也不可能实现。党有党章，国有国法，我们党有几千万党员，我们国家有近十亿人民，实践看没有必要的各种法律是不行的，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民主才能得到保证；民主得到发扬，才能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优秀人才，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批评的权利；才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有切实的保证。
关于农业和农村的两个决定及1979、1980年计划安排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检讨和自我批评。后期，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几个常委也曾经表示，对他们的错误，要给他们一些考虑的时间，再作进一步检查。但是，由于有一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们在会上听了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者的介绍，了解到一些情况，特别是会上印发了四个人的书面检讨后，对这几个人的批评和不满意见，便成为12月20日小组会议论的主要内容。
从12月20日下午开始，各小组的发言开始比较多地涉及《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这三个文件。有从大的、宏观的方面谈农业和农村问题和两年计划安排的，也有许多是对这三个文件的内容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20日下午，西南组有同志在发言中，首先结合谈“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谈到了文件中的有关农业问题。发言说：“四个现代化，首先是农业现代化，农业上不去，就要拖其他现代化的后腿。我看农业要上去，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努力调动社队干部的积极性；二是要落实好农村经济政策。”中南组有同志在发言中，希望能在文件中充分反映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民主问题。
21日，东北组有同志发言，建议计划安排和体制改革都应当体现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地区和单位先走一步，发展快一些，使一部分工人农民生活先好起来以及权力下放，给下面以机动权的精神。
西南组有同志在发言中指出：20多年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经验教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很多方面搞的是‘左’倾盲动。他列举了14种表现。说：“这是农业问题的总根子。实际上，‘左’倾盲动不仅反映在农业方面，而且影响到各个领域。我们党吃‘左’倾盲动的苦头太大了，应该总结这个教训。建议在这次会议将要通过的文件中（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或1979、1980两年计划安排的文件均可），把这个意思写进去，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各个组都有同志对文件的具体条文提出了明确的修改意见。中央责成胡乔木根据各小组汇总上来的意见和建议，对农业的两个文件，特别是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修改。
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分析了农业的现状，总结了历史的经验，部署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工作。其中对农业发展最直接、最有影响和积极意义的是提出了几条具体措施：第一，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第二，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第三，规定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25亿公斤；第四，国家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
这个文件当时对于冲破“左”倾错误在农业问题上设置的禁区，解放和统一广大农村干部的思想，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和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同时，也为中国农村的改革奠定了重要的政策基础。
中央领导机构的加强和中纪委的成立
会议期间，各小组对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增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人选均表示满意，并采取了积极、一致的支持态度。
12月22日晚，全会进行选举，陈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有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增补为中央委员的是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和周惠等９人。
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中央政治局早就拟议的事。1977年８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各级地方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央组织部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开始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考察、提出候选人，供中央参考。1978年10月25日、12月2日曾先后两次拿出方案上报中央，并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泛征求意见。12月16日，中央组织部在前两次的基础上，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问题第三次向中央报告：
一、上届中央监委委员共60人。现在提出的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草案）是99人。其中，书记、副书记15人，常委23人，委员61人。按我们党的状况，同时考虑到目前还有一批老干部能工作而没有分配实职工作，我们认为，中纪委候选人的总名额99人是适宜的。
二、我们党已经多年没有设立纪律检查机构，林彪、“四人帮”又把党的纪律废弛得不像样子，中央一旦恢复纪委，全党都注意是由哪些同志在这方面担负起拨乱反正的责任。所以，这次挑选的中纪委候选人，一般都是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政治历史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同志；同时也注意了党性、组织纪律性较强，能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看问题比较全面，党内信得过的同志。
三、提名的中纪委候选人，大多数是党龄较长、年龄较大而能工作的同志，也提了二十几名年富力强、有实践经验的中年同志。名单中包括同林彪、“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以及各条战线和有关部门的同志。还包括蒙古、藏、壮、苗、回、朝鲜、维吾尔等七个少数民族的同志。女同志有12人。
四、中纪委是以兼职委员占多数组成，还是专职委员占多数组成？我们反复考虑，鉴于过去监委兼职成员太多，心思不在监委工作上，甚至开起会来都很困难；同时考虑到目前还有一批能工作而没有分配实职工作的老干部，因此，这届中纪委多配了一些专职委员，占到委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中组部在向中央报告的同时，附上了他们提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草案）。
根据这一方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建议组成人员是：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女），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等15人；常委帅孟奇等23人；委员朱穆之等61人。其中有不少引人注目的人物：如年逾八旬，到正式选举为止，被中央专案一办定为“叛徒”尚未正式改正的帅孟奇；有年仅39岁的藏族干部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日喀则地委第一书记多吉才让；有编印《天安门诗抄》的“童怀周”中的主要负责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汪文风；有在基层辛勤工作、担任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的女公安干警刘丽英；有被错划为右派20多年、确定改正但尚未最后正式改正的原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确实如中组部向中央所汇报的那样，这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代表了方方面面，是很有代表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部候选人的名单、简历作为会议的文件，印发到每个与会者手中，让大家充分酝酿，充分讨论。
22日晚，全会进行选举，以上候选人全部当选。
全会公报的通过
12月22日晚，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闭幕会，华国锋讲话。他着重讲如何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他指出，为了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要把握好五个“一定”：第一，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第二，一定要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第三，一定要不断地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第四，一定要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第五，一定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
同一天晚上，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
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稿，是全会的主要成果之一。12月22日，各小组重点讨论公报稿。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公报写得很好，同时，对公报稿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
公报于12月22日由全会通过。23日，胡乔木又根据会议简报组收集上来的新意见，对公报稿进行了最后的加工。当天下午６点，中央常委审定了修改的地方。晚上８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开头讲了会议的概貌，以及通过的文件和人事决定。公报的主体分五部分，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取得的主要成就。
第一部分主要讲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公报》指出：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第二部分主要讲经济问题，包括体制改革、农业问题等。《公报》指出：
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
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要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三部分主要讲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健全民主与法制问题，《公报》指出：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四部分主要讲思想路线问题，对真理标准讨论作出评价。《公报》指出：
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第五部分主要讲党的民中集中制、党规党法以及党的集体领导问题。《公报》写道：
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高度概括了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三中全会精神的集中体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一次会议。它以其特有的成就和建树，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责编韵心）
参加会议人员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选出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共333人，其中中央委员201人，候补中央委员132人。从十一大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逝世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6人；经中央批准，不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25人；因病、因事请假没有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1人。实际出席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经中央批准，宋任穷、黄克诚、黄火青、胡乔木、韩光、周惠、王任重、习仲勋、陈再道等９位准备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的同志列席了全会。
12月18日晚上，全会开幕，华国锋主持并讲话。他首先通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中央开了36天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200多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恢复和发扬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始至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整风方法，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解放思想、集思广益。经过到会同志的充分讨论，一致赞同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解决了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和过去运动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了一些担任过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功过是非；修改了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原则上确定了明后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事问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人选的建议。会议中间，同志们对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和几个部门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作了自我批评。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到会同志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为开好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接着，华国锋代表中央宣布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任务：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同时审议、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会议前期的讨论
会议开始后，西北组、华北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南组等各个小组在前期的讨论中，都表示“一致同意中央确定的这次会议的议程、开法和时间安排”以及会议的“指导思想”；“坚决拥护中央坚强的决心，从明年１月份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性决策”，并且“一定要集中精力抓紧时间学好会议的九个文件，讨论好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等重大问题”。
20日上午，华北组有同志发言说：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来说，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只有生产力的大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还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某些制度。经济制度的改革，主要是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的改革。体制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法就是用经济管理的办法来管理经济。政治方面，主要是政权机构改革。一是党、政要分开，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状况。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不是党专政。党是起领导作用的，是领导一切的，不是讲党直接专政。请中央考虑，把各级党委和革委会分开。省、市、自治区也应如此，党委第一书记除特殊者外，一般不兼革委会主任为好。如果党、政不分，就会形成事无巨细，都拿到党委会上讨论。应本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党委定了方针政策后，应放手让革委会去抓经济工作，革委会当然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所以第一书记不兼革委会主任为好，这样对工作有利，对搞四个现代化有利。
同一天上午，在西南组有同志发言，就如何实现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系统地谈了意见和建议。发言说：搞好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先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经过全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国的团结。搞好党内团结，重要的一条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大事要集体讨论。领导干部要听逆耳之言，让人家说话、出气，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统一认识，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
有些代表还提出了一些新的、有意义的建议。12月18日上午和19日下午，西北组进行讨论后，向中央提了五点建议：
一、今后中央开会，在主席台就座的，应为主席、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应和中央委员坐在一起，可以坐在第一排。这是我们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传统、老作风。建议今后主席、副主席步入会场时，不要起立鼓掌，可以坐着鼓掌。这既体现了我们党的领导人和大家亲切的相互关系，又照顾了一些年老体弱同志起坐不便的困难。
二、部分开放中南海。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在中南海的旧居，要开放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参观。将周总理、朱委员长的旧居，开辟为周总理、朱委员长的纪念馆，可不再另建纪念馆。这样，对我们的教育意义更大，感到更加亲切，还可以节省国家开支。
三、开放人民大会堂。现在不少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革命多年的老同志，连进人民大会堂看看都不行，这种状况应当改变。人民大会堂可供我国人民和国际友人参观，也可提供国际组织在此召开国际会议，赚取外汇。
四、政治局的同志要多接触群众，克服特殊化。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总是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利用各种机会接近群众，了解情况。这种优良传统，我们一定要坚持和发扬。现在政治局的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会，单独在十三楼开饭，有时看戏还摆烟摆茶搞特殊照顾，甚至擦脸毛巾还有大小之分。政治局有的同志到医院看病，警卫森严。我们要改变这种作风，希望政治局的同志要利用一切机会，多接近群众。
五、成立中央书记处或设立中央秘书长。为了让中央常委集中精力考虑党和国家的大事，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协助常委处理日常事务。如目前成立书记处的条件不成熟，也可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
会议前期，还有不少代表就民主与法制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20日，华北组有同志建议，加强群众监督和中央委员的监督：加强群众监督，首先要使群众有讲话的条件和机会，要保证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得以实行，无论什么人违犯宪法，都要受到法律制裁。我看让群众讲话，公开批评各级领导，没有什么不好。这样做会不会乱？问题就在于领导上有没有民主，能不能积极地进行引导和教育。我们搞宣传工作的同志要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宣传教育工作的特点，要引导大家去讲真话、讲心里话，不要逼大家讲假话、讲套话。
再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发挥党中央委员会的职能，发挥中央委员的监督作用。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中央领导成员的工作情况应该接受全会的检查。好的表扬，差的批评，犯错误的要检讨，问题严重的要撤换。这样使我们党的领导始终保持朝气蓬勃，不再出现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目无党纪国法，说一句话就是法律的情况。
20日下午，华东组有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民主和法制是辩证的统一，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法制，没有无产阶级的法制，无产阶级的民主也不可能实现。党有党章，国有国法，我们党有几千万党员，我们国家有近十亿人民，实践看没有必要的各种法律是不行的，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民主才能得到保证；民主得到发扬，才能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优秀人才，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批评的权利；才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有切实的保证。
关于农业和农村的两个决定及1979、1980年计划安排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检讨和自我批评。后期，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几个常委也曾经表示，对他们的错误，要给他们一些考虑的时间，再作进一步检查。但是，由于有一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们在会上听了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者的介绍，了解到一些情况，特别是会上印发了四个人的书面检讨后，对这几个人的批评和不满意见，便成为12月20日小组会议论的主要内容。
从12月20日下午开始，各小组的发言开始比较多地涉及《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这三个文件。有从大的、宏观的方面谈农业和农村问题和两年计划安排的，也有许多是对这三个文件的内容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20日下午，西南组有同志在发言中，首先结合谈“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谈到了文件中的有关农业问题。发言说：“四个现代化，首先是农业现代化，农业上不去，就要拖其他现代化的后腿。我看农业要上去，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努力调动社队干部的积极性；二是要落实好农村经济政策。”中南组有同志在发言中，希望能在文件中充分反映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民主问题。
21日，东北组有同志发言，建议计划安排和体制改革都应当体现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地区和单位先走一步，发展快一些，使一部分工人农民生活先好起来以及权力下放，给下面以机动权的精神。
西南组有同志在发言中指出：20多年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经验教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很多方面搞的是‘左’倾盲动。他列举了14种表现。说：“这是农业问题的总根子。实际上，‘左’倾盲动不仅反映在农业方面，而且影响到各个领域。我们党吃‘左’倾盲动的苦头太大了，应该总结这个教训。建议在这次会议将要通过的文件中（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或1979、1980两年计划安排的文件均可），把这个意思写进去，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各个组都有同志对文件的具体条文提出了明确的修改意见。中央责成胡乔木根据各小组汇总上来的意见和建议，对农业的两个文件，特别是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修改。
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分析了农业的现状，总结了历史的经验，部署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工作。其中对农业发展最直接、最有影响和积极意义的是提出了几条具体措施：第一，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第二，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第三，规定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25亿公斤；第四，国家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
这个文件当时对于冲破“左”倾错误在农业问题上设置的禁区，解放和统一广大农村干部的思想，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和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同时，也为中国农村的改革奠定了重要的政策基础。
中央领导机构的加强和中纪委的成立
会议期间，各小组对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增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人选均表示满意，并采取了积极、一致的支持态度。
12月22日晚，全会进行选举，陈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有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增补为中央委员的是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和周惠等９人。
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中央政治局早就拟议的事。1977年８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各级地方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央组织部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开始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考察、提出候选人，供中央参考。1978年10月25日、12月2日曾先后两次拿出方案上报中央，并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泛征求意见。12月16日，中央组织部在前两次的基础上，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问题第三次向中央报告：
一、上届中央监委委员共60人。现在提出的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草案）是99人。其中，书记、副书记15人，常委23人，委员61人。按我们党的状况，同时考虑到目前还有一批老干部能工作而没有分配实职工作，我们认为，中纪委候选人的总名额99人是适宜的。
二、我们党已经多年没有设立纪律检查机构，林彪、“四人帮”又把党的纪律废弛得不像样子，中央一旦恢复纪委，全党都注意是由哪些同志在这方面担负起拨乱反正的责任。所以，这次挑选的中纪委候选人，一般都是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政治历史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同志；同时也注意了党性、组织纪律性较强，能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看问题比较全面，党内信得过的同志。
三、提名的中纪委候选人，大多数是党龄较长、年龄较大而能工作的同志，也提了二十几名年富力强、有实践经验的中年同志。名单中包括同林彪、“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以及各条战线和有关部门的同志。还包括蒙古、藏、壮、苗、回、朝鲜、维吾尔等七个少数民族的同志。女同志有12人。
四、中纪委是以兼职委员占多数组成，还是专职委员占多数组成？我们反复考虑，鉴于过去监委兼职成员太多，心思不在监委工作上，甚至开起会来都很困难；同时考虑到目前还有一批能工作而没有分配实职工作的老干部，因此，这届中纪委多配了一些专职委员，占到委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中组部在向中央报告的同时，附上了他们提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草案）。
根据这一方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建议组成人员是：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女），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等15人；常委帅孟奇等23人；委员朱穆之等61人。其中有不少引人注目的人物：如年逾八旬，到正式选举为止，被中央专案一办定为“叛徒”尚未正式改正的帅孟奇；有年仅39岁的藏族干部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日喀则地委第一书记多吉才让；有编印《天安门诗抄》的“童怀周”中的主要负责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汪文风；有在基层辛勤工作、担任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的女公安干警刘丽英；有被错划为右派20多年、确定改正但尚未最后正式改正的原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确实如中组部向中央所汇报的那样，这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代表了方方面面，是很有代表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部候选人的名单、简历作为会议的文件，印发到每个与会者手中，让大家充分酝酿，充分讨论。
22日晚，全会进行选举，以上候选人全部当选。
全会公报的通过
12月22日晚，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闭幕会，华国锋讲话。他着重讲如何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他指出，为了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要把握好五个“一定”：第一，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第二，一定要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第三，一定要不断地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第四，一定要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第五，一定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
同一天晚上，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
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稿，是全会的主要成果之一。12月22日，各小组重点讨论公报稿。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公报写得很好，同时，对公报稿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
公报于12月22日由全会通过。23日，胡乔木又根据会议简报组收集上来的新意见，对公报稿进行了最后的加工。当天下午６点，中央常委审定了修改的地方。晚上８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开头讲了会议的概貌，以及通过的文件和人事决定。公报的主体分五部分，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取得的主要成就。
第一部分主要讲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公报》指出：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第二部分主要讲经济问题，包括体制改革、农业问题等。《公报》指出：
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
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要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第三部分主要讲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健全民主与法制问题，《公报》指出：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四部分主要讲思想路线问题，对真理标准讨论作出评价。《公报》指出：
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第五部分主要讲党的民中集中制、党规党法以及党的集体领导问题。《公报》写道：
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高度概括了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三中全会精神的集中体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一次会议。它以其特有的成就和建树，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责编韵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