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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历史的每一次转型时期或者说“断裂”处都会相应出现女性写作的高峰，历史的容许和商业的接纳，这是现代性带给女性写作最直接而有效的好处，然而也意味着女性写作至今没有摆脱充当男性无法平复“断裂”带来的焦虑和无暇无力钳制时的抚慰和疏漏的尴尬处境。
关键词：断裂； 女性写作； 焦虑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从上个世纪至今的100多年里，中国历史出现过几个明显的新旧制度和新旧文化交锋的转型时期，这是在现代性思想体系的导引下，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演进历程，按照现代性最权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为了将其自身看作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再三的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①。现代性一方面把中国从古老封闭的封建社会中解救出来，摆脱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和摧残，另一方面也带给人们面对激烈的“断裂”而无所适从的焦虑，在男性文化处于无法适应和无从建构现代文化传统的时候，女性写作异军突起，得到了较之古代一日千里的发展，现代性使得现代女性文学得以在历史和文化的断裂之处浮出历史地表，中国女性作家能够通过写作安身立命，得到了历史的容许和商业的接纳，其人身自由、个性独立才有了真实和有效的现实依傍。而且她们也敏感地捕捉到了主流历史文化发出的暗示和默许，这是现代性带给妇女的最直接而有效的好处。然而，在历史的每一次“断裂”处都会相应出现女性历史叙事的高峰，也意味着女性写作至今没有摆脱充当男性无法平复“断裂”带来的焦虑和无暇无力钳制时的抚慰和疏漏。
“五四”新旧文化交接时期对传统男权的颠覆
在中国，女权思想是鸦片战争的炮火洞开国门之后的舶来品。“五四”是一个现代性和传统性激烈对峙的时代，男女平权成为响亮的口号，以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男性纷纷就女子教育、选举权、贞操观、家庭问题等方面撰文在《新青年》上刊发，一时形成众声喧哗的局面。在这种话语背景下，中国的女性作家陆续闪亮登场，她们在自己的文本中，构筑起各异的女性世界。中国第一个现代女性作家群体冯沅君、庐隐、陈衡哲、凌叔华、苏雪林都突出地书写了反抗父权对女性压制、追求个性解放与爱情幸福的作家，都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桎梏。“五四”以后早期丁玲的女权主义叙事更加有力地解构了男权文化的象征符号（婚姻和男人），以反复宣泄式的写作强化了女性在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社会时的痛苦、徘徊、追求和幻灭。《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性”的表达揭示出女性丧失自我正是首先从失去对自我身体欲望的感觉开始的。“莎菲系列”无疑拥有更为真实、裸露的女性经验和更为自觉、强大的女性意识。《丽石的日记》中同性恋走进文本表现了作者对女性之间友爱的这种极端形式的同情，这种同性恋是对父权制“性压抑”的一种变态然而也是有效的反抗。历史从“女人的性本能”的视角被重新言说。随后的萧红这个女作家本人飘零的人生遭际和落寞孤寂的死亡形式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女性“逃离”和“出走”母题的演绎，她的历史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在对家乡的人和故事的追溯中，表现了她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弱女性如蝼蚁草芥般的生命境遇的无限叹惋和无可奈何。边缘性的位置无法使这个时代的女性作家具有更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当女性个体意识与社会整体意识的觉醒与更新同步进行时，女性的解放才有成为现实的可能。
四十年代新旧制度更迭对历史大动荡中男性的阴暗与虚弱的揭示
四十年代的沦陷区是中国历史上莫大的屈辱记忆，但对于女性文学来说却成为一个畸形繁荣的奇迹，出现了梅娘、苏青、张爱玲、潘柳黛、施济美等令人瞩目的女性作家群体。这个群体的出现也有必然的理由，戴锦华、孟悦分析：“就自由而言，在沦陷区女作家们周围不再有代表国家大众或民族主题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女性规范和女性要求。她们进入了一个无神的时代，既无性别之神，又无大众之神，既往那些价值观念的庙宇在绝望与希望交织中早已斑驳陆离。她们也进入了一个无序的时代，除了侵略者的统治外，以往那种都市要求的传统性别角色不再具有秩序的威力。新文学覆盖在女性身上和内心的意识形态标准不翼而飞，她们给人展示出的是特定意识形态标准化外衣的女性经验。”②梅娘在《动手术之前》中把一个女性因被引诱而患上性病处理为震撼人心的悲剧。苏青的《结婚十年》就是在朴素平实的女性观念中将一个生活在动荡年代的普通职业妇女的辛酸和无奈娓娓道来。
此时期的女作家群体当然首推卓然不群的张爱玲，她在文学史上具有牢不可破、意义深远、空前的地位，在每一个后辈女作家的身上分明都带有她的影子。她用自己鲜明的女性历史观念梳理当时女性的成长史，女性的命运要么如细草一样脆弱在历史和男权的双重挤压下随风飘逝，要么用自己羸弱的小伎俩、小算计在生活的夹缝中、在男权礼教的盘剥中忍辱偷生，历史大动荡中男性的阴暗与虚弱也在张爱玲的笔下得以针针见血地揭示。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对金钱地位、人格、感情三者关系作了阐释，指出女性在前者缺失的情况下，想获得真正的爱是不可能的。《传奇》、《留情》、《沉香屑—第一炉香》、《年轻的时候》等将恋爱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谋生的内容充斥恋爱的空间，也就解构了爱情，突显了女权的缺席。张爱玲本人的生与死印证了她的女权主义思想，印证了她对男性不变的失望和鄙视，一个人悄悄地死在美国的寓所里，一个星期后才为人所知，她的一生既不是妻子，也不是母亲，而仅仅是个女人，男性话语历来诠释的女性身份被她排斥在生存之外，不是不想作母亲和妻子而是不想再被禁锢和锁闭。张爱玲的存在适应和迎合了沦陷区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男人们对女性写作的需要和要求，但她却利用男欢女爱的表层故事揭示出另一种深刻和真相。当代女性写作的中心主题在张爱玲的文本中都能找到原型，并至今不能说有所超越。
八十年代拨乱反正新时期对“男女平等”神话的虚伪和误导的破译
十七年、文革时期，“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平等观念是文学的写作背景，女性忙于表现现实火热的生活，因特殊的时代原因而没有反思历史的能力和自觉，女性写作多集中于对战争时期的回忆和怀念，杨沫的《青春之歌》、茹志鹃的《百合花》等女作家用女性特有的纤细柔美的叙述风格回忆战争中女性的成长和感情，但是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很远。新时期以来，以张洁、张辛欣等为代表的女性文学特别关注现实中不堪重负的女性境遇，一批没有性别特征、不装束修饰、没有和谐性爱的“怨妇”形象充斥在作品中。在陈腐和暧昧的性文化背景中，王安忆首先突破性禁忌和性谎言闯入禁区，“三恋”系列、《岗上的世纪》等小说在文革时期“性”被压抑到扭曲变态的背景中，女主人公竟能主动掌握性爱选择的主动权，男性反而成为一个模糊的性符号，抛开政治、经济、名誉的功利追求和束缚压制，真实表达女性的性体验和性快感。铁凝从来没有放弃对女性被男权文化造就和异化的内省，在《麦秸垛》中，无论男人怎样的欺凌和掠夺，女性都不求回报地只想为他们传宗接代，女知青也不例外，女性的历史就是这样在宿命般的轮回中承受和付出，在母性的皈依中繁衍和发展人类；《玫瑰门》在长期遭受丈夫性虐待的司猗纹身上照样使用了男性文本扔到女人身上的种种污言秽语：荡妇、乱伦、善妒、受虐、施虐，但是她强调的是并非象男性文本所确认的这是女性的天性使然，不过是男权社会挤压和摧残的一个女人的真实。《棉花垛》表现在现实战争遮蔽下的性别战争被作家刻意地挖掘出来，瓦解了一切所谓忠孝节烈的正义道德，汉奸和抗日英雄的判定标准要由男人和女人的欲望来裁定。在此“性”并不是全部，而是为女人改写自己在历史中的存在形态架起一个支点，以此将笔触深入到女人生命最隐秘的深处，书写了一个围绕性欲言说的女性历史生命的永恒与困惑。池莉的《凝眸》表现了两性的不能平等，男人更醉心的是权力的掠夺和性欲的满足，注定了女性情感最终缺失的宿命。
80年代女性历史叙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恢复和延续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理性传统，在国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历史时刻，文学空前绝后地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男性再一次陷入转型带来的忙碌和兴奋，女性写作作为男性叙事的跟随者也形成了不小的规模，但是在男性写作不经意之间，在大量引进的西方女权主义的“启蒙”之下，女性意识在女性写作中已悄然萌发并日渐成为女性作家的自觉，为90年代世纪之交出现女性写作的高峰做好了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准备。
世纪之交转型期对女性历史诗学的追求
90年代的文学创作从社会文化舞台的中心位置退到了边缘，但从文学创作的实绩来看，当代文学进入了空前发展的高涨时期，女性作家也纷纷在世纪之交拿出自己成熟而厚重的小说作品。首先要提到的是先锋女作家残雪，她虽不能算女性写作的代表作家，但她小说中的叙事方法和解构策略却是整个文坛都为之震动并争相效仿的，对于强大的菲勒斯审美机制的颠覆效果是振聋发聩的，极具前卫姿态和先锋风范。
90年代“女性私人”小说叙事引领了潮流，陈染、林白等更年轻一代女作家异军突起，更加大胆的表露女性的隐秘和身体感受，用个人的生存体验表达女性集体的生存体验，必须深入欲望主体才能达成超越。同时从男性历史叙事疏漏处出发，女性写作对历史的反思进入到一个成就空前的阶段。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对革命时期的爱情婚姻进行学理上的反观，已超越了性别和情感的认同模式，畸形的生活环境和男权传统中无限占有的意识给女性带来的无穷灾难；张洁的《无字》中女性经不起一生都在寻求和憧憬的男性神话破灭的打击，生活在对自己痛苦命运的“无字”的记忆中。王安忆的《长恨歌》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女性主义的历史史诗，表现由琐碎人生经验所堆砌而成的不同于男性生活的生命轨迹，由偶然、具体、个别、和细小精致的碎片组成的女性历史。在方方的《何处是我家园》、迟子建的《秋歌》一如萧红《生死场》般的沉重，对传统主题进行了重新演绎，触摸到了女性在男性历史中的心灵变异和惨痛经历。女性的家族历史小说把接续和填写女性的“生命链条”和“空白之页”作为自己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历史是有“性别”的、家族是人类寻求一种更大力量的渴望和与这强大力量永远结盟在一起的理想，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张抗抗的《赤彤丹朱》、徐小斌的《羽蛇》、蒋韵的《栎树的囚徒》、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项小米的《英雄无语》、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等，这些作品在对家族血脉渊源的梳理中，完成了一次女性个人与历史的对话，用自己的手和笔撼动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神话链条。“花非花”系列小说是由王小鹰写的《吕后·宫庭玩偶》、赵玫的《高阳公主·长歌》、石楠的《陈圆圆·红颜恨》、王晓玉的《赛金花·凡尘》等组成，选取了几位有幸留名青史的女性，并给一定历史阶段的百姓带来安居乐业、免受战乱之苦的生活，但因为她们有违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定位，始终处于男权历史话语所诟病和唾骂的地位。还原真实的女性形象，接近一段历史真实，是女性历史叙事想要的结果，虽有虚构却更加真实，更加人性化的历史。
徐坤有论：“当整个历史与现实都已变成男性巨大的（实际上非常孱弱）菲勒斯的自由穿行场，未来的支层和地面上竞相布满了男性空洞的阉割焦虑的时候，女性以她们压抑已久的嘶哑之音，呼喊与细语出她们生命最本质的忿闷与渴望。”③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写作，对历史的参与和建构也只能是边缘和性别的，在一统天下的男权叙事中，即使女性具有与男人同等甚至超越男人之上的能力，也还是会被排斥在历史之外。而在每一次历史“断裂”之处，男权统治相对比较虚弱，男性处于社会转型和文化更迭的动荡之中，内心充满了焦虑和迷惘，此时的女性写作，以清新柔美的风格和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的温馨平和，有效的抚慰和转移了男性的焦虑，再加上商业市场的利益驱动和文化传媒的推波助澜，使得女性创作获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认可和欢迎。但这种繁荣仍是有限度的，甚至是虚假的表象，它必须建立在不能从根本上动摇或危及男权统治这个前提之下，否则一定会遭到强大的阻力和遏制。只是历史演进到21世纪的今天，人类文明毕竟已经进化到不能用野蛮暴力处罚和消灭女性写作的地步，但他们会从文化和经济的渗透和引诱来委婉地达到掌控一切的目的。男女两性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文学领域真正实现平等，女性写作从男性写作中独立出来，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应该不是一个很遥远而虚幻的迷梦。
参考书目:
①哈贝马斯.论现代性[M].转引自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C]。
北京：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②戴锦华、孟悦.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③徐坤.因为沉默太久.中华读书报，1996年1月10日。
（责任编辑 李美云）
关键词：断裂； 女性写作； 焦虑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从上个世纪至今的100多年里，中国历史出现过几个明显的新旧制度和新旧文化交锋的转型时期，这是在现代性思想体系的导引下，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演进历程，按照现代性最权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为了将其自身看作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再三的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①。现代性一方面把中国从古老封闭的封建社会中解救出来，摆脱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和摧残，另一方面也带给人们面对激烈的“断裂”而无所适从的焦虑，在男性文化处于无法适应和无从建构现代文化传统的时候，女性写作异军突起，得到了较之古代一日千里的发展，现代性使得现代女性文学得以在历史和文化的断裂之处浮出历史地表，中国女性作家能够通过写作安身立命，得到了历史的容许和商业的接纳，其人身自由、个性独立才有了真实和有效的现实依傍。而且她们也敏感地捕捉到了主流历史文化发出的暗示和默许，这是现代性带给妇女的最直接而有效的好处。然而，在历史的每一次“断裂”处都会相应出现女性历史叙事的高峰，也意味着女性写作至今没有摆脱充当男性无法平复“断裂”带来的焦虑和无暇无力钳制时的抚慰和疏漏。
“五四”新旧文化交接时期对传统男权的颠覆
在中国，女权思想是鸦片战争的炮火洞开国门之后的舶来品。“五四”是一个现代性和传统性激烈对峙的时代，男女平权成为响亮的口号，以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男性纷纷就女子教育、选举权、贞操观、家庭问题等方面撰文在《新青年》上刊发，一时形成众声喧哗的局面。在这种话语背景下，中国的女性作家陆续闪亮登场，她们在自己的文本中，构筑起各异的女性世界。中国第一个现代女性作家群体冯沅君、庐隐、陈衡哲、凌叔华、苏雪林都突出地书写了反抗父权对女性压制、追求个性解放与爱情幸福的作家，都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桎梏。“五四”以后早期丁玲的女权主义叙事更加有力地解构了男权文化的象征符号（婚姻和男人），以反复宣泄式的写作强化了女性在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社会时的痛苦、徘徊、追求和幻灭。《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性”的表达揭示出女性丧失自我正是首先从失去对自我身体欲望的感觉开始的。“莎菲系列”无疑拥有更为真实、裸露的女性经验和更为自觉、强大的女性意识。《丽石的日记》中同性恋走进文本表现了作者对女性之间友爱的这种极端形式的同情，这种同性恋是对父权制“性压抑”的一种变态然而也是有效的反抗。历史从“女人的性本能”的视角被重新言说。随后的萧红这个女作家本人飘零的人生遭际和落寞孤寂的死亡形式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女性“逃离”和“出走”母题的演绎，她的历史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在对家乡的人和故事的追溯中，表现了她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弱女性如蝼蚁草芥般的生命境遇的无限叹惋和无可奈何。边缘性的位置无法使这个时代的女性作家具有更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当女性个体意识与社会整体意识的觉醒与更新同步进行时，女性的解放才有成为现实的可能。
四十年代新旧制度更迭对历史大动荡中男性的阴暗与虚弱的揭示
四十年代的沦陷区是中国历史上莫大的屈辱记忆，但对于女性文学来说却成为一个畸形繁荣的奇迹，出现了梅娘、苏青、张爱玲、潘柳黛、施济美等令人瞩目的女性作家群体。这个群体的出现也有必然的理由，戴锦华、孟悦分析：“就自由而言，在沦陷区女作家们周围不再有代表国家大众或民族主题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女性规范和女性要求。她们进入了一个无神的时代，既无性别之神，又无大众之神，既往那些价值观念的庙宇在绝望与希望交织中早已斑驳陆离。她们也进入了一个无序的时代，除了侵略者的统治外，以往那种都市要求的传统性别角色不再具有秩序的威力。新文学覆盖在女性身上和内心的意识形态标准不翼而飞，她们给人展示出的是特定意识形态标准化外衣的女性经验。”②梅娘在《动手术之前》中把一个女性因被引诱而患上性病处理为震撼人心的悲剧。苏青的《结婚十年》就是在朴素平实的女性观念中将一个生活在动荡年代的普通职业妇女的辛酸和无奈娓娓道来。
此时期的女作家群体当然首推卓然不群的张爱玲，她在文学史上具有牢不可破、意义深远、空前的地位，在每一个后辈女作家的身上分明都带有她的影子。她用自己鲜明的女性历史观念梳理当时女性的成长史，女性的命运要么如细草一样脆弱在历史和男权的双重挤压下随风飘逝，要么用自己羸弱的小伎俩、小算计在生活的夹缝中、在男权礼教的盘剥中忍辱偷生，历史大动荡中男性的阴暗与虚弱也在张爱玲的笔下得以针针见血地揭示。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对金钱地位、人格、感情三者关系作了阐释，指出女性在前者缺失的情况下，想获得真正的爱是不可能的。《传奇》、《留情》、《沉香屑—第一炉香》、《年轻的时候》等将恋爱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谋生的内容充斥恋爱的空间，也就解构了爱情，突显了女权的缺席。张爱玲本人的生与死印证了她的女权主义思想，印证了她对男性不变的失望和鄙视，一个人悄悄地死在美国的寓所里，一个星期后才为人所知，她的一生既不是妻子，也不是母亲，而仅仅是个女人，男性话语历来诠释的女性身份被她排斥在生存之外，不是不想作母亲和妻子而是不想再被禁锢和锁闭。张爱玲的存在适应和迎合了沦陷区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男人们对女性写作的需要和要求，但她却利用男欢女爱的表层故事揭示出另一种深刻和真相。当代女性写作的中心主题在张爱玲的文本中都能找到原型，并至今不能说有所超越。
八十年代拨乱反正新时期对“男女平等”神话的虚伪和误导的破译
十七年、文革时期，“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平等观念是文学的写作背景，女性忙于表现现实火热的生活，因特殊的时代原因而没有反思历史的能力和自觉，女性写作多集中于对战争时期的回忆和怀念，杨沫的《青春之歌》、茹志鹃的《百合花》等女作家用女性特有的纤细柔美的叙述风格回忆战争中女性的成长和感情，但是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很远。新时期以来，以张洁、张辛欣等为代表的女性文学特别关注现实中不堪重负的女性境遇，一批没有性别特征、不装束修饰、没有和谐性爱的“怨妇”形象充斥在作品中。在陈腐和暧昧的性文化背景中，王安忆首先突破性禁忌和性谎言闯入禁区，“三恋”系列、《岗上的世纪》等小说在文革时期“性”被压抑到扭曲变态的背景中，女主人公竟能主动掌握性爱选择的主动权，男性反而成为一个模糊的性符号，抛开政治、经济、名誉的功利追求和束缚压制，真实表达女性的性体验和性快感。铁凝从来没有放弃对女性被男权文化造就和异化的内省，在《麦秸垛》中，无论男人怎样的欺凌和掠夺，女性都不求回报地只想为他们传宗接代，女知青也不例外，女性的历史就是这样在宿命般的轮回中承受和付出，在母性的皈依中繁衍和发展人类；《玫瑰门》在长期遭受丈夫性虐待的司猗纹身上照样使用了男性文本扔到女人身上的种种污言秽语：荡妇、乱伦、善妒、受虐、施虐，但是她强调的是并非象男性文本所确认的这是女性的天性使然，不过是男权社会挤压和摧残的一个女人的真实。《棉花垛》表现在现实战争遮蔽下的性别战争被作家刻意地挖掘出来，瓦解了一切所谓忠孝节烈的正义道德，汉奸和抗日英雄的判定标准要由男人和女人的欲望来裁定。在此“性”并不是全部，而是为女人改写自己在历史中的存在形态架起一个支点，以此将笔触深入到女人生命最隐秘的深处，书写了一个围绕性欲言说的女性历史生命的永恒与困惑。池莉的《凝眸》表现了两性的不能平等，男人更醉心的是权力的掠夺和性欲的满足，注定了女性情感最终缺失的宿命。
80年代女性历史叙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恢复和延续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理性传统，在国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历史时刻，文学空前绝后地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男性再一次陷入转型带来的忙碌和兴奋，女性写作作为男性叙事的跟随者也形成了不小的规模，但是在男性写作不经意之间，在大量引进的西方女权主义的“启蒙”之下，女性意识在女性写作中已悄然萌发并日渐成为女性作家的自觉，为90年代世纪之交出现女性写作的高峰做好了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准备。
世纪之交转型期对女性历史诗学的追求
90年代的文学创作从社会文化舞台的中心位置退到了边缘，但从文学创作的实绩来看，当代文学进入了空前发展的高涨时期，女性作家也纷纷在世纪之交拿出自己成熟而厚重的小说作品。首先要提到的是先锋女作家残雪，她虽不能算女性写作的代表作家，但她小说中的叙事方法和解构策略却是整个文坛都为之震动并争相效仿的，对于强大的菲勒斯审美机制的颠覆效果是振聋发聩的，极具前卫姿态和先锋风范。
90年代“女性私人”小说叙事引领了潮流，陈染、林白等更年轻一代女作家异军突起，更加大胆的表露女性的隐秘和身体感受，用个人的生存体验表达女性集体的生存体验，必须深入欲望主体才能达成超越。同时从男性历史叙事疏漏处出发，女性写作对历史的反思进入到一个成就空前的阶段。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对革命时期的爱情婚姻进行学理上的反观，已超越了性别和情感的认同模式，畸形的生活环境和男权传统中无限占有的意识给女性带来的无穷灾难；张洁的《无字》中女性经不起一生都在寻求和憧憬的男性神话破灭的打击，生活在对自己痛苦命运的“无字”的记忆中。王安忆的《长恨歌》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女性主义的历史史诗，表现由琐碎人生经验所堆砌而成的不同于男性生活的生命轨迹，由偶然、具体、个别、和细小精致的碎片组成的女性历史。在方方的《何处是我家园》、迟子建的《秋歌》一如萧红《生死场》般的沉重，对传统主题进行了重新演绎，触摸到了女性在男性历史中的心灵变异和惨痛经历。女性的家族历史小说把接续和填写女性的“生命链条”和“空白之页”作为自己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历史是有“性别”的、家族是人类寻求一种更大力量的渴望和与这强大力量永远结盟在一起的理想，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张抗抗的《赤彤丹朱》、徐小斌的《羽蛇》、蒋韵的《栎树的囚徒》、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项小米的《英雄无语》、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等，这些作品在对家族血脉渊源的梳理中，完成了一次女性个人与历史的对话，用自己的手和笔撼动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神话链条。“花非花”系列小说是由王小鹰写的《吕后·宫庭玩偶》、赵玫的《高阳公主·长歌》、石楠的《陈圆圆·红颜恨》、王晓玉的《赛金花·凡尘》等组成，选取了几位有幸留名青史的女性，并给一定历史阶段的百姓带来安居乐业、免受战乱之苦的生活，但因为她们有违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定位，始终处于男权历史话语所诟病和唾骂的地位。还原真实的女性形象，接近一段历史真实，是女性历史叙事想要的结果，虽有虚构却更加真实，更加人性化的历史。
徐坤有论：“当整个历史与现实都已变成男性巨大的（实际上非常孱弱）菲勒斯的自由穿行场，未来的支层和地面上竞相布满了男性空洞的阉割焦虑的时候，女性以她们压抑已久的嘶哑之音，呼喊与细语出她们生命最本质的忿闷与渴望。”③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写作，对历史的参与和建构也只能是边缘和性别的，在一统天下的男权叙事中，即使女性具有与男人同等甚至超越男人之上的能力，也还是会被排斥在历史之外。而在每一次历史“断裂”之处，男权统治相对比较虚弱，男性处于社会转型和文化更迭的动荡之中，内心充满了焦虑和迷惘，此时的女性写作，以清新柔美的风格和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的温馨平和，有效的抚慰和转移了男性的焦虑，再加上商业市场的利益驱动和文化传媒的推波助澜，使得女性创作获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认可和欢迎。但这种繁荣仍是有限度的，甚至是虚假的表象，它必须建立在不能从根本上动摇或危及男权统治这个前提之下，否则一定会遭到强大的阻力和遏制。只是历史演进到21世纪的今天，人类文明毕竟已经进化到不能用野蛮暴力处罚和消灭女性写作的地步，但他们会从文化和经济的渗透和引诱来委婉地达到掌控一切的目的。男女两性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文学领域真正实现平等，女性写作从男性写作中独立出来，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应该不是一个很遥远而虚幻的迷梦。
参考书目:
①哈贝马斯.论现代性[M].转引自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C]。
北京：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②戴锦华、孟悦.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③徐坤.因为沉默太久.中华读书报，1996年1月10日。
（责任编辑 李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