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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庆,据说搞得轰轰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应该庆祝什么
(五)
当年全北京的中学只有四位特级教师,四中就占了两位,化学老师刘景昆和物理老师张子谔,那都是国宝级人物。有一年,张子谔老师辅导高三物理,据说高考六道题押中四道,学生提前交卷,高呼“张老万岁”。
教三角函数的老师李蔚天三角眼,下巴刮得铁青。每次上课,他提前几分钟到教室,在黑板上画一道题。那对我来说如同鬼画符——眼晕,而同学们几乎个个胸有成竹,举手抢答。李老师不慌不忙,用三角眼扫视一圈,习惯性摸一下铁青的下巴,慢悠悠,用浓重的河南口音点名“赵—振—开—”,还把“开”读成第三声,更加勾人心魄。我一问三不知。这竟成了我永远的心病:多年后我帮女儿做作业,一听说三角函数,第一反应是头晕恶心。
《学习》杂志1958年停刊,部分编辑改行当老师,于是黄庆发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四十出头,谢顶,一脸苦笑,好像在为自身的存在表示歉意。他教古文有一套,让我们写批注。他摇头晃脑领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停顿一下,念批注“当乐”,然后继续朗读下去。照猫画虎,没想到我的批注竟得到赏识——孺子可教,于是让我当众宣读。我美滋滋地摇头晃脑,待读到“心乐之”也停顿一下,接着读我的批注——“颇为不错”,竟把“颇”错读成pi音,引得哄堂大笑。
俄语教师凌石军肥头大耳,没架子,但骨子里透着股傲气。他每次上课只捏着一张小卡片,嘟噜嘟噜说个没完,好像那是一种语言戏法。他出过俄语语法专著,且日文好,据说他的俄文是靠日文课本自学的。他另有一手高招,可仰躺在学校游泳池的水面上看报纸,手脚不动。我俄语没学好,倒是暗中偷学了这一手,但一不留神会灌上两口水。
英语老师项立斜穿校园,总会引起注意。他教英文,把自己先教成英国绅士:夏天穿白色西服;冬天穿吊带短裤,白色长袜,锃亮的皮鞋。他上课会把全套刀叉带到教室,配上餐巾,演示西餐的规矩。据说他当年在教会学校考了第一,外籍老师请他到家中做客,端出奶油蛋糕,而这时他用错了一个词,女教师把蛋糕收回以示惩罚……
两位体育老师韩茂富和吴济民,都是国家级篮球裁判。韩茂富个儿不高,精明强干。吴济民人高马大,都管他叫大吴。据说苏联国家女篮来京与中国女篮比赛,由韩茂富在场上主吹,大吴坐镇裁判台。临近终场正打得难解难分,这两位暗中串通好,停表加时间,被苏联队发现提出抗议,大吴被降级成一级裁判。
女校长杨滨,延安陕北公学出身,参加革命后的重要见证人填的是叶群。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女一中校长,1965年调到四中。据说在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四中校长两个职务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副校长刘铁岭踌躇满志。“文革”中揭发他在日记中的志向:二十岁当校支部委员,三十岁当区委委员,四十岁当市委委员,五十岁当中央委员。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文革”开始时他四十出头,已当上了市委委员。
谁承想,这些老师校长,一夜之间斯文扫地。“文革”爆发后,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会。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个星期天。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戴高帽挂牌子游斗,最后集中到操场上,他们在学生的喧嚣、羞辱和拳脚中蹒跚穿行。最后让他们齐唱《鬼见愁战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锤,把我砸烂砸碎……”其中顶数副校长刘铁岭的嗓音最嘹亮。
在一次由军宣队主持的批斗会上,大吴跳出来指着校长杨滨说:“杨滨,你胆敢反对解放军。”然后振臂高呼“打倒解放军!”愕然惊醒,意识到犯了大忌,面如土色嗫嚅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于是到毛主席像前弯腰撅腚,豆大的汗珠噼啪滚下来。
最让我震惊的还是语文教师刘承秀的自杀事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因受审查而导致儿子从部队转业。那天凌晨五点,在食堂后面的小夹道,她用剪刀割断并揪出自己的喉咙,据说惨不忍睹。一个中年女人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到底为什么?当这消息传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斋生火,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
(六)
1966年8月初,我搬到学校住。学生宿舍在学校东南角,与教研组小院毗邻,由两排相向的平房构成独立的小院。开间不等,上下铺,按数字排列,一律称为“斋”。我先住十三斋,后搬进六斋,一住两年多。学生宿舍本是为家远的同学提供的,趁“文革”之乱,没人管,大家纷纷搬进去。
由于顶棚相通且破败,隔墙有耳,易于小道消息的传播。每次生炉子起浓烟,邻居跟着一起咳嗽。“文革”前,每晚十点熄灯,提前十分钟响预备铃。宿舍小院离厕所较远,由于是男校,毫无顾忌,住宿生纷纷冲出来,在下水池或树旁撒尿。宿舍小院永远飘散着浓烈的尿骚味儿。学生辅导员禹启中,每天晚上差十分十点来小院检查,一时奏效,传为“大禹治尿”的佳话。
和我同宿舍的Z是干部子弟,他爱吹牛,好色,说话幽默,是个挺好玩的伙伴。1966年8月底,有天晚上,他说刚抓来个本地流氓,关在地下室,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出于好奇跟他去了,蹲在地下室窗外,向里窥视。
那天由Z主审,两个穿军装的老兵充当打手。那“流氓”光着上身,跪在地上。Z厉声问了一句,他含糊其词,一个打手抡起粗铁链,哗啦抽在他肩上,顿时留下道深深的血印。待铁链再次抡起,Z赶紧拦住……实在看不下去,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半夜Z回来了,有点儿兴奋有点儿得意,问我观感。我把话题岔开。由于他属于那残酷的一幕,我和他渐渐疏远了。不久我从十三斋搬到六斋。
“文革”期间,学校宿舍的流动性很大。1967年春,六斋搬进来个新住户,是前国家主席的公子。他住在上铺,郁郁寡欢,平时只是回来睡觉。我们讲鬼故事时,他也支着耳朵听。一个多月后,他又神秘地消失了。
讲鬼故事要先关灯,同时需要特殊音响效果。比如口头音乐伴奏,并事先备好破脸盆,关键处扔出去,或索性推出护床板。一惊一乍,连讲鬼故事的都吓得半死。这几乎是每天睡觉前的保留节目。
食堂伙食太差。趁夜色,我们去偷食堂的白菜和煤,给自己做饭。更有甚者,由于冬天教室不生火,来学校的同学纷纷到六斋取暖,但要投足硬币才给开门。他们跺脚诅咒,但冰天雪地,没辙,只好留下买路钱。我们还到处收集书报,卖给废品收购站。眼见着玻璃瓶的硬币快满了,我们摩拳擦掌,先订菜单,再采购,大快朵颐,最后撑得走不动道儿。
(七)
北京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平民学校。这其间有一种内在的分裂,这分裂本来不怎么明显,或许被刻意掩盖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极端,变成鸿沟。
学校只有一栋二层教学楼,条件极差,冬天没暖气,天一冷就要安装煤球炉。家境贫寒的子弟多自备午饭,铝饭盒装在网袋中,课间休息送到食堂的大蒸锅腾热。有的同学图省事,索性放在煤球炉台上,课堂上飘荡各种混杂的香味。
再说食堂,每天伙食费是三毛三,主食一毛六。食堂大,能容下几百号人。每桌十人,自由组合,没椅子,直立就餐。大师傅用木杠抬着大木桶进来,引起一阵激动——那些年轻的胃。各桌派代表用两个脸盆排队。一个脸盆盛主食,一个盛菜。校长杨滨发现营养标准不够,提出把伙食费加到每天四毛,即隔天加个有肉的甲菜,竟有一多半学生没有响应,可见平均家境之贫寒。这在“文革”成了杨滨搞修正主义和挑动学生分裂的罪名之一。
那正是发育期,到处是带酸味的饥饿感。有学生贴出大字报:“两个窝头夸好饭,一行长队上青天。窗含师傅丰脸笑,门泊学生瘦骨寒。”
“文革”爆发后,停课串连,食堂秩序被打乱。而学校规定,只能退主食的伙食费,每天一毛六。一凡告诉我,有一回去食堂小窗口退饭票,排他前面是前国家主席的公子,为了退伙食费跟食堂管理员刘庆丰争了几句,居然遭断然拒绝:“不行,开了证明再来。”弄得他面红耳赤,悻悻而去。而拒绝前国家主席公子退饭票的刘庆丰,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揪出来,跳河自杀了。
人世沧桑,公子落难,这本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后听说他发迹了,但愿没忘掉当年的落魄感,能多替老百姓着想。
(八)
1966年9月初,我自制了个小木箱,用红漆写上“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小木箱刚好装进四卷毛选。随后我到积水潭医院去看望父亲。他写标语时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右手腕。我没带水果或营养品,只带来一个毛主席半身塑像,放在床头柜上。
由于搞到一张介绍信,我们七个平民出身的同班同学,决定一起去全国串连。到医院看望父亲的第二天,我背着装毛选的小木箱上路了。
一个多月后回到北京,形势大变,由于对“血统论”的批判,彻底动摇了老红卫兵的统治地位。以平民子弟为主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包括我们班成立的“红峰”战斗队。
1967年开春,校内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北京中学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温和的“四三派”。发表在《四三战报》上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权阶层”。作者张祥龙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哥哥张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笔杆子。
由四中几个学生办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出身论》,是对“血统论”和“特权阶层”最彻底的批判,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作者遇罗克1968年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公审后被处死,年仅27岁。
两年前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庆,据说搞得轰轰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应该庆祝什么?据说老校长刘铁岭在庆典仪式上致辞,想必依旧声音洪亮。我不禁想起1966年那个夏日,他和被批斗的老师一起唱《鬼见愁战歌》的情景。■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五)
当年全北京的中学只有四位特级教师,四中就占了两位,化学老师刘景昆和物理老师张子谔,那都是国宝级人物。有一年,张子谔老师辅导高三物理,据说高考六道题押中四道,学生提前交卷,高呼“张老万岁”。
教三角函数的老师李蔚天三角眼,下巴刮得铁青。每次上课,他提前几分钟到教室,在黑板上画一道题。那对我来说如同鬼画符——眼晕,而同学们几乎个个胸有成竹,举手抢答。李老师不慌不忙,用三角眼扫视一圈,习惯性摸一下铁青的下巴,慢悠悠,用浓重的河南口音点名“赵—振—开—”,还把“开”读成第三声,更加勾人心魄。我一问三不知。这竟成了我永远的心病:多年后我帮女儿做作业,一听说三角函数,第一反应是头晕恶心。
《学习》杂志1958年停刊,部分编辑改行当老师,于是黄庆发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四十出头,谢顶,一脸苦笑,好像在为自身的存在表示歉意。他教古文有一套,让我们写批注。他摇头晃脑领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停顿一下,念批注“当乐”,然后继续朗读下去。照猫画虎,没想到我的批注竟得到赏识——孺子可教,于是让我当众宣读。我美滋滋地摇头晃脑,待读到“心乐之”也停顿一下,接着读我的批注——“颇为不错”,竟把“颇”错读成pi音,引得哄堂大笑。
俄语教师凌石军肥头大耳,没架子,但骨子里透着股傲气。他每次上课只捏着一张小卡片,嘟噜嘟噜说个没完,好像那是一种语言戏法。他出过俄语语法专著,且日文好,据说他的俄文是靠日文课本自学的。他另有一手高招,可仰躺在学校游泳池的水面上看报纸,手脚不动。我俄语没学好,倒是暗中偷学了这一手,但一不留神会灌上两口水。
英语老师项立斜穿校园,总会引起注意。他教英文,把自己先教成英国绅士:夏天穿白色西服;冬天穿吊带短裤,白色长袜,锃亮的皮鞋。他上课会把全套刀叉带到教室,配上餐巾,演示西餐的规矩。据说他当年在教会学校考了第一,外籍老师请他到家中做客,端出奶油蛋糕,而这时他用错了一个词,女教师把蛋糕收回以示惩罚……
两位体育老师韩茂富和吴济民,都是国家级篮球裁判。韩茂富个儿不高,精明强干。吴济民人高马大,都管他叫大吴。据说苏联国家女篮来京与中国女篮比赛,由韩茂富在场上主吹,大吴坐镇裁判台。临近终场正打得难解难分,这两位暗中串通好,停表加时间,被苏联队发现提出抗议,大吴被降级成一级裁判。
女校长杨滨,延安陕北公学出身,参加革命后的重要见证人填的是叶群。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女一中校长,1965年调到四中。据说在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四中校长两个职务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副校长刘铁岭踌躇满志。“文革”中揭发他在日记中的志向:二十岁当校支部委员,三十岁当区委委员,四十岁当市委委员,五十岁当中央委员。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文革”开始时他四十出头,已当上了市委委员。
谁承想,这些老师校长,一夜之间斯文扫地。“文革”爆发后,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会。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个星期天。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戴高帽挂牌子游斗,最后集中到操场上,他们在学生的喧嚣、羞辱和拳脚中蹒跚穿行。最后让他们齐唱《鬼见愁战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锤,把我砸烂砸碎……”其中顶数副校长刘铁岭的嗓音最嘹亮。
在一次由军宣队主持的批斗会上,大吴跳出来指着校长杨滨说:“杨滨,你胆敢反对解放军。”然后振臂高呼“打倒解放军!”愕然惊醒,意识到犯了大忌,面如土色嗫嚅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于是到毛主席像前弯腰撅腚,豆大的汗珠噼啪滚下来。
最让我震惊的还是语文教师刘承秀的自杀事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因受审查而导致儿子从部队转业。那天凌晨五点,在食堂后面的小夹道,她用剪刀割断并揪出自己的喉咙,据说惨不忍睹。一个中年女人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到底为什么?当这消息传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斋生火,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
(六)
1966年8月初,我搬到学校住。学生宿舍在学校东南角,与教研组小院毗邻,由两排相向的平房构成独立的小院。开间不等,上下铺,按数字排列,一律称为“斋”。我先住十三斋,后搬进六斋,一住两年多。学生宿舍本是为家远的同学提供的,趁“文革”之乱,没人管,大家纷纷搬进去。
由于顶棚相通且破败,隔墙有耳,易于小道消息的传播。每次生炉子起浓烟,邻居跟着一起咳嗽。“文革”前,每晚十点熄灯,提前十分钟响预备铃。宿舍小院离厕所较远,由于是男校,毫无顾忌,住宿生纷纷冲出来,在下水池或树旁撒尿。宿舍小院永远飘散着浓烈的尿骚味儿。学生辅导员禹启中,每天晚上差十分十点来小院检查,一时奏效,传为“大禹治尿”的佳话。
和我同宿舍的Z是干部子弟,他爱吹牛,好色,说话幽默,是个挺好玩的伙伴。1966年8月底,有天晚上,他说刚抓来个本地流氓,关在地下室,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出于好奇跟他去了,蹲在地下室窗外,向里窥视。
那天由Z主审,两个穿军装的老兵充当打手。那“流氓”光着上身,跪在地上。Z厉声问了一句,他含糊其词,一个打手抡起粗铁链,哗啦抽在他肩上,顿时留下道深深的血印。待铁链再次抡起,Z赶紧拦住……实在看不下去,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半夜Z回来了,有点儿兴奋有点儿得意,问我观感。我把话题岔开。由于他属于那残酷的一幕,我和他渐渐疏远了。不久我从十三斋搬到六斋。
“文革”期间,学校宿舍的流动性很大。1967年春,六斋搬进来个新住户,是前国家主席的公子。他住在上铺,郁郁寡欢,平时只是回来睡觉。我们讲鬼故事时,他也支着耳朵听。一个多月后,他又神秘地消失了。
讲鬼故事要先关灯,同时需要特殊音响效果。比如口头音乐伴奏,并事先备好破脸盆,关键处扔出去,或索性推出护床板。一惊一乍,连讲鬼故事的都吓得半死。这几乎是每天睡觉前的保留节目。
食堂伙食太差。趁夜色,我们去偷食堂的白菜和煤,给自己做饭。更有甚者,由于冬天教室不生火,来学校的同学纷纷到六斋取暖,但要投足硬币才给开门。他们跺脚诅咒,但冰天雪地,没辙,只好留下买路钱。我们还到处收集书报,卖给废品收购站。眼见着玻璃瓶的硬币快满了,我们摩拳擦掌,先订菜单,再采购,大快朵颐,最后撑得走不动道儿。
(七)
北京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平民学校。这其间有一种内在的分裂,这分裂本来不怎么明显,或许被刻意掩盖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极端,变成鸿沟。
学校只有一栋二层教学楼,条件极差,冬天没暖气,天一冷就要安装煤球炉。家境贫寒的子弟多自备午饭,铝饭盒装在网袋中,课间休息送到食堂的大蒸锅腾热。有的同学图省事,索性放在煤球炉台上,课堂上飘荡各种混杂的香味。
再说食堂,每天伙食费是三毛三,主食一毛六。食堂大,能容下几百号人。每桌十人,自由组合,没椅子,直立就餐。大师傅用木杠抬着大木桶进来,引起一阵激动——那些年轻的胃。各桌派代表用两个脸盆排队。一个脸盆盛主食,一个盛菜。校长杨滨发现营养标准不够,提出把伙食费加到每天四毛,即隔天加个有肉的甲菜,竟有一多半学生没有响应,可见平均家境之贫寒。这在“文革”成了杨滨搞修正主义和挑动学生分裂的罪名之一。
那正是发育期,到处是带酸味的饥饿感。有学生贴出大字报:“两个窝头夸好饭,一行长队上青天。窗含师傅丰脸笑,门泊学生瘦骨寒。”
“文革”爆发后,停课串连,食堂秩序被打乱。而学校规定,只能退主食的伙食费,每天一毛六。一凡告诉我,有一回去食堂小窗口退饭票,排他前面是前国家主席的公子,为了退伙食费跟食堂管理员刘庆丰争了几句,居然遭断然拒绝:“不行,开了证明再来。”弄得他面红耳赤,悻悻而去。而拒绝前国家主席公子退饭票的刘庆丰,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揪出来,跳河自杀了。
人世沧桑,公子落难,这本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后听说他发迹了,但愿没忘掉当年的落魄感,能多替老百姓着想。
(八)
1966年9月初,我自制了个小木箱,用红漆写上“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小木箱刚好装进四卷毛选。随后我到积水潭医院去看望父亲。他写标语时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右手腕。我没带水果或营养品,只带来一个毛主席半身塑像,放在床头柜上。
由于搞到一张介绍信,我们七个平民出身的同班同学,决定一起去全国串连。到医院看望父亲的第二天,我背着装毛选的小木箱上路了。
一个多月后回到北京,形势大变,由于对“血统论”的批判,彻底动摇了老红卫兵的统治地位。以平民子弟为主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包括我们班成立的“红峰”战斗队。
1967年开春,校内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北京中学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温和的“四三派”。发表在《四三战报》上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权阶层”。作者张祥龙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哥哥张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笔杆子。
由四中几个学生办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出身论》,是对“血统论”和“特权阶层”最彻底的批判,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作者遇罗克1968年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公审后被处死,年仅27岁。
两年前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庆,据说搞得轰轰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应该庆祝什么?据说老校长刘铁岭在庆典仪式上致辞,想必依旧声音洪亮。我不禁想起1966年那个夏日,他和被批斗的老师一起唱《鬼见愁战歌》的情景。■
北岛:诗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