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两千多年，中华传统荣辱观在总体上说，则万世一系，赓续不绝，直到五四时期才有所摇动。考其原因，在于传统荣辱观教化的有效性。这包括国家训导、榜样示范、制度保障、日常化育与宗教警诫五个方面，它们形成一个教化系统。
　　中国有君师合一的传统，帝王多重视教化，从周秦到明清莫不如此。西周时就形成重视道德训导的传统。秦汉时设三老以司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等，皆匾表其门。自汉以降，历代都褒扬孔子，尊崇儒家荣辱观。西汉标榜以孝治天下。朱元璋制订《圣谕六言》，要求人民“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康熙制订《圣谕十六条》，倡导孝弟、和睦、节俭、守法、热爱劳动、重视教育等道德。雍正则对《圣谕十六条》逐条解释，形成《圣谕广训》，以各种方式广泛宣传。
　　历代教育制度、选官制度、检察制度，都将选拔对象的道德品质放在首位，将教育内容、选官标准与维护儒家荣辱观统一起来。从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取仕制度，所考重要内容之一是经义，即儒家经典。秦汉以后，历朝对于道德高尚的人都有奖赏，或授予官职，或在其死后立祠祭祀。全国各地、各个朝代，不知道表彰过多少忠臣烈士、善人义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不知道立过多少牌坊牌楼。各地士绅也自觉担当道德载体角色。
　　在日常生活中，历代通过包括家训、遗规、乡规民约、蒙学课本、小说、唱本、楹联、格言、善书、功过格、民谚、口头禅等各种形式，灌输伦理道德，沦肌浃髓。《颜氏家训》二十篇，涉及子孙教育、兄弟相处、勤俭持家、待人接物、谦虚勉学等方面。父兄的教诲，祖上的遗训，远比朝廷的谕旨更亲切，更有针对性，更易入耳入脑。
　　宗教警诫方面，佛教之轮回说、道教之报应说，在唯物论看来，自是无根之说，但在止恶劝善方面，却有难以估量的影响。所说各种因果报应，今人不必深究其有无，但所劝人守的各种美德，劝人行的各种善事，矜孤恤寡、敬老怜贫、斗秤公平、宽恕奴婢，舍药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烦，点夜灯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济人渡，对他人、对社会都有益无害。
　　尽管任何教化的功能都是有限的，任何教化的方式也都受到其时代的限制，但是不能不承认传统道德教化有其相当成功的地方。以上各个系统各有侧重，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国家训导、制度保障不足则辅之以日常化育，榜样示范不足则辅之以宗教警诫，或硬或软，或显或隐，或雷霆万钧，或春风化雨，生前有君亲师，死后有阎罗王。诚如清人钱泳所说：
　　天地能生人而不能教人，因生圣人以教之。圣人之所不能教者，又生释、道以教之。故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无非教人同归于善而已。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盖圣人之教但能教中人以上之人，释、道不能教也。释、道之教但能教中人以下之人，圣人亦不能教也。
　　鲁迅亦说，儒家的三纲五常，本来不容易说服人，“而佛教轮回说很能吓人，道教炼丹求仙则颇有吸引力，能补孔子之不足”。这样，就形成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道德熏陶和约束。
　　传统荣辱观的一些具体内容已经过时，但在漫长时期里形成的传统荣辱观的教化系统仍然可以予今人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