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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许滇的《说文解字·序》，着重谈文字的发生发展经过，及其在政治文化上的巨大作用。透过《序》的叙述，我们可以窥见许慎的语言文字观点。
关键词：许慎;《说文解字·序》;语言文字
一、文字的起源
“古者包羲氏（即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法象，现象）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从这两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许慎认为造字者至少有这三人：伏羲、神农氏、仓颉。这里说，伏羲王天下时，为了表明治理天下的“宁象”，于是作易与八卦。可易和八卦太过简单，不能满足记事需要，于是神农氏“结绳”以“统其事”，“庶业其繁”。但结绳又有其弊，即“饰伪萌生”。因而史官仓领就改用书契了。随着历史的演变，从三皇五帝到后世朝代，文字的形体迥异。可见，文字起源相当复杂，在这里许慎清楚地指了出来。当然，许慎虽然强调文字非一时、一地、一人所创，可是他把造字之功归结于少数几个人，而忽略了广大劳动人民在文字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许慎并没有真正揭示文字的起源，但是他对于文字起源的复杂性的阐述是十分具有意义的。
再说，许慎所提到的上述易与八卦、结绳记事、书契，是不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文字？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并不是后来我们说的文字。裘锡圭先生说文字是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大量涌现的，而且我们认为，文字是在其形声相益是涌现的。许慎所说的仓颉初造书契，是依据象形，仅仅具备形，而没有声，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文字。正是因为形体与声音相附益产生了字，字也就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孽乳和成熟了。由于字孽乳之多，书写又因人而异，于是“以迄五帝三王之世”，即便“改易殊体”，而“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也“靡有同焉”。
二、文字三要素的认识
对文字的形、音、义三要素，许慎也有较明确的认识。
关于文字的形，许滇认为，“仓领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文者，物象之本也。”王筠诠释，“物象之本者，物有本然之象，文如之也。”这里指出了文字形体与客观事物形象的联系。
文字的形与义是紧密相连的。“致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今叙篆文，合以古搐……万物咸睹，靡不兼载。”汉字是表意文字，形与意有密切关系，假如许慎对这一点没有充分的认识，是不可能开汉语语义学中分析文字结构，研究文字所表示的原始意义的方法之先河的。
有了文字，如果不懂它的音，文字就失去了与意义联系的纽带，从而也就丧失了它的功用。许慎尽管非常强调文字的形义，还是看到了字音的重要性。《序》是这样描述字形对语音的依赖关系的：“孝通皇帝时，召通仓领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爱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在《说文》中，许慎也是根据“声义相依”的原则，把文字的形、音、义三者结合起来研究。“许以形为主，因形以说音义。”（段玉裁语）“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语言学。”（陆宗达语）
三、六书说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官名）教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先以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喻也）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日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日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六书的概念经过许慎的具体解说，并举出例字，建立起汉字的造字和用字条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慎之后，有不少學者对许说加以阐释，推动六书理论趋于成熟。古人并不是先定出六书的原则，然后再造字;而是在汉字大量产生，相当成熟之后，人们才根据汉字的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分析、归纳，逐步得出结论。这个结论与汉字的形体构造和具体使用基本上是相符的，因而对文字学研究作出了不朽的理论贡献。
由于时代的局限，六书也有不科学、不完善的地方。许慎对六书的定义，每书只用八个字概括，由于太简单，而带来界说的含混，使得后世理解各异，如转注一书一千多年来，争议纷纭，莫衷一是，再如有些分类不易区分，出现跨类的汉字结构。此外有些汉字结构不属于上述六类。
四、文字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从伏羲统治天下，作八卦来表示法定图像，到神农结绳来记录事物，由于“庶业其繁，饰伪萌生”，又产生了仓颉造书契，但“仓领之作书，盖依类象形”，图画性太弧，刻写不便，这种文字也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的要求，因而又有“其后形声相益”，造出了大批形声字。“其后诸侯力证，不统于王……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可见，社会的分裂造成了语言文字的分裂，“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刀，是不便于语言文字发展的，它是由于政治动乱，社会分裂等复杂缘由引起的。
春秋战国以后，“秦始皇初兼天下”，社会政治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了使当时处于分裂状态的文字得到统一，“丞相李斯乃奏同之。”“斯作《仓领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其后，又由于“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简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可见，文字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图形倒符号，从表形到形音皆备，从复杂到简易，都揭示了社会因素对文字发展的促进作用。
当然，统治者的意志对语言文字的变化也会产生影响。“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庭中……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正是由于统治者的这种高度重视，才有“凡《仓领》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炙。”
文字的发展对于社会政治文化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本立而道生，知大下之至喷而不可乱也”、“百工以关，万品以察，盖取诸夫。夫，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明教化于王者朝庭。”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许慎强调文字为政治服务的思想。
总之，一千八百多年前的许慎，不但以其巨著《说文解字》，创立了汉民族语言学的主要学科一一文献语言学;而且，他的许多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语言学观，时至今日还在产生巨大影响，值得我们继续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李奇瑞.从说文解字序看许慎的语言观[N].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
[3]李代祥.六书阐要—重读《说文解字·序》[J].汉字文化.1998（1）
[4]刘静.传统六书说论评[N].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8（5）
关键词：许慎;《说文解字·序》;语言文字
一、文字的起源
“古者包羲氏（即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法象，现象）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从这两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许慎认为造字者至少有这三人：伏羲、神农氏、仓颉。这里说，伏羲王天下时，为了表明治理天下的“宁象”，于是作易与八卦。可易和八卦太过简单，不能满足记事需要，于是神农氏“结绳”以“统其事”，“庶业其繁”。但结绳又有其弊，即“饰伪萌生”。因而史官仓领就改用书契了。随着历史的演变，从三皇五帝到后世朝代，文字的形体迥异。可见，文字起源相当复杂，在这里许慎清楚地指了出来。当然，许慎虽然强调文字非一时、一地、一人所创，可是他把造字之功归结于少数几个人，而忽略了广大劳动人民在文字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许慎并没有真正揭示文字的起源，但是他对于文字起源的复杂性的阐述是十分具有意义的。
再说，许慎所提到的上述易与八卦、结绳记事、书契，是不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文字？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并不是后来我们说的文字。裘锡圭先生说文字是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大量涌现的，而且我们认为，文字是在其形声相益是涌现的。许慎所说的仓颉初造书契，是依据象形，仅仅具备形，而没有声，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文字。正是因为形体与声音相附益产生了字，字也就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孽乳和成熟了。由于字孽乳之多，书写又因人而异，于是“以迄五帝三王之世”，即便“改易殊体”，而“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也“靡有同焉”。
二、文字三要素的认识
对文字的形、音、义三要素，许慎也有较明确的认识。
关于文字的形，许滇认为，“仓领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文者，物象之本也。”王筠诠释，“物象之本者，物有本然之象，文如之也。”这里指出了文字形体与客观事物形象的联系。
文字的形与义是紧密相连的。“致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今叙篆文，合以古搐……万物咸睹，靡不兼载。”汉字是表意文字，形与意有密切关系，假如许慎对这一点没有充分的认识，是不可能开汉语语义学中分析文字结构，研究文字所表示的原始意义的方法之先河的。
有了文字，如果不懂它的音，文字就失去了与意义联系的纽带，从而也就丧失了它的功用。许慎尽管非常强调文字的形义，还是看到了字音的重要性。《序》是这样描述字形对语音的依赖关系的：“孝通皇帝时，召通仓领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爱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在《说文》中，许慎也是根据“声义相依”的原则，把文字的形、音、义三者结合起来研究。“许以形为主，因形以说音义。”（段玉裁语）“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语言学。”（陆宗达语）
三、六书说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官名）教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先以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喻也）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日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日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六书的概念经过许慎的具体解说，并举出例字，建立起汉字的造字和用字条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慎之后，有不少學者对许说加以阐释，推动六书理论趋于成熟。古人并不是先定出六书的原则，然后再造字;而是在汉字大量产生，相当成熟之后，人们才根据汉字的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分析、归纳，逐步得出结论。这个结论与汉字的形体构造和具体使用基本上是相符的，因而对文字学研究作出了不朽的理论贡献。
由于时代的局限，六书也有不科学、不完善的地方。许慎对六书的定义，每书只用八个字概括，由于太简单，而带来界说的含混，使得后世理解各异，如转注一书一千多年来，争议纷纭，莫衷一是，再如有些分类不易区分，出现跨类的汉字结构。此外有些汉字结构不属于上述六类。
四、文字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从伏羲统治天下，作八卦来表示法定图像，到神农结绳来记录事物，由于“庶业其繁，饰伪萌生”，又产生了仓颉造书契，但“仓领之作书，盖依类象形”，图画性太弧，刻写不便，这种文字也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的要求，因而又有“其后形声相益”，造出了大批形声字。“其后诸侯力证，不统于王……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可见，社会的分裂造成了语言文字的分裂，“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刀，是不便于语言文字发展的，它是由于政治动乱，社会分裂等复杂缘由引起的。
春秋战国以后，“秦始皇初兼天下”，社会政治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了使当时处于分裂状态的文字得到统一，“丞相李斯乃奏同之。”“斯作《仓领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其后，又由于“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简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可见，文字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图形倒符号，从表形到形音皆备，从复杂到简易，都揭示了社会因素对文字发展的促进作用。
当然，统治者的意志对语言文字的变化也会产生影响。“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庭中……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正是由于统治者的这种高度重视，才有“凡《仓领》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炙。”
文字的发展对于社会政治文化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本立而道生，知大下之至喷而不可乱也”、“百工以关，万品以察，盖取诸夫。夫，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明教化于王者朝庭。”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许慎强调文字为政治服务的思想。
总之，一千八百多年前的许慎，不但以其巨著《说文解字》，创立了汉民族语言学的主要学科一一文献语言学;而且，他的许多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语言学观，时至今日还在产生巨大影响，值得我们继续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李奇瑞.从说文解字序看许慎的语言观[N].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
[3]李代祥.六书阐要—重读《说文解字·序》[J].汉字文化.1998（1）
[4]刘静.传统六书说论评[N].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