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的批斗会,如今想来实在荒唐,但当时却是认真地进行了,一点都没有含糊,那确实是真的。
　　那是一九七四年的冬季,记得我们插队已有一年多,已经成了村里基本民兵的主要力量,无论是拦河筑坝,还是大面积平整土地,开山放炮,我们知青已溶入了大队的突击队行列。一天社员们拖着劳作一天后的疲惫身驱,刚刚回家捧起饭碗,村里的喇叭突然响起:社员们请注意,社员们请注意,当我们农业学大寨运动热火朝天的时刻,却有阶级敌人企图破坏革命的大好形势,妄图阻挡我们农村学大寨的步伐,下列人员立即出发,将地富反坏右份子立即押解到大队部,晚上九点召开批斗大会,村里的广播就是命令。刚刚收工回来的社员们急急忙忙的吃罢了晚饭便往大队部赶去,而我则是大队的广播中播出的八个押解人员中的一名。累了一天,连饭都来不及吃便叫小队的民兵小队长召到了离我们小队还有三里地的大队部。
　　大队部门前的广场被两支太阳能灯管照的雪亮,广场如同白昼一般,我们被点了名的一名知青,转眼间已从三个小队集中到了大队部,在大队的角落里,四个“份子”已缩成一团堆在那里。民兵营长点名后,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大馒头,分配了押解的任务。我被安排押解一名富民份子去接受批斗。听到这样的任务,我的心顿时颤抖起来,我真想立刻逃离那批斗会的现场,躲开那雪亮的太阳能灯光的照耀,躲到一个灯光照不到的黑暗的角落里。因为我的父亲在我还在上初中时就被革命群众,押上过批斗台。还没有来得及细想,口令已经喊起:把富农份子某某……押上台来,被我和另一名知青押解的“犯人”,还未等我们俩上手,便已弯下腰身,将两条胳膊高高举起,也就是当时流行的低头撅腚的姿势,我们同执行押解任务的知青,却还须表现出仇视阶级敌人的表情。
　　批斗会讲了些什么,又有几个人发言,我全然不知。尽管在外表看,我象是一名威武的押解员(当时能执行这种任务是一种让积极分子羡慕的活),而我的内心却一阵阵颤抖,几近虚脱,我们两人押解的是一位满头白发,六十多岁的一名自觉摆出挨批架势的老人。有这种心灵感受,也许是因为刚刚被解放的父亲也有这种经历的缘故吧。
　　批斗会后我们押解“犯人”的八名知青(在我们插队两年中只有一次批斗会),受到了大队党支部的分别表扬和照顾。但批斗会后了解到的批斗的原因,却让我们知青的心中生出了不少疑惑。
　　这次挨斗的富农份子(因村子穷,在土改时没有人被划为地主)是庄稼活的好把式,而且更是全村赶车的头号把式,由于采石场往大坝工地所走的路有山、有坡、有沟和急弯,村党支部便把阶级敌人从艰苦的工地调到了赶大车的行当。当这一个“敌人”在采石场装石头时,听到有人喊把那个锤子拿过来,“敌人”看到了需扔的锤子(砸石头的锤子是木鱼嘴的锤头山桃木的柄,把很细头很大),却见身边无人,便好意的拿起身边的这柄锤子扔了过去,谁知,被他扔过去的锤子柄却被意外的摔断了,也合该这个“敌人”麻烦。当晚就召开了这次批斗会,而且连带那三个已年过六十的“分子”不得安生,也使得我这个执行押解任务的革命的知识青年差点虚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