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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独立是女人的一道人生风景，那么可以说徐静蕾的人生风景很美妙。10多年间，徐静蕾的头衔从“玉女”到“才女”，再变成“导演”，其中还穿插着“写博客”、“办电子杂志”等等关键词，犹如在三级跳中加入杂技一样，令人眼花缭乱。
当其他女明星扎堆儿结婚生子的时候，独立的老徐依然我行我素，低调恋爱，高调拍戏。
2011年的贺岁档期，她执导并主演的电影《亲密敌人》上映，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人们对于徐静蕾的期待，如同卞之琳在《断章》里的名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自信来自每次不同的尝试
著名导演冯小刚曾说：“商业电影的贺岁档是个角斗场，拼的是能够明言或不能明言的综合实力。”如今这个角斗场，闯进了一个女导演。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的贺岁档期，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和徐克的《龙门飞甲》都在热映。《亲密敌人》也选了贺岁档，会不会感到压力很大？
徐静蕾：我定档的时候，只有《金陵十三钗》定了档期，其他的都还没拍。后来知道了，虽然也有点含糊，但也不能见势不好掉头就跑啊（笑）。我的性格也不是遇到事就躲的那种，对团队士气也不好，再说又不是什么倾家荡产的事。
环球人物杂志：这次广告植入的痕迹明显比你上一部戏《杜拉拉升职记》淡了很多，对投资回报是否造成了影响？
徐静蕾：我现在也不后悔让《杜拉拉升职记》植入了过多的广告，因为这是当时的情况决定的。那时，没人相信我能拍商业片。有人愿意给我投资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能对不起人家。商业广告是一个很好的降低投资风险的方法，但在《杜拉拉升职记》里是有些乱了。在这件事上，无论我说什么，都是一个无力的辩解。这次《亲密敌人》我是主要投资方，就把植入广告限定了一个范围。达到这个数额，其他的广告我就全推掉了，包括我朋友的公司。
环球人物杂志：《杜拉拉升职记》上映时，有人质疑你掌控商业片的能力。但感觉你的信心并未动摇。
徐静蕾：我感觉自己在某些方面是挺自信的。那时，我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心里总觉得，怎么着，瞧不起我拍商业片？商业片很难拍吗？拍完《杜拉拉升职记》之后，我还觉得自己能拍得更好。我的成就感不是来自自己能拍文艺片和商业片，我的自信是来自每次不同的尝试，我觉得都还行。
成熟的表现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作为金牌“剩女”，徐静蕾的感情生活一直为外界所关注。她与王朔、黄觉和黄立行等人的恋情传闻就没断过。徐静蕾坦言：“男人和女人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动物。至于我个人，我喜欢有独立思想的男人。现在的教育容易把人都培养成应声虫，什么都跟着课本、跟着别人的理论。思想独立是一种难得的性感。”她甚至公开表示过欣赏歌德的名言：我爱你，与你无关。
环球人物杂志：你以往的作品都是以女性视角展开的。《亲密敌人》中有了更多男性的心声。
徐静蕾：这次我并不想做一个纯女性视角的电影，好像看男的都不顺眼似的（笑）。这次我追求的是一个平衡。其实，在我所有作品里，这部戏是女性角色最弱的一部。
环球人物杂志：片子里表现的那些男女之间的小较劲、小争吵很能引起共鸣，但总感觉这并不是现阶段的文艺才女徐静蕾对待感情的态度啊。
徐静蕾：我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客观地去面对感情上的事情，也是因为经历过才慢慢看明白，片子里的那些小细节都是我或者我的朋友们亲身经历过的。其实感情的问题，抛开那些触碰道德底线的，都会归为那么几类，找到这些共性，就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环球人物杂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跳出来看待感情了？
徐静蕾：我觉得我对感情的看法在七八年前就已经很成熟了，以前我总把自己的脑子弄得很乱，当然这也是人在一个年龄段的必然经历吧。我现在回过头去想，会明白是因为当时没有一种安全感。成熟的表现就是我开始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开始发现自己做的有什么不对，而不是一味地去抱怨对方。
环球人物杂志：虽然你一直说自己有男友，可也从未被偷拍到。
你是真的有，还是只是为了“打发”一下媒体？
徐静蕾：我确实有，我从19岁就没断过男朋友，但我对私生活一直保护得很好，因为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传闻就满天飞了，要是我真说了，那还不每天问的都是这种问题。其实我觉得我对感情的经营比事业更成功。
环球人物杂志：人们对你的印象是在圈里的人脉很广，每次拍片都会有人来捧场帮忙，所以有人说你是很会利用关系的人。
徐静蕾：我不认为是利用，比如姜文，拍《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原本我是要找他当监制的，没想找他演，他愿意演才会演，我能有多大面子啊？比如王朔，到现在我们关系也非常好。你说我要是利用他，我们还会这么好吗？谁傻啊？甘心被你利用？我要是真想利用的话，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还开着一个小工作室了。我一直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也能理解这种心理，外人会觉得一个女演员，不靠关系肯定不行，真要是行了吧，对很多人来说又会觉得有点打击（笑）。
“误入”演艺之门
徐静蕾的昵称从一开始就是“老徐”，仿佛从未年轻过似的。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一张早期生活照中，她清汤挂面般的发型下一副落落寡欢的表情，小小年纪却有着不相称的早熟，“上中学那会儿没人说我漂亮，成绩不突出，脾气又各色（不合群），老师同学都不怎么待见（喜欢）我，也没什么人追我。”
徐静蕾的倔强和自我，源于对父权的逆反。由于有个极端重视子女学前教育的爸爸，她从两三岁就开始认字、学算术、背古文，再大一点开始练书法。父亲徐子健认为，女孩子写一手好字能找份不错的工作，但对于徐静蕾来说却是份苦差事，“练字是我爸逼的，小孩子谁喜欢练字啊！”
和大多数小学生一样，徐静蕾也学会了“偷奸耍滑”，拿之前写的字蒙混过关，看见父亲下班就跑回家装出练字的样子，最后还是免不了被体罚，“我没少挨打，所以我承受能力非常强。”严苛的教育催生了她对父亲的怨恨，她的性格也逐渐叛逆，故意跟别人拧着劲儿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高中。
十七八岁时，她突然喜欢上了绘画，这也成了她“独立”的起点。
徐静蕾开始了背着画夹东走西串“闯社会”的日子。这个外表瘦弱的女孩胆子很大，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北京城里看景、写生，走很远的路找老师上课，她对自己的人生做出了规划——考美术院校,“当年我都没敢考中央美院，只报了工艺美院和中戏舞美系化妆专业，结果都没考上。”放弃不甘心，心想就这么一年年考下去吧，总有一天会考上的。但这很快就被另一个想法取代了。
有一天徐静蕾从中央戏剧学院出来，一个香港导演以为她是表演系的学生，问她是否想拍电影，徐静蕾毫无准备，但导演一直坚持，她就真的去演了。剧组的人建议她去学表演。1993年，北京电影学院先于中戏招生，徐静蕾瞒着家人报了名。最后居然真的进了北电，人生轨迹从此改变：“我特别想做的事都没做成，不太想做的反而都能成。”生活的戏剧性令她感叹不已。
成名后的徐静蕾始终保持着独特而又相对独立的行为方式，在娱乐圈显得与众不同。白羊座的老徐说话很直，但让她对外人解释点什么，她又不愿意，因为她不喜欢为了维护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而把自己搞得很累很假，她对随性生活的热爱也远胜于处理各种“圈内相关事宜”。
她平时深居简出，除了宣传作品外很少出现在商业活动中。对于物质追求，徐静蕾的见解更为独立：“开多好的车算有面子？我不需要开好车，就算开500万的车也不能给我加分，而且用那种东西来证明自己，我还减分儿了呢！车就是代步工具。过了一个基础之上的东西，全是虚幻的。”她承认玩得最多的朋友仍是中学同学，“因为跟她们在一起我永远知道我是谁，永远不觉得我是媒体上的那个徐静蕾。什么才女啊，文艺女青年啊，女导演啊……那些都不是，我就是北京八十中一女生。人最终追求什么？其实是你心里的自由。”
从“初恋情人”到成熟导演
徐静蕾的第一部大戏是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改编自海岩的同名小说。那时是1995年，她上大三。“从外形来看，徐静蕾怎么说也不能算漂亮，但她往那儿一站，你看着特别舒服、顺眼。”赵宝刚说。
之后两三年间，她拍了一系列爱情题材的作品，1996年的《北京爱情故事》、1997年的《爱情麻辣烫》、1998年的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无一不是当时的经典之作。特别是《将爱情进行到底》，在2000年前后的都市年轻人中风靡一时，徐静蕾标志式的微笑深入人心，那个年代的很多男人都说：“初恋情人就长她这样。”
2001年，徐静蕾参演了电视剧《让爱做主》。给搭档王志文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独立思考的能力，“她对电影很有感觉，文字不错，这在新生代演员当中不多见。她的性格很文静，很独立，在创作上绝对有主见。她一旦拿定主意，就不会因为外界因素干扰而改变。”
2002年是徐静蕾的事业丰收年，她主演了《开往春天的地铁》、《我爱你》、《我的美丽乡愁》三部电影，并接连获奖，正式跻身于内地女演员“四小花旦”（另外三位是章子怡、周迅、赵薇）的行列，迎来了表演事业的又一个高峰。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徐静蕾并不满足于女演员的身份，开始向导演的角色转型。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电影《我和爸爸》是徐静蕾自导自演的处女作，描述了一个“理想中的父亲形象”，在2003年获得了第二十三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扮演徐静蕾“爸爸”的叶大鹰说：“以前我一直觉得她是一小孩，看了她给我的剧本后让我侧目，她对感情的理解和表达都很细腻。以前她是偶像派演员，现在更接近实力派导演。”
此后，徐静蕾开始在演员和导演的角色中不断转换，并逐渐向后者倾斜。2004年，她凭借文艺气息十足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获得了第五十二届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06年，她又导演了带有强烈的实验话剧风格的电影《梦想照进现实》；2010年的《杜拉拉升职记》则是徐静蕾对商业片的第一次试水；短短一年后，原班人马制作的《亲密敌人》登陆圣诞档期。
老徐是否是个好演员、好导演姑且不论，从某种程度上看，“徐静蕾导演”的象征意义要比其作品的现实意义更加重要，因为她代表了一个成功的“案例”——女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抓住每次机遇，让自己变得更成熟、更独立。”
当其他女明星扎堆儿结婚生子的时候，独立的老徐依然我行我素，低调恋爱，高调拍戏。
2011年的贺岁档期，她执导并主演的电影《亲密敌人》上映，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人们对于徐静蕾的期待，如同卞之琳在《断章》里的名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自信来自每次不同的尝试
著名导演冯小刚曾说：“商业电影的贺岁档是个角斗场，拼的是能够明言或不能明言的综合实力。”如今这个角斗场，闯进了一个女导演。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的贺岁档期，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和徐克的《龙门飞甲》都在热映。《亲密敌人》也选了贺岁档，会不会感到压力很大？
徐静蕾：我定档的时候，只有《金陵十三钗》定了档期，其他的都还没拍。后来知道了，虽然也有点含糊，但也不能见势不好掉头就跑啊（笑）。我的性格也不是遇到事就躲的那种，对团队士气也不好，再说又不是什么倾家荡产的事。
环球人物杂志：这次广告植入的痕迹明显比你上一部戏《杜拉拉升职记》淡了很多，对投资回报是否造成了影响？
徐静蕾：我现在也不后悔让《杜拉拉升职记》植入了过多的广告，因为这是当时的情况决定的。那时，没人相信我能拍商业片。有人愿意给我投资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能对不起人家。商业广告是一个很好的降低投资风险的方法，但在《杜拉拉升职记》里是有些乱了。在这件事上，无论我说什么，都是一个无力的辩解。这次《亲密敌人》我是主要投资方，就把植入广告限定了一个范围。达到这个数额，其他的广告我就全推掉了，包括我朋友的公司。
环球人物杂志：《杜拉拉升职记》上映时，有人质疑你掌控商业片的能力。但感觉你的信心并未动摇。
徐静蕾：我感觉自己在某些方面是挺自信的。那时，我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心里总觉得，怎么着，瞧不起我拍商业片？商业片很难拍吗？拍完《杜拉拉升职记》之后，我还觉得自己能拍得更好。我的成就感不是来自自己能拍文艺片和商业片，我的自信是来自每次不同的尝试，我觉得都还行。
成熟的表现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作为金牌“剩女”，徐静蕾的感情生活一直为外界所关注。她与王朔、黄觉和黄立行等人的恋情传闻就没断过。徐静蕾坦言：“男人和女人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动物。至于我个人，我喜欢有独立思想的男人。现在的教育容易把人都培养成应声虫，什么都跟着课本、跟着别人的理论。思想独立是一种难得的性感。”她甚至公开表示过欣赏歌德的名言：我爱你，与你无关。
环球人物杂志：你以往的作品都是以女性视角展开的。《亲密敌人》中有了更多男性的心声。
徐静蕾：这次我并不想做一个纯女性视角的电影，好像看男的都不顺眼似的（笑）。这次我追求的是一个平衡。其实，在我所有作品里，这部戏是女性角色最弱的一部。
环球人物杂志：片子里表现的那些男女之间的小较劲、小争吵很能引起共鸣，但总感觉这并不是现阶段的文艺才女徐静蕾对待感情的态度啊。
徐静蕾：我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客观地去面对感情上的事情，也是因为经历过才慢慢看明白，片子里的那些小细节都是我或者我的朋友们亲身经历过的。其实感情的问题，抛开那些触碰道德底线的，都会归为那么几类，找到这些共性，就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环球人物杂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跳出来看待感情了？
徐静蕾：我觉得我对感情的看法在七八年前就已经很成熟了，以前我总把自己的脑子弄得很乱，当然这也是人在一个年龄段的必然经历吧。我现在回过头去想，会明白是因为当时没有一种安全感。成熟的表现就是我开始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开始发现自己做的有什么不对，而不是一味地去抱怨对方。
环球人物杂志：虽然你一直说自己有男友，可也从未被偷拍到。
你是真的有，还是只是为了“打发”一下媒体？
徐静蕾：我确实有，我从19岁就没断过男朋友，但我对私生活一直保护得很好，因为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传闻就满天飞了，要是我真说了，那还不每天问的都是这种问题。其实我觉得我对感情的经营比事业更成功。
环球人物杂志：人们对你的印象是在圈里的人脉很广，每次拍片都会有人来捧场帮忙，所以有人说你是很会利用关系的人。
徐静蕾：我不认为是利用，比如姜文，拍《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原本我是要找他当监制的，没想找他演，他愿意演才会演，我能有多大面子啊？比如王朔，到现在我们关系也非常好。你说我要是利用他，我们还会这么好吗？谁傻啊？甘心被你利用？我要是真想利用的话，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还开着一个小工作室了。我一直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也能理解这种心理，外人会觉得一个女演员，不靠关系肯定不行，真要是行了吧，对很多人来说又会觉得有点打击（笑）。
“误入”演艺之门
徐静蕾的昵称从一开始就是“老徐”，仿佛从未年轻过似的。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一张早期生活照中，她清汤挂面般的发型下一副落落寡欢的表情，小小年纪却有着不相称的早熟，“上中学那会儿没人说我漂亮，成绩不突出，脾气又各色（不合群），老师同学都不怎么待见（喜欢）我，也没什么人追我。”
徐静蕾的倔强和自我，源于对父权的逆反。由于有个极端重视子女学前教育的爸爸，她从两三岁就开始认字、学算术、背古文，再大一点开始练书法。父亲徐子健认为，女孩子写一手好字能找份不错的工作，但对于徐静蕾来说却是份苦差事，“练字是我爸逼的，小孩子谁喜欢练字啊！”
和大多数小学生一样，徐静蕾也学会了“偷奸耍滑”，拿之前写的字蒙混过关，看见父亲下班就跑回家装出练字的样子，最后还是免不了被体罚，“我没少挨打，所以我承受能力非常强。”严苛的教育催生了她对父亲的怨恨，她的性格也逐渐叛逆，故意跟别人拧着劲儿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高中。
十七八岁时，她突然喜欢上了绘画，这也成了她“独立”的起点。
徐静蕾开始了背着画夹东走西串“闯社会”的日子。这个外表瘦弱的女孩胆子很大，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北京城里看景、写生，走很远的路找老师上课，她对自己的人生做出了规划——考美术院校,“当年我都没敢考中央美院，只报了工艺美院和中戏舞美系化妆专业，结果都没考上。”放弃不甘心，心想就这么一年年考下去吧，总有一天会考上的。但这很快就被另一个想法取代了。
有一天徐静蕾从中央戏剧学院出来，一个香港导演以为她是表演系的学生，问她是否想拍电影，徐静蕾毫无准备，但导演一直坚持，她就真的去演了。剧组的人建议她去学表演。1993年，北京电影学院先于中戏招生，徐静蕾瞒着家人报了名。最后居然真的进了北电，人生轨迹从此改变：“我特别想做的事都没做成，不太想做的反而都能成。”生活的戏剧性令她感叹不已。
成名后的徐静蕾始终保持着独特而又相对独立的行为方式，在娱乐圈显得与众不同。白羊座的老徐说话很直，但让她对外人解释点什么，她又不愿意，因为她不喜欢为了维护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而把自己搞得很累很假，她对随性生活的热爱也远胜于处理各种“圈内相关事宜”。
她平时深居简出，除了宣传作品外很少出现在商业活动中。对于物质追求，徐静蕾的见解更为独立：“开多好的车算有面子？我不需要开好车，就算开500万的车也不能给我加分，而且用那种东西来证明自己，我还减分儿了呢！车就是代步工具。过了一个基础之上的东西，全是虚幻的。”她承认玩得最多的朋友仍是中学同学，“因为跟她们在一起我永远知道我是谁，永远不觉得我是媒体上的那个徐静蕾。什么才女啊，文艺女青年啊，女导演啊……那些都不是，我就是北京八十中一女生。人最终追求什么？其实是你心里的自由。”
从“初恋情人”到成熟导演
徐静蕾的第一部大戏是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改编自海岩的同名小说。那时是1995年，她上大三。“从外形来看，徐静蕾怎么说也不能算漂亮，但她往那儿一站，你看着特别舒服、顺眼。”赵宝刚说。
之后两三年间，她拍了一系列爱情题材的作品，1996年的《北京爱情故事》、1997年的《爱情麻辣烫》、1998年的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无一不是当时的经典之作。特别是《将爱情进行到底》，在2000年前后的都市年轻人中风靡一时，徐静蕾标志式的微笑深入人心，那个年代的很多男人都说：“初恋情人就长她这样。”
2001年，徐静蕾参演了电视剧《让爱做主》。给搭档王志文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独立思考的能力，“她对电影很有感觉，文字不错，这在新生代演员当中不多见。她的性格很文静，很独立，在创作上绝对有主见。她一旦拿定主意，就不会因为外界因素干扰而改变。”
2002年是徐静蕾的事业丰收年，她主演了《开往春天的地铁》、《我爱你》、《我的美丽乡愁》三部电影，并接连获奖，正式跻身于内地女演员“四小花旦”（另外三位是章子怡、周迅、赵薇）的行列，迎来了表演事业的又一个高峰。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徐静蕾并不满足于女演员的身份，开始向导演的角色转型。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电影《我和爸爸》是徐静蕾自导自演的处女作，描述了一个“理想中的父亲形象”，在2003年获得了第二十三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扮演徐静蕾“爸爸”的叶大鹰说：“以前我一直觉得她是一小孩，看了她给我的剧本后让我侧目，她对感情的理解和表达都很细腻。以前她是偶像派演员，现在更接近实力派导演。”
此后，徐静蕾开始在演员和导演的角色中不断转换，并逐渐向后者倾斜。2004年，她凭借文艺气息十足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获得了第五十二届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06年，她又导演了带有强烈的实验话剧风格的电影《梦想照进现实》；2010年的《杜拉拉升职记》则是徐静蕾对商业片的第一次试水；短短一年后，原班人马制作的《亲密敌人》登陆圣诞档期。
老徐是否是个好演员、好导演姑且不论，从某种程度上看，“徐静蕾导演”的象征意义要比其作品的现实意义更加重要，因为她代表了一个成功的“案例”——女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抓住每次机遇，让自己变得更成熟、更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