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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当前关键是解决投资主体、资金来源、投资运营方式的单一问题，使基础设施投资结构更加优化、注重效率并进行有效配套的发展。
蜀道难，自古有“难于上青天”之说。但一千多年后的2014年7月1日，搭乘正式开通的宜万铁路动车，从武汉出发不到7小时就能抵达山城重庆。
宜万铁路全长377公里，是世界上施工难度最大的铁路之一，也是贯通中国东、中、西部的重要交通纽带。宜万铁路工程总投资约166.6亿元，包括铁路建设基金65.7亿元、亚行贷款5亿美元和国家开发银行贷款60亿元。
与宜万铁路类似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遍布全中国。但与国际相比，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主体、资金来源和投资运营方式都比较单一。
处于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国际化“新四化”阶段的中国，如何促进基础设施的发展，为经济繁荣提供一个有效的支撑，探索具备投资效率的基础建设融资模式至关重要。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正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致力探索的方向。PPP通常适用于“使用者付费”，且价格调整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较高、投资规模较大、有长期稳定需求的项目。
此前不久，财政部发文征求关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有关问题的意见。该文件指出，积极引进和应用PPP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要求的一项体制机制变革。
目前，首批共计80个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社会投资的项目已由国家发改委审批，并进入招标程序。
PPP操作探索
“PPP的操作模式，其实我们一直在探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张中华对本刊记者说，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上较多采取BT、BOT模式。
1984年，自当时的土耳其总理厄扎尔首先提出用BOT方式建造电厂的概念以来，BOT项目融资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流行，各国都在积极实践。
BOT是Build（建设）、Operate（经营）和Transfer（移交）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是一种有限追索性质的项目融资方式，其主要内容是由项目东道国政府或所属机构提供一种特许权协议作为项目融资的基础，由外国或本国私营公司作为项目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安排融资、开发建设项目，并在特许经营期内经营项目、获取商业利润，最后根据协议将项目移交给东道国政府。
广西来宾B电厂是中国的第一个BOT试点项目。20多年来，BOT模式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且不断得到深化，各种各样的BOT衍生模式如BT等相继出现。BT，即建设——转移，项目建成后就移交给政府，政府按协议向项目承包商支付项目总投资加合理的回报率。
据介绍，湖北在引进社会资本投资基础建设领域已具备经验。如武汉机场高速、长江二桥是国内较早引入民间投资的项目。二七长江大桥则引入了BT方式建设。此外，武汉地铁公司属于法人团体特许经营模式，而楚天高速（600035，SH）则以上市公司方式吸收民间资本。
与BOT、BT过程中私人资本短期行为相比，PPP可以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特别适合于投资周期长，投资回收期长，投资收益稳定的一些项目。
PPP推出后，在国家发改委80个首批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社会投资项目表中，涉及武汉及华中地区的项目有：蒙西至华中地区铁路煤运通道、湖北省嘉鱼长江公路大桥、湖北省武汉青山长江公路大桥、湖北石首长江公路大桥、湖北赤壁长江公路大桥、湖北清江姚家坪水电站。
“PPP项目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是政府和企业双向选择、双方博弈的过程。” 湖北省财政厅金融处副处长龚运海说，发挥PPP模式的积极作用，需要在制度设计、机制完善、能力建设、市场培育等方面开展长期工作。
单一投资方式
在龚运海看来，从1994年起，直至2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主体、资金来源和投资运营方式都较单一。
1994年5月7日，连接英国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的英吉利海峡隧道正式通车。
这条历时8年多、耗资约100亿英镑的海底铁路隧道，建成后极大地方便了欧洲各大城市之间往来，也对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鲜为人知的是，英吉利海峡隧道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利用私人资本建造的工程项目。1986年，英法两国10家公司和5家银行组成的集团公司——欧洲隧道公司，作为项目发起人，以BOT（建设-运营-移交）方式开始融资建设。
一年后，融资方式改为股票、银行贷款，后者扩大到全球200家银行，风险由业主——欧洲隧道公司承担。英法两国政府仅赋予这家公司一个有限期的海底隧道开发经营权，在财政与税收上没有给予任何资助和优惠。
也正是从1994年开始，这种新型项目融资方式便引起了金融科班出身的龚运海的好奇。多年来他一直在关注和探路如何在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中引入多元化资金。
“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是投资主体相对单一。”张中华说，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主体是政府、准政府机构，如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虽是法人组织，由于政府对其偿还债务有隐形担保，形成了政府的“或有债务”。
而在资金来源上，基础设施投资债务资金占比大。除了财政资金，主要通过融资平台向银行借款。也有发行债券方式，但主要还是由中央政府代发债券，现在只有少数的地方政府获准自发自还。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实际操作中，政府直接的行政管理难免会出现投资效率不高的问题。
此外，财政资金的运用也出现压力与矛盾。“财政主要还是要用来保稳定，保民生。但现在财政资金用的是撒胡椒面的方式。”龚运海认为，财政资金应该集中做几个大项目，不能大包大揽。 “当经济周期性和结构性下行时，地方政府财政注定陷入困境。” 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刘煜辉主任指出，构建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机制是解决地方财政困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龚运海介绍，湖北多年来采取引入外资的方式缓解财政压力，如每年吸引1亿多美元的外资投入医疗、职业教育和环境保护。此外，武汉天河机场换乘中心的建设由法国开发署在资本市场上融资转贷引入1亿欧元，汉口黄浦路轨道交通用的则是日本资金。
“国内银行贷款利率高达5.98%，如果加上其他支出，可能就会突破6%，甚至是10%。”龚运海介绍，与中国高昂的融资成本相比，国外资金成本利率一般在2%左右，超过3%的很少。
改革开放初期，武汉市首先得到的是港澳台的投资，紧接着就是日本投资。日本进出口银行当时贷款给中国的资金年利率0.75%，使用期限40多年，宽限期十多年，湖北通过这一渠道做了不少项目。
“建设的资金应该多元，民营资本和三万多亿的巨额外汇储备量，也可以用来投资建设”龚运海说。
PPP无关经济刺激
张中华是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专家，他对“债务激增将引发PPP大潮”的说法持否定态度。
“首先，要了解基础设施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次，这是中国全面深化机制体制改革的要求下，投融资机制体制改革的重点。”他说。
1994年，世界银行发表《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年度报告。报告考察了基础设施与发展的联系，探讨了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及其质量的方式。
这份报告认为，基础设施可以为经济增长、减轻贫困和环境可持续创造重大收益。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存量每增长1%，GDP就会增长1%。缘于此，发展中国家每年将其国民产出的4%，也就是投资总额的1/5，投向基础设施建造，在运输、电力、电信、水利和卫生设施，以及废弃物的排放等经济基础设施提供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然而，相对于生产现代化、多样化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相对于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趋势，这种每年高达2000亿美元的巨额投资仍嫌不足。那么，仅仅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数量是否就是对这种不足的全部解答呢？
报告在上述关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作用、成就和需求的论述后，推出重要结论：投资数量并不是政策关注的唯一中心，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改善则更为重要，要改善基础设施营运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初期，必须要有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这样才能使经济获得较快发展，早期发展经济学包括经济起飞理论都强调基础设施投资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张中华指出，中国当前虽建有大量基础设施，实际上非常不完善。如交通拥挤、断电限电、城市内涝等，甚至是城市生态环境、食品安全、污水处理、雾霾治理等等，都需要有基础设施作为条件。
“结合当前情况，中国怎样促进基础设施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有效的支撑，依然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张中华说，当前关键是使基础设施投资结构更加优化、注重效率、进行有效配套的发展。
“放开基础设施建设，在过去是没有的。基础设施的很多项目，过去都由国家垄断，但现在财政没有那么多的资金，速度和改革发展不匹配，所以要吸引社会资本进来。“龚运海指出。
“可厘清地方政府债务的来源及不同用途，针对不同来源采用不同形式的PPP，以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贾康在最近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指出。
“基础设施投资领域里，运营效率和工程质量都存在一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这是更本质的意义。”张中华介绍说，社会资本过去进入基础设施领域是通过购买政府债券，然后把钱存入银行，银行再放贷给政府投融资平台，或是通过委托贷款、担保贷款等方式，但这些方式主要是债务资金。现在私人作为合作伙伴进来，改变的是投资者，这一变化可优化资本结构，还可以避免民间资本进入非生产性领域，盘活存量。（支点杂志2014年8月刊）
蜀道难，自古有“难于上青天”之说。但一千多年后的2014年7月1日，搭乘正式开通的宜万铁路动车，从武汉出发不到7小时就能抵达山城重庆。
宜万铁路全长377公里，是世界上施工难度最大的铁路之一，也是贯通中国东、中、西部的重要交通纽带。宜万铁路工程总投资约166.6亿元，包括铁路建设基金65.7亿元、亚行贷款5亿美元和国家开发银行贷款60亿元。
与宜万铁路类似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遍布全中国。但与国际相比，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主体、资金来源和投资运营方式都比较单一。
处于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国际化“新四化”阶段的中国，如何促进基础设施的发展，为经济繁荣提供一个有效的支撑，探索具备投资效率的基础建设融资模式至关重要。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正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致力探索的方向。PPP通常适用于“使用者付费”，且价格调整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较高、投资规模较大、有长期稳定需求的项目。
此前不久，财政部发文征求关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有关问题的意见。该文件指出，积极引进和应用PPP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要求的一项体制机制变革。
目前，首批共计80个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社会投资的项目已由国家发改委审批，并进入招标程序。
PPP操作探索
“PPP的操作模式，其实我们一直在探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张中华对本刊记者说，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上较多采取BT、BOT模式。
1984年，自当时的土耳其总理厄扎尔首先提出用BOT方式建造电厂的概念以来，BOT项目融资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流行，各国都在积极实践。
BOT是Build（建设）、Operate（经营）和Transfer（移交）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是一种有限追索性质的项目融资方式，其主要内容是由项目东道国政府或所属机构提供一种特许权协议作为项目融资的基础，由外国或本国私营公司作为项目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安排融资、开发建设项目，并在特许经营期内经营项目、获取商业利润，最后根据协议将项目移交给东道国政府。
广西来宾B电厂是中国的第一个BOT试点项目。20多年来，BOT模式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且不断得到深化，各种各样的BOT衍生模式如BT等相继出现。BT，即建设——转移，项目建成后就移交给政府，政府按协议向项目承包商支付项目总投资加合理的回报率。
据介绍，湖北在引进社会资本投资基础建设领域已具备经验。如武汉机场高速、长江二桥是国内较早引入民间投资的项目。二七长江大桥则引入了BT方式建设。此外，武汉地铁公司属于法人团体特许经营模式，而楚天高速（600035，SH）则以上市公司方式吸收民间资本。
与BOT、BT过程中私人资本短期行为相比，PPP可以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特别适合于投资周期长，投资回收期长，投资收益稳定的一些项目。
PPP推出后，在国家发改委80个首批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社会投资项目表中，涉及武汉及华中地区的项目有：蒙西至华中地区铁路煤运通道、湖北省嘉鱼长江公路大桥、湖北省武汉青山长江公路大桥、湖北石首长江公路大桥、湖北赤壁长江公路大桥、湖北清江姚家坪水电站。
“PPP项目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是政府和企业双向选择、双方博弈的过程。” 湖北省财政厅金融处副处长龚运海说，发挥PPP模式的积极作用，需要在制度设计、机制完善、能力建设、市场培育等方面开展长期工作。
单一投资方式
在龚运海看来，从1994年起，直至2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主体、资金来源和投资运营方式都较单一。
1994年5月7日，连接英国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的英吉利海峡隧道正式通车。
这条历时8年多、耗资约100亿英镑的海底铁路隧道，建成后极大地方便了欧洲各大城市之间往来，也对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鲜为人知的是，英吉利海峡隧道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利用私人资本建造的工程项目。1986年，英法两国10家公司和5家银行组成的集团公司——欧洲隧道公司，作为项目发起人，以BOT（建设-运营-移交）方式开始融资建设。
一年后，融资方式改为股票、银行贷款，后者扩大到全球200家银行，风险由业主——欧洲隧道公司承担。英法两国政府仅赋予这家公司一个有限期的海底隧道开发经营权，在财政与税收上没有给予任何资助和优惠。
也正是从1994年开始，这种新型项目融资方式便引起了金融科班出身的龚运海的好奇。多年来他一直在关注和探路如何在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中引入多元化资金。
“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是投资主体相对单一。”张中华说，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主体是政府、准政府机构，如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虽是法人组织，由于政府对其偿还债务有隐形担保，形成了政府的“或有债务”。
而在资金来源上，基础设施投资债务资金占比大。除了财政资金，主要通过融资平台向银行借款。也有发行债券方式，但主要还是由中央政府代发债券，现在只有少数的地方政府获准自发自还。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实际操作中，政府直接的行政管理难免会出现投资效率不高的问题。
此外，财政资金的运用也出现压力与矛盾。“财政主要还是要用来保稳定，保民生。但现在财政资金用的是撒胡椒面的方式。”龚运海认为，财政资金应该集中做几个大项目，不能大包大揽。 “当经济周期性和结构性下行时，地方政府财政注定陷入困境。” 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刘煜辉主任指出，构建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机制是解决地方财政困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龚运海介绍，湖北多年来采取引入外资的方式缓解财政压力，如每年吸引1亿多美元的外资投入医疗、职业教育和环境保护。此外，武汉天河机场换乘中心的建设由法国开发署在资本市场上融资转贷引入1亿欧元，汉口黄浦路轨道交通用的则是日本资金。
“国内银行贷款利率高达5.98%，如果加上其他支出，可能就会突破6%，甚至是10%。”龚运海介绍，与中国高昂的融资成本相比，国外资金成本利率一般在2%左右，超过3%的很少。
改革开放初期，武汉市首先得到的是港澳台的投资，紧接着就是日本投资。日本进出口银行当时贷款给中国的资金年利率0.75%，使用期限40多年，宽限期十多年，湖北通过这一渠道做了不少项目。
“建设的资金应该多元，民营资本和三万多亿的巨额外汇储备量，也可以用来投资建设”龚运海说。
PPP无关经济刺激
张中华是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专家，他对“债务激增将引发PPP大潮”的说法持否定态度。
“首先，要了解基础设施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次，这是中国全面深化机制体制改革的要求下，投融资机制体制改革的重点。”他说。
1994年，世界银行发表《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年度报告。报告考察了基础设施与发展的联系，探讨了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及其质量的方式。
这份报告认为，基础设施可以为经济增长、减轻贫困和环境可持续创造重大收益。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存量每增长1%，GDP就会增长1%。缘于此，发展中国家每年将其国民产出的4%，也就是投资总额的1/5，投向基础设施建造，在运输、电力、电信、水利和卫生设施，以及废弃物的排放等经济基础设施提供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然而，相对于生产现代化、多样化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相对于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趋势，这种每年高达2000亿美元的巨额投资仍嫌不足。那么，仅仅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数量是否就是对这种不足的全部解答呢？
报告在上述关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作用、成就和需求的论述后，推出重要结论：投资数量并不是政策关注的唯一中心，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改善则更为重要，要改善基础设施营运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初期，必须要有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这样才能使经济获得较快发展，早期发展经济学包括经济起飞理论都强调基础设施投资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张中华指出，中国当前虽建有大量基础设施，实际上非常不完善。如交通拥挤、断电限电、城市内涝等，甚至是城市生态环境、食品安全、污水处理、雾霾治理等等，都需要有基础设施作为条件。
“结合当前情况，中国怎样促进基础设施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有效的支撑，依然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张中华说，当前关键是使基础设施投资结构更加优化、注重效率、进行有效配套的发展。
“放开基础设施建设，在过去是没有的。基础设施的很多项目，过去都由国家垄断，但现在财政没有那么多的资金，速度和改革发展不匹配，所以要吸引社会资本进来。“龚运海指出。
“可厘清地方政府债务的来源及不同用途，针对不同来源采用不同形式的PPP，以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贾康在最近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指出。
“基础设施投资领域里，运营效率和工程质量都存在一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这是更本质的意义。”张中华介绍说，社会资本过去进入基础设施领域是通过购买政府债券，然后把钱存入银行，银行再放贷给政府投融资平台，或是通过委托贷款、担保贷款等方式，但这些方式主要是债务资金。现在私人作为合作伙伴进来，改变的是投资者，这一变化可优化资本结构，还可以避免民间资本进入非生产性领域，盘活存量。（支点杂志2014年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