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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后现代语境下，影视以图片的冲击力、声音的奇观性为观众打造了视听的饕餮盛宴，以娱乐性、同质性为特征的商业生产使得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消费了时间，在市场利益推动下，导演们将视角转向了以娱乐性为主的商业片，那么，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如何在市场中赢的一席之地呢？《我不是药神》的出现给现实主义电影以创作的启迪，本文依托社会历史批评模式、本体批评模式，探讨影片中的匠人精神、影视艺术语言等，分析这部“现象级”电影的成功之处，同时以哲学的角度对影片中的人性关怀进行反思。
关键词：《我不是药神》 人性 哲学
根据白血病患者陆勇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影片《我不是药神》，由宁浩、徐峥监制，文牧野执导，该片上映64天，以30.65亿的票房、豆瓣9.3的评分深受观众的喜爱，并入围了“中国长春电影节”，堪称是硕果累累！影片阐述了卖印度神油店店主程勇因不速之客吕受益的无意到访，打破了他原有生活，从承担不起房租的保健品店店主，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地区印度仿造药“格列宁”的独家代理商，但是，随着假药贩子张长林被通缉、药品被查封、病患无药可医时，以程勇为中心的小人物们决定开展一场救赎、被救赎、自我救赎的故事。
一、匠人精神与专业素养是形成“现象级”电影的根基
《我不是药神》改编自“陆勇案”，陆勇本身是一位身患白血病的患者，因帮助千余患者购买印度生产的仿制“格列卫”抗癌药而遭到沅江市检察院的起诉，后因白血病患者的请求，法院最终决定撤回起诉。三年前，宁浩将第一稿脚本转给文牧野，他从中感受到了人道与悲悯，正因如此，他耗费两年时间改编脚本，在此期间，他不断对白血病患者进行实地采访，并且还适时求教宁浩的改写见解。在拍摄过程中，因保险丝被烧断，所有的工作人员在高温环境中拍摄了一天;为防止围观，在孟买贫民窟拍摄时，所有的摄像师都是“边跑边拍”;为了追求艺术效果，同一个镜头反复拍摄……正因文牧野在制作影视时倾注了个人强烈的情感，才奏响了艺术欣赏者内心的琴弦。
20世纪西方演剧学派之一的斯坦尼斯拉夫斯曾编写并发表了《我的艺术生活》和《演员的自我修养》，并以“体系”命名他的演剧理论，该理论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强调演员本身和导演要有意识地把握角色创作和整个演出，该理论要求演员根据剧本的要求深入、切实投入“体验过程”，从而将自己完全转化为角色。影片中曾有程勇去看望病床上的吕受益一场戏，为了能够让自己更加贴近人物，他让自己两夜没有睡觉，呈现出一种脱相、病态的感觉，当观众看到这一幕时，他们恍如真的在看望一个病人。其实饰演吕受益的王传君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应当是《爱情公寓》中的王传君扮演的“关谷”这一人物，我们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戴着副黑框眼镜的日本人，这就形成了“刻板印象”，“吕受益”这一人物角色无疑是对王传君的最大挑战，身材健美、身高接近一米九的王传君很难创造出病态的角色，他天天保持8000个跳绳，使自身的身体更为适合人物形象，当观众观看影片时，竟然忘记了“关谷”的存在，而沉浸于“吕受益”的悲欢离合中。无疑，王传君打破了在观众心中的“刻板印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王传君对“吕受益”这一人物角色付出的努力、倾注的感情，难怪人们常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现象级电影的形成必然有创作者们艰辛的付出，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势必会受到匠人精神的滋养，“工匠精神”是李克强总理2016年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初次提出，引伸在艺术范畴是指文艺工作者精雕细琢、千锤百炼、追求完美的职业修养。无疑，当“工匠精神”与“艺术创作”相联姻时，才能迸发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二、基于现实主义电影“人设”中的人性表达
影片的主人公程勇是一位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中年男人，面对父亲做手术的高昂费用、儿子移民的压力，迫使他从事倒卖药品的行当，并从药品的价格差中谋取利益。当他得知此种行为已触犯了法律且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时，胆小的他将代理权卖给了一位没有道德底线、心无他人的制造假药的药商张长林，在刘思慧、彭浩、刘牧师反对的情况下，他大发脾气并说：“我是个卖神油的，我管得了那么多人吗？”“再说了还不是我拼死把药带回来的。”“我又不是白血病人。”，此时的他自私、无能、懦弱，“我又不是白血病人”作为此场结束一语，将人物缺少仗义、尊重、善良的“市侩”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与影片后半部分他的义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突显其的崇高和善良。他在吕妻的跪求下看望了饱受病痛折磨的吕受益，吕受益接受治疗时刺耳的尖叫声唤起了程勇内心的良知，于是他又一次站了出来。他去印度买药，遇到大街上正在移动的神像，拉神像的车发出的铃铛声仿佛是为吕受益而提前敲响的丧钟，同时也为程勇敲响了“决心救人”的警钟。或许是出于对吕受益的死，亦或许是对生命的敬畏，这一次程勇没有赚钱反而是亏钱，他用自己的力量拯救了数以千计的白血病患者。导演通过程勇这个小人物人性中的善意，将其不断放大，最终以其慈悲的胸怀给人以“崇高”的美学享受。
影片中的刘思慧，一位被生活所迫而从事夜场工作的母亲，为了支付女儿高昂的医疗费用，她抛弃了尊严，在夜场跳舞以供大家娱乐，当“领班男”因程勇支付的金钱而在舞台上大跳钢管舞时，她兴奋的狂叫起来，随后便热泪盈眶，此时的泪水仿佛是对这些年来遭受的挫折的发泄。当程勇脱了衣服、躺在刘思慧的床上被她的女儿看见时，她并没有表现出寻常小女孩见到生疏男人出现在自己家里时所表现出的好奇、畏怯，反而感觉是置若罔闻、不足为奇的事情，可见母亲为她赚钱、买药、续命而放弃尊严、抛弃名声，在這一人物面前，欣赏者很容易被作品中所包含的人性关怀所打动。
影片中基督徒刘牧师作为“医疗小组”成员之一，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人物形象变得高大起来是在影片的中场时期，当假药贩子商人“张院士”与“托儿”在富丽堂皇的会场上一唱一和的卖药时，程勇一行人愤愤离场，而刘牧师却冲上会场的讲台，当众揭露了事情的真相，并告诫大家不要购买假药。审美期待是艺术欣赏的重要环节，是艺术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刘牧师的形象在中场之前都是给人一种规矩、善良、斯文的形象，受众基于对医疗小组成员的了解以及对主角光环的期待，当张长林在台上大肆宣传德国格列宁假药时，观众心里更加期待程勇挺身而出揭露张长林的谎言，导演此时却让刘牧师来完成，一方面为程勇后文的义举做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塑造起刘牧师的形象，使其从一个谨小慎微的宗教信徒锐变成为无私无畏的英雄，真可谓是“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合乎情理之中”，颇具匠心！ 在华夏传统文化中“性善论”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影片中所有人物角色的设定，都是基于“人性本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物都是“席勒式”的好人，同样也不是“莫里哀式”的坏人，尽善尽美的人是不存在的。孟子所提倡的“性善论”与荀子所提出的“性恶论”在学术界博弈了数年，其实，生而为人，一面天堂、一面地狱，孰是孰非均在你我的一念之间。
三、影像语言的自觉把握
构图、蒙太奇等作为影视艺术的艺术语言，不仅其自身具有较高的审美的价值，而且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发展、艺术氛围的营造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蒙太奇作为视听艺术的艺术语言，在影视作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隐喻蒙太奇作为蒙太奇手法的一种，是指引导观众通过场景或画面进行自主的类比，从而把握某一事件所要表达的含蓄的内涵或某种事件的情感色彩。在吕受益病情恶化后，程勇决定再次赶赴印度购买格列宁，并在印度街头撞见两尊移动的佛像，这一情节寓意深入，这两尊佛像分别是湿婆与迦梨女神，他们在印度佛教中代表着毁灭与重生，导演借这两尊佛像来隐喻主人公程勇，他凭借自己微小的力量对抗高价药，从而创造了一个低价的药品市场，给患者带来了希望，之后他摧毁了廉价的药品市场，粉碎了患者的希望，当他亲自看见了吕受益遭受病痛的煎熬，在经历过一系列的内心挣扎后，湿婆与迦梨女神在烟雾中若隐若现的神像出现在他的面前，此时代表着程勇开始逐渐的褪去市井小贩的“小我”的形象，人性的“善”与神性的“爱”得以显现，这一次他终于下定决心开始救赎他人，走入了“大我”的意境。隐喻蒙太奇的运用使得影片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我不是药神》更加注重画面对内涵意义的突现。当吕妻无路可走跪地求程勇时，画面呈现的是后视镜中吕妻无助的嚎哭，这个主观镜头不仅能够表现出吕妻的惨状，而且让观众能够暂时站在角色的地位即程勇去共同体验、经历，从而表现程勇内心的矛盾，使受众身临其境。当程勇去看望吕受益后，他与吕妻共同坐在了医院的椅子上，一道阳光将二人巧妙地分割开，当吕受益忍受不了治疗带来的巨大疼痛而大声呼喊时，吕妻的脸上呈现出习以为常的淡然表情，与侧坐、双手紧握、焦灼不安的程勇形成鲜明的对比，艺术效果更加强烈。
结语
在全民娱乐、大众狂欢的时代下，基于影视的商业利益驱逐而创作了大量的综艺类、休闲类影片，观众在消费时间之后沉浸于“快乐”之中，使人们忘记了思考，这种假想的快乐是短暂的、无意义的。而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我不是药神》掀起现象级电影狂潮的成功之处就是在于对现实社会详尽的解析、对人性的深思、对人物繁杂内心的呈现，同时又展现了医患关系、职业选择与道德评价、法治与情理、宗教信仰等，该影片凝聚了电影人的文化精神和社会反思。影片艺术表现的厚度是触动人心、影视语言突现出的独立美学意义是值得深思的，包含重视人物言语的表意功能、画面对内涵意义的表现作用，为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影片在上映之初竟归属于“喜剧片”这一类型，如若按喜剧片来评价，此部影片必然是失败之作，因为剧中的笑点屈指可数，其次，剧中的情节处理也有待商榷，如彭浩的死亡，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要想走得更远，主创人员必须在偶然與必然、主题选择、细节等处理上多下功夫。
参考文献：
[1]路鹃.电影是一场华丽的诱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2]沈义贞.影视批评学导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3] 宋家玲.影视叙事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178.
[4]【美】郝伯特.霍华德.广播电视节目编排与制作[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59-160.
关键词：《我不是药神》 人性 哲学
根据白血病患者陆勇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影片《我不是药神》，由宁浩、徐峥监制，文牧野执导，该片上映64天，以30.65亿的票房、豆瓣9.3的评分深受观众的喜爱，并入围了“中国长春电影节”，堪称是硕果累累！影片阐述了卖印度神油店店主程勇因不速之客吕受益的无意到访，打破了他原有生活，从承担不起房租的保健品店店主，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地区印度仿造药“格列宁”的独家代理商，但是，随着假药贩子张长林被通缉、药品被查封、病患无药可医时，以程勇为中心的小人物们决定开展一场救赎、被救赎、自我救赎的故事。
一、匠人精神与专业素养是形成“现象级”电影的根基
《我不是药神》改编自“陆勇案”，陆勇本身是一位身患白血病的患者，因帮助千余患者购买印度生产的仿制“格列卫”抗癌药而遭到沅江市检察院的起诉，后因白血病患者的请求，法院最终决定撤回起诉。三年前，宁浩将第一稿脚本转给文牧野，他从中感受到了人道与悲悯，正因如此，他耗费两年时间改编脚本，在此期间，他不断对白血病患者进行实地采访，并且还适时求教宁浩的改写见解。在拍摄过程中，因保险丝被烧断，所有的工作人员在高温环境中拍摄了一天;为防止围观，在孟买贫民窟拍摄时，所有的摄像师都是“边跑边拍”;为了追求艺术效果，同一个镜头反复拍摄……正因文牧野在制作影视时倾注了个人强烈的情感，才奏响了艺术欣赏者内心的琴弦。
20世纪西方演剧学派之一的斯坦尼斯拉夫斯曾编写并发表了《我的艺术生活》和《演员的自我修养》，并以“体系”命名他的演剧理论，该理论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强调演员本身和导演要有意识地把握角色创作和整个演出，该理论要求演员根据剧本的要求深入、切实投入“体验过程”，从而将自己完全转化为角色。影片中曾有程勇去看望病床上的吕受益一场戏，为了能够让自己更加贴近人物，他让自己两夜没有睡觉，呈现出一种脱相、病态的感觉，当观众看到这一幕时，他们恍如真的在看望一个病人。其实饰演吕受益的王传君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应当是《爱情公寓》中的王传君扮演的“关谷”这一人物，我们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戴着副黑框眼镜的日本人，这就形成了“刻板印象”，“吕受益”这一人物角色无疑是对王传君的最大挑战，身材健美、身高接近一米九的王传君很难创造出病态的角色，他天天保持8000个跳绳，使自身的身体更为适合人物形象，当观众观看影片时，竟然忘记了“关谷”的存在，而沉浸于“吕受益”的悲欢离合中。无疑，王传君打破了在观众心中的“刻板印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王传君对“吕受益”这一人物角色付出的努力、倾注的感情，难怪人们常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现象级电影的形成必然有创作者们艰辛的付出，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势必会受到匠人精神的滋养，“工匠精神”是李克强总理2016年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初次提出，引伸在艺术范畴是指文艺工作者精雕细琢、千锤百炼、追求完美的职业修养。无疑，当“工匠精神”与“艺术创作”相联姻时，才能迸发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二、基于现实主义电影“人设”中的人性表达
影片的主人公程勇是一位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中年男人，面对父亲做手术的高昂费用、儿子移民的压力，迫使他从事倒卖药品的行当，并从药品的价格差中谋取利益。当他得知此种行为已触犯了法律且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时，胆小的他将代理权卖给了一位没有道德底线、心无他人的制造假药的药商张长林，在刘思慧、彭浩、刘牧师反对的情况下，他大发脾气并说：“我是个卖神油的，我管得了那么多人吗？”“再说了还不是我拼死把药带回来的。”“我又不是白血病人。”，此时的他自私、无能、懦弱，“我又不是白血病人”作为此场结束一语，将人物缺少仗义、尊重、善良的“市侩”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与影片后半部分他的义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突显其的崇高和善良。他在吕妻的跪求下看望了饱受病痛折磨的吕受益，吕受益接受治疗时刺耳的尖叫声唤起了程勇内心的良知，于是他又一次站了出来。他去印度买药，遇到大街上正在移动的神像，拉神像的车发出的铃铛声仿佛是为吕受益而提前敲响的丧钟，同时也为程勇敲响了“决心救人”的警钟。或许是出于对吕受益的死，亦或许是对生命的敬畏，这一次程勇没有赚钱反而是亏钱，他用自己的力量拯救了数以千计的白血病患者。导演通过程勇这个小人物人性中的善意，将其不断放大，最终以其慈悲的胸怀给人以“崇高”的美学享受。
影片中的刘思慧，一位被生活所迫而从事夜场工作的母亲，为了支付女儿高昂的医疗费用，她抛弃了尊严，在夜场跳舞以供大家娱乐，当“领班男”因程勇支付的金钱而在舞台上大跳钢管舞时，她兴奋的狂叫起来，随后便热泪盈眶，此时的泪水仿佛是对这些年来遭受的挫折的发泄。当程勇脱了衣服、躺在刘思慧的床上被她的女儿看见时，她并没有表现出寻常小女孩见到生疏男人出现在自己家里时所表现出的好奇、畏怯，反而感觉是置若罔闻、不足为奇的事情，可见母亲为她赚钱、买药、续命而放弃尊严、抛弃名声，在這一人物面前，欣赏者很容易被作品中所包含的人性关怀所打动。
影片中基督徒刘牧师作为“医疗小组”成员之一，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人物形象变得高大起来是在影片的中场时期，当假药贩子商人“张院士”与“托儿”在富丽堂皇的会场上一唱一和的卖药时，程勇一行人愤愤离场，而刘牧师却冲上会场的讲台，当众揭露了事情的真相，并告诫大家不要购买假药。审美期待是艺术欣赏的重要环节，是艺术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刘牧师的形象在中场之前都是给人一种规矩、善良、斯文的形象，受众基于对医疗小组成员的了解以及对主角光环的期待，当张长林在台上大肆宣传德国格列宁假药时，观众心里更加期待程勇挺身而出揭露张长林的谎言，导演此时却让刘牧师来完成，一方面为程勇后文的义举做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塑造起刘牧师的形象，使其从一个谨小慎微的宗教信徒锐变成为无私无畏的英雄，真可谓是“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合乎情理之中”，颇具匠心！ 在华夏传统文化中“性善论”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影片中所有人物角色的设定，都是基于“人性本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物都是“席勒式”的好人，同样也不是“莫里哀式”的坏人，尽善尽美的人是不存在的。孟子所提倡的“性善论”与荀子所提出的“性恶论”在学术界博弈了数年，其实，生而为人，一面天堂、一面地狱，孰是孰非均在你我的一念之间。
三、影像语言的自觉把握
构图、蒙太奇等作为影视艺术的艺术语言，不仅其自身具有较高的审美的价值，而且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发展、艺术氛围的营造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蒙太奇作为视听艺术的艺术语言，在影视作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隐喻蒙太奇作为蒙太奇手法的一种，是指引导观众通过场景或画面进行自主的类比，从而把握某一事件所要表达的含蓄的内涵或某种事件的情感色彩。在吕受益病情恶化后，程勇决定再次赶赴印度购买格列宁，并在印度街头撞见两尊移动的佛像，这一情节寓意深入，这两尊佛像分别是湿婆与迦梨女神，他们在印度佛教中代表着毁灭与重生，导演借这两尊佛像来隐喻主人公程勇，他凭借自己微小的力量对抗高价药，从而创造了一个低价的药品市场，给患者带来了希望，之后他摧毁了廉价的药品市场，粉碎了患者的希望，当他亲自看见了吕受益遭受病痛的煎熬，在经历过一系列的内心挣扎后，湿婆与迦梨女神在烟雾中若隐若现的神像出现在他的面前，此时代表着程勇开始逐渐的褪去市井小贩的“小我”的形象，人性的“善”与神性的“爱”得以显现，这一次他终于下定决心开始救赎他人，走入了“大我”的意境。隐喻蒙太奇的运用使得影片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我不是药神》更加注重画面对内涵意义的突现。当吕妻无路可走跪地求程勇时，画面呈现的是后视镜中吕妻无助的嚎哭，这个主观镜头不仅能够表现出吕妻的惨状，而且让观众能够暂时站在角色的地位即程勇去共同体验、经历，从而表现程勇内心的矛盾，使受众身临其境。当程勇去看望吕受益后，他与吕妻共同坐在了医院的椅子上，一道阳光将二人巧妙地分割开，当吕受益忍受不了治疗带来的巨大疼痛而大声呼喊时，吕妻的脸上呈现出习以为常的淡然表情，与侧坐、双手紧握、焦灼不安的程勇形成鲜明的对比，艺术效果更加强烈。
结语
在全民娱乐、大众狂欢的时代下，基于影视的商业利益驱逐而创作了大量的综艺类、休闲类影片，观众在消费时间之后沉浸于“快乐”之中，使人们忘记了思考，这种假想的快乐是短暂的、无意义的。而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我不是药神》掀起现象级电影狂潮的成功之处就是在于对现实社会详尽的解析、对人性的深思、对人物繁杂内心的呈现，同时又展现了医患关系、职业选择与道德评价、法治与情理、宗教信仰等，该影片凝聚了电影人的文化精神和社会反思。影片艺术表现的厚度是触动人心、影视语言突现出的独立美学意义是值得深思的，包含重视人物言语的表意功能、画面对内涵意义的表现作用，为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影片在上映之初竟归属于“喜剧片”这一类型，如若按喜剧片来评价，此部影片必然是失败之作，因为剧中的笑点屈指可数，其次，剧中的情节处理也有待商榷，如彭浩的死亡，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要想走得更远，主创人员必须在偶然與必然、主题选择、细节等处理上多下功夫。
参考文献：
[1]路鹃.电影是一场华丽的诱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2]沈义贞.影视批评学导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3] 宋家玲.影视叙事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178.
[4]【美】郝伯特.霍华德.广播电视节目编排与制作[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59-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