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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高职院校与政府的关系正处于市场化调整的阶段，市场介入与大学自治已成为高职院校改革发展的新挑战，这也是我国高职院校建立大学制度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政府市场介入大学自治大学制度市场公益化行为
［作者简介］陈新文（1970-），男，湖北襄阳人，襄樊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湖北襄阳441021）
［中图分类号］G71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9-0011-03
我国高职院校经过了十余年的发展探索，已基本形成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但高职院校在大学制度建设上却处于起步阶段。总体上讲，中国大学的内部改革还缺乏法律意识，许多改革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尤其是高职院校在处理学校内部关系方面还缺乏大学应有的品性，在处理与政府、社会、市场的关系方面还不是很成熟。笔者认为，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大学制度建设已刻不容缓，而在大学制度建设中，处理好市场介入与大学自治的关系尤为关键。
一、高职院校改革与市场有限介入
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在国家的宏观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科学管理。现代大学制度涉及规范和理顺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涉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改革。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即大学与外部的关系，包括政府宏观管理、市场适度调节、社会广泛参与、学校自主办学；二是微观层面，即学校内部的关系，包括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就中国高等教育来说，大学制度建设仍是一个普遍的、急需明确的问题，大学制度建设还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而这些正在影响着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比如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大学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大学的内部自治问题等，尤其是当市场化浪潮汹涌而至的时候，大学又该作何选择？政府、市场与学术三者的博弈又将如何？大学是否已经具备了驾驭市场且平衡与政府、学术之间关系的能力？对于高职院校来说，这些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这些也将是高职院校未来改革发展所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现了大学市场化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高职院校与市场有着一种天然的紧密联系，但在我国经济转型还未全面完成的情况下，高职院校还只是以谨慎的态度与市场接触，校企合作还只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一种形式上的需要而已。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目前市场介入大学已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与市场有着天然联系的高职院校更是无法回避市场介入的要求，从现实的高职院校发展来看，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市场力量介入学校的事实。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高等教育如何对抗市场力量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市场的坐标上找到自身发展新方向的问题。对于高职院校来言，市场一直存在，市场的影响也一直存在，而且还会持续增强，这对于高职院校的前途是福还是祸，还有待观察。但有学者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过于相信市场，尤其相信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可以带给我们长期而持续的繁荣，但现在看来，这种信念背后存在着明显过于乐观的对市场的态度”①。我们认为：高职院校的发展需要市场的介入，但不能完全市场化，高职院校必须保持市场的有限介入，以平衡与政府、学术的关系。因为大学不是政府，不是企业，从其宗旨、目标、组织、产品等多方面属性来看，大学属于一种特殊的非营利组织。②在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全球高等教育学者们也已经明确提出：“应当澄清这一方面的模糊与混淆：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不适用于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因为教育不是经济的一个分支。教育过程、教育目标、教育结果或教育产品都不能与经济相提并论。”③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也认为，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应是与政府、市场、学术寡头三种力量平衡的结果。
当前，高职院校改革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功利化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高职院校对政府和市场的过度迎合，尤其是市场介入趋势的发展，有导致高职教育异化的危险。不否认高职院校具有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职能，但高职院校过多地承担了市场化所赋予的社会服务，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学校活动的教育意义正遭受质疑。高职院校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办学不是办企业，是办教育。而这一点事实上并没有为更多的高职教育举办者和管理者所认识。
尽管大学社会化色彩越来越浓，但高职院校过多地强调利益交往和市场分配，会引起知识的贬值和专业人员地位的跌落，影响学校成员对组织的归属感和忠诚感。这种影响是深层次的，对高职院校大学制度建设是非常不利的，尤其是会带来大学自治上的矛盾和分歧。尤其是一些高职院校大力提倡并推行教学单位实体化的改革，导致教学单位和教师更多地只关注市场，关注利益，而对于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却并不关心。正如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所批评的：“一些人为了达到一些看起来更为紧迫的目的而将大学的基本目的置之一旁。”④
二、大学与政府、市场关系的演变
严格说来，古今中外，高等学校从来都不是完全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它们与社会母体的“脐带”从来没有被割断过，只是不同时期大学与社会联系的内容和方式，以及紧密程度不同罢 了。我们可以通过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简单回顾，来认识一下大学与政府、市场关系的演变。
12世纪由学者和热心学问的市民设立的中世纪大学，是城市文化发展和世俗政权、教会与城市自治组织间斗争尖锐化的结果。中世纪大学对地方政府和教会都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这成为世俗政权和宗教神权争夺大学领导权的重要因素，因为大学所传播的科学、文化对它们、尤其是对神学和教义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在教会势力日甚的情况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中世纪早期的“学生大学”，比如以萨勒诺、博洛尼亚大学模式为基础的意大利大学一开始就是世俗的，它们以学生为中心，并以满足市场需要为目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后，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突显，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之地的大学社会地位日增。教会对政府的完全把持也随着资产阶级的登场而结束，大学开始由政府管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逐渐成为它与社会之关系的重要内容。随着大学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增大，以及社会对大学期望升高，政府对大学的支持和控制力度也同步增大。18世纪末的德国、拿破仑时期的法国、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的沙皇俄国，政府与大学为自治权都展开过激烈的争夺，突出体现了大学与政府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对立。而现代欧洲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较之相互对立和相互指责，更多地表现为互相依靠和支持。
在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大学获得了某些从来不曾有过的办学自主权又立即感到自己的生存条件变得空前严峻。尽管政府一直以来都是高等学校最主要的支持者和指导者，但随着办学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尤其是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不断转型，政府也逐渐从无限政府过渡到有限政府，政府逐渐地将部分职能让位于市场，市场的介入让大学开始拥有办学上的某些自主权，同时大学也开始因市场的介入而感到有些不安。
在实行分散或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大学早已在19世纪便作为教育产业进入市场，其在招生就业、教师延聘、课程设置、科研开展、成果转让、人才输送、资金筹集、对外交流等方面无不体现了市场化的特点。但在早已实行市场经济的欧洲大陆，市场进入大学的程度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深。政府对于把市场机制引入大学甚感兴趣，但面对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坚固壁障，他们也有些畏缩不前。当前，在世界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政府介入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低介入型，像美国；二是中介入型，像英国、日本、荷兰、澳大利亚等；三是高介入型，像法国、俄罗斯等。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政府介入，至少都说明，政府在大学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高介入和中介入国家，政府正逐渐下放权力给高校和市场，而低介入国家也开始重视政府的作用，政府的适度介入也正成为各国改革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趋势。
我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从高等教育管理类型上讲属于高介入型政府。其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大学的管理者都是由政府任命，大学的主要经费都是由政府提供；二是大学教育质量的外部管理力量明显强于内部管理力量。在我国，大学与市场的关系是大学深感困扰的问题。一方面，大学普遍面临办学经费短缺的困境，急欲推进高等教育市场化，以便获得更多的创收和灵活的办学；另一方面，当政府真正推进大学市场化时，大学又深感恐慌，唯恐沦为企业的附庸而丧失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权利；担心过多的社会服务将给大学的文化功能造成损害，尤其担心政府以市场化、产业化的名义把大学推向市场，任其自负盈亏，自生自灭。但是，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哲学家约翰·布鲁贝克在其教育名著《高等教育哲学》中曾指出：“即使是最富裕的国家也不可能提供普及高等教育所需的经费。”⑤既然如此，市场介入大学就是必然的了。所以，当市场介入时，我们既不能恐慌，但也不能盲目地将大学的一切都交给市场。大学必须掌握平衡政府、市场与学术的能力，充分利用政府与学术的力量来有效地控制甚至消解市场的负面影响。
三、市场介入与大学自治的博弈
市场介入大学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丧失，但市场介入一定要有限制，完全市场化则必然会导致大学自治权的丧失。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曾说：“在实行市场调节模式的美国，市场无限制的竞争也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的降低。”⑥像大学不能完全政治化一样，大学也不能完全市场化，大学所面临的市场只能是一种“准市场”或“不完全竞争市场”。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认为，高等教育若走上完全市场化和私营化之路，并不能使社会整体得到最大的利益。⑦由此可见，大学完全市场化既不符合政府和社会的利益，更不符合大学的利益。大学可以接受有限制的市场介入，要做到这一点，大学必须保持必要的学校自治和学术自由，包括高职院校在内。
在我国，高职院校从产生起，就有市场主导高职教育的倾向。无论是“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还是“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的无缝对接”的办学理念；也无论是生源竞争，教师聘任，还是专业调整，课程改革；再无论是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系部实体化，还是部门经费切块，后勤社会化等，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高职院校运用市场力量发展学校的意识和努力。
市场介入高职院校的深度和广度比其他大学要大，高职院校也因此获得了迅速发展，但被市场淘汰的危机感也无时无刻不萦绕在高职人的头脑中，而这又是其他大学不太担心的问题。高职院校发展中的市场无序介入和无限制介入增加了高职教育的风险；过多过强的市场意识，使我们不能关注和坚持教育自身固有的意义，即教育活动及其成果涉及的人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问题。甚至我们没有把高职院校当大学来看待，而只是职业教育而已，高职院校作为大学的“合法性”正遭受质疑。而教育部部门职能调整后，高职院校不再归高教司管理而交由职成教司管理的改革，更让许多人对高职院校的未来忧心忡忡。
高职院校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其在大学文化上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在大学精神层面，实用主义、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倾向比较严重；第二，在大学制度层面，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严重失衡，行政权力成为组织运行中的主导力量；第三，在大学环境层面，学校特色和人文品位缺乏。分析高职院校大学文化缺失的现象，我们认为，市场介入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同时，缺乏大学文化的高职院校又无法有效掌控市场的力量，从而 导致市场化蔓延，增加了高职院校改革的风险。
无限的市场介入已显示了其强大的影响力，同时也暴露出高职院校在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上的能力不足。高职院校作为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大学，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才是其发展改革的内在逻辑，自治和非营利仍是包括高职院校在内的所有现代大学的命脉。高职院校既要摆脱对政府的依赖，真正实现自主办学、民主管理，又要化解市场力量对教育公益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保持政府、市场、学术力量的平衡。毋庸置疑，市场的介入正使高职院校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变得复杂。建立政府、市场、学术之间稳定的三角关系，是高职院校建立大学制度的关键所在，但这需要高职院校具有充分的大学自治能力。
四、市场的有限介入与高职院校的充分自治
在高职院校建立大学制度是高职院校作为大学的内在的本质要求，是提高其办学效益，确保其高等教育属性的根本保证。在当前市场力量对高职院校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高职院校建立大学制度必须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高职院校是一个为全社会服务的高等学校，而不是一个企业。切不可在强化市场行为的同时，丧失独立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力。《高等教育法》已经明确，我国高等职业学校属于高等学校的范畴。这是法律赋予高职院校的地位和性质，且在高职院校办学实践中的许多方面都体现了这一点，这是个无须多辩的事实。但我们必须承认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们对高职院校作为高等学校的本质认识还不够，主要表现在对学校与政府、市场关系的认识不足，从而影响了其办学行为中的高等教育性质。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面对大学与政府、社会相互关系出现的矛盾，往往有两种哲学观：一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教育哲学观要求大学崇尚学术，以“学术自由”作为其活力的源泉；二是以政治论为基础的教育哲学观，则要求大学适应社会，积极主动地应对文明社会众多领域不同层次的广泛需求。这两种教育哲学观有一个共同的局限，就是远离了教育最根本的对象——人，使得高等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机构出现“边界模糊”，在职能上则一再地试图进入本不该属于自己的“领地”，从而使大学因过多承受文明的重压而导致自身本质和本体性的丧失。⑧学校教育活动从根本上说不是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获得利润，而是为了造福他人、社会及整个人类，是从文化、精神、体质、社会诸方面开发人们潜能，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多种基本条件的事业，切不可在强化市场行为的同时丧失独立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力。
第二，高职教育具有公益性，市场介入并不意味着高职教育公益性的丧失，市场公益性行为是高职院校处理学校与市场关系的基本行为模式。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以私益为出发点和归宿，通过一种契约精神，使个人与社会、权利与义务之间求得平衡。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是非营利性事业，学校教育机构应提供纯公共物品，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所以，教育的国家垄断就是保证教育公益性的必然选择。在计划经济时代，教育与市场无涉，教育的公益性不会成为一个问题。然而，随着市场的不断介入，教育公益性正面临挑战。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学校与市场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市场化公益行为便成了一种处理公益性事业与市场关系的行为模式。所谓市场化公益行为是指办学主体通过某种市场化的方式获得社会的教育资源，以一种与政府途径相平行的市场途径向社会提供教育服务，为此，享受教育服务的人必须交纳一定的费用，而投入教育资源的人则必定要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⑨也就是说，市场介入并不意味着高职教育公益性的丧失，相反，教育的公共物品可以经过转化进入市场，并通过市场运作来向社会提供。这为我们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与市场及政府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市场经济所包含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不都是积极的，不为市场经济所包含或要求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不都是消极的。比如市场经济要求把人格物性化，排除同情、怜悯、慈悲等非理性情感，这对于人的尊严无疑是一种伤害，是对人性的违背。
第三，高职院校可以引入市场力量，但绝不可完全市场化，保持市场的有限介入是高职院校大学自治能力的重要体现。教育公益性的存在并不必然排斥办学中的赢利行为，市场介入的目的也不应该在于消解教育的公益性，市场化公益行为可以解决公共教育面对市场时所存在的问题，也可以解决高职院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作模式，但市场力量的运用是有条件的，无限的市场介入必然会导致高职院校教育目的的偏差。在我国，学校对教育目的的忽视是非常普遍的，甚至很多学校都在一种错误的目的上运行而不自觉。尤其是高中阶段教育，它们让一部分学生获得了成功的体验，但又让更多的学生备受失败的打击。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市场的引入是为了充分利用社会力量配置学校教育资源，为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播提供更优质的条件。同时，市场的引入还可以改善学校内部组织结构，完善学校内部管理，为学校独立管理自身事务提供高效的运行机制。但学校毕竟不是企业，市场介入必须有限制。就高职院校来说，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凡是能交由市场的均可交由市场，这样不仅可以节约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率，还可以充分联系企业，密切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但当市场配置完成后或在市场配置实现的过程中，学校应当在更广泛的领域主动提供教师、学生和社会所需要的公益性服务，为教师成长和学生发展创造适合的学术环境，为社会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而这正是高职院校大学自治能力的重要内容和体现。
［注释］
①温正胞.“无边界”及其挑战：全球化视域下政府、高等教育与市场的关系［J］.比较教育研究，2010（2）：1.
②魏玉，王名.大学——一种特殊的非营利组织［J］.高教探索，2010（3）：74.
③王晓辉.21世纪国际高等教育展望——1998年世界高教大会综述［N］.中国教育报，1999-02-01.
④阎光才.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91.
⑤（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郑继伟，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64.
⑥（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92.
⑦（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7.
⑧许士密.大学与市场、政府、社会关系的偏狭走势及其治理［J］.辽宁教育研究，2008（1）：37.
⑨劳凯声.面临挑战的教育公益性［J］.教育研究，2003（2）：5.
［关键词］政府市场介入大学自治大学制度市场公益化行为
［作者简介］陈新文（1970-），男，湖北襄阳人，襄樊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湖北襄阳441021）
［中图分类号］G71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9-0011-03
我国高职院校经过了十余年的发展探索，已基本形成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但高职院校在大学制度建设上却处于起步阶段。总体上讲，中国大学的内部改革还缺乏法律意识，许多改革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尤其是高职院校在处理学校内部关系方面还缺乏大学应有的品性，在处理与政府、社会、市场的关系方面还不是很成熟。笔者认为，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大学制度建设已刻不容缓，而在大学制度建设中，处理好市场介入与大学自治的关系尤为关键。
一、高职院校改革与市场有限介入
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在国家的宏观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科学管理。现代大学制度涉及规范和理顺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涉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改革。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即大学与外部的关系，包括政府宏观管理、市场适度调节、社会广泛参与、学校自主办学；二是微观层面，即学校内部的关系，包括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就中国高等教育来说，大学制度建设仍是一个普遍的、急需明确的问题，大学制度建设还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而这些正在影响着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比如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大学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大学的内部自治问题等，尤其是当市场化浪潮汹涌而至的时候，大学又该作何选择？政府、市场与学术三者的博弈又将如何？大学是否已经具备了驾驭市场且平衡与政府、学术之间关系的能力？对于高职院校来说，这些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这些也将是高职院校未来改革发展所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现了大学市场化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高职院校与市场有着一种天然的紧密联系，但在我国经济转型还未全面完成的情况下，高职院校还只是以谨慎的态度与市场接触，校企合作还只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一种形式上的需要而已。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目前市场介入大学已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与市场有着天然联系的高职院校更是无法回避市场介入的要求，从现实的高职院校发展来看，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市场力量介入学校的事实。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高等教育如何对抗市场力量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市场的坐标上找到自身发展新方向的问题。对于高职院校来言，市场一直存在，市场的影响也一直存在，而且还会持续增强，这对于高职院校的前途是福还是祸，还有待观察。但有学者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过于相信市场，尤其相信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可以带给我们长期而持续的繁荣，但现在看来，这种信念背后存在着明显过于乐观的对市场的态度”①。我们认为：高职院校的发展需要市场的介入，但不能完全市场化，高职院校必须保持市场的有限介入，以平衡与政府、学术的关系。因为大学不是政府，不是企业，从其宗旨、目标、组织、产品等多方面属性来看，大学属于一种特殊的非营利组织。②在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全球高等教育学者们也已经明确提出：“应当澄清这一方面的模糊与混淆：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不适用于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因为教育不是经济的一个分支。教育过程、教育目标、教育结果或教育产品都不能与经济相提并论。”③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也认为，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应是与政府、市场、学术寡头三种力量平衡的结果。
当前，高职院校改革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功利化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高职院校对政府和市场的过度迎合，尤其是市场介入趋势的发展，有导致高职教育异化的危险。不否认高职院校具有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职能，但高职院校过多地承担了市场化所赋予的社会服务，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学校活动的教育意义正遭受质疑。高职院校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办学不是办企业，是办教育。而这一点事实上并没有为更多的高职教育举办者和管理者所认识。
尽管大学社会化色彩越来越浓，但高职院校过多地强调利益交往和市场分配，会引起知识的贬值和专业人员地位的跌落，影响学校成员对组织的归属感和忠诚感。这种影响是深层次的，对高职院校大学制度建设是非常不利的，尤其是会带来大学自治上的矛盾和分歧。尤其是一些高职院校大力提倡并推行教学单位实体化的改革，导致教学单位和教师更多地只关注市场，关注利益，而对于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却并不关心。正如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所批评的：“一些人为了达到一些看起来更为紧迫的目的而将大学的基本目的置之一旁。”④
二、大学与政府、市场关系的演变
严格说来，古今中外，高等学校从来都不是完全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它们与社会母体的“脐带”从来没有被割断过，只是不同时期大学与社会联系的内容和方式，以及紧密程度不同罢 了。我们可以通过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简单回顾，来认识一下大学与政府、市场关系的演变。
12世纪由学者和热心学问的市民设立的中世纪大学，是城市文化发展和世俗政权、教会与城市自治组织间斗争尖锐化的结果。中世纪大学对地方政府和教会都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这成为世俗政权和宗教神权争夺大学领导权的重要因素，因为大学所传播的科学、文化对它们、尤其是对神学和教义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在教会势力日甚的情况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中世纪早期的“学生大学”，比如以萨勒诺、博洛尼亚大学模式为基础的意大利大学一开始就是世俗的，它们以学生为中心，并以满足市场需要为目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后，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突显，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之地的大学社会地位日增。教会对政府的完全把持也随着资产阶级的登场而结束，大学开始由政府管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逐渐成为它与社会之关系的重要内容。随着大学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增大，以及社会对大学期望升高，政府对大学的支持和控制力度也同步增大。18世纪末的德国、拿破仑时期的法国、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的沙皇俄国，政府与大学为自治权都展开过激烈的争夺，突出体现了大学与政府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对立。而现代欧洲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较之相互对立和相互指责，更多地表现为互相依靠和支持。
在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大学获得了某些从来不曾有过的办学自主权又立即感到自己的生存条件变得空前严峻。尽管政府一直以来都是高等学校最主要的支持者和指导者，但随着办学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尤其是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不断转型，政府也逐渐从无限政府过渡到有限政府，政府逐渐地将部分职能让位于市场，市场的介入让大学开始拥有办学上的某些自主权，同时大学也开始因市场的介入而感到有些不安。
在实行分散或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大学早已在19世纪便作为教育产业进入市场，其在招生就业、教师延聘、课程设置、科研开展、成果转让、人才输送、资金筹集、对外交流等方面无不体现了市场化的特点。但在早已实行市场经济的欧洲大陆，市场进入大学的程度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深。政府对于把市场机制引入大学甚感兴趣，但面对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坚固壁障，他们也有些畏缩不前。当前，在世界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政府介入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低介入型，像美国；二是中介入型，像英国、日本、荷兰、澳大利亚等；三是高介入型，像法国、俄罗斯等。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政府介入，至少都说明，政府在大学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高介入和中介入国家，政府正逐渐下放权力给高校和市场，而低介入国家也开始重视政府的作用，政府的适度介入也正成为各国改革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趋势。
我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从高等教育管理类型上讲属于高介入型政府。其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大学的管理者都是由政府任命，大学的主要经费都是由政府提供；二是大学教育质量的外部管理力量明显强于内部管理力量。在我国，大学与市场的关系是大学深感困扰的问题。一方面，大学普遍面临办学经费短缺的困境，急欲推进高等教育市场化，以便获得更多的创收和灵活的办学；另一方面，当政府真正推进大学市场化时，大学又深感恐慌，唯恐沦为企业的附庸而丧失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权利；担心过多的社会服务将给大学的文化功能造成损害，尤其担心政府以市场化、产业化的名义把大学推向市场，任其自负盈亏，自生自灭。但是，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哲学家约翰·布鲁贝克在其教育名著《高等教育哲学》中曾指出：“即使是最富裕的国家也不可能提供普及高等教育所需的经费。”⑤既然如此，市场介入大学就是必然的了。所以，当市场介入时，我们既不能恐慌，但也不能盲目地将大学的一切都交给市场。大学必须掌握平衡政府、市场与学术的能力，充分利用政府与学术的力量来有效地控制甚至消解市场的负面影响。
三、市场介入与大学自治的博弈
市场介入大学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丧失，但市场介入一定要有限制，完全市场化则必然会导致大学自治权的丧失。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曾说：“在实行市场调节模式的美国，市场无限制的竞争也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的降低。”⑥像大学不能完全政治化一样，大学也不能完全市场化，大学所面临的市场只能是一种“准市场”或“不完全竞争市场”。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认为，高等教育若走上完全市场化和私营化之路，并不能使社会整体得到最大的利益。⑦由此可见，大学完全市场化既不符合政府和社会的利益，更不符合大学的利益。大学可以接受有限制的市场介入，要做到这一点，大学必须保持必要的学校自治和学术自由，包括高职院校在内。
在我国，高职院校从产生起，就有市场主导高职教育的倾向。无论是“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还是“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的无缝对接”的办学理念；也无论是生源竞争，教师聘任，还是专业调整，课程改革；再无论是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系部实体化，还是部门经费切块，后勤社会化等，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高职院校运用市场力量发展学校的意识和努力。
市场介入高职院校的深度和广度比其他大学要大，高职院校也因此获得了迅速发展，但被市场淘汰的危机感也无时无刻不萦绕在高职人的头脑中，而这又是其他大学不太担心的问题。高职院校发展中的市场无序介入和无限制介入增加了高职教育的风险；过多过强的市场意识，使我们不能关注和坚持教育自身固有的意义，即教育活动及其成果涉及的人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问题。甚至我们没有把高职院校当大学来看待，而只是职业教育而已，高职院校作为大学的“合法性”正遭受质疑。而教育部部门职能调整后，高职院校不再归高教司管理而交由职成教司管理的改革，更让许多人对高职院校的未来忧心忡忡。
高职院校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其在大学文化上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在大学精神层面，实用主义、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倾向比较严重；第二，在大学制度层面，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严重失衡，行政权力成为组织运行中的主导力量；第三，在大学环境层面，学校特色和人文品位缺乏。分析高职院校大学文化缺失的现象，我们认为，市场介入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同时，缺乏大学文化的高职院校又无法有效掌控市场的力量，从而 导致市场化蔓延，增加了高职院校改革的风险。
无限的市场介入已显示了其强大的影响力，同时也暴露出高职院校在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上的能力不足。高职院校作为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大学，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才是其发展改革的内在逻辑，自治和非营利仍是包括高职院校在内的所有现代大学的命脉。高职院校既要摆脱对政府的依赖，真正实现自主办学、民主管理，又要化解市场力量对教育公益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保持政府、市场、学术力量的平衡。毋庸置疑，市场的介入正使高职院校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变得复杂。建立政府、市场、学术之间稳定的三角关系，是高职院校建立大学制度的关键所在，但这需要高职院校具有充分的大学自治能力。
四、市场的有限介入与高职院校的充分自治
在高职院校建立大学制度是高职院校作为大学的内在的本质要求，是提高其办学效益，确保其高等教育属性的根本保证。在当前市场力量对高职院校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高职院校建立大学制度必须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高职院校是一个为全社会服务的高等学校，而不是一个企业。切不可在强化市场行为的同时，丧失独立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力。《高等教育法》已经明确，我国高等职业学校属于高等学校的范畴。这是法律赋予高职院校的地位和性质，且在高职院校办学实践中的许多方面都体现了这一点，这是个无须多辩的事实。但我们必须承认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们对高职院校作为高等学校的本质认识还不够，主要表现在对学校与政府、市场关系的认识不足，从而影响了其办学行为中的高等教育性质。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面对大学与政府、社会相互关系出现的矛盾，往往有两种哲学观：一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教育哲学观要求大学崇尚学术，以“学术自由”作为其活力的源泉；二是以政治论为基础的教育哲学观，则要求大学适应社会，积极主动地应对文明社会众多领域不同层次的广泛需求。这两种教育哲学观有一个共同的局限，就是远离了教育最根本的对象——人，使得高等教育系统与其他社会机构出现“边界模糊”，在职能上则一再地试图进入本不该属于自己的“领地”，从而使大学因过多承受文明的重压而导致自身本质和本体性的丧失。⑧学校教育活动从根本上说不是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获得利润，而是为了造福他人、社会及整个人类，是从文化、精神、体质、社会诸方面开发人们潜能，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多种基本条件的事业，切不可在强化市场行为的同时丧失独立管理自身事务的权力。
第二，高职教育具有公益性，市场介入并不意味着高职教育公益性的丧失，市场公益性行为是高职院校处理学校与市场关系的基本行为模式。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以私益为出发点和归宿，通过一种契约精神，使个人与社会、权利与义务之间求得平衡。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是非营利性事业，学校教育机构应提供纯公共物品，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所以，教育的国家垄断就是保证教育公益性的必然选择。在计划经济时代，教育与市场无涉，教育的公益性不会成为一个问题。然而，随着市场的不断介入，教育公益性正面临挑战。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学校与市场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市场化公益行为便成了一种处理公益性事业与市场关系的行为模式。所谓市场化公益行为是指办学主体通过某种市场化的方式获得社会的教育资源，以一种与政府途径相平行的市场途径向社会提供教育服务，为此，享受教育服务的人必须交纳一定的费用，而投入教育资源的人则必定要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⑨也就是说，市场介入并不意味着高职教育公益性的丧失，相反，教育的公共物品可以经过转化进入市场，并通过市场运作来向社会提供。这为我们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与市场及政府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市场经济所包含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不都是积极的，不为市场经济所包含或要求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不都是消极的。比如市场经济要求把人格物性化，排除同情、怜悯、慈悲等非理性情感，这对于人的尊严无疑是一种伤害，是对人性的违背。
第三，高职院校可以引入市场力量，但绝不可完全市场化，保持市场的有限介入是高职院校大学自治能力的重要体现。教育公益性的存在并不必然排斥办学中的赢利行为，市场介入的目的也不应该在于消解教育的公益性，市场化公益行为可以解决公共教育面对市场时所存在的问题，也可以解决高职院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作模式，但市场力量的运用是有条件的，无限的市场介入必然会导致高职院校教育目的的偏差。在我国，学校对教育目的的忽视是非常普遍的，甚至很多学校都在一种错误的目的上运行而不自觉。尤其是高中阶段教育，它们让一部分学生获得了成功的体验，但又让更多的学生备受失败的打击。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市场的引入是为了充分利用社会力量配置学校教育资源，为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播提供更优质的条件。同时，市场的引入还可以改善学校内部组织结构，完善学校内部管理，为学校独立管理自身事务提供高效的运行机制。但学校毕竟不是企业，市场介入必须有限制。就高职院校来说，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凡是能交由市场的均可交由市场，这样不仅可以节约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率，还可以充分联系企业，密切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但当市场配置完成后或在市场配置实现的过程中，学校应当在更广泛的领域主动提供教师、学生和社会所需要的公益性服务，为教师成长和学生发展创造适合的学术环境，为社会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而这正是高职院校大学自治能力的重要内容和体现。
［注释］
①温正胞.“无边界”及其挑战：全球化视域下政府、高等教育与市场的关系［J］.比较教育研究，2010（2）：1.
②魏玉，王名.大学——一种特殊的非营利组织［J］.高教探索，2010（3）：74.
③王晓辉.21世纪国际高等教育展望——1998年世界高教大会综述［N］.中国教育报，1999-02-01.
④阎光才.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91.
⑤（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郑继伟，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64.
⑥（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92.
⑦（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7.
⑧许士密.大学与市场、政府、社会关系的偏狭走势及其治理［J］.辽宁教育研究，2008（1）：37.
⑨劳凯声.面临挑战的教育公益性［J］.教育研究，20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