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档案》2007年第二期上刊登了《大生档案：来龙去脉、内容、价值及其他》一文，读后有颇多感慨，它对如何做好今天的民营企业建档工作既有启示。也有令档案人深思的东西。
　　所谓“大生档案”，是中国最早的民营纺织股份企业——大生纱厂的档案。其内容非常丰富，而且非常注重反映其细节活动档案的收集。“从现存的大生会计档案可以看出，大生集团的主要企业从平日收支的流水账。到货物进出的物料账、机料账。到与用户之间的往来账，再到各种门类的分类账和一年一度的总账等，十分齐全、完整。”“甚至连购买一只灯泡、一副铰链。都可在‘草流’中找到记载”。还有像“往来函件、股票存根、盈利分配留底等一般性文件”及“大生公司股东大会入场券近4500张、贸易牌价记录单700余张，花纱布市行情单1200余张，各种纱布商标近400张”，等等。再看现在的民营企业建档，许多地方都颁布了《民营企业档案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关于在民营企业中开展规范化建档的通知》，对规范民营企业建档、划定归档范围、保管期限以及档案分类都做了详细的规定。这些办法规定虽然对促进民营企业建档可能有一定的作用。然而。这些办法规定是否科学是否符合实际需要就不好评价了。但是对照上述大生档案。按照规定，现在的民营企业的这些档案不是保存几年后就被销毁，就是不在归档范围，不可能保存下来。大生纱厂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保存档案的。他们在无意中为社会保留了一个企业完整的历史及细节。保证档案的完整性不正是档案部门追求的目标吗?了解历史细节不正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关注的内容吗?正如历史学家茅家琦所说：大生档案“对中国民族工业作量化研究方面，它是一份具有完整确切数据的资料。”反观现在对民营企业建档的规定能保证其档案的完整性吗?能留下民营企业的历史细节吗?民营企业档案究竟应该选留什么?怎样选留?是不是应该由民营企业自主决定呢?民营企业档案管理的方式方法是不是也应该由其自主选择决定呢?档案部门如果要有作为的话，是不是可以推荐几种方法方式供其选择呢?这是否应引起档案人的深思呢?
　　大生纱厂为什么能成为唯一留下系统完整、内容丰富的中国近代著名的民族工业企业的档案?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也是值得档案人深思的问题。按照《大生档案》作者的说法是“张謇这位实业家非同一般的档案意识”。“张謇在他的政治生活与实业活动中，十分注意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张謇之子张孝若在为其父所作传记《自序》中说：‘我父有许多实在的事业，他一生几乎没有一件事没有一篇文字的’。这里所说的‘文字’，是指张謇亲自或委托他人记述当时当地张謇经历的各种活动和所创办的‘许多实在的事业’经营、发展状况的原始档案。发一份信函要秘书留下信底；拍一份电报也要把电文抄录存档；历年、历届的大小账目，更是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在张謇亲自为大生一厂制定的《厂约》中明文规定：‘每日两点钟，各董集总办处，考论花纱工料出入利弊得失，酌定因荣损益，由总账房撮记大略，编为厂要日记以便存核。”这段介绍中，与其说张謇的档案意识强，不如说是管理的需要，但是，这管理需要背后的动机却不得而知。在大生纱厂的年代。我国档案学才处于萌芽生长阶段，作为比较规范的档案管理也只是在机关中逐步开展。在这种状况下说民营企业家张謇有“非同一般的档案意识”，实在有点牵强。因为，按照现在档案部门对民营企业档案工作的说法，大生纱厂根本就没有建立规范的档案工作，只不过存有档案材料，正需要档案部门指导其建立规范的档案工作。应该说张謇并不是因为有“非同一般的档案意识”才保存档案的，张謇保存档案应该有其他动机或需求。或是运行机制或是外部环境的要求等。对此，档案部门是不是应当做一个课题来进行深入研究?要研究民营企业做好档案工作的内在动机和动力，只有对此“对症下药”，才能使民营企业档案工作健康发展。单靠档案部门对其宣传档案工作的重要性来提高其档案意识，恐怕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摘自《档案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