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人评价说侣海岩是当今中国最会讲故事的人。
他的“海岩剧”曾经一度和琼瑶剧齐名，《便衣警察》、《永不瞑目》都制造过万人空巷的神话，
捧红了陆毅、孙俪、刘烨、佟大为等一干明星。他连续十年每年一部长篇，这个速度几乎无人能比，
无论好坏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内核。他身上似乎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感：除了作家这个身份之外，
他还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他至今不会用电脑，却曾经一年创作80多万字的作品；
写作对他而言是随时可能、也随时不可能的事，他不喜欢成为新闻焦点，
习惯每天按部就班上下班，过“有组织”的生活；不管是不是他的初衷，
他无疑都是作家中最忙碌、最辛苦的，也是十几年来中文写作产量最高的作家，
但他又说，“我其实不太愿意当个专业作家，只当业余玩玩，
也不愿意以此安身立命。”
瘦弱的我和铅字崇拜
1954年出生在北京，父母都是文化部的干部。我8岁才上学，那时候各种运动，正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加上小时候我的身体比较弱，总是受欺负，经常挨打，最害怕的时候我都不敢独自上街，孩子嘛，谁拳头大谁就是大哥。因为父母都受到牵连，有几年我基本属于没人管的状态，自己生活、做饭，父母单位有生活费，我每个月去领。姐姐在1968年去了兵团，过了一年多，父亲“解放”了。当时让我给姐姐发了封电报，叫“父已解放革命干部”，就这么八个字。父亲变成了革命干部，我才能顺利入伍，成为一名海军航空兵地勤人员。我做的属于技术工作，具体说就是歼击机6型的电器员。当兵，在当时是很好的出路。
从15岁开始，我当了5年兵。1974年，我从部队复员回来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监狱里当炊事员，买菜、择菜、收垃圾，后来被记者写成厨师，我说千万别说厨师，就是炊事员。再后来做修理工，那个时代也不会有大材小用的想法，就是党分配我做啥，我就为党发光发热，大家都那么想。
我当兵的时候就有工农兵大学生了，复员后我一直工作，也没想过上大学。我是玩惯了，因为小时候身体弱，到了青少年时期就格外崇拜力量，老想着怎么变成一个身体特别棒的人。其实是带有一种生存的欲望、需求来喜爱体育的，慢慢就练成了一个体育尖子，打球入选了公安部篮球队，游泳也是北京市公安局游泳队的，单位不太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那个“打球的小侣”。我以前爬楼梯都是四个台阶四个台阶地上，从来没有两个台阶或者一步一步地上。后来意识到自己身体不好，是从发现自己变成两个台阶两个台阶地爬楼梯开始的。
“四人帮”粉碎后，高考恢复了，开始刮学历风了。单是身体好没用，没文化没学历，所有人都不会尊重你，分配工作、领导重用这些好事儿我都靠后，于是大家都鼓励我努力参加高考。领导找我谈话也说，小侣，你还是要学点文化，总不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一辈子。于是又开始学文化，在家学。
也就是在那时候，我集中看了一批书。主要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出来的那一批作家，比如刘心武、王蒙、邓友梅、王安忆、莫言等，差不多是在二十到三十岁这个过程看的，量也不是很大。那时候还看姚雪垠的《李自成》，也看过一些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的书，这些人的书我都非常喜爱，尽管他们的风格不太一样。还真说不上来哪个是最爱。
我儿子看问题喜欢先挑毛病，我经常跟他说，你要想成功就看什么人都一样，看什么人都觉得比你好，他有一点好你都能抓住；看缺点的部分你不要感觉那么强烈，看优点的部分要感觉特别强烈。所以我经常看其他作家的书，可能情节不是特别吸引我，但有一个词儿用得特别好我都觉得太好了。
我属于阅读得很少、上来就写作的那种。最初开始写小说，是因为我们那代人都有铅字崇拜。不像现在，电脑打印出来就是铅字，那时候只有报纸杂志才有铅字，自己写的东西都是手写体，一印成铅字绝对是真理。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业有过特别活跃的春天，各种出版物，水平也各有参次。有些杂志、小说描写公安人员生活的，我个人觉得不太有生活，文学水平也不那么高，很多描写和细节看着就假，作者肯定是没干过公安，或者干过了也不太会写东西。我以前总觉得文学是高尚的，不是随便能够进入的殿堂，后来看多了，觉得这些东西都能印成铅字，我写的应该也能，就这样开始了写作了。
经历和想象的相互发酵
我的创作跟我的经历，在最初有着紧密的联系，处女作《便衣警察》的蓝本就来自于发生在1976年清明节的“四五”事件。当时周总理逝世不久，群众不顾“四人帮”的阻挠，来到天安门广场自发地进行悼念活动，当时我就被派到天安门去执行任务。那天下着大雨，我们一直站在外边，也不敢撤。领导给的任务是到群众中去观察，看谁贴了诗词标语，看到贴了反动标语的要跟出场外，弄清身份和工作单位。我当然也没跟，领导问，我就说真看不懂哪些是反动诗词，都是文言文。大多数标语和诗词都是表现情绪的，那种“扬眉剑出鞘，我哭豺狼笑”，你说他是反动还是不反动，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我们家是知识分子家庭，对“四人帮”，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都是很不满的，像我这样装傻的同事也有很多。
《便衣警察》大概是最带有我生活烙印的作品。发表后，《四世同堂》的导演林汝为看上了它的“正”，像主题歌中唱得那样“金色盾牌，热血铸就”。
1976年发生了很多事儿。1月份朱德逝世，天安门事件是周恩来逝世，然后毛主席逝世，毛主席逝世之后紧接着就是粉碎“四人帮”，唐山大地震是在中间，7月28号。
我是北京抗震救灾先遣队第一批进入唐山的人，我们是坐车进去的，也有部分人是徒步。那天晚上也是下雨，夜里我们赶到了唐山，那时候也没有棚子、雨伞、换洗衣服，都没有。这段经历和素材到了1986年变成了小说《死于青春》。
1987年，我被调到昆仑饭店之后，因为工作繁忙，大约有6年时间没有写小说。1994年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起因是当时想请所谓的“公安四才子”写一个关于警察本色的命题作业。当时想仿《神探亨特》写个系列剧，就是几个固定的人物，然后遇到不同的案子。
给我分配的是写一个走私案，至于走私什么，随便写。当时我有个朋友，北京电影乐团的团长，叫王立平，他本身是个作曲家，写过《小花》、《妹妹找哥泪花流》，包括老版《红楼梦》的配乐，都是他写的。他问我说，“海岩，你认不认识国际刑警？”他团里有一把价值连城的意大利小提琴，被团员带出境后就失去音讯，当时叫叛逃。我就找了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的局长，给他写了封信，说有这么个事儿希望他关心。后来隔了段时间我见到王立平，说情况帮你反映了。他说对，他们还找过我，找团里要了很多资料，不过案子还没破。
因为有这么个事儿，我就想走私小提琴好了，这种文物浪漫，而且比较传奇。走私个香烟也没意思。结果越写越长，收不住了，原本给我的是四集电视剧的长度。我问能不能长点，他们说，给你八集吧。我写了还是篇幅不够，就退出了，写了一半的东西就扔在那儿，很久都没有在意。后来我收拾东西，翻了翻觉得还挺好的，就继续写了下去，先是以小说出版的，后来才改成电视剧。
其实我创作的东西都来自于我的生活，只不过是我对生活的积累和记忆，而不是对具体事物、人物和细节的记忆，还有对生活规律的判断，对生活情绪、情感和观念的积累。然后具体的细节是来自方方面面的。只能说是这种生活给了我这种感受，我写的时候怎么把这种生活表达出来。具体的细节、情节、人物、线索都是编造出来的，并没有故事原型。
有人觉得我写的企业家给人的感觉特别真实，这个当然跟我在企业工作、做过经济工作有关。我的生活经历还是相对比较丰富的，接触的社会层面也比较多，另外就是对生活的规律性的判断。比如说我新写的《绝对披露》，是高希希的戏，故事背景是一日报社的社会新闻部，从记者的角度去看待现在社会的各种纷争和人间百态。我没有当过记者，但我去推断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生活细节，这些东西是可以推断的。当然也许不一定像，但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你写个小偷，你就得偷人家一下？不一定，都是可以推断的。推断得是否准确，和作者的生活积累、人生经验有关系。有些人推断不了，一推断就特假。我曾经问过一作者，你写的警察一点不像，你不了解警察。他说我怎么不了解，我看了很多香港电影。但电影里的香港警察其实跟现实中的警察也不是一回事儿。
有人总结，我的小说有一种类型，就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男孩，最后为爱情奋不顾身甚至为爱而死的过程。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永不瞑目》是一开始就想写爱情，陆毅死活就看上这女的了。我觉得很多现实中的人，跟你说他不相信爱情，其实他是没碰上令他无法自拔的人。我觉得不相信爱情的人，有两种可能，一是没碰上最他让心动的人，二也是没碰上让他难忘的事儿。
我写的爱情都来自我的想象，并不是我在生活中看到了“杨瑞”、看到了“罗晶晶”、看到了“安心”。人的本性有善恶两部分，我把善的一部分描绘了出来，因为我们想象中的美在生活中是少见的，我愿意用文学形式呈现，哪怕给我自己看。我很爱我作品中的人物，写作的几个月里，每天和他们朝夕相处，想他们会做什么，活生生的。这个过程就像和笔下的人物相爱，既像旁观者，又像他们当中的人。
从未被退稿的才子
《便衣警察》的手稿最初是放在壁橱里的，我每天躲在自己的小屋里写，写完的稿子就放进壁橱里，已经快写到结局了，我爸找东西就给发现了。我把稿子藏进壁橱，其实也是为了避免让他看到。他属于风趣尖刻型知识分子，有话不好好说，宁丢人缘不丢包袱的那种，跟我们说话也是以挖苦讽刺为多。看到稿子他当时也没有特别在意，后来问我，你是不是在写东西，我说是，他问我写什么，我说写小说。我爸就说，你还写小说呢？我说为什么我就不能写小说了？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后来我又问他，你要不要看看呐？他说行吧，我看看也行。到了晚上我又问，你要看看吗？他说看看吧，为了批判而看。还说，如果我不是你爸爸，根本就不看这东西。我给了他开头的一部分。
第二天晚上，我准备睡了，他来敲我的门了，问后边的还有没有，有你赶快给我拿过来。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我是有可能成功的，因为我父亲对文学作品还是比较挑剔的，他不会在事业上给孩子什么指导。现在的父母，只要是孩子的事儿，不管课内课外的，都会认真地看，跟孩子讨论，我爸决不是这种，小说如果不吸引他，他就都扔掉，甭管谁写的，他就这样的个性。
那是1982年，我爸成了我人生中第一个文学作品的读者。也是在他的鼓励下，第二年，我把稿子投给了位于我家对面朝内大街81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会儿不像现在，互联网让写作一下子变得没什么门槛，那个年代你的作品只有通过国家出版社才能出版，出书可以说是那一代文学青年毕生的梦想。
稿子寄出之后，一直没有回复，我苦苦等了三个月，坐不住了，想听听到底什么意见，就直接去了出版社。办公室里我的稿子和其他投稿作品都被堆在地上，还没有拆封，在我的坚持下，编辑看完第一章，基本就定了出版，就这么顺利。但是那时候出书慢，真正出版已经是1985年了。也因为这部小说，我和魏人、张卫华、张彻被称为“公安四才子”。我照样一边工作，一边创作。现在回忆起来，我写的每一个字都发表了，从没遭遇过退稿。
我在结构能力上比较强，能把复杂的事情解构成故事，不乱，不是虎头蛇尾。很多作家对细节的掌握、文字感觉非常好，但故事上有点问题。我的弱项是有点浮躁，作家需要阅读，走遍大江南北，和思想者交谈，我没时间阅读，急着写。
产业链的源头和最小受益者
1998年，随着电视剧《永不瞑目》的开播，同名小说轻松卖到了30万册，我也参与到电视剧的制作决策中，比如对于演员人选的意见，是由投资方、导演和我共同商讨的，三个人一人一票，都有否决权。我从来不推荐人，迄今为止我只坚持过于娜和沈佳妮。
关于选角的故事有很多，《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开发布会的时候，当时有声音质疑徐静蕾不够漂亮，说我们选演员选了四个月，也没选出什么大美女。媒体在现场当着徐静蕾的面就这么说，那时候也是她出演的第一部电视剧。包括孙俪在演《玉观音》之前，还是个小丫头，气质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现在因为演了很多戏，气质会提升。那时候她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在家等分配，魅力上不如现在，定了她，大家一看也就普通邻家女孩的形象。后来徐静蕾也好，孙俪也好，她们表演的角色都是得到了非常大的认可的。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和赵宝刚合作的，由徐静蕾、姜武，还有个台湾的小孩儿演的。当时还一下捧出了三个超级配角，都是没演过电视剧从文工团里找过来，一个傅彪，一个丁志诚，一个杜志国，这三个人一下子就出来了。挑女主角的时候，挂了一墙的照片，我和刘燕铭（海润影视创始人）都看上一个女孩，跟赵宝刚说要不你找来，我们看看。当时是紧急通知，也没让她收拾一下，女孩“哗”一下就过来了，染一头爆炸状的黄头发，穿的是也特别前卫新潮，在当时这种打扮还很少很少，我们一看，觉得跟片中女主角“吕月月”的感觉不对，没用。后来这女孩也红了，她的名字叫周迅。今年《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重拍版还在筹备，电影版刚刚拍完，由黄晓明和Angelababy主演，现在在做后期。
如果说小说中人物和演员在外形上最接近的，还是陆毅在《永不瞑目》里演的肖童。当时人选就在陈坤和陆毅间选择，当年20岁的陆毅在外貌上是没有什么缺点的，20岁的陈坤我认为当时也是没有什么缺点的，但两人类型不同，陈坤更城市化，陆毅更乖。袁立说，要是陆毅吸毒，观众会觉得很心疼，要陈坤吸呢，他比较野性，并不让人意外。加上女主角定了苏瑾，从身高上来说她跟陆毅更相配，这两条导致最后定了陆毅。
以前海润只制作影视，并不签演员。我曾跟刘燕铭说，要不你把徐静蕾、陆毅签下来，多好啊。当时他们是中国头号金童玉女，最有名的青春偶像。刘燕铭说他不签演员，那时候有青春美少女和他们的经纪人打官司的事儿，他说你看这多麻烦。《永不瞑目》之后，两人都很红了，海润就一改政策，用演员就一个要求，签约。后来的于娜、印小天、刘烨都签了。刘烨当时有约，还有一年到期，他演的话，就从到期之后开始，以后八年都要签海润。印小天一签就是十年。媒体说我愿意用新人，其实我恨不得用大牌呢，但有点姿色和表演能力的演员都有约，所以只能挑了好多没演过戏的。
曾经一度，大家都在讨论说海岩产业链，说我的电视剧、电视剧带来的广告、电视剧带来的明星、明星带来的效应，是一个产业链，以及后来还有剧再不断地被翻拍。其实在整个产业链当中我是收益最小的那个人。因为我工作太忙，我脑子里也没往那方面想，我想的是文化，没想到文化产业。我只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放在写作上的，白天有昆仑饭店的正职工作，公司一万多人，我是一把手，上班十多个小时，晚上回到家十二点之后开始用笔手写。写到感动的地方，我会忍不住掉眼泪。
长久以来我的创作都是在稿纸上进行的，一直是这种最原始的写作方式，哪怕现在全民进入了电脑时代。后来我雇了个大学生给我把稿子录入到电脑里，晚上写作让我每天都很困，不过大学生也熬不过我，早上9点开会，董事们都说侣总你的气色这么好，其实我一宿没睡，五六点钟才停笔。
半个“星座家”
我这几年开始对星座感兴趣，这也成为朋友聚会上他们喜欢找我聊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星座对人的性格的概括还是有一定准确度的。至于星座的运势我倒不太相信。我的生日是11月7日，是十一月革命节，那一天列宁指挥攻打冬宫，在俄历上是10月25号。我小时候那一天是要挂旗的，纪念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后来就不挂了。
我是天蝎座，天蝎座的特点在我身上大部分准确，太细的就不一定准确。我看过很多星座方面的书，还有人流行研究上升星座什么的，我觉得星座要看大面儿，不能分析得太细，它实际上是一个大框，是方向性的东西。大部分人认为天蝎座的报复心特别强，比较记仇，有什么事埋在心里不容易化解。我的体会是心重，往心里走，他就容易记。但是他记仇也记恩，比如白羊座，跟别人翻脸了，但三天就忘了，好了。天蝎不这样，天蝎真要跟你到翻脸的地步，他会记很久很久，哪怕以后和好，再精诚团结，他心里都会有个伤口。但是如果你之前有恩于他，再做了伤害他的事儿，他可能杀你的心都有，但是他会想起你曾经的好，他可能就报复不下去。当然我说的都是典型，不一定每个天蝎都是这样。
我在《深牢大狱》里就写了星座。王珞丹演的单鹃是天蝎座，她爱的那个男孩是射手座，最后她要掐死那个男孩儿的那一刻，男孩儿的脸变得很安详，没有临死前的丑陋，她在想这张脸的主人也对她好过，她的手就松了，怎么也下不去了。当她恨这个男的时候，就来来回回地报复，但真要弄死这男的时候，又心疼不忍。欧阳兰兰就不是天蝎座，当她知道真相的时候，她能痛下杀手，她是敢爱敢恨，感情太外露了，天蝎座都是埋在心底。
如果谈恋爱我比较喜欢外露型，结了婚后喜欢隐忍的。欧阳兰兰这种人在爱情初期，会给你极大的热情让你澎湃，让你有被爱的快感。但你在享受这种快感的时候，她带来的危险你也要承受。她的控制欲很强，不容你不按照她的路线走，当你要离开或者跟她不同步的时候，她的手段一样很厉害。所以很多非常热情奔放的女孩危险性也大。其实，每个人对爱的表达都会带有自己的个性。
他的“海岩剧”曾经一度和琼瑶剧齐名，《便衣警察》、《永不瞑目》都制造过万人空巷的神话，
捧红了陆毅、孙俪、刘烨、佟大为等一干明星。他连续十年每年一部长篇，这个速度几乎无人能比，
无论好坏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内核。他身上似乎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感：除了作家这个身份之外，
他还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他至今不会用电脑，却曾经一年创作80多万字的作品；
写作对他而言是随时可能、也随时不可能的事，他不喜欢成为新闻焦点，
习惯每天按部就班上下班，过“有组织”的生活；不管是不是他的初衷，
他无疑都是作家中最忙碌、最辛苦的，也是十几年来中文写作产量最高的作家，
但他又说，“我其实不太愿意当个专业作家，只当业余玩玩，
也不愿意以此安身立命。”
瘦弱的我和铅字崇拜
1954年出生在北京，父母都是文化部的干部。我8岁才上学，那时候各种运动，正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加上小时候我的身体比较弱，总是受欺负，经常挨打，最害怕的时候我都不敢独自上街，孩子嘛，谁拳头大谁就是大哥。因为父母都受到牵连，有几年我基本属于没人管的状态，自己生活、做饭，父母单位有生活费，我每个月去领。姐姐在1968年去了兵团，过了一年多，父亲“解放”了。当时让我给姐姐发了封电报，叫“父已解放革命干部”，就这么八个字。父亲变成了革命干部，我才能顺利入伍，成为一名海军航空兵地勤人员。我做的属于技术工作，具体说就是歼击机6型的电器员。当兵，在当时是很好的出路。
从15岁开始，我当了5年兵。1974年，我从部队复员回来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监狱里当炊事员，买菜、择菜、收垃圾，后来被记者写成厨师，我说千万别说厨师，就是炊事员。再后来做修理工，那个时代也不会有大材小用的想法，就是党分配我做啥，我就为党发光发热，大家都那么想。
我当兵的时候就有工农兵大学生了，复员后我一直工作，也没想过上大学。我是玩惯了，因为小时候身体弱，到了青少年时期就格外崇拜力量，老想着怎么变成一个身体特别棒的人。其实是带有一种生存的欲望、需求来喜爱体育的，慢慢就练成了一个体育尖子，打球入选了公安部篮球队，游泳也是北京市公安局游泳队的，单位不太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那个“打球的小侣”。我以前爬楼梯都是四个台阶四个台阶地上，从来没有两个台阶或者一步一步地上。后来意识到自己身体不好，是从发现自己变成两个台阶两个台阶地爬楼梯开始的。
“四人帮”粉碎后，高考恢复了，开始刮学历风了。单是身体好没用，没文化没学历，所有人都不会尊重你，分配工作、领导重用这些好事儿我都靠后，于是大家都鼓励我努力参加高考。领导找我谈话也说，小侣，你还是要学点文化，总不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一辈子。于是又开始学文化，在家学。
也就是在那时候，我集中看了一批书。主要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出来的那一批作家，比如刘心武、王蒙、邓友梅、王安忆、莫言等，差不多是在二十到三十岁这个过程看的，量也不是很大。那时候还看姚雪垠的《李自成》，也看过一些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的书，这些人的书我都非常喜爱，尽管他们的风格不太一样。还真说不上来哪个是最爱。
我儿子看问题喜欢先挑毛病，我经常跟他说，你要想成功就看什么人都一样，看什么人都觉得比你好，他有一点好你都能抓住；看缺点的部分你不要感觉那么强烈，看优点的部分要感觉特别强烈。所以我经常看其他作家的书，可能情节不是特别吸引我，但有一个词儿用得特别好我都觉得太好了。
我属于阅读得很少、上来就写作的那种。最初开始写小说，是因为我们那代人都有铅字崇拜。不像现在，电脑打印出来就是铅字，那时候只有报纸杂志才有铅字，自己写的东西都是手写体，一印成铅字绝对是真理。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业有过特别活跃的春天，各种出版物，水平也各有参次。有些杂志、小说描写公安人员生活的，我个人觉得不太有生活，文学水平也不那么高，很多描写和细节看着就假，作者肯定是没干过公安，或者干过了也不太会写东西。我以前总觉得文学是高尚的，不是随便能够进入的殿堂，后来看多了，觉得这些东西都能印成铅字，我写的应该也能，就这样开始了写作了。
经历和想象的相互发酵
我的创作跟我的经历，在最初有着紧密的联系，处女作《便衣警察》的蓝本就来自于发生在1976年清明节的“四五”事件。当时周总理逝世不久，群众不顾“四人帮”的阻挠，来到天安门广场自发地进行悼念活动，当时我就被派到天安门去执行任务。那天下着大雨，我们一直站在外边，也不敢撤。领导给的任务是到群众中去观察，看谁贴了诗词标语，看到贴了反动标语的要跟出场外，弄清身份和工作单位。我当然也没跟，领导问，我就说真看不懂哪些是反动诗词，都是文言文。大多数标语和诗词都是表现情绪的，那种“扬眉剑出鞘，我哭豺狼笑”，你说他是反动还是不反动，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我们家是知识分子家庭，对“四人帮”，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都是很不满的，像我这样装傻的同事也有很多。
《便衣警察》大概是最带有我生活烙印的作品。发表后，《四世同堂》的导演林汝为看上了它的“正”，像主题歌中唱得那样“金色盾牌，热血铸就”。
1976年发生了很多事儿。1月份朱德逝世，天安门事件是周恩来逝世，然后毛主席逝世，毛主席逝世之后紧接着就是粉碎“四人帮”，唐山大地震是在中间，7月28号。
我是北京抗震救灾先遣队第一批进入唐山的人，我们是坐车进去的，也有部分人是徒步。那天晚上也是下雨，夜里我们赶到了唐山，那时候也没有棚子、雨伞、换洗衣服，都没有。这段经历和素材到了1986年变成了小说《死于青春》。
1987年，我被调到昆仑饭店之后，因为工作繁忙，大约有6年时间没有写小说。1994年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起因是当时想请所谓的“公安四才子”写一个关于警察本色的命题作业。当时想仿《神探亨特》写个系列剧，就是几个固定的人物，然后遇到不同的案子。
给我分配的是写一个走私案，至于走私什么，随便写。当时我有个朋友，北京电影乐团的团长，叫王立平，他本身是个作曲家，写过《小花》、《妹妹找哥泪花流》，包括老版《红楼梦》的配乐，都是他写的。他问我说，“海岩，你认不认识国际刑警？”他团里有一把价值连城的意大利小提琴，被团员带出境后就失去音讯，当时叫叛逃。我就找了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的局长，给他写了封信，说有这么个事儿希望他关心。后来隔了段时间我见到王立平，说情况帮你反映了。他说对，他们还找过我，找团里要了很多资料，不过案子还没破。
因为有这么个事儿，我就想走私小提琴好了，这种文物浪漫，而且比较传奇。走私个香烟也没意思。结果越写越长，收不住了，原本给我的是四集电视剧的长度。我问能不能长点，他们说，给你八集吧。我写了还是篇幅不够，就退出了，写了一半的东西就扔在那儿，很久都没有在意。后来我收拾东西，翻了翻觉得还挺好的，就继续写了下去，先是以小说出版的，后来才改成电视剧。
其实我创作的东西都来自于我的生活，只不过是我对生活的积累和记忆，而不是对具体事物、人物和细节的记忆，还有对生活规律的判断，对生活情绪、情感和观念的积累。然后具体的细节是来自方方面面的。只能说是这种生活给了我这种感受，我写的时候怎么把这种生活表达出来。具体的细节、情节、人物、线索都是编造出来的，并没有故事原型。
有人觉得我写的企业家给人的感觉特别真实，这个当然跟我在企业工作、做过经济工作有关。我的生活经历还是相对比较丰富的，接触的社会层面也比较多，另外就是对生活的规律性的判断。比如说我新写的《绝对披露》，是高希希的戏，故事背景是一日报社的社会新闻部，从记者的角度去看待现在社会的各种纷争和人间百态。我没有当过记者，但我去推断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生活细节，这些东西是可以推断的。当然也许不一定像，但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你写个小偷，你就得偷人家一下？不一定，都是可以推断的。推断得是否准确，和作者的生活积累、人生经验有关系。有些人推断不了，一推断就特假。我曾经问过一作者，你写的警察一点不像，你不了解警察。他说我怎么不了解，我看了很多香港电影。但电影里的香港警察其实跟现实中的警察也不是一回事儿。
有人总结，我的小说有一种类型，就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男孩，最后为爱情奋不顾身甚至为爱而死的过程。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永不瞑目》是一开始就想写爱情，陆毅死活就看上这女的了。我觉得很多现实中的人，跟你说他不相信爱情，其实他是没碰上令他无法自拔的人。我觉得不相信爱情的人，有两种可能，一是没碰上最他让心动的人，二也是没碰上让他难忘的事儿。
我写的爱情都来自我的想象，并不是我在生活中看到了“杨瑞”、看到了“罗晶晶”、看到了“安心”。人的本性有善恶两部分，我把善的一部分描绘了出来，因为我们想象中的美在生活中是少见的，我愿意用文学形式呈现，哪怕给我自己看。我很爱我作品中的人物，写作的几个月里，每天和他们朝夕相处，想他们会做什么，活生生的。这个过程就像和笔下的人物相爱，既像旁观者，又像他们当中的人。
从未被退稿的才子
《便衣警察》的手稿最初是放在壁橱里的，我每天躲在自己的小屋里写，写完的稿子就放进壁橱里，已经快写到结局了，我爸找东西就给发现了。我把稿子藏进壁橱，其实也是为了避免让他看到。他属于风趣尖刻型知识分子，有话不好好说，宁丢人缘不丢包袱的那种，跟我们说话也是以挖苦讽刺为多。看到稿子他当时也没有特别在意，后来问我，你是不是在写东西，我说是，他问我写什么，我说写小说。我爸就说，你还写小说呢？我说为什么我就不能写小说了？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后来我又问他，你要不要看看呐？他说行吧，我看看也行。到了晚上我又问，你要看看吗？他说看看吧，为了批判而看。还说，如果我不是你爸爸，根本就不看这东西。我给了他开头的一部分。
第二天晚上，我准备睡了，他来敲我的门了，问后边的还有没有，有你赶快给我拿过来。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我是有可能成功的，因为我父亲对文学作品还是比较挑剔的，他不会在事业上给孩子什么指导。现在的父母，只要是孩子的事儿，不管课内课外的，都会认真地看，跟孩子讨论，我爸决不是这种，小说如果不吸引他，他就都扔掉，甭管谁写的，他就这样的个性。
那是1982年，我爸成了我人生中第一个文学作品的读者。也是在他的鼓励下，第二年，我把稿子投给了位于我家对面朝内大街81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会儿不像现在，互联网让写作一下子变得没什么门槛，那个年代你的作品只有通过国家出版社才能出版，出书可以说是那一代文学青年毕生的梦想。
稿子寄出之后，一直没有回复，我苦苦等了三个月，坐不住了，想听听到底什么意见，就直接去了出版社。办公室里我的稿子和其他投稿作品都被堆在地上，还没有拆封，在我的坚持下，编辑看完第一章，基本就定了出版，就这么顺利。但是那时候出书慢，真正出版已经是1985年了。也因为这部小说，我和魏人、张卫华、张彻被称为“公安四才子”。我照样一边工作，一边创作。现在回忆起来，我写的每一个字都发表了，从没遭遇过退稿。
我在结构能力上比较强，能把复杂的事情解构成故事，不乱，不是虎头蛇尾。很多作家对细节的掌握、文字感觉非常好，但故事上有点问题。我的弱项是有点浮躁，作家需要阅读，走遍大江南北，和思想者交谈，我没时间阅读，急着写。
产业链的源头和最小受益者
1998年，随着电视剧《永不瞑目》的开播，同名小说轻松卖到了30万册，我也参与到电视剧的制作决策中，比如对于演员人选的意见，是由投资方、导演和我共同商讨的，三个人一人一票，都有否决权。我从来不推荐人，迄今为止我只坚持过于娜和沈佳妮。
关于选角的故事有很多，《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开发布会的时候，当时有声音质疑徐静蕾不够漂亮，说我们选演员选了四个月，也没选出什么大美女。媒体在现场当着徐静蕾的面就这么说，那时候也是她出演的第一部电视剧。包括孙俪在演《玉观音》之前，还是个小丫头，气质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现在因为演了很多戏，气质会提升。那时候她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在家等分配，魅力上不如现在，定了她，大家一看也就普通邻家女孩的形象。后来徐静蕾也好，孙俪也好，她们表演的角色都是得到了非常大的认可的。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和赵宝刚合作的，由徐静蕾、姜武，还有个台湾的小孩儿演的。当时还一下捧出了三个超级配角，都是没演过电视剧从文工团里找过来，一个傅彪，一个丁志诚，一个杜志国，这三个人一下子就出来了。挑女主角的时候，挂了一墙的照片，我和刘燕铭（海润影视创始人）都看上一个女孩，跟赵宝刚说要不你找来，我们看看。当时是紧急通知，也没让她收拾一下，女孩“哗”一下就过来了，染一头爆炸状的黄头发，穿的是也特别前卫新潮，在当时这种打扮还很少很少，我们一看，觉得跟片中女主角“吕月月”的感觉不对，没用。后来这女孩也红了，她的名字叫周迅。今年《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重拍版还在筹备，电影版刚刚拍完，由黄晓明和Angelababy主演，现在在做后期。
如果说小说中人物和演员在外形上最接近的，还是陆毅在《永不瞑目》里演的肖童。当时人选就在陈坤和陆毅间选择，当年20岁的陆毅在外貌上是没有什么缺点的，20岁的陈坤我认为当时也是没有什么缺点的，但两人类型不同，陈坤更城市化，陆毅更乖。袁立说，要是陆毅吸毒，观众会觉得很心疼，要陈坤吸呢，他比较野性，并不让人意外。加上女主角定了苏瑾，从身高上来说她跟陆毅更相配，这两条导致最后定了陆毅。
以前海润只制作影视，并不签演员。我曾跟刘燕铭说，要不你把徐静蕾、陆毅签下来，多好啊。当时他们是中国头号金童玉女，最有名的青春偶像。刘燕铭说他不签演员，那时候有青春美少女和他们的经纪人打官司的事儿，他说你看这多麻烦。《永不瞑目》之后，两人都很红了，海润就一改政策，用演员就一个要求，签约。后来的于娜、印小天、刘烨都签了。刘烨当时有约，还有一年到期，他演的话，就从到期之后开始，以后八年都要签海润。印小天一签就是十年。媒体说我愿意用新人，其实我恨不得用大牌呢，但有点姿色和表演能力的演员都有约，所以只能挑了好多没演过戏的。
曾经一度，大家都在讨论说海岩产业链，说我的电视剧、电视剧带来的广告、电视剧带来的明星、明星带来的效应，是一个产业链，以及后来还有剧再不断地被翻拍。其实在整个产业链当中我是收益最小的那个人。因为我工作太忙，我脑子里也没往那方面想，我想的是文化，没想到文化产业。我只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放在写作上的，白天有昆仑饭店的正职工作，公司一万多人，我是一把手，上班十多个小时，晚上回到家十二点之后开始用笔手写。写到感动的地方，我会忍不住掉眼泪。
长久以来我的创作都是在稿纸上进行的，一直是这种最原始的写作方式，哪怕现在全民进入了电脑时代。后来我雇了个大学生给我把稿子录入到电脑里，晚上写作让我每天都很困，不过大学生也熬不过我，早上9点开会，董事们都说侣总你的气色这么好，其实我一宿没睡，五六点钟才停笔。
半个“星座家”
我这几年开始对星座感兴趣，这也成为朋友聚会上他们喜欢找我聊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星座对人的性格的概括还是有一定准确度的。至于星座的运势我倒不太相信。我的生日是11月7日，是十一月革命节，那一天列宁指挥攻打冬宫，在俄历上是10月25号。我小时候那一天是要挂旗的，纪念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后来就不挂了。
我是天蝎座，天蝎座的特点在我身上大部分准确，太细的就不一定准确。我看过很多星座方面的书，还有人流行研究上升星座什么的，我觉得星座要看大面儿，不能分析得太细，它实际上是一个大框，是方向性的东西。大部分人认为天蝎座的报复心特别强，比较记仇，有什么事埋在心里不容易化解。我的体会是心重，往心里走，他就容易记。但是他记仇也记恩，比如白羊座，跟别人翻脸了，但三天就忘了，好了。天蝎不这样，天蝎真要跟你到翻脸的地步，他会记很久很久，哪怕以后和好，再精诚团结，他心里都会有个伤口。但是如果你之前有恩于他，再做了伤害他的事儿，他可能杀你的心都有，但是他会想起你曾经的好，他可能就报复不下去。当然我说的都是典型，不一定每个天蝎都是这样。
我在《深牢大狱》里就写了星座。王珞丹演的单鹃是天蝎座，她爱的那个男孩是射手座，最后她要掐死那个男孩儿的那一刻，男孩儿的脸变得很安详，没有临死前的丑陋，她在想这张脸的主人也对她好过，她的手就松了，怎么也下不去了。当她恨这个男的时候，就来来回回地报复，但真要弄死这男的时候，又心疼不忍。欧阳兰兰就不是天蝎座，当她知道真相的时候，她能痛下杀手，她是敢爱敢恨，感情太外露了，天蝎座都是埋在心底。
如果谈恋爱我比较喜欢外露型，结了婚后喜欢隐忍的。欧阳兰兰这种人在爱情初期，会给你极大的热情让你澎湃，让你有被爱的快感。但你在享受这种快感的时候，她带来的危险你也要承受。她的控制欲很强，不容你不按照她的路线走，当你要离开或者跟她不同步的时候，她的手段一样很厉害。所以很多非常热情奔放的女孩危险性也大。其实，每个人对爱的表达都会带有自己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