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2年9月3日，是我编辑生涯中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钱学森从《人民日报》上看到由我担任责任编辑的《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一书出版的消息，便让他的秘书涂元季两次打电话到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转达他的意见：“购买几本《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学习研究用。”《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一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思想方面的研究有重要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当前有关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的水平。这本书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弘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推动科技创新，科技与经济相结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离开祖国。临别前的一夜，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当时的中国，豺狼当道，钱学森想的是暂时到美国去学些技术，来日归来报效祖国。但真的要离开祖国怀抱、告别慈爱的双亲时，他又有些依依不舍了；而父亲临别时给他的教诲，更使他细细品味着此次驶向大洋彼岸的使命和价值：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孝!
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
根在祖国
钱学森在美国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在航空系攻读硕士学位。怀着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钱学森晨昏苦读，昼夜不倦，学业成绩在班上总是最突出的。这位来自中国的高材生，没有给祖国丢脸，一年以后，便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那年，他还不满25岁。
钱学森获得了成功，但接踵而来的是美国种族歧视对他的打击。因为学工程的一定要到工厂去，而美国的飞机制造厂不接纳中国学生实习和工作。美国当局的种族歧视，使得钱学森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更激起了他为改变祖国的命运而发愤学习的决心。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于是他决定追随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力学大师冯·卡门。
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开始了与冯·卡门教授先是师生后是亲密助手和同事的情谊。冯·卡门与钱学森第一次见面，仅寥寥数语，就对钱学森所具有的超越一般学者的智慧和极其敏捷的思维判断能力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好感，当即表示愿意破格录取钱学森为他的博士研究生。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会面，冯·卡门这位“伯乐”识到了“千里马”钱学森，使钱学森跨越了在异国求知途中关键的一步，而正是这一步，使钱学森得以自由驰骋在应用力学、航空工程和火箭导弹技术的科学天地间，大展宏图。
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钱学森的学术造诣与日俱增。冯·卡门教授教给钱学森从工程实践提取理论研究对象的原则，也教给他如何把理论应用到工程实践中去的方法。冯·卡门每周主持研究讨论会和一次学术讨论会，这些学术活动给钱学森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3年后，钱学森取得博士学位并留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
钱学森的成名作是1940年在美国航空学会年会上宣读的一篇关于薄壳体稳定性的研究论文。这是一个难度极大而实用价值同样很大的科研课题。钱学森后来的许多重要论述，一再引起国际动力学界越来越大的关注。
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期间，钱学森与冯·卡门合作研究的诸多成果，由他们共同署名，发表了多篇论文。他们共同创造的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为航空科学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所谓“卡门－钱学森公式”，又称“卡门－钱学森法”。这个公式第一次发现了在可压缩的气流中，机翼在亚音速飞行时的压强和速度之间的定量关系。这是空气动力学中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如今，几乎每个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的人都熟知“卡门－钱学森公式”。
1942年，钱学森的研究工作已有了成绩，同时由于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暂时放松了对外国人的限制，故他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1942年，美国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办喷射技术训练班，钱学森被聘请为这个训练班的教师，与陆海空三军技术员有了接触。后来美军从事火箭导弹工作的军官和工程技术人员，有不少就是这个训练班的学生。
1944年，美国陆军得知德国研制V－2火箭的情报，连夜研究对策，委托冯·卡门用最快的速度研制中远程导弹。冯·卡门接受任务后，确定由钱学森负责理论组的工作。钱学森提名中国留学生林家翘、钱伟长一道参加理论组的研究，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由于钱学森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这项被誉为“美国导弹先驱”的计划，迅速被推上了研制轨道，一批“下士”导弹被制造出来，运往欧洲前线，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对法西斯势力的威慑力量，钱学森也由此被称为美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不久，钱学森被聘请为美国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他已经置身于美国军事科学的核心部位。
由于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火箭飞行理论、数学等领域的优异才能，1947年2月，他刚满36岁，便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当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每个系一般只有2—3名终身教授，因而晋升为终身教授的人必定科研成果非常显著，而且是担任副教授不少于3年时间的人。而钱学森只当了1年的副教授，并且是第一个走进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行列的中国人，此时此刻，他能不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吗?
1947年夏季，由于母亲的去世，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当局请假，回到了阔别12年的祖国，安慰在上海病弱独居的父亲，并与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三女儿，一位在维也纳和柏林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的女高音声乐家蒋英结婚。这时，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学大聘请他担任校长，但他没有接受。他满眼目睹的是国民党的无能与腐败，也零星听到来自共产党的消息，并因此看到了希望。他要回美国积蓄力量，为心目中的新中国效力。
钱学森返回美国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担负空气动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同时，开始向发展火箭核能发动机的最新目标冲刺。一年后，他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核火箭的论文，并在美国火箭学会举行的年会上进行了演讲，纽约等地的报刊纷纷报道了这一“惊人的火箭理论”。此时的钱学森，在美国正处于享有崇高荣誉的巅峰时期，他被世界公认为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流体力学研究的开路人之一，现代航空科学与火箭技术的先驱，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工程控制论的创立者。
面对着这些荣誉，钱学森自豪地笑了。是啊，多年的屈辱和辛酸，多年的艰难和奋斗，用炎黄子孙的辛勤汗水浇灌出来的科技硕果，终于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他为祖国争了一口气，他能不笑吗?他深知，他的荣誉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他的祖国。尽管那时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是贫穷落后，人民愚昧无知，但他多么希望自己的祖国成为一个强大而富裕的东方巨人啊!
1949年10月1日，他期待的这一天到来了，他心目中的新中国诞生了，他报效祖国的时机到了!
钱学森开始准备回国。但他的举动遭到了麦卡锡主义长达5年之久的迫害。美国政府先是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然后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逮捕监禁他，最后竟然软禁他。美国当局深知钱学森的价值，用当时的海军次长丹·金波尔的话来说，那就是“这钱学森无论在哪里，也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
漫长的5年岁月，并没有摧垮钱学森的铮铮铁骨。一部30万字的《工程控制论》在软禁中问世了，成为这个领域中奠基式的著作。度日如年的他，在1955年6月，巧妙地避开特务的盯梢，通过一张小香烟纸，寄托了恳请祖国助他还乡的深情。这封不寻常的信，传到在比利时的蒋英的妹妹手中，传到在北京的蒋英父亲的世交陈叔通先生手中，传到周恩来总理手中。这年的8月1日，当王炳南大使在日内瓦中美会谈上出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无奈中允许钱学森离开美国。
回国前夕，钱学森同蒋英带着幼儿钱永刚、幼女钱永真向他的老师道别，冯·卡门无限依恋并动情地说：“钱，我为你骄傲，你创立的工程控制论理论，对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孩子，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听了这位科学巨擘的一席话，钱学森很激动。老师的话印证了20年前离开祖国时他父亲的谆谆告诫：“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
魂归导弹
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一家在上海与父亲团聚后到达北京。这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又饱经磨难的杰出科学家，站在天安门广场，深情地向祖国呼喊：“我终于回来报效您了!”
次日，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钱学森欣喜地接受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正式交待的由钱学森牵头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任务。
钱学森在哈尔滨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时，院长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回哈尔滨接见钱学森，他见到钱学森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陈赓大将高兴地说：“好!就要你这一句话。”
从此，钱学森开始了他在新中国从事火箭、导弹、航天研究的不寻常的生涯。
这年的12月，钱学森接到周总理的邀请，在中南海向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作一次关于火箭、导弹的报告。12月27日，总参装备部部长方毅根据彭德怀元帅的指示，详细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如何发展我国火箭导弹技术的意见。1956年2月17日，在周总理的鼓励下，钱学森怀着对新中国国防事业强烈的责任感，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国务院很快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钱学森被任命为委员，并兼任导弹管理局总工程师、导弹研究院院长，完成周总理领导制定的科技发展纲要中的喷气和火箭技术的规划。
从此，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步入了正式实施阶段。
新成立的导弹研究院，研究设备几乎为零，研究人员也只有钱学森是这方面的专家。钱学森白手起家，一点一滴地将知识传授给研究人员，带领着研究院以零为起点，一步一步地向世界尖端技术高峰攀登。
1960年10月中旬，在钱学森的亲自参与和直接领导下，我国第一枚仿制型的“东风一号”弹道导弹研制成功。这成功之路，是由700多个日日夜夜的鏖战铺就的，他们穿行奔走在风沙迷漫的大西北，顶烈日，冒沙暴，风餐露宿。11月5日，在聂荣臻元帅现场亲自指导下，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发、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我国酒泉发射场成功地组织了这枚导弹的飞行试验。
当“‘东风一号’精确命中目标”的报告传来时，这位曾经在美国被无数次鲜花、笑脸、掌声、地位、荣誉簇拥都没掉眼泪的钱学森，激动得泪水纵横。从零开始到零的突破，海外赤子的拳拳之心终于化作寥廓大漠蓝天上一道漂亮的白色弧线……
196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成功，从此，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地位确立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被远远地抛到太平洋之中。面对着这一胜利，聂帅与钱学森再一次紧紧拥抱，任凭泪水飞溅，任凭激情宣泄。
钱学森曾说过：“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能顾及其他。”正是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钱学森和他的战友们艰难地攀登在通向科技高峰的崎岖山路上，辛勤地耕耘在科技王国里，到达了一个又一个光辉的顶点，收获了一个又一个高科技的丰硕果实。从洲际导弹到远程运载火箭，从人造卫星到同步通信卫星，每一个成就都凝聚着钱学森的心血，饱含着他的超人胆略与天才智慧，他无愧于“中国导弹之父”这一光荣称号。
《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由薄一波同志撰写序言,1993年，《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一书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作为责任编辑，我的心潮难以平静，一是作为科技出版工作者，在研究邓小平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方面能有一定的成果，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理论的空白，并得到了国家级图书大奖，获得有关专家学者的好评；二是这一工作得到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关注。钱老那“学而不厌”，生命不息、学而不止的学习精神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
相关链接：钱学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用力学、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科学家。
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原籍浙江杭州)。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翌年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在冯·卡门指导下深造。1938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1947～1955年间任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1955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曾担任中国力学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
早年在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技术的许多领域都做过开创性的工作。独立研究以及和冯·卡门合作研究提出的许多理论，为应用力学、航空工程和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回国后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卫星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创建和发展我国的导弹、航天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许多理论领域进行过创造性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1956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1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离开祖国。临别前的一夜，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当时的中国，豺狼当道，钱学森想的是暂时到美国去学些技术，来日归来报效祖国。但真的要离开祖国怀抱、告别慈爱的双亲时，他又有些依依不舍了；而父亲临别时给他的教诲，更使他细细品味着此次驶向大洋彼岸的使命和价值：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孝!
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
根在祖国
钱学森在美国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在航空系攻读硕士学位。怀着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钱学森晨昏苦读，昼夜不倦，学业成绩在班上总是最突出的。这位来自中国的高材生，没有给祖国丢脸，一年以后，便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那年，他还不满25岁。
钱学森获得了成功，但接踵而来的是美国种族歧视对他的打击。因为学工程的一定要到工厂去，而美国的飞机制造厂不接纳中国学生实习和工作。美国当局的种族歧视，使得钱学森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更激起了他为改变祖国的命运而发愤学习的决心。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于是他决定追随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力学大师冯·卡门。
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开始了与冯·卡门教授先是师生后是亲密助手和同事的情谊。冯·卡门与钱学森第一次见面，仅寥寥数语，就对钱学森所具有的超越一般学者的智慧和极其敏捷的思维判断能力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好感，当即表示愿意破格录取钱学森为他的博士研究生。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会面，冯·卡门这位“伯乐”识到了“千里马”钱学森，使钱学森跨越了在异国求知途中关键的一步，而正是这一步，使钱学森得以自由驰骋在应用力学、航空工程和火箭导弹技术的科学天地间，大展宏图。
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钱学森的学术造诣与日俱增。冯·卡门教授教给钱学森从工程实践提取理论研究对象的原则，也教给他如何把理论应用到工程实践中去的方法。冯·卡门每周主持研究讨论会和一次学术讨论会，这些学术活动给钱学森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3年后，钱学森取得博士学位并留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
钱学森的成名作是1940年在美国航空学会年会上宣读的一篇关于薄壳体稳定性的研究论文。这是一个难度极大而实用价值同样很大的科研课题。钱学森后来的许多重要论述，一再引起国际动力学界越来越大的关注。
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期间，钱学森与冯·卡门合作研究的诸多成果，由他们共同署名，发表了多篇论文。他们共同创造的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为航空科学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所谓“卡门－钱学森公式”，又称“卡门－钱学森法”。这个公式第一次发现了在可压缩的气流中，机翼在亚音速飞行时的压强和速度之间的定量关系。这是空气动力学中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如今，几乎每个从事空气动力学研究的人都熟知“卡门－钱学森公式”。
1942年，钱学森的研究工作已有了成绩，同时由于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暂时放松了对外国人的限制，故他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1942年，美国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办喷射技术训练班，钱学森被聘请为这个训练班的教师，与陆海空三军技术员有了接触。后来美军从事火箭导弹工作的军官和工程技术人员，有不少就是这个训练班的学生。
1944年，美国陆军得知德国研制V－2火箭的情报，连夜研究对策，委托冯·卡门用最快的速度研制中远程导弹。冯·卡门接受任务后，确定由钱学森负责理论组的工作。钱学森提名中国留学生林家翘、钱伟长一道参加理论组的研究，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由于钱学森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这项被誉为“美国导弹先驱”的计划，迅速被推上了研制轨道，一批“下士”导弹被制造出来，运往欧洲前线，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对法西斯势力的威慑力量，钱学森也由此被称为美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不久，钱学森被聘请为美国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他已经置身于美国军事科学的核心部位。
由于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火箭飞行理论、数学等领域的优异才能，1947年2月，他刚满36岁，便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当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每个系一般只有2—3名终身教授，因而晋升为终身教授的人必定科研成果非常显著，而且是担任副教授不少于3年时间的人。而钱学森只当了1年的副教授，并且是第一个走进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行列的中国人，此时此刻，他能不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吗?
1947年夏季，由于母亲的去世，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当局请假，回到了阔别12年的祖国，安慰在上海病弱独居的父亲，并与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三女儿，一位在维也纳和柏林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的女高音声乐家蒋英结婚。这时，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学大聘请他担任校长，但他没有接受。他满眼目睹的是国民党的无能与腐败，也零星听到来自共产党的消息，并因此看到了希望。他要回美国积蓄力量，为心目中的新中国效力。
钱学森返回美国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担负空气动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同时，开始向发展火箭核能发动机的最新目标冲刺。一年后，他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核火箭的论文，并在美国火箭学会举行的年会上进行了演讲，纽约等地的报刊纷纷报道了这一“惊人的火箭理论”。此时的钱学森，在美国正处于享有崇高荣誉的巅峰时期，他被世界公认为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流体力学研究的开路人之一，现代航空科学与火箭技术的先驱，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工程控制论的创立者。
面对着这些荣誉，钱学森自豪地笑了。是啊，多年的屈辱和辛酸，多年的艰难和奋斗，用炎黄子孙的辛勤汗水浇灌出来的科技硕果，终于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他为祖国争了一口气，他能不笑吗?他深知，他的荣誉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他的祖国。尽管那时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是贫穷落后，人民愚昧无知，但他多么希望自己的祖国成为一个强大而富裕的东方巨人啊!
1949年10月1日，他期待的这一天到来了，他心目中的新中国诞生了，他报效祖国的时机到了!
钱学森开始准备回国。但他的举动遭到了麦卡锡主义长达5年之久的迫害。美国政府先是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然后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逮捕监禁他，最后竟然软禁他。美国当局深知钱学森的价值，用当时的海军次长丹·金波尔的话来说，那就是“这钱学森无论在哪里，也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
漫长的5年岁月，并没有摧垮钱学森的铮铮铁骨。一部30万字的《工程控制论》在软禁中问世了，成为这个领域中奠基式的著作。度日如年的他，在1955年6月，巧妙地避开特务的盯梢，通过一张小香烟纸，寄托了恳请祖国助他还乡的深情。这封不寻常的信，传到在比利时的蒋英的妹妹手中，传到在北京的蒋英父亲的世交陈叔通先生手中，传到周恩来总理手中。这年的8月1日，当王炳南大使在日内瓦中美会谈上出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无奈中允许钱学森离开美国。
回国前夕，钱学森同蒋英带着幼儿钱永刚、幼女钱永真向他的老师道别，冯·卡门无限依恋并动情地说：“钱，我为你骄傲，你创立的工程控制论理论，对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孩子，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听了这位科学巨擘的一席话，钱学森很激动。老师的话印证了20年前离开祖国时他父亲的谆谆告诫：“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
魂归导弹
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一家在上海与父亲团聚后到达北京。这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又饱经磨难的杰出科学家，站在天安门广场，深情地向祖国呼喊：“我终于回来报效您了!”
次日，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钱学森欣喜地接受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正式交待的由钱学森牵头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任务。
钱学森在哈尔滨参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时，院长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回哈尔滨接见钱学森，他见到钱学森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陈赓大将高兴地说：“好!就要你这一句话。”
从此，钱学森开始了他在新中国从事火箭、导弹、航天研究的不寻常的生涯。
这年的12月，钱学森接到周总理的邀请，在中南海向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作一次关于火箭、导弹的报告。12月27日，总参装备部部长方毅根据彭德怀元帅的指示，详细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如何发展我国火箭导弹技术的意见。1956年2月17日，在周总理的鼓励下，钱学森怀着对新中国国防事业强烈的责任感，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国务院很快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钱学森被任命为委员，并兼任导弹管理局总工程师、导弹研究院院长，完成周总理领导制定的科技发展纲要中的喷气和火箭技术的规划。
从此，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步入了正式实施阶段。
新成立的导弹研究院，研究设备几乎为零，研究人员也只有钱学森是这方面的专家。钱学森白手起家，一点一滴地将知识传授给研究人员，带领着研究院以零为起点，一步一步地向世界尖端技术高峰攀登。
1960年10月中旬，在钱学森的亲自参与和直接领导下，我国第一枚仿制型的“东风一号”弹道导弹研制成功。这成功之路，是由700多个日日夜夜的鏖战铺就的，他们穿行奔走在风沙迷漫的大西北，顶烈日，冒沙暴，风餐露宿。11月5日，在聂荣臻元帅现场亲自指导下，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发、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我国酒泉发射场成功地组织了这枚导弹的飞行试验。
当“‘东风一号’精确命中目标”的报告传来时，这位曾经在美国被无数次鲜花、笑脸、掌声、地位、荣誉簇拥都没掉眼泪的钱学森，激动得泪水纵横。从零开始到零的突破，海外赤子的拳拳之心终于化作寥廓大漠蓝天上一道漂亮的白色弧线……
196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成功，从此，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地位确立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被远远地抛到太平洋之中。面对着这一胜利，聂帅与钱学森再一次紧紧拥抱，任凭泪水飞溅，任凭激情宣泄。
钱学森曾说过：“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能顾及其他。”正是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钱学森和他的战友们艰难地攀登在通向科技高峰的崎岖山路上，辛勤地耕耘在科技王国里，到达了一个又一个光辉的顶点，收获了一个又一个高科技的丰硕果实。从洲际导弹到远程运载火箭，从人造卫星到同步通信卫星，每一个成就都凝聚着钱学森的心血，饱含着他的超人胆略与天才智慧，他无愧于“中国导弹之父”这一光荣称号。
《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由薄一波同志撰写序言,1993年，《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一书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作为责任编辑，我的心潮难以平静，一是作为科技出版工作者，在研究邓小平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方面能有一定的成果，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理论的空白，并得到了国家级图书大奖，获得有关专家学者的好评；二是这一工作得到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关注。钱老那“学而不厌”，生命不息、学而不止的学习精神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
相关链接：钱学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用力学、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科学家。
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原籍浙江杭州)。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翌年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在冯·卡门指导下深造。1938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1947～1955年间任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1955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曾担任中国力学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
早年在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技术的许多领域都做过开创性的工作。独立研究以及和冯·卡门合作研究提出的许多理论，为应用力学、航空工程和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回国后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卫星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创建和发展我国的导弹、航天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许多理论领域进行过创造性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1956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1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