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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述了丁玲在上世纪20、30、40这三个不同年代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其中以梦珂、莎菲、丽嘉到贞贞、陆萍等女性形象的塑造为代表，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丁玲这三个时期的作品。但综观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却不止文中所述诸方面，而所论述之各方面，也仅供以后的研究者参考。
关键词：丁玲；三个时期；三种女性
一、苦闷叛逆的20年代
1927年丁玲初登文坛。第一代五四女作家创作相继陷入沉寂，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篇什如晴天霹雳，给文坛带来了不小的惊异和兴奋。
1928年冬天，丁玲发表了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莎菲女士是具有较高现代教养与反封建意识，在自我意识中觉醒，有敏锐感受性的“新女性”的典型代表。在这部小说中，丁玲生动真实地描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复杂、微妙、矛盾的恋爱的心理，这是一个五四运动后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追求所谓的真正爱情的女性形象，一个在革命低潮时失落在个人追求里，对生活感到悲观，甚至绝望的小资产阶级女性作家。莎菲孤高自傲、愤世嫉俗。她摆脱了封建束缚，希望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找美好生活，她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恋爱上，把恋爱视为生活中的唯一的“大业”。她疯狂的恋上凌吉士，但又逐渐发现凌吉士的卑劣的灵魂，他倾慕他的丰仪，接受他的“爱”的表示，而后又鄙视自己。就这样，在灵与肉、爱与恶纠葛厮杀中，她却陷入更深的痛苦中不能自拔。夢想的破灭，使莎菲由追求爱情转为怀疑爱情。更而怀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直至最后发出痛的绝叫：“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
莎菲甚至可以说带有丁玲自我表达的愿望及动因，以莎菲为代表的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不仅仅是大革命前后城市小知识分子生活和心理的客观反映，而且也是丁玲本人自我的表現。她们生活在自己的小理想天地中，在个人情感的天地里挣扎，固守自我一己的体验，在自由主义、个性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往往有叛逆的行为，她们不仅承受着来自经济、思想、情感各个方面的折磨，而且承受着来自男性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压力与挑战，但她们有对新生活的向往，当冷酷的现实粉碎了她们的理想和追求时，她们在无边的黑暗中思索，由思索感伤苦闷，由感伤苦闷虚无。这也可以说是她自己的内心独白。
二、挣扎独立的30年代
左联成立，丁玲为顺应时代的发展，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实践，将创作题材转向社会革命，有《韦护》、《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二）》、《母亲》等。丁玲本时期的作品无论是从题材的现实性，还是从视角的批判性，或者说生活的写实性等方面，都深深体现着左翼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
《韦护》以作者熟悉的朋友和革命者为原形，表现革命战胜爱情的主题，带有“革命+恋爱”的模式化。共产党人韦护与浪漫的女子丽嘉恋爱同居，由于沉溺在温柔乡中，荒废了工作，别有用心的同事把她们的居室当作“堕落的奢靡的销金库”，对他加以歧视和排斥。他感到自己怠惰、怡乐了，对信仰有了不可饶恕的不忠实，他再也不能“永远睡在爱情的怀中讴歌一世”，遂离开丽嘉，接受组织派遣到广东从事革命工作。女主人公丽嘉虽然也期望甚至一度沉湎于爱人的缠绵和体贴中，当爱人为了革命离开时，曾一度悲哀，但很快从悲哀中振作起来，继而决心投身实际革命斗争，革命战胜了爱情，从苦闷、感伤的莎菲到向往革命的丽嘉，标志着作者创作思想的飞跃，从中我们也可以听到作者艰苦探索的足音。
丁玲曾称《韦护》是她最后一本以《莎菲女士的日记》风格写的书。《韦护》可概括为写革命者的爱情，它的突出意义即是转变，以及转变时期的真实：爱情从与封建礼教冲突转变为与革命冲突，人物从个性主义转向大众革命信仰。《韦护》以运动前的社会现实为背景，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丽嘉和革命者韦护的恋爱与冲突，韦护所走的道路，暗示了丽嘉前进的方向。同时《韦护》也表达了丁玲对革命者为政治信仰而放弃个人幸福的遗憾，在丁玲眼中，革命和爱情都是美丽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当革命和爱情两者难以兼得，必定要选择时，丁玲并未为她们做出简单的判断和取舍。她既同情韦护和丽嘉，同时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人性中的缺陷，这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丁玲本人对革命和爱情难以两全的极大困惑，更广地说，是对追求个人幸福和为更多人的幸福而牺牲自我两者矛盾的困惑。
三、重获新生的40年代
1936年冬丁玲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进入一个全新的天地，创作也进入一个全新的天地。《我在霞村的时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在医院中》等便是这一时期的全新作品。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女主人公贞贞因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跑到山下教堂当修女，在一次日军扫荡中被掳去，遭受蹂躏，被迫当了日军的营妓。当她经历种种磨难回到村子里时，大家都歧视她。小说中的贞贞原在日本兵中做地下工作，是一个受辱妇女，但她已有了独立人格，毅然决然走自己的路。丁玲以为既然家庭和贞洁的戒律贬低了妇女的地位，那么追求自由的妇女就应当不理睬这些，必须离开家庭。贞贞决定永远离开霞村，到“可以再重新做一个人”的地方去。她的信念是：“人并不属于爹娘的，也许他们是自己的”。终于她拒绝回到传统的社会中去，可谓是农村“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了”。冯雪峰认为：“《我在霞村的时候》，作者所探究的一个‘灵魂’，原是一个并不深奥的，平常而不过有少许特征的灵魂罢了；但在非常的革命的展开和非常事件的遭遇下，这个在落后的穷乡僻壤中的小女子的灵魂，却展开住了她的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这灵魂遭受着破坏和极大的损伤，但就在被破坏和损伤中展开她的像反射于沙漠上面似的那种光，清水似的清，刚刚被暴风刮过了以后的沙地似的那般广；而从她身内又不断地在生长出新的东西来，那可是更非庸庸俗俗和温温墩墩的人们所再能挨近去的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
关键词：丁玲；三个时期；三种女性
一、苦闷叛逆的20年代
1927年丁玲初登文坛。第一代五四女作家创作相继陷入沉寂，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篇什如晴天霹雳，给文坛带来了不小的惊异和兴奋。
1928年冬天，丁玲发表了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莎菲女士是具有较高现代教养与反封建意识，在自我意识中觉醒，有敏锐感受性的“新女性”的典型代表。在这部小说中，丁玲生动真实地描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女性复杂、微妙、矛盾的恋爱的心理，这是一个五四运动后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追求所谓的真正爱情的女性形象，一个在革命低潮时失落在个人追求里，对生活感到悲观，甚至绝望的小资产阶级女性作家。莎菲孤高自傲、愤世嫉俗。她摆脱了封建束缚，希望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找美好生活，她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恋爱上，把恋爱视为生活中的唯一的“大业”。她疯狂的恋上凌吉士，但又逐渐发现凌吉士的卑劣的灵魂，他倾慕他的丰仪，接受他的“爱”的表示，而后又鄙视自己。就这样，在灵与肉、爱与恶纠葛厮杀中，她却陷入更深的痛苦中不能自拔。夢想的破灭，使莎菲由追求爱情转为怀疑爱情。更而怀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直至最后发出痛的绝叫：“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
莎菲甚至可以说带有丁玲自我表达的愿望及动因，以莎菲为代表的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不仅仅是大革命前后城市小知识分子生活和心理的客观反映，而且也是丁玲本人自我的表現。她们生活在自己的小理想天地中，在个人情感的天地里挣扎，固守自我一己的体验，在自由主义、个性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往往有叛逆的行为，她们不仅承受着来自经济、思想、情感各个方面的折磨，而且承受着来自男性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压力与挑战，但她们有对新生活的向往，当冷酷的现实粉碎了她们的理想和追求时，她们在无边的黑暗中思索，由思索感伤苦闷，由感伤苦闷虚无。这也可以说是她自己的内心独白。
二、挣扎独立的30年代
左联成立，丁玲为顺应时代的发展，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实践，将创作题材转向社会革命，有《韦护》、《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二）》、《母亲》等。丁玲本时期的作品无论是从题材的现实性，还是从视角的批判性，或者说生活的写实性等方面，都深深体现着左翼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
《韦护》以作者熟悉的朋友和革命者为原形，表现革命战胜爱情的主题，带有“革命+恋爱”的模式化。共产党人韦护与浪漫的女子丽嘉恋爱同居，由于沉溺在温柔乡中，荒废了工作，别有用心的同事把她们的居室当作“堕落的奢靡的销金库”，对他加以歧视和排斥。他感到自己怠惰、怡乐了，对信仰有了不可饶恕的不忠实，他再也不能“永远睡在爱情的怀中讴歌一世”，遂离开丽嘉，接受组织派遣到广东从事革命工作。女主人公丽嘉虽然也期望甚至一度沉湎于爱人的缠绵和体贴中，当爱人为了革命离开时，曾一度悲哀，但很快从悲哀中振作起来，继而决心投身实际革命斗争，革命战胜了爱情，从苦闷、感伤的莎菲到向往革命的丽嘉，标志着作者创作思想的飞跃，从中我们也可以听到作者艰苦探索的足音。
丁玲曾称《韦护》是她最后一本以《莎菲女士的日记》风格写的书。《韦护》可概括为写革命者的爱情，它的突出意义即是转变，以及转变时期的真实：爱情从与封建礼教冲突转变为与革命冲突，人物从个性主义转向大众革命信仰。《韦护》以运动前的社会现实为背景，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丽嘉和革命者韦护的恋爱与冲突，韦护所走的道路，暗示了丽嘉前进的方向。同时《韦护》也表达了丁玲对革命者为政治信仰而放弃个人幸福的遗憾，在丁玲眼中，革命和爱情都是美丽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当革命和爱情两者难以兼得，必定要选择时，丁玲并未为她们做出简单的判断和取舍。她既同情韦护和丽嘉，同时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人性中的缺陷，这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丁玲本人对革命和爱情难以两全的极大困惑，更广地说，是对追求个人幸福和为更多人的幸福而牺牲自我两者矛盾的困惑。
三、重获新生的40年代
1936年冬丁玲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进入一个全新的天地，创作也进入一个全新的天地。《我在霞村的时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在医院中》等便是这一时期的全新作品。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女主人公贞贞因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跑到山下教堂当修女，在一次日军扫荡中被掳去，遭受蹂躏，被迫当了日军的营妓。当她经历种种磨难回到村子里时，大家都歧视她。小说中的贞贞原在日本兵中做地下工作，是一个受辱妇女，但她已有了独立人格，毅然决然走自己的路。丁玲以为既然家庭和贞洁的戒律贬低了妇女的地位，那么追求自由的妇女就应当不理睬这些，必须离开家庭。贞贞决定永远离开霞村，到“可以再重新做一个人”的地方去。她的信念是：“人并不属于爹娘的，也许他们是自己的”。终于她拒绝回到传统的社会中去，可谓是农村“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了”。冯雪峰认为：“《我在霞村的时候》，作者所探究的一个‘灵魂’，原是一个并不深奥的，平常而不过有少许特征的灵魂罢了；但在非常的革命的展开和非常事件的遭遇下，这个在落后的穷乡僻壤中的小女子的灵魂，却展开住了她的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这灵魂遭受着破坏和极大的损伤，但就在被破坏和损伤中展开她的像反射于沙漠上面似的那种光，清水似的清，刚刚被暴风刮过了以后的沙地似的那般广；而从她身内又不断地在生长出新的东西来，那可是更非庸庸俗俗和温温墩墩的人们所再能挨近去的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