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是不是好东西？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有人终其一生都在追逐热闹，也有人认为千金难买是孤独。老树画画无疑是后一种人，他人生里最美妙的体验无一不是于孤独中寻觅。他全心享受孤独，孤独也滋养着他，赋予他丰盈的内心，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画出了满纸的春意。

求而不得，不求自至

　　老树本名刘树勇，是中央财经大学的一名教授。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喊他“老树”而非“老劉”，这一喊就是二十多年。二十几年间，老树身上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就是由一个想画画的变成了画画的。
　　看过老树作品的人都说，他的画里有一种难得的天真，绘出了我们心中早已荒芜的田园，在沉沦的时光中坚定地自说自话，那声音刺耳也罢，忧伤也罢，总是真性情。而对老树来说，他不是刻意去画些什么，只是心里有些东西关不住，自然而然往外涌，他不过是拈起画笔信手表达，却洒洒然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这种境界曾是他梦寐以求的，但多年来却一直求而不得，后来他放弃了寻求，没想到那种多年来求之不得的风格自然而然冒了出来。这个过程有点像他写的一首打油诗：刻意求不得，不求自然来。有花在心里，迟早都会开。
　　老树长于山村，对乡野间的一草一木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他知道石头是什么样的，山路是什么样的。虽然幼年不曾学画，但他总觉得花木山石的样子不应该是艺术学院的学生下乡写生时所画的那样，他心中有另一幅原始场景。18岁那年，他考入了南开大学中文系，头一次跟同学逛博物馆。在那儿，他看到了画家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的真迹展览，胸中忽然血脉喷张，尤其是徐悲鸿的一群骏马牢牢粘在了心间，让他久久挪不开步伐。当时老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学画，回去就学。
　　回到宿舍，他立马找来了一张印着红条纹的信纸，翻个面儿，对着同学的搪瓷脸盘开始描摹。“画得特傻。”他这样评价自己的第一幅作品。因为不像，他深感焦虑。后来发现图书馆里有国画杂志，便开始去那儿上晚自习，先照着杂志描画个大概，回宿舍后再添枝加叶。那种特想偷杂志而不敢偷的心情迄今令他记忆犹新。
　　再后来是坐着火车去北京看画展，用最便宜的宣纸画了又画。一个月22元的助学金不够用，他就在饮食上压缩开支，只吃馒头和酱豆腐。这期间，其画艺迅速成熟，几年后已然是画谁像谁。这曾经是他所向往的，但此刻却令他深感沮丧，因为笔下全成了别人的东西，完全画不出自己的风格。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内心的迷茫，他远离了宣纸和砚台，试图不再作画。
　　直到有一年，父亲因病到北京治疗，当时的情况不太乐观，老树第一次觉得死神随时会叩响父亲的生命之门。这种感觉让他无所适从，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有一天凌晨3点钟，他忽然灵思一动，翻出了两支旧毛笔和几张泛黄的宣纸，伏在窗边画起了画，不知不觉间，天幕泛起微光，窗棂渐渐亮起来。那种多年来求之不得的风格，竟然随着晨光一起冒了出来。

回到内心，落到虚处

　　画画的过程于老树而言，同时也是心理重建的过程。他认为自己这代人的心理构建是不合规律的，倒序形成的，而生而为人的本能促使他回归到个人体验当中，去关注本能的声音。读书时老树喜欢弗洛伊德，也通过研读他的著作弄明白了一件事：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首先具有动物性，跟牲口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个体的、自觉的，其次才能成为群体动物、社会动物、文化动物。可是纵观自己的成长历程，跟弗洛伊德的主张几乎是颠倒的，人们从小就被各式各样的东西指引着、塑造着，首先成为了社会性的人，等到有机会“自觉”的时候，根本已经找不着北了。
　　老树也是集体人格塑造出的产物，早在童年时代，他就希望能成为小英雄，为此扛着镰刀去辣椒地里站岗，希望抓到阶级敌人，后来读了大学，在文史哲的作用下开始思考“人何以自处”的问题，琢磨起了“我为谁活，我在做什么事情”的命题。
　　无尽的思考带来了厚重的焦虑，所以在作画上，老树强迫自己下蛮力，同时更要在生活中证明自己。“当时所谓证明自己，其实就是去干大家正在热衷的事情，当时大家都热衷挣钱嘛！我一个文科教授更是有此类需要，所以也下海扑腾了几年，后来‘高校热’出现了，学校开始评职称，又有课题费，在名利双收的诱惑下，大家都争着被‘收买’，我也是那一年回归学校的。”
　　正因渴望自由表达，如今的老树一提画笔便入无人之境，荤素不避。在他眼中，人也不过是块肉，光溜溜来，赤裸裸去。最快意的事则莫过于有自由的空间和时间能自己待着，想肉所想，做肉所做。慢慢的，他这块肉就成为了一个于社会无用的、纯粹为了好玩儿、画起画来忘乎所以的人，如同跳跃在田间的燕雀。但，鸿鹄安知燕雀之快活哉？
　　沉浸在孤独中的老树与这个世界互不理解，他不明白为什么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爱谈政治，也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学生都一门心思跑去考银行，但他始终相信，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自己画作中的自由、随兴和天真，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看了我的画不会有认同感，只可惜人总是在看别人，不好好看自己，每个人都在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