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通过占有公共空间来呈现视觉效果的艺术形式，中国城市雕塑的发展经历了从重视美化功能到关注公众价值观的变化。可以说，一个城市的历史和地理决定了城市雕塑的主题，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决定了城市雕塑的美学和人文品格。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决定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雕塑。我们对城市的期盼和希望毫无例外地投射在城市雕塑上。
　　近期，湖北省荆州市的“关公巨像”面临拆除的事件，折射出有关城市雕塑的美学观念与城市发展规划如何协调的问题。这座“关公巨像”高58米，重达1200余吨，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关公雕塑，耗资1.729亿元建成。身处荆州关公义园景区的“关公巨像”曾被寄予厚望。地方政府本期待通过该公园弘扬历史文化，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然而自2016年开园以来，关公义园便经营惨淡。202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通报，“关公巨像”破坏古城风貌且未经消防验收，基座也开始沉降，属于违章建筑，将面临搬迁。
　　这一事件当中的“关公”可被视为一个历史文化符号。并非关羽出生地的荆州之所以选定这一历史文化符号，其实质是城市之间对有限文化资源的争夺，是对“眼球”经济的争取。在一共120回的《三国演义》中，涉及荆州的就有72回，并且关羽的活动范围大部分在荆州，这成了当地将荆州作为关公“文化故乡”的主要理由之一。通过历史文化名人的故事重构城市记忆，往往是挖掘本土资源、塑造集体认同、推动文化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方式。“关公”符号归宿的背后是城市竞争中政绩工程折射出的焦虑。从初级的产业竞争升级到历史文化层面的“IP”之争，这意味着城市的发展重心发生了转移，文化艺术在城市发展中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其实“巨像”问题不仅是雕塑尺度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问题，还涉及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层面的问题。在东西方传统观念中，“大”往往与崇高、威严、庄重相关。现代雕塑发展到如今，体现艺术和空间紧密结合的大尺寸城市雕塑屡见不鲜。文化价值的多样解读和阐释方式让“唯一性”失去了意义，尺度和体量却是一个可以比较的维度，即使内容平淡，尺度也可以令其变得触目惊心或者骇人听闻。这不仅说明“以大为美”的美学观念依然在起作用，即通过巨大体量的崇高感来达到视觉上的震撼，而且凸显出地方部门希望透过体量和尺度来掌控空间话语权的问题。
　　于是，大量的巨型雕塑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试图成为当地历史或现实的表征。然而，“以大为美”真的可以作为城市雕塑基本价值的判断标准吗？从“关公巨像”被认定为违章建筑和近年来一系列巨型城市雕塑遭到抨击与批评来看，这个问题值得思考：2014年广西柳州耗资7000万元、高达47米的柳宗元铜像未建成即被拆除，2012年河南郑州耗资1.2亿元、高27米的宋庆龄雕塑建成后即被拆除，2018年江西安福县高23米的老子岩雕像建成后同样被拆除。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无疑是城市发展竞争下审美扭曲的产物。
　　城市雕塑的审美与这个城市的“欲望”有关。究竟是雄心勃勃地实行跨越式发展还是循序渐进地稳步发展，城市有着怎样的选择便决定了城市雕塑以何种形式观照人们的日常生活。好的城市雕塑应当立足于城市的集体记忆，将艺术作为载体，有层次、有计划、有步骤地布局和创作。
　　城市雕塑的审美与这个城市的“定位”有关，不同发展定位的城市对城市雕塑的诉求是不同的。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认为人是城市的主体，人所主张的城市权利就包括了参与和占用。也就是说，外化为城市象征的城市雕塑应当有城市市民的参与。在一个包容与开放的城市，城市雕塑应该由城市管理者、雕塑家、规划师、建筑师、设计师、市民代表等共同交流、协商后再创作出来，这样受众才广泛，才能在体现城市雕塑公共性的同时反映当地族群的生命信仰、生存信念和生活激情。
　　城市雕塑的审美与这个城市的“品位”有关，这里涉及文化现代性问题。城市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中可以投射出现代性劳动关系。城市品位的养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政治、历史、文化长期浸润的结果，是城市公共性的集中体现。
　　综上所述，由“关公巨像”引发的争议可以看出，城市雕塑是城市的整体系统在文化上的自我投射，其审美离不开城市的发展和规划。如今部分“以大为美”的城市雕塑已然脱离了公共藝术既有的艺术性和公共性双重属性，陷入“异化”的现实境遇。在笔者看来，若要重新审视城市雕塑的美学定位，应当反思城市自身的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