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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6点40分左右,东方逐渐有了鱼肚白,月牙依然脆生生地亮着。冬天的寒意,直往记者高高竖起的衣领里钻。街头、巷尾,不断跳出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匆匆赶往村头坐校车。
见记者拿着相机拍照,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好奇地问:“你们从哪里来啊?”“南京?为什么从南京到我们南宋来啊?”
为什么到南宋来?记者仿佛有了穿越感。没等记者回答,银铃般的笑声已经远去。
此南宋非彼“南宋”,而是一座位于江苏省兴化市西北角的古村落。现在,这个村里90%的孩子、70%的老人、30%的妇女在留守。
新年过后,记者到南宋村待了5天4夜,在对其枝节脉络的细细体察间,一个留守村庄的“样本”渐渐清晰起来。
冷冷清清的古村落
南宋村周围河荡密布。隔着4万余亩的大纵湖,还有个北宋村。传说大纵湖处原是一座繁华古城,因突然地陷而被淹没。古城被淹时,有宋家两兄弟得以逃生。老大在湖的北面落脚,老二在湖的南面安家,不断繁衍生息,有了现在的南宋村和北宋村。
南宋村有座永兴禅庵,建于康熙年间,1945年被毁,2008年重建。在重建的功德碑上,《庄史简述》记载:古庄南宋,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定名南宋庄……有中心街、环庄街,条条小巷畅通无阻……
所谓的中心街,其实只有两三米宽,长不过百米,电动三轮车开过时,行人必须侧身。散落街上的几家小卖部,鲜有顾客光临。村民们说早上7点左右有早市,可记者连逛3天,也没见到什么热闹的交易场景,街上冷冷清清。一位做“千张”的老人说,每天只能卖两斤左右。
“孩子们都出去打工了,小娃娃都去上学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的喃喃自语,让记者恍然大悟——全村2100口人,900多人外出打工,而大多数留守儿童,此时正在学校里“天天向上”。
周孝照是南宋村的老支书,1976年退伍回到村里,先后担任过民兵营长、副主任、副支书。他说,多年前村民就纷纷外出跑水上运输,从木船到水泥船再到铁船,年复一年在水面上穿梭。
“出去多了,眼界开了,外出打工就扩展到不同行业。”老支书说,南宋村现有14个村民小组,村民大多在苏州、无锡、常州、上海等地做砂石、羊毛衫编织、面条加工等生意,留在村里的青壮劳力屈指可数。总体而言,村民收入不低,去年人均纯收入达1.45万元,几乎每家都盖起了楼房。
尽管几乎家家住楼房,但一到晚上,并不见多少楼房有灯亮。
有首歌儿孩子不敢唱
南宋村离中堡镇中心校约8公里。那些天不亮就赶校车的学生,是一至四年级的;到了五年级,留守的孩子就要到学校寄宿。目前,中心校有692名学生,其中373人是留守娃,来自南宋村的有32名。
到中堡镇的第一天,记者和六年级学生一起上完晚自习,在凛冽的寒风中回到宿舍,看着他们打水洗脸、洗脚,动作熟练。来自南宋村的赵健是为数不多戴眼镜的孩子,他身材瘦小,穿着厚厚的棉袄,但洗脚后穿的还是一双夏天的凉鞋。
赵健坐在床上,一开始害羞地笑,说自己习惯寄宿生活了,一切都挺好。他之前一直和父母在杭州,四年级下学期才转回中堡镇。但记者随口问的一句“如果有可能,还是希望和爸妈留在杭州吧”,让他的眼泪一瞬间涌了出来……离开学校回南宋村的路上,记者心里一阵阵酸楚。
第二天从知情的老师那里知道,赵健的父母正在闹离婚,所以才把他送回老家读书。赵健是学校“飞宇文学社”的成员,全校只招收了十几个人,当时他写的作文题目是“母恩难忘”。老师告诉记者,这个孩子很聪明,学习也认真,只是父母的事让原本就内向的他更不爱说话了。
“比较起来,父母在身边的孩子更活泼些。”中心校62岁的生活老师黄秋英说。她照顾过很多寄宿生,让她印象最深的是陈伟,来时才8岁,“每晚都哭,没办法,我就带着他睡。两个多月后才好些”。去年夏天,陈伟考上复旦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后还特地来看了黄老师。黄老师心里由衷地高兴。
像黄秋英这样的生活老师,以前每月工资260元,现在500元,除了周末,差不多是24小时值班。虽然收入不高,但她们还经常给孩子垫付医药费。十年来,黄秋英记不清带过多少孩子去医院垫过多少钱了。“每次挂水要垫一两百元,病毒高发季,最多一天要带三四名孩子去看病,得垫七八百元。不过孩子的父母知道后,都很快会把钱还给我们。”黄秋英已经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孙辈,学生也亲切地称她为“奶奶”。
在中心校,所有任课老师都是代理爸爸、代理妈妈——除了传授文化知识,还要特别关注孩子的心理。老师们都说,虽然孩子们看起来比较适应学校生活,但对父母的思念都藏在心底,不能触碰。阮佩君老师曾给一个五年级寄宿班上音乐课,教孩子唱一首歌——《留守的孩子》。
“那条花格裤,裤腿变短了,奶奶说我的个子,又见长高啦。我考了满分老师夸我了,哦……远方的妈妈,你会知道吗……”“都说妈妈在哪,哪里就是家,可是打工的妈妈,远在天涯。我多么盼望你能早点回家,在妈妈怀里,眼含幸福的泪花。”
阮佩君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特别真实,所以就教孩子们唱。课上还一切正常,但后一堂课的老师一下课就急匆匆过来问:“你教他们唱的什么歌?怎么全班40多名孩子全趴在桌上哭?”阮佩君告诉记者,现在她再也不敢教这类歌了。
人气很旺的永兴禅庵
南宋村的永兴禅庵,平日里没什么香火,只有庙会时才会烟雾缭绕,但这里人气一直很旺,留守老人闷在家里难受,就会到这里坐坐、聊聊。
这一天,又是个好天气,没有风,阳光明媚,过来晒太阳聊天的老人更多了。
66岁的吴开华话不多,多数时间在安静地听。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在上海,两个在苏州。去年中风后,走路就得拄拐了,但每天下午,他都会蹒跚15分钟过来,“到这里听听,不说话,也觉得心里踏实”。
大儿子16岁就跟吴开华当船员跑运输,后来独自在外,25年了,整夜整夜地开船,非常辛苦,“没啥要求,就希望孩子在外面过得好点。但我有一个要求他们必须做到,就是春节一定要回趟家,住上几天。”吴开华轻声说,“其他不用多想,想了也没用。”说到这里,原本淡定的老人脸部一阵抽搐,眼圈发红。 正在这时,庵外传来一阵吵闹声。原来是有位老人看记者一直在庵里问来问去,怀疑记者的身份,要报警,其他老人反对。但电话还是打到了中堡镇派出所。一个多小时后,镇里来了3名警察,领头的陈警官跟记者打招呼:“问过镇长,他说有记者到村里采访。但为了对村民负责,我们必须过来履行一下程序。”
打电话报警的易纯来今年60岁。“我们地方小,没想到会来大记者,有必要让公安来鉴定一下。”他说,村里留守老人多,容易受骗,“来行骗的太多了,连‘送戏下乡’都有假的,就是为了推销假货”。
79岁的余开泉就上过当。2011年,有胃病的他听一伙来村里唱戏的推销一种腰带,说包治百病,就花150元买了一条,“系了几天,屁用没有,就一直扔在家里”。
同是79岁的叶开银也喜欢凑热闹。但不管骗子如何花言巧语,他就是不掏钱。
近两年,叶开银凭借“死活不掏钱”的精神,从不同的骗子手中免费获得了1双袜子、1双鞋垫、1只牙膏、1双筷子、18枚鸡蛋。这些免费赠送的小物件,全都是诱饵。也就是说,叶开银起码经历了10次骗局。因为骗子每次送一个小物件或3枚鸡蛋,就会开始行骗了。
陈警官说,在南宋这样的留守村,由于子女不在身边,爱凑热闹、爱占小便宜的留守老人很容易上当受骗。
与受骗相比,留守老人更怕的是生病。中堡镇中心校校长祭德华的两个弟弟都在外工作,父母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是他来照料。老两口经常感慨,还好有个儿子在身边,“比起别的老人幸运多了”。
尽管有种种不便,但老人们还是支持孩子走出去。“年轻时多挣点钱,岁数大了,就挣不动了。”64岁的李名国说,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但都在村里盖了房,“就算给他们看家吧,过年,他们总会回来的”。
想听她们的真心话?很难
44岁的许永萍,有个20岁的儿子在苏州打工,丈夫是个木匠,哪里有活就去哪里,每年春节回来个把月,夫妻俩如此生活已有10年。
4年前,许永萍生了个女儿,总算有了个伴。见有人来访,她局促地用衣襟擦擦凳子,示意客人坐下。家里空空荡荡,显得格外冷清。“父亲前几天摔伤了,这几天在家挂水,天一亮我就过去帮忙。”许永萍说,她带着女儿忙到10点多,再回到自己家,烧点菜汤午饭就解决了。
“一般几点睡觉?”
“现在几点天黑?”
“差不多五点半六点吧。”
“哦,我们那时候就睡了。”
“不看电视?”
“电视坏了,等儿子挣了钱再买。”
在许永萍眼里,生活是机械的、周而复始的。丈夫很能吃苦,但就是挣不了多少钱,她从未埋怨过,因为“实在没有办法”。许永萍说,他们一直想在村里找个地方,盖房子给儿子结婚用,可那得花40万,“这些年一共也就攒了20万,再想办法吧”。
丈夫偶尔会打电话回家。电话里,许永萍想不到说什么话,“就知道安慰他,‘注意身体,多买些好东西吃,想开点’”。
陪同采访的南宋责任区民兵营长陈志明说,许永萍夫妻俩都是本村人。原来许永萍和父亲在船上跑运输,21岁回来,经人做媒成亲。迎亲那天,去时9人,8男1女,回来8男2女。10人一条船,绕村一周,船上两面红旗、两个火把、两个灯笼、两只鸭子。彩礼包括2斤鱼、2斤肉、49个馒头、49个糕以及香和蜡烛等。“为什么要49个?没人知道,反正是古人传下来的,一个都不能差。”
陈志明经常帮人张罗婚事,对这些礼数如数家珍。但对许永萍来说,这些早已记不清了,她现在最重要的事,除了给儿子把房子盖起来,就是把小女儿拉扯大。
许永萍怀第二胎时,村干部劝她引产。让人意外的是,她和丈夫商量后,宁愿接受5.6万元的罚款,也要把孩子生下来。
有那么大的儿子,为什么还要生二胎,而且宁愿交这么多罚款——相当于她家一年半的收入?几位村干部感慨,没人知道她的真实想法,或许只是留守生活太孤单,想有个孩子做伴吧。
“村里小年轻的,大多夫妻俩一起外出打工,生活上能相互照顾。留在家里的妇女,都是四十岁开外的,在家带孙子孙女。”53岁的刘美华是村妇女主任,也是留守妇女。她告诉记者,除了农忙,女人们平时就串串门、打打麻将。
“丈夫长期不在,村里的‘露水夫妻’应该有,大家也会议论,但真真假假不好说。”刘美华认为大多数留守妇女很传统,在乎别人的看法,所以还是能够守住底线的,“你想听她们的真心话?很难。反正她们都不容易”。
老人、孩子、妇女,很多家庭唯独缺了主心骨——男人。“如果村里或附近有企业,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外出打工了。”一位村干部说,可惜南宋村只有一家液压机厂,只能吸纳不到20名工人。
春节前夕,在外打工的父母、丈夫、孩子,能回来的都在陆陆续续地往回赶。那绵延不断的思念,那百转千回的牵挂,就要因为一次幸福的相聚畅快地流泻,尽情地挥洒。
见记者拿着相机拍照,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好奇地问:“你们从哪里来啊?”“南京?为什么从南京到我们南宋来啊?”
为什么到南宋来?记者仿佛有了穿越感。没等记者回答,银铃般的笑声已经远去。
此南宋非彼“南宋”,而是一座位于江苏省兴化市西北角的古村落。现在,这个村里90%的孩子、70%的老人、30%的妇女在留守。
新年过后,记者到南宋村待了5天4夜,在对其枝节脉络的细细体察间,一个留守村庄的“样本”渐渐清晰起来。
冷冷清清的古村落
南宋村周围河荡密布。隔着4万余亩的大纵湖,还有个北宋村。传说大纵湖处原是一座繁华古城,因突然地陷而被淹没。古城被淹时,有宋家两兄弟得以逃生。老大在湖的北面落脚,老二在湖的南面安家,不断繁衍生息,有了现在的南宋村和北宋村。
南宋村有座永兴禅庵,建于康熙年间,1945年被毁,2008年重建。在重建的功德碑上,《庄史简述》记载:古庄南宋,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定名南宋庄……有中心街、环庄街,条条小巷畅通无阻……
所谓的中心街,其实只有两三米宽,长不过百米,电动三轮车开过时,行人必须侧身。散落街上的几家小卖部,鲜有顾客光临。村民们说早上7点左右有早市,可记者连逛3天,也没见到什么热闹的交易场景,街上冷冷清清。一位做“千张”的老人说,每天只能卖两斤左右。
“孩子们都出去打工了,小娃娃都去上学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的喃喃自语,让记者恍然大悟——全村2100口人,900多人外出打工,而大多数留守儿童,此时正在学校里“天天向上”。
周孝照是南宋村的老支书,1976年退伍回到村里,先后担任过民兵营长、副主任、副支书。他说,多年前村民就纷纷外出跑水上运输,从木船到水泥船再到铁船,年复一年在水面上穿梭。
“出去多了,眼界开了,外出打工就扩展到不同行业。”老支书说,南宋村现有14个村民小组,村民大多在苏州、无锡、常州、上海等地做砂石、羊毛衫编织、面条加工等生意,留在村里的青壮劳力屈指可数。总体而言,村民收入不低,去年人均纯收入达1.45万元,几乎每家都盖起了楼房。
尽管几乎家家住楼房,但一到晚上,并不见多少楼房有灯亮。
有首歌儿孩子不敢唱
南宋村离中堡镇中心校约8公里。那些天不亮就赶校车的学生,是一至四年级的;到了五年级,留守的孩子就要到学校寄宿。目前,中心校有692名学生,其中373人是留守娃,来自南宋村的有32名。
到中堡镇的第一天,记者和六年级学生一起上完晚自习,在凛冽的寒风中回到宿舍,看着他们打水洗脸、洗脚,动作熟练。来自南宋村的赵健是为数不多戴眼镜的孩子,他身材瘦小,穿着厚厚的棉袄,但洗脚后穿的还是一双夏天的凉鞋。
赵健坐在床上,一开始害羞地笑,说自己习惯寄宿生活了,一切都挺好。他之前一直和父母在杭州,四年级下学期才转回中堡镇。但记者随口问的一句“如果有可能,还是希望和爸妈留在杭州吧”,让他的眼泪一瞬间涌了出来……离开学校回南宋村的路上,记者心里一阵阵酸楚。
第二天从知情的老师那里知道,赵健的父母正在闹离婚,所以才把他送回老家读书。赵健是学校“飞宇文学社”的成员,全校只招收了十几个人,当时他写的作文题目是“母恩难忘”。老师告诉记者,这个孩子很聪明,学习也认真,只是父母的事让原本就内向的他更不爱说话了。
“比较起来,父母在身边的孩子更活泼些。”中心校62岁的生活老师黄秋英说。她照顾过很多寄宿生,让她印象最深的是陈伟,来时才8岁,“每晚都哭,没办法,我就带着他睡。两个多月后才好些”。去年夏天,陈伟考上复旦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后还特地来看了黄老师。黄老师心里由衷地高兴。
像黄秋英这样的生活老师,以前每月工资260元,现在500元,除了周末,差不多是24小时值班。虽然收入不高,但她们还经常给孩子垫付医药费。十年来,黄秋英记不清带过多少孩子去医院垫过多少钱了。“每次挂水要垫一两百元,病毒高发季,最多一天要带三四名孩子去看病,得垫七八百元。不过孩子的父母知道后,都很快会把钱还给我们。”黄秋英已经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孙辈,学生也亲切地称她为“奶奶”。
在中心校,所有任课老师都是代理爸爸、代理妈妈——除了传授文化知识,还要特别关注孩子的心理。老师们都说,虽然孩子们看起来比较适应学校生活,但对父母的思念都藏在心底,不能触碰。阮佩君老师曾给一个五年级寄宿班上音乐课,教孩子唱一首歌——《留守的孩子》。
“那条花格裤,裤腿变短了,奶奶说我的个子,又见长高啦。我考了满分老师夸我了,哦……远方的妈妈,你会知道吗……”“都说妈妈在哪,哪里就是家,可是打工的妈妈,远在天涯。我多么盼望你能早点回家,在妈妈怀里,眼含幸福的泪花。”
阮佩君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特别真实,所以就教孩子们唱。课上还一切正常,但后一堂课的老师一下课就急匆匆过来问:“你教他们唱的什么歌?怎么全班40多名孩子全趴在桌上哭?”阮佩君告诉记者,现在她再也不敢教这类歌了。
人气很旺的永兴禅庵
南宋村的永兴禅庵,平日里没什么香火,只有庙会时才会烟雾缭绕,但这里人气一直很旺,留守老人闷在家里难受,就会到这里坐坐、聊聊。
这一天,又是个好天气,没有风,阳光明媚,过来晒太阳聊天的老人更多了。
66岁的吴开华话不多,多数时间在安静地听。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在上海,两个在苏州。去年中风后,走路就得拄拐了,但每天下午,他都会蹒跚15分钟过来,“到这里听听,不说话,也觉得心里踏实”。
大儿子16岁就跟吴开华当船员跑运输,后来独自在外,25年了,整夜整夜地开船,非常辛苦,“没啥要求,就希望孩子在外面过得好点。但我有一个要求他们必须做到,就是春节一定要回趟家,住上几天。”吴开华轻声说,“其他不用多想,想了也没用。”说到这里,原本淡定的老人脸部一阵抽搐,眼圈发红。 正在这时,庵外传来一阵吵闹声。原来是有位老人看记者一直在庵里问来问去,怀疑记者的身份,要报警,其他老人反对。但电话还是打到了中堡镇派出所。一个多小时后,镇里来了3名警察,领头的陈警官跟记者打招呼:“问过镇长,他说有记者到村里采访。但为了对村民负责,我们必须过来履行一下程序。”
打电话报警的易纯来今年60岁。“我们地方小,没想到会来大记者,有必要让公安来鉴定一下。”他说,村里留守老人多,容易受骗,“来行骗的太多了,连‘送戏下乡’都有假的,就是为了推销假货”。
79岁的余开泉就上过当。2011年,有胃病的他听一伙来村里唱戏的推销一种腰带,说包治百病,就花150元买了一条,“系了几天,屁用没有,就一直扔在家里”。
同是79岁的叶开银也喜欢凑热闹。但不管骗子如何花言巧语,他就是不掏钱。
近两年,叶开银凭借“死活不掏钱”的精神,从不同的骗子手中免费获得了1双袜子、1双鞋垫、1只牙膏、1双筷子、18枚鸡蛋。这些免费赠送的小物件,全都是诱饵。也就是说,叶开银起码经历了10次骗局。因为骗子每次送一个小物件或3枚鸡蛋,就会开始行骗了。
陈警官说,在南宋这样的留守村,由于子女不在身边,爱凑热闹、爱占小便宜的留守老人很容易上当受骗。
与受骗相比,留守老人更怕的是生病。中堡镇中心校校长祭德华的两个弟弟都在外工作,父母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是他来照料。老两口经常感慨,还好有个儿子在身边,“比起别的老人幸运多了”。
尽管有种种不便,但老人们还是支持孩子走出去。“年轻时多挣点钱,岁数大了,就挣不动了。”64岁的李名国说,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但都在村里盖了房,“就算给他们看家吧,过年,他们总会回来的”。
想听她们的真心话?很难
44岁的许永萍,有个20岁的儿子在苏州打工,丈夫是个木匠,哪里有活就去哪里,每年春节回来个把月,夫妻俩如此生活已有10年。
4年前,许永萍生了个女儿,总算有了个伴。见有人来访,她局促地用衣襟擦擦凳子,示意客人坐下。家里空空荡荡,显得格外冷清。“父亲前几天摔伤了,这几天在家挂水,天一亮我就过去帮忙。”许永萍说,她带着女儿忙到10点多,再回到自己家,烧点菜汤午饭就解决了。
“一般几点睡觉?”
“现在几点天黑?”
“差不多五点半六点吧。”
“哦,我们那时候就睡了。”
“不看电视?”
“电视坏了,等儿子挣了钱再买。”
在许永萍眼里,生活是机械的、周而复始的。丈夫很能吃苦,但就是挣不了多少钱,她从未埋怨过,因为“实在没有办法”。许永萍说,他们一直想在村里找个地方,盖房子给儿子结婚用,可那得花40万,“这些年一共也就攒了20万,再想办法吧”。
丈夫偶尔会打电话回家。电话里,许永萍想不到说什么话,“就知道安慰他,‘注意身体,多买些好东西吃,想开点’”。
陪同采访的南宋责任区民兵营长陈志明说,许永萍夫妻俩都是本村人。原来许永萍和父亲在船上跑运输,21岁回来,经人做媒成亲。迎亲那天,去时9人,8男1女,回来8男2女。10人一条船,绕村一周,船上两面红旗、两个火把、两个灯笼、两只鸭子。彩礼包括2斤鱼、2斤肉、49个馒头、49个糕以及香和蜡烛等。“为什么要49个?没人知道,反正是古人传下来的,一个都不能差。”
陈志明经常帮人张罗婚事,对这些礼数如数家珍。但对许永萍来说,这些早已记不清了,她现在最重要的事,除了给儿子把房子盖起来,就是把小女儿拉扯大。
许永萍怀第二胎时,村干部劝她引产。让人意外的是,她和丈夫商量后,宁愿接受5.6万元的罚款,也要把孩子生下来。
有那么大的儿子,为什么还要生二胎,而且宁愿交这么多罚款——相当于她家一年半的收入?几位村干部感慨,没人知道她的真实想法,或许只是留守生活太孤单,想有个孩子做伴吧。
“村里小年轻的,大多夫妻俩一起外出打工,生活上能相互照顾。留在家里的妇女,都是四十岁开外的,在家带孙子孙女。”53岁的刘美华是村妇女主任,也是留守妇女。她告诉记者,除了农忙,女人们平时就串串门、打打麻将。
“丈夫长期不在,村里的‘露水夫妻’应该有,大家也会议论,但真真假假不好说。”刘美华认为大多数留守妇女很传统,在乎别人的看法,所以还是能够守住底线的,“你想听她们的真心话?很难。反正她们都不容易”。
老人、孩子、妇女,很多家庭唯独缺了主心骨——男人。“如果村里或附近有企业,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外出打工了。”一位村干部说,可惜南宋村只有一家液压机厂,只能吸纳不到20名工人。
春节前夕,在外打工的父母、丈夫、孩子,能回来的都在陆陆续续地往回赶。那绵延不断的思念,那百转千回的牵挂,就要因为一次幸福的相聚畅快地流泻,尽情地挥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