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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6点40分左右，东方逐渐有了鱼肚白，月牙依然脆生生地亮着。冬天的寒意，直往记者高高竖起的衣领里钻。街头、巷尾，不断跳出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匆匆赶往村头坐校车。
见记者拿着相机拍照，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好奇地问：“你们从哪里来啊？”“南京？为什么从南京到我们南宋来啊？”
为什么到南宋来？记者仿佛有了穿越感。没等记者回答，银铃般的笑声已经远去。
此南宋非彼“南宋”，而是一座位于江苏省兴化市西北角的古村落。现在，这个村里90%的孩子、70%的老人、30%的妇女在留守。
新年过后，记者到南宋村待了5天4夜，在对其枝节脉络的细细体察间，一个留守村庄的“样本”渐渐清晰起来。
冷冷清清的古村落
南宋村周围河荡密布。隔着4万余亩的大纵湖，还有个北宋村。传说大纵湖处原是一座繁华古城，因突然地陷而被淹没。古城被淹时，有宋家两兄弟得以逃生。老大在湖的北面落脚，老二在湖的南面安家，不断繁衍生息，有了现在的南宋村和北宋村。
南宋村有座永兴禅庵，建于康熙年间，1945年被毁，2008年重建。在重建的功德碑上，《庄史简述》记载：古庄南宋，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定名南宋庄……有中心街、环庄街，条条小巷畅通无阻……
所谓的中心街，其实只有两三米宽，长不过百米，电动三轮车开过时，行人必须侧身。散落街上的几家小卖部，鲜有顾客光临。村民们说早上7点左右有早市，可记者连逛3天，也没见到什么热闹的交易场景，街上冷冷清清。一位做“千张”的老人说，每天只能卖两斤左右。
“孩子们都出去打工了，小娃娃都去上学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的喃喃自语，让记者恍然大悟——全村2100口人，900多人外出打工，而大多数留守儿童，此时正在学校里“天天向上”。
周孝照是南宋村的老支书，1976年退伍回到村里，先后担任过民兵营长、副主任、副支书。他说，多年前村民就纷纷外出跑水上运输，从木船到水泥船再到铁船，年复一年在水面上穿梭。
“出去多了，眼界开了，外出打工就扩展到不同行业。”老支书说，南宋村现有14个村民小组，村民大多在苏州、无锡、常州、上海等地做砂石、羊毛衫编织、面条加工等生意，留在村里的青壮劳力屈指可数。总体而言，村民收入不低，去年人均纯收入达1.45万元，几乎每家都盖起了楼房。
尽管几乎家家住楼房，但一到晚上，并不见多少楼房有灯亮。
有首歌儿孩子不敢唱
南宋村离中堡镇中心校约8公里。那些天不亮就赶校车的学生，是一至四年级的；到了五年级，留守的孩子就要到学校寄宿。目前，中心校有692名学生，其中373人是留守娃，来自南宋村的有32名。
到中堡镇的第一天，记者和六年级学生一起上完晚自习，在凛冽的寒风中回到宿舍，看着他们打水洗脸、洗脚，动作熟练。来自南宋村的赵健是为数不多戴眼镜的孩子，他身材瘦小，穿着厚厚的棉袄，但洗脚后穿的还是一双夏天的凉鞋。
赵健坐在床上，一开始害羞地笑，说自己习惯寄宿生活了，一切都挺好。他之前一直和父母在杭州，四年级下学期才转回中堡镇。但记者随口问的一句“如果有可能，还是希望和爸妈留在杭州吧”，让他的眼泪一瞬间涌了出来……离开学校回南宋村的路上，记者心里一阵阵酸楚。
第二天从知情的老师那里知道，赵健的父母正在闹离婚，所以才把他送回老家读书。赵健是学校“飞宇文学社”的成员，全校只招收了十几个人，当时他写的作文题目是“母恩难忘”。老师告诉记者，这个孩子很聪明，学习也认真，只是父母的事让原本就内向的他更不爱说话了。
“比较起来，父母在身边的孩子更活泼些。”中心校62岁的生活老师黄秋英说。她照顾过很多寄宿生，让她印象最深的是陈伟，来时才8岁，“每晚都哭，没办法，我就带着他睡。两个多月后才好些”。去年夏天，陈伟考上复旦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后还特地来看了黄老师。黄老师心里由衷地高兴。
像黄秋英这样的生活老师，以前每月工资260元，现在500元，除了周末，差不多是24小时值班。虽然收入不高，但她们还经常给孩子垫付医药费。十年来，黄秋英记不清带过多少孩子去医院垫过多少钱了。“每次挂水要垫一两百元，病毒高发季，最多一天要带三四名孩子去看病，得垫七八百元。不过孩子的父母知道后，都很快会把钱还给我们。”黄秋英已经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孙辈，学生也亲切地称她为“奶奶”。
在中心校，所有任课老师都是代理爸爸、代理妈妈——除了传授文化知识，还要特别关注孩子的心理。老师们都说，虽然孩子们看起来比较适应学校生活，但对父母的思念都藏在心底，不能触碰。阮佩君老师曾给一个五年级寄宿班上音乐课，教孩子唱一首歌——《留守的孩子》。
“那条花格裤，裤腿变短了，奶奶说我的个子，又见长高啦。我考了满分老师夸我了，哦……远方的妈妈，你会知道吗……”“都说妈妈在哪，哪里就是家，可是打工的妈妈，远在天涯。我多么盼望你能早点回家，在妈妈怀里，眼含幸福的泪花。”
阮佩君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特别真实，所以就教孩子们唱。课上还一切正常，但后一堂课的老师一下课就急匆匆过来问：“你教他们唱的什么歌？怎么全班40多名孩子全趴在桌上哭？”阮佩君告诉记者，现在她再也不敢教这类歌了。
人气很旺的永兴禅庵
南宋村的永兴禅庵，平日里没什么香火，只有庙会时才会烟雾缭绕，但这里人气一直很旺，留守老人闷在家里难受，就会到这里坐坐、聊聊。
这一天，又是个好天气，没有风，阳光明媚，过来晒太阳聊天的老人更多了。
66岁的吴开华话不多，多数时间在安静地听。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在上海，两个在苏州。去年中风后，走路就得拄拐了，但每天下午，他都会蹒跚15分钟过来，“到这里听听，不说话，也觉得心里踏实”。
大儿子16岁就跟吴开华当船员跑运输，后来独自在外，25年了，整夜整夜地开船，非常辛苦，“没啥要求，就希望孩子在外面过得好点。但我有一个要求他们必须做到，就是春节一定要回趟家，住上几天。”吴开华轻声说，“其他不用多想，想了也没用。”说到这里，原本淡定的老人脸部一阵抽搐，眼圈发红。 正在这时，庵外传来一阵吵闹声。原来是有位老人看记者一直在庵里问来问去，怀疑记者的身份，要报警，其他老人反对。但电话还是打到了中堡镇派出所。一个多小时后，镇里来了3名警察，领头的陈警官跟记者打招呼：“问过镇长，他说有记者到村里采访。但为了对村民负责，我们必须过来履行一下程序。”
打电话报警的易纯来今年60岁。“我们地方小，没想到会来大记者，有必要让公安来鉴定一下。”他说，村里留守老人多，容易受骗，“来行骗的太多了，连‘送戏下乡’都有假的，就是为了推销假货”。
79岁的余开泉就上过当。2011年，有胃病的他听一伙来村里唱戏的推销一种腰带，说包治百病，就花150元买了一条，“系了几天，屁用没有，就一直扔在家里”。
同是79岁的叶开银也喜欢凑热闹。但不管骗子如何花言巧语，他就是不掏钱。
近两年，叶开银凭借“死活不掏钱”的精神，从不同的骗子手中免费获得了1双袜子、1双鞋垫、1只牙膏、1双筷子、18枚鸡蛋。这些免费赠送的小物件，全都是诱饵。也就是说，叶开银起码经历了10次骗局。因为骗子每次送一个小物件或3枚鸡蛋，就会开始行骗了。
陈警官说，在南宋这样的留守村，由于子女不在身边，爱凑热闹、爱占小便宜的留守老人很容易上当受骗。
与受骗相比，留守老人更怕的是生病。中堡镇中心校校长祭德华的两个弟弟都在外工作，父母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是他来照料。老两口经常感慨，还好有个儿子在身边，“比起别的老人幸运多了”。
尽管有种种不便，但老人们还是支持孩子走出去。“年轻时多挣点钱，岁数大了，就挣不动了。”64岁的李名国说，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但都在村里盖了房，“就算给他们看家吧，过年，他们总会回来的”。
想听她们的真心话？很难
44岁的许永萍，有个20岁的儿子在苏州打工，丈夫是个木匠，哪里有活就去哪里，每年春节回来个把月，夫妻俩如此生活已有10年。
4年前，许永萍生了个女儿，总算有了个伴。见有人来访，她局促地用衣襟擦擦凳子，示意客人坐下。家里空空荡荡，显得格外冷清。“父亲前几天摔伤了，这几天在家挂水，天一亮我就过去帮忙。”许永萍说，她带着女儿忙到10点多，再回到自己家，烧点菜汤午饭就解决了。
“一般几点睡觉？”
“现在几点天黑？”
“差不多五点半六点吧。”
“哦，我们那时候就睡了。”
“不看电视？”
“电视坏了，等儿子挣了钱再买。”
在许永萍眼里，生活是机械的、周而复始的。丈夫很能吃苦，但就是挣不了多少钱，她从未埋怨过，因为“实在没有办法”。许永萍说，他们一直想在村里找个地方，盖房子给儿子结婚用，可那得花40万，“这些年一共也就攒了20万，再想办法吧”。
丈夫偶尔会打电话回家。电话里，许永萍想不到说什么话，“就知道安慰他，‘注意身体，多买些好东西吃，想开点’”。
陪同采访的南宋责任区民兵营长陈志明说，许永萍夫妻俩都是本村人。原来许永萍和父亲在船上跑运输，21岁回来，经人做媒成亲。迎亲那天，去时9人，8男1女，回来8男2女。10人一条船，绕村一周，船上两面红旗、两个火把、两个灯笼、两只鸭子。彩礼包括2斤鱼、2斤肉、49个馒头、49个糕以及香和蜡烛等。“为什么要49个？没人知道，反正是古人传下来的，一个都不能差。”
陈志明经常帮人张罗婚事，对这些礼数如数家珍。但对许永萍来说，这些早已记不清了，她现在最重要的事，除了给儿子把房子盖起来，就是把小女儿拉扯大。
许永萍怀第二胎时，村干部劝她引产。让人意外的是，她和丈夫商量后，宁愿接受5.6万元的罚款，也要把孩子生下来。
有那么大的儿子，为什么还要生二胎，而且宁愿交这么多罚款——相当于她家一年半的收入？几位村干部感慨，没人知道她的真实想法，或许只是留守生活太孤单，想有个孩子做伴吧。
“村里小年轻的，大多夫妻俩一起外出打工，生活上能相互照顾。留在家里的妇女，都是四十岁开外的，在家带孙子孙女。”53岁的刘美华是村妇女主任，也是留守妇女。她告诉记者，除了农忙，女人们平时就串串门、打打麻将。
“丈夫长期不在，村里的‘露水夫妻’应该有，大家也会议论，但真真假假不好说。”刘美华认为大多数留守妇女很传统，在乎别人的看法，所以还是能够守住底线的，“你想听她们的真心话？很难。反正她们都不容易”。
老人、孩子、妇女，很多家庭唯独缺了主心骨——男人。“如果村里或附近有企业，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外出打工了。”一位村干部说，可惜南宋村只有一家液压机厂，只能吸纳不到20名工人。
春节前夕，在外打工的父母、丈夫、孩子，能回来的都在陆陆续续地往回赶。那绵延不断的思念，那百转千回的牵挂，就要因为一次幸福的相聚畅快地流泻，尽情地挥洒。
见记者拿着相机拍照，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好奇地问：“你们从哪里来啊？”“南京？为什么从南京到我们南宋来啊？”
为什么到南宋来？记者仿佛有了穿越感。没等记者回答，银铃般的笑声已经远去。
此南宋非彼“南宋”，而是一座位于江苏省兴化市西北角的古村落。现在，这个村里90%的孩子、70%的老人、30%的妇女在留守。
新年过后，记者到南宋村待了5天4夜，在对其枝节脉络的细细体察间，一个留守村庄的“样本”渐渐清晰起来。
冷冷清清的古村落
南宋村周围河荡密布。隔着4万余亩的大纵湖，还有个北宋村。传说大纵湖处原是一座繁华古城，因突然地陷而被淹没。古城被淹时，有宋家两兄弟得以逃生。老大在湖的北面落脚，老二在湖的南面安家，不断繁衍生息，有了现在的南宋村和北宋村。
南宋村有座永兴禅庵，建于康熙年间，1945年被毁，2008年重建。在重建的功德碑上，《庄史简述》记载：古庄南宋，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定名南宋庄……有中心街、环庄街，条条小巷畅通无阻……
所谓的中心街，其实只有两三米宽，长不过百米，电动三轮车开过时，行人必须侧身。散落街上的几家小卖部，鲜有顾客光临。村民们说早上7点左右有早市，可记者连逛3天，也没见到什么热闹的交易场景，街上冷冷清清。一位做“千张”的老人说，每天只能卖两斤左右。
“孩子们都出去打工了，小娃娃都去上学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的喃喃自语，让记者恍然大悟——全村2100口人，900多人外出打工，而大多数留守儿童，此时正在学校里“天天向上”。
周孝照是南宋村的老支书，1976年退伍回到村里，先后担任过民兵营长、副主任、副支书。他说，多年前村民就纷纷外出跑水上运输，从木船到水泥船再到铁船，年复一年在水面上穿梭。
“出去多了，眼界开了，外出打工就扩展到不同行业。”老支书说，南宋村现有14个村民小组，村民大多在苏州、无锡、常州、上海等地做砂石、羊毛衫编织、面条加工等生意，留在村里的青壮劳力屈指可数。总体而言，村民收入不低，去年人均纯收入达1.45万元，几乎每家都盖起了楼房。
尽管几乎家家住楼房，但一到晚上，并不见多少楼房有灯亮。
有首歌儿孩子不敢唱
南宋村离中堡镇中心校约8公里。那些天不亮就赶校车的学生，是一至四年级的；到了五年级，留守的孩子就要到学校寄宿。目前，中心校有692名学生，其中373人是留守娃，来自南宋村的有32名。
到中堡镇的第一天，记者和六年级学生一起上完晚自习，在凛冽的寒风中回到宿舍，看着他们打水洗脸、洗脚，动作熟练。来自南宋村的赵健是为数不多戴眼镜的孩子，他身材瘦小，穿着厚厚的棉袄，但洗脚后穿的还是一双夏天的凉鞋。
赵健坐在床上，一开始害羞地笑，说自己习惯寄宿生活了，一切都挺好。他之前一直和父母在杭州，四年级下学期才转回中堡镇。但记者随口问的一句“如果有可能，还是希望和爸妈留在杭州吧”，让他的眼泪一瞬间涌了出来……离开学校回南宋村的路上，记者心里一阵阵酸楚。
第二天从知情的老师那里知道，赵健的父母正在闹离婚，所以才把他送回老家读书。赵健是学校“飞宇文学社”的成员，全校只招收了十几个人，当时他写的作文题目是“母恩难忘”。老师告诉记者，这个孩子很聪明，学习也认真，只是父母的事让原本就内向的他更不爱说话了。
“比较起来，父母在身边的孩子更活泼些。”中心校62岁的生活老师黄秋英说。她照顾过很多寄宿生，让她印象最深的是陈伟，来时才8岁，“每晚都哭，没办法，我就带着他睡。两个多月后才好些”。去年夏天，陈伟考上复旦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后还特地来看了黄老师。黄老师心里由衷地高兴。
像黄秋英这样的生活老师，以前每月工资260元，现在500元，除了周末，差不多是24小时值班。虽然收入不高，但她们还经常给孩子垫付医药费。十年来，黄秋英记不清带过多少孩子去医院垫过多少钱了。“每次挂水要垫一两百元，病毒高发季，最多一天要带三四名孩子去看病，得垫七八百元。不过孩子的父母知道后，都很快会把钱还给我们。”黄秋英已经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孙辈，学生也亲切地称她为“奶奶”。
在中心校，所有任课老师都是代理爸爸、代理妈妈——除了传授文化知识，还要特别关注孩子的心理。老师们都说，虽然孩子们看起来比较适应学校生活，但对父母的思念都藏在心底，不能触碰。阮佩君老师曾给一个五年级寄宿班上音乐课，教孩子唱一首歌——《留守的孩子》。
“那条花格裤，裤腿变短了，奶奶说我的个子，又见长高啦。我考了满分老师夸我了，哦……远方的妈妈，你会知道吗……”“都说妈妈在哪，哪里就是家，可是打工的妈妈，远在天涯。我多么盼望你能早点回家，在妈妈怀里，眼含幸福的泪花。”
阮佩君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特别真实，所以就教孩子们唱。课上还一切正常，但后一堂课的老师一下课就急匆匆过来问：“你教他们唱的什么歌？怎么全班40多名孩子全趴在桌上哭？”阮佩君告诉记者，现在她再也不敢教这类歌了。
人气很旺的永兴禅庵
南宋村的永兴禅庵，平日里没什么香火，只有庙会时才会烟雾缭绕，但这里人气一直很旺，留守老人闷在家里难受，就会到这里坐坐、聊聊。
这一天，又是个好天气，没有风，阳光明媚，过来晒太阳聊天的老人更多了。
66岁的吴开华话不多，多数时间在安静地听。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在上海，两个在苏州。去年中风后，走路就得拄拐了，但每天下午，他都会蹒跚15分钟过来，“到这里听听，不说话，也觉得心里踏实”。
大儿子16岁就跟吴开华当船员跑运输，后来独自在外，25年了，整夜整夜地开船，非常辛苦，“没啥要求，就希望孩子在外面过得好点。但我有一个要求他们必须做到，就是春节一定要回趟家，住上几天。”吴开华轻声说，“其他不用多想，想了也没用。”说到这里，原本淡定的老人脸部一阵抽搐，眼圈发红。 正在这时，庵外传来一阵吵闹声。原来是有位老人看记者一直在庵里问来问去，怀疑记者的身份，要报警，其他老人反对。但电话还是打到了中堡镇派出所。一个多小时后，镇里来了3名警察，领头的陈警官跟记者打招呼：“问过镇长，他说有记者到村里采访。但为了对村民负责，我们必须过来履行一下程序。”
打电话报警的易纯来今年60岁。“我们地方小，没想到会来大记者，有必要让公安来鉴定一下。”他说，村里留守老人多，容易受骗，“来行骗的太多了，连‘送戏下乡’都有假的，就是为了推销假货”。
79岁的余开泉就上过当。2011年，有胃病的他听一伙来村里唱戏的推销一种腰带，说包治百病，就花150元买了一条，“系了几天，屁用没有，就一直扔在家里”。
同是79岁的叶开银也喜欢凑热闹。但不管骗子如何花言巧语，他就是不掏钱。
近两年，叶开银凭借“死活不掏钱”的精神，从不同的骗子手中免费获得了1双袜子、1双鞋垫、1只牙膏、1双筷子、18枚鸡蛋。这些免费赠送的小物件，全都是诱饵。也就是说，叶开银起码经历了10次骗局。因为骗子每次送一个小物件或3枚鸡蛋，就会开始行骗了。
陈警官说，在南宋这样的留守村，由于子女不在身边，爱凑热闹、爱占小便宜的留守老人很容易上当受骗。
与受骗相比，留守老人更怕的是生病。中堡镇中心校校长祭德华的两个弟弟都在外工作，父母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是他来照料。老两口经常感慨，还好有个儿子在身边，“比起别的老人幸运多了”。
尽管有种种不便，但老人们还是支持孩子走出去。“年轻时多挣点钱，岁数大了，就挣不动了。”64岁的李名国说，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但都在村里盖了房，“就算给他们看家吧，过年，他们总会回来的”。
想听她们的真心话？很难
44岁的许永萍，有个20岁的儿子在苏州打工，丈夫是个木匠，哪里有活就去哪里，每年春节回来个把月，夫妻俩如此生活已有10年。
4年前，许永萍生了个女儿，总算有了个伴。见有人来访，她局促地用衣襟擦擦凳子，示意客人坐下。家里空空荡荡，显得格外冷清。“父亲前几天摔伤了，这几天在家挂水，天一亮我就过去帮忙。”许永萍说，她带着女儿忙到10点多，再回到自己家，烧点菜汤午饭就解决了。
“一般几点睡觉？”
“现在几点天黑？”
“差不多五点半六点吧。”
“哦，我们那时候就睡了。”
“不看电视？”
“电视坏了，等儿子挣了钱再买。”
在许永萍眼里，生活是机械的、周而复始的。丈夫很能吃苦，但就是挣不了多少钱，她从未埋怨过，因为“实在没有办法”。许永萍说，他们一直想在村里找个地方，盖房子给儿子结婚用，可那得花40万，“这些年一共也就攒了20万，再想办法吧”。
丈夫偶尔会打电话回家。电话里，许永萍想不到说什么话，“就知道安慰他，‘注意身体，多买些好东西吃，想开点’”。
陪同采访的南宋责任区民兵营长陈志明说，许永萍夫妻俩都是本村人。原来许永萍和父亲在船上跑运输，21岁回来，经人做媒成亲。迎亲那天，去时9人，8男1女，回来8男2女。10人一条船，绕村一周，船上两面红旗、两个火把、两个灯笼、两只鸭子。彩礼包括2斤鱼、2斤肉、49个馒头、49个糕以及香和蜡烛等。“为什么要49个？没人知道，反正是古人传下来的，一个都不能差。”
陈志明经常帮人张罗婚事，对这些礼数如数家珍。但对许永萍来说，这些早已记不清了，她现在最重要的事，除了给儿子把房子盖起来，就是把小女儿拉扯大。
许永萍怀第二胎时，村干部劝她引产。让人意外的是，她和丈夫商量后，宁愿接受5.6万元的罚款，也要把孩子生下来。
有那么大的儿子，为什么还要生二胎，而且宁愿交这么多罚款——相当于她家一年半的收入？几位村干部感慨，没人知道她的真实想法，或许只是留守生活太孤单，想有个孩子做伴吧。
“村里小年轻的，大多夫妻俩一起外出打工，生活上能相互照顾。留在家里的妇女，都是四十岁开外的，在家带孙子孙女。”53岁的刘美华是村妇女主任，也是留守妇女。她告诉记者，除了农忙，女人们平时就串串门、打打麻将。
“丈夫长期不在，村里的‘露水夫妻’应该有，大家也会议论，但真真假假不好说。”刘美华认为大多数留守妇女很传统，在乎别人的看法，所以还是能够守住底线的，“你想听她们的真心话？很难。反正她们都不容易”。
老人、孩子、妇女，很多家庭唯独缺了主心骨——男人。“如果村里或附近有企业，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外出打工了。”一位村干部说，可惜南宋村只有一家液压机厂，只能吸纳不到20名工人。
春节前夕，在外打工的父母、丈夫、孩子，能回来的都在陆陆续续地往回赶。那绵延不断的思念，那百转千回的牵挂，就要因为一次幸福的相聚畅快地流泻，尽情地挥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