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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有两个科学家的名字在网上被炒得很热。一个是已故的水利学家黄万里先生，另一个是有“中国国家防火墙(GFW)之父”称号的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黄万里先生因在生前极力反对三峡大坝上马，多次上书国家领导人未果，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人世。
如今，层出不穷的干旱水涝，还有各种生态、环境、移民等问题，民间对三峡的争议和质疑越来越多，当初黄万里先生预言的“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一次次被人提起，当初黄先生在重压之下的抗争更显可贵，因而被网友们称为“科学界的良心”。而方滨兴校长则身处另一极端，他因造出了严重影响中国网民正常访问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国外网站的GFW而被树为“互联网公敌”。不久前，方校长去武大出席活动，Twitter网友随即发起了一项“随手扔方校长解救中国互联网”的活动，许多网友纷纷悬赏，10个VPN账号、淘宝网2000元订单、香港迪斯尼公园+海洋公园门票，甚至美女香吻拥抱等纷纷亮相。活动当天，有一位自称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网友用鞋砸中了方滨兴，随后在学生的保护下安全离开现场。其实，这已不是方校长第一次感受到公众的敌意，之前他曾经开通过新浪微博，被网民发现后遭到“围攻”，3个小时内有上万人留言质问、辱骂。最终，方校长被迫关闭微博，成为微博史上寿命最短的微博账号。
在黄万里和方滨兴身上，我们突然发现，原来科学家和权力，这两个看起来很远的事物，是如此紧密地交缠在一起。
美国空投原子弹：科学家输了，政治家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科学家们的成果得到世人广泛认可并支持的时代，也是美国现代科技体制形成的时代。当年，搞原子弹的决策，是作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给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建议的结果。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造成人类史上的巨大核灾难。而在此之前，是否应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美国科学家和政治家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档案显示，当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计划逐步明确时，关于此事的道德和后果问题的讨论，就在美国科学家中逐步展开。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弗兰克组织了一个“关于原子能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委员会”，于原子弹试验前的6月11日会同芝加哥的另外6位知名科学家起草了一份申请书，其中写道：核能的发展不仅会加强美国的技术和军事力量，也会给它带来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而且核裂变炸弹作为某个国家独有的武器，只能保持几年的秘密，各国科学家都知道它的基本原理。如不能有效地建立国际对核爆炸物的控制，在国际社会得知我们拥有原子弹后，一场核竞赛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何况，这种重量不到1吨的炸弹能摧毁方圆10公里的城市。我们相信，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则不给警告就对日本使用核炸弹是不可取的。如果美国首先对人类使用这种残酷的摧残力量，它将失去世界的支持，加速核武器竞赛，不利于实现对这种武器的国际控制。
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方式上，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们也有很大的分歧。多数人认为，可以在日本上空做一次技术性演示，以达到既恐吓日本促其投降，又减少平民伤亡的目的。另外一些人则担心原子弹在演示中不成功，或在预先警告的情况下，日本人对投放原子弹采取了各种防卫措施，甚至在空中进行自杀式袭击，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但杜鲁门和他的决策者们还是拒绝了芝加哥7位学者的倡议。
即使是主张研制原子弹的爱因斯坦，也坚决反对使用这种武器。当初他主张研制原子弹，是不想让纳粹抢先制造出这种可怕的武器。那时，美军和盟军已经占领德国，并没有发现纳粹拥有原子弹，他就认为已没有必要再使用这种武器。然而，原子弹一旦制造出来，就不由科学家说了算。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杜鲁门就下令，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并要求提出轰炸目标。
杜鲁门力排众议，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按下核按钮的人。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允从太平洋吉尼安基地起飞的美国轰炸机在广岛上空投下了一颗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遭原子弹攻击后，广岛市区的房屋90％遭到破环，其中1／3被夷为平地，至少有7万至8万多人当场死亡，还有7万多人负伤。
当天，杜鲁门公开发表讲话，声言如果日本不投降，就会遭受从天而降的灾难。但东京当权者却没有立即做出反应。9日，杜鲁门发布命令，将第二顆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投掷在长崎。
亩产万斤的悲剧：当科学家为政治家背书
和美国一样，中国搞原子弹，也是政治家的决策，不是科学家的决策。“863计划”是四名作为科学家的院士向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建议的结果。北京高能所的正负离子对撞机，是得到中央领导人支持后才拿到拨款的。现在科学家们拼命争取的973计划，是李鹏拍板的。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计划，是江朱体制下决定的产物。倒退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三钱”为代表的著名海归科学家们，还常常是毛、周的座上宾。
当科学离权力太近，后者的强势通常会轻易遮蔽掉前者的理性。据说“大跃进”能够发生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的科学精神丧失殆尽，包括钱学森这样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1958年，钱学森曾在《大众科学》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和《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两篇文章，用植物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了亩产万斤的可能性。
尽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对“大跃进”不积极，有不少农业方面的专家，包括著名的物候学家竺可桢和植物生理学家罗宗略都撰文反对。例如植物所罗所长说：“万斤粮只能用农艺学来分析，以植物生理学总结，不是从实际因素出发，不可轻信”。但钱学森这位既不是农艺学家、也不是植物生理学家的导弹专家却大胆声称：粮食产量可以无限地增加，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其实在农业和生物学上的事情，远没有工业生产过程和弹道导弹计算那样来的精准。而问题就出在那个光合转化效率的30％上：以目前的生产力水平，高产农田植物的光合转化效率也不过0.5％，50年代，撑死了也不超过0.3％，而钱学森把0.3％一下子就说成30％，扩大了100倍!这本身在科学上是绝不能实现的事情，人家世界上顶尖的导弹专家就敢于拍脑袋瓜儿瞎说。
一年后，钱学森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从而为“大跃进”和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上的背书。钱先生以他科学家的名誉作担保，让千千万万的人相信“大跃进”政策的“科学性”，其效果极为恶劣，也是极度不负责任的。但受此影响和激励，而且怕被拔白旗和打右派，全国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也都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深翻土地和放入造卫星的群众运动中去。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曾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 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后来执掌中央文革小组的陶铸等高层领导人也引用了钱学森的文章。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入于是便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
这场唯心主义闹剧，以上千万农民的饿毙而告终。虽然当时的政治领导1人毛泽东等人要为领导“大跃进”造成的大饥馑以及上千万生命的不幸死亡负主要责任，但钱学森这位身居高位、曾经获得“国家杰出贡献奖”、并在当时积极地“科学”论证了亩产上万斤的科学家，也难辞其咎。2009年，在凤凰卫视举办的“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上，钱学森获“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此后不久，《新周刊》发表吴晓波的评论文章《钱学森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作者说，他在“电视前，目睹了(凤凰卫视颁奖)感人的盛况”，要求“对于1958年的那几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想听到一个98岁的伟大老者的最后一声道歉。”“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同年10月31日，98岁的钱学森去世之后，在海外，在网络上，纪念之情甚重，但攻击的言词仍未平息……
物理学家拒领诺贝尔奖：让科学远离政治
在强大的权力面前，也有一些“很倔”的科学家，不仅拒绝巨大的荣誉，甚至冒死也要维护科学的纯洁和尊严。1933年11月9日，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收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电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决定将推迟一年公布的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海森堡，以表彰他“创立了量子力学”。获奖的消息令德国人激动不已，但他们随即被泼了一盆冷水。31岁的诺奖得主通知物理学家斯塔克，他不会参加11月11日在莱比锡举办的群众大会。
这次大会由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同盟主办，支持德国退出国际联盟，被视为“德国学术界的示威”。追随希特勒的19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斯塔克是组织者，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都将参加大会。此刻，他们都无法掩盖海森堡的光芒。海森堡的缺席，不仅造成一次混乱，还在大学生中引发了热议。
斯塔克指责海森堡拒绝参加“教授们对阿道夫·希特勒的致谢”，这是个非同小可的罪名。因为新上台的大学领导在第一学年便宣称：“新德国中的大学是政治性的，是培养政治人才的大学机关，培养出来的人将用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为国家服务。”不少教授和学生已经携手成为“希特勒统治下的同志”。海森堡暂时还不在“同志”之列，虽然他和许多“同志”有同样的经历。他需要向国家机关上交父母出生证和结婚证，以确定种族根源。他出国旅行，开始需要政府批准，他还需要在效忠誓词上签名，宣称为领袖和祖国不惜牺牲生命。
在莱比锡大学，有青年人警告海森堡，要去扰乱他的课堂。但也有人在夜晚为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火炬游行，他们按照冲锋队的队形一排接一排地向海森堡的住宅前进。在敬意和敌意的交锋中，海森堡带着母亲悄悄去了斯德哥尔摩，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了诺贝尔奖。在那里，他见到了以前曾一起工作过的狄拉克和薛定谔，他们是来共同领取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关于诺贝尔奖，我觉得很对不起薛定谔、狄拉克和玻尔”，在给老师玻尔的信中，海森堡写道。在他看来，自己的奖应该和玻尔分享，而薛定谔和狄拉克不应该分享一个奖，“他们都配得上得一个完整的奖”。
海森堡的想法，对刚刚逃离德国的薛定谔等犹太科学家来说，更像是一种奢望。他们能从希特勒的清洗政策中逃亡，已属万幸。在这种环境中，留守德国的海森堡也无法置身事外。他不仅要应对学界同行的论争，还要应付一些人的政治攻讯这差不多耗费了他同等的精力。尽管如此，他依然试图“在新德国中保持一种头等的、不受政治污染的物理学”。
可惜这个目标终成空想。1934年8月，总统兴登堡去世，希特勒自封国家领袖。斯塔克向德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发电报，邀请他们参加一份支持希特勒的公开宣言。海森堡和普朗克等物理学家拒绝了，理由是“科学和政治不应该混合”。但政治很快渗透到科学中。在讲授物理时，海森堡在指名道姓地提到爱因斯坦等犹太物理学家时，必须同时提到纳粹物理学家的名字。他不久发现这样也行不通。一个纳粹官员直接向组织建议，“集中营无疑是对海森堡先生合适的地方”。考虑到海森堡的国际声誉，组织最终只是给他发来了一个申斥文件。更恶毒的攻击发生在1937年。納粹分子声称，海森堡为了掩盖自己是同性恋才在半年前匆忙结婚。根据当时的法律，男同性恋被视为犯罪，一旦被判定有罪，将立即送进集中营。这些指控和调查，让海森堡受尽屈辱。甚至在近40年后，幻觉中纳粹皮靴的声音常常将这个即将去世的老人从沉睡中惊醒，然后浑身冒冷汗。
虽然在祖国的遭遇痛苦不堪，海森堡依然拒绝了诸多邀请。1939年夏天，海森堡到美国讲学时，物理学家费米和高德斯密特问他“你为什么不到这里来?”
“不，我不能，因为德国需要我。”海森堡回答说。当纳粹政权提出“科学要为战争服务”，要求海森堡负责研制核武器时，他并没有拒绝。他告诉同事，也“可以用战争为科学服务”。这段如今已很难说清楚的历史，也让海森堡饱受争议。德国战败后，海森堡被捕。负责审讯的高德斯密特问他，“你现在愿不愿意到美国和我们一起工作?”海森堡给出了同样的回答。在他看来，这不是政治原因，也不仅仅是爱国。同为量子力学奠基人的玻尔在流亡英国后，海森堡给他写信说，自己之所以拒绝国外那么多诱人的邀请，是因为“我们是为世人托付给我们的科学而活着”。(据《中国青年报》《军事史林》等)
如今，层出不穷的干旱水涝，还有各种生态、环境、移民等问题，民间对三峡的争议和质疑越来越多，当初黄万里先生预言的“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一次次被人提起，当初黄先生在重压之下的抗争更显可贵，因而被网友们称为“科学界的良心”。而方滨兴校长则身处另一极端，他因造出了严重影响中国网民正常访问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国外网站的GFW而被树为“互联网公敌”。不久前，方校长去武大出席活动，Twitter网友随即发起了一项“随手扔方校长解救中国互联网”的活动，许多网友纷纷悬赏，10个VPN账号、淘宝网2000元订单、香港迪斯尼公园+海洋公园门票，甚至美女香吻拥抱等纷纷亮相。活动当天，有一位自称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网友用鞋砸中了方滨兴，随后在学生的保护下安全离开现场。其实，这已不是方校长第一次感受到公众的敌意，之前他曾经开通过新浪微博，被网民发现后遭到“围攻”，3个小时内有上万人留言质问、辱骂。最终，方校长被迫关闭微博，成为微博史上寿命最短的微博账号。
在黄万里和方滨兴身上，我们突然发现，原来科学家和权力，这两个看起来很远的事物，是如此紧密地交缠在一起。
美国空投原子弹：科学家输了，政治家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科学家们的成果得到世人广泛认可并支持的时代，也是美国现代科技体制形成的时代。当年，搞原子弹的决策，是作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给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建议的结果。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造成人类史上的巨大核灾难。而在此之前，是否应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美国科学家和政治家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档案显示，当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计划逐步明确时，关于此事的道德和后果问题的讨论，就在美国科学家中逐步展开。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弗兰克组织了一个“关于原子能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委员会”，于原子弹试验前的6月11日会同芝加哥的另外6位知名科学家起草了一份申请书，其中写道：核能的发展不仅会加强美国的技术和军事力量，也会给它带来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而且核裂变炸弹作为某个国家独有的武器，只能保持几年的秘密，各国科学家都知道它的基本原理。如不能有效地建立国际对核爆炸物的控制，在国际社会得知我们拥有原子弹后，一场核竞赛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何况，这种重量不到1吨的炸弹能摧毁方圆10公里的城市。我们相信，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则不给警告就对日本使用核炸弹是不可取的。如果美国首先对人类使用这种残酷的摧残力量，它将失去世界的支持，加速核武器竞赛，不利于实现对这种武器的国际控制。
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方式上，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们也有很大的分歧。多数人认为，可以在日本上空做一次技术性演示，以达到既恐吓日本促其投降，又减少平民伤亡的目的。另外一些人则担心原子弹在演示中不成功，或在预先警告的情况下，日本人对投放原子弹采取了各种防卫措施，甚至在空中进行自杀式袭击，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但杜鲁门和他的决策者们还是拒绝了芝加哥7位学者的倡议。
即使是主张研制原子弹的爱因斯坦，也坚决反对使用这种武器。当初他主张研制原子弹，是不想让纳粹抢先制造出这种可怕的武器。那时，美军和盟军已经占领德国，并没有发现纳粹拥有原子弹，他就认为已没有必要再使用这种武器。然而，原子弹一旦制造出来，就不由科学家说了算。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杜鲁门就下令，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并要求提出轰炸目标。
杜鲁门力排众议，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按下核按钮的人。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允从太平洋吉尼安基地起飞的美国轰炸机在广岛上空投下了一颗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遭原子弹攻击后，广岛市区的房屋90％遭到破环，其中1／3被夷为平地，至少有7万至8万多人当场死亡，还有7万多人负伤。
当天，杜鲁门公开发表讲话，声言如果日本不投降，就会遭受从天而降的灾难。但东京当权者却没有立即做出反应。9日，杜鲁门发布命令，将第二顆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投掷在长崎。
亩产万斤的悲剧：当科学家为政治家背书
和美国一样，中国搞原子弹，也是政治家的决策，不是科学家的决策。“863计划”是四名作为科学家的院士向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建议的结果。北京高能所的正负离子对撞机，是得到中央领导人支持后才拿到拨款的。现在科学家们拼命争取的973计划，是李鹏拍板的。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计划，是江朱体制下决定的产物。倒退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三钱”为代表的著名海归科学家们，还常常是毛、周的座上宾。
当科学离权力太近，后者的强势通常会轻易遮蔽掉前者的理性。据说“大跃进”能够发生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的科学精神丧失殆尽，包括钱学森这样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1958年，钱学森曾在《大众科学》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和《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两篇文章，用植物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了亩产万斤的可能性。
尽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对“大跃进”不积极，有不少农业方面的专家，包括著名的物候学家竺可桢和植物生理学家罗宗略都撰文反对。例如植物所罗所长说：“万斤粮只能用农艺学来分析，以植物生理学总结，不是从实际因素出发，不可轻信”。但钱学森这位既不是农艺学家、也不是植物生理学家的导弹专家却大胆声称：粮食产量可以无限地增加，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其实在农业和生物学上的事情，远没有工业生产过程和弹道导弹计算那样来的精准。而问题就出在那个光合转化效率的30％上：以目前的生产力水平，高产农田植物的光合转化效率也不过0.5％，50年代，撑死了也不超过0.3％，而钱学森把0.3％一下子就说成30％，扩大了100倍!这本身在科学上是绝不能实现的事情，人家世界上顶尖的导弹专家就敢于拍脑袋瓜儿瞎说。
一年后，钱学森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从而为“大跃进”和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上的背书。钱先生以他科学家的名誉作担保，让千千万万的人相信“大跃进”政策的“科学性”，其效果极为恶劣，也是极度不负责任的。但受此影响和激励，而且怕被拔白旗和打右派，全国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也都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深翻土地和放入造卫星的群众运动中去。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曾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 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后来执掌中央文革小组的陶铸等高层领导人也引用了钱学森的文章。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入于是便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
这场唯心主义闹剧，以上千万农民的饿毙而告终。虽然当时的政治领导1人毛泽东等人要为领导“大跃进”造成的大饥馑以及上千万生命的不幸死亡负主要责任，但钱学森这位身居高位、曾经获得“国家杰出贡献奖”、并在当时积极地“科学”论证了亩产上万斤的科学家，也难辞其咎。2009年，在凤凰卫视举办的“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上，钱学森获“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此后不久，《新周刊》发表吴晓波的评论文章《钱学森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作者说，他在“电视前，目睹了(凤凰卫视颁奖)感人的盛况”，要求“对于1958年的那几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想听到一个98岁的伟大老者的最后一声道歉。”“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同年10月31日，98岁的钱学森去世之后，在海外，在网络上，纪念之情甚重，但攻击的言词仍未平息……
物理学家拒领诺贝尔奖：让科学远离政治
在强大的权力面前，也有一些“很倔”的科学家，不仅拒绝巨大的荣誉，甚至冒死也要维护科学的纯洁和尊严。1933年11月9日，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收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电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决定将推迟一年公布的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海森堡，以表彰他“创立了量子力学”。获奖的消息令德国人激动不已，但他们随即被泼了一盆冷水。31岁的诺奖得主通知物理学家斯塔克，他不会参加11月11日在莱比锡举办的群众大会。
这次大会由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同盟主办，支持德国退出国际联盟，被视为“德国学术界的示威”。追随希特勒的19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斯塔克是组织者，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都将参加大会。此刻，他们都无法掩盖海森堡的光芒。海森堡的缺席，不仅造成一次混乱，还在大学生中引发了热议。
斯塔克指责海森堡拒绝参加“教授们对阿道夫·希特勒的致谢”，这是个非同小可的罪名。因为新上台的大学领导在第一学年便宣称：“新德国中的大学是政治性的，是培养政治人才的大学机关，培养出来的人将用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为国家服务。”不少教授和学生已经携手成为“希特勒统治下的同志”。海森堡暂时还不在“同志”之列，虽然他和许多“同志”有同样的经历。他需要向国家机关上交父母出生证和结婚证，以确定种族根源。他出国旅行，开始需要政府批准，他还需要在效忠誓词上签名，宣称为领袖和祖国不惜牺牲生命。
在莱比锡大学，有青年人警告海森堡，要去扰乱他的课堂。但也有人在夜晚为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火炬游行，他们按照冲锋队的队形一排接一排地向海森堡的住宅前进。在敬意和敌意的交锋中，海森堡带着母亲悄悄去了斯德哥尔摩，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了诺贝尔奖。在那里，他见到了以前曾一起工作过的狄拉克和薛定谔，他们是来共同领取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关于诺贝尔奖，我觉得很对不起薛定谔、狄拉克和玻尔”，在给老师玻尔的信中，海森堡写道。在他看来，自己的奖应该和玻尔分享，而薛定谔和狄拉克不应该分享一个奖，“他们都配得上得一个完整的奖”。
海森堡的想法，对刚刚逃离德国的薛定谔等犹太科学家来说，更像是一种奢望。他们能从希特勒的清洗政策中逃亡，已属万幸。在这种环境中，留守德国的海森堡也无法置身事外。他不仅要应对学界同行的论争，还要应付一些人的政治攻讯这差不多耗费了他同等的精力。尽管如此，他依然试图“在新德国中保持一种头等的、不受政治污染的物理学”。
可惜这个目标终成空想。1934年8月，总统兴登堡去世，希特勒自封国家领袖。斯塔克向德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发电报，邀请他们参加一份支持希特勒的公开宣言。海森堡和普朗克等物理学家拒绝了，理由是“科学和政治不应该混合”。但政治很快渗透到科学中。在讲授物理时，海森堡在指名道姓地提到爱因斯坦等犹太物理学家时，必须同时提到纳粹物理学家的名字。他不久发现这样也行不通。一个纳粹官员直接向组织建议，“集中营无疑是对海森堡先生合适的地方”。考虑到海森堡的国际声誉，组织最终只是给他发来了一个申斥文件。更恶毒的攻击发生在1937年。納粹分子声称，海森堡为了掩盖自己是同性恋才在半年前匆忙结婚。根据当时的法律，男同性恋被视为犯罪，一旦被判定有罪，将立即送进集中营。这些指控和调查，让海森堡受尽屈辱。甚至在近40年后，幻觉中纳粹皮靴的声音常常将这个即将去世的老人从沉睡中惊醒，然后浑身冒冷汗。
虽然在祖国的遭遇痛苦不堪，海森堡依然拒绝了诸多邀请。1939年夏天，海森堡到美国讲学时，物理学家费米和高德斯密特问他“你为什么不到这里来?”
“不，我不能，因为德国需要我。”海森堡回答说。当纳粹政权提出“科学要为战争服务”，要求海森堡负责研制核武器时，他并没有拒绝。他告诉同事，也“可以用战争为科学服务”。这段如今已很难说清楚的历史，也让海森堡饱受争议。德国战败后，海森堡被捕。负责审讯的高德斯密特问他，“你现在愿不愿意到美国和我们一起工作?”海森堡给出了同样的回答。在他看来，这不是政治原因，也不仅仅是爱国。同为量子力学奠基人的玻尔在流亡英国后，海森堡给他写信说，自己之所以拒绝国外那么多诱人的邀请，是因为“我们是为世人托付给我们的科学而活着”。(据《中国青年报》《军事史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