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理论宣传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特别是在党史研究领域，胡乔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胡乔木坚持“站在党的立场上，叙述党的历史”，提倡写党史“要有政治上的观察和把握”。他不但掌握了翔实的党史资料，注重运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党史，同时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悟，将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关键词】胡乔木；中共党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8-0017-03
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理论宣传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胡乔木的著作和思想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是他在党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总结。
一、研究党史需要坚定的党性来保障
讲党性是党史研究的鲜明特征，也是党史研究的标准尺度。一个人的党性是在长期的艰苦革命斗争中逐渐养成的。胡乔木在长期的革命建设生涯中锻炼了坚定的党性修养。胡乔木认为，研究党史是为党的事业服务的，“写党史要有政治上的观察和把握”，要充分体现党史研究的战斗性。“黨史工作主要就是对我党历史进行研究，然而党史工作的最终目的并非面向过去，其主要针对今后与将来，对过去进行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服务于现在及将来。党史工作与我党其它工作相同，也是为能够更好支持我党领导，为我国更好坚持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而不断开展的。所以，党史工作开展过程中，不可单纯将其作为幕后研究事业对待，应将其作为具有较强战斗性的一项前线工作”。[1]胡乔木把这种认识也贯彻到了自己的工作之中。对于胡乔木来说，党性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自己的经历和心血。这些心血的背后更是一种对真理的信仰。“对于党史工作而言，其之所以具备战斗性，具有较强大力量，主要是由于在党史工作中以科学及真理为依据。党史工作的这种战斗性实质就是科学与反科学两者之间斗争，真实与虚假之间斗争”。如果没有坚实的信仰和情感基础，胡乔木很难在自己的工作中特别是党史工作中投入全身心的热情。胡乔木毕生都在忘我工作，辛勤笔耕，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因此，对于黨的热爱和对真理的执著，推动胡乔木在工作中作出更大的努力。没有坚定的党性修养，成就不了胡乔木。
胡乔木认为，讲党性并不是要讳言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错误。1988年6月，在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京党史大事记进行编写时，胡乔木与中央党史研究室相关工作人员曾进行谈话，并且表达其自身观点及看法。他认为，在1927-1934年，我党领导虽然出现严重“左倾”错误思想，然而这一时期广大党员及革命积极分子都在为人民利益及革命理想不断奋斗，这是正义并且光荣的，仍能够表现出历史不断进步的方向。在党史研究工作过程中，若未能够清楚认识到这一事实，则也就很难对党史读者进行较好教育。对于这些历史事实而言，我们无法对其进行修改，也不可将其作为正确与否看待，应当以科学历史思想及眼光，对过去历史进行科学回顾分析，不能为满足当前续写需求而对历史进行修改、装饰。另外，胡乔木还表示，现在对这一段历史资料进行编辑过程中，不可单纯表现出“左倾”事物，更应当突出表现出一些比较正确的，且比较有意义的事物。在胡乔木看来，对于这一时期所出现党内斗争而言，在进行记述时应当更加慎重，对于大部分执行“左倾”思想的一些同志而言，都是由于党内思想认识存在问题，对于他们为党所作出功绩及贡献应当给予肯定。[2]
二、研究党史必须讲究科学性
作为学者，胡乔木当然知道，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它的科学性。若党史研究缺乏科学性，则其也就不具备存在价值。胡乔木认为，历史学家属于历史研究者，同时对历史发展也有很好促进作用。作为党及政府得力忠实助手，并不表现以为附和，若一味附和，则必然会导致实际工作缺乏科学性，则研究工作也就缺乏存在意义及价值。[3]在胡乔木看来，科学研究不能单纯为政治需求服务，在对这一点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够保证研究工作更有价值。就马克思主义而言，从历史长远发展角度来看，政治并非其最终目的，政治的主要目的是作为一种手段及途径，使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目的能够得以实现。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而言，其主要目标就是使劳动人民经济文化能够得以实现，属于最为重要的一种手段，在特定条件下其它相关手段必须要与之相协调。然而，若以政治需求为借口，要求历史科学与历史事实相违背，对客观事实进行篡改，这样不但会对历史科学性造成破坏，并且会对社会主义政治造成破坏。对于历史科学与政治需求相满足的正确理解，能够为社会及政治提供新型科学研究成果，而在利用这种成果的基础上社会及政治能够对历史进行指导。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能够使历史科学自身任务得以完成，还能够使政治任务完成，不但历史科学性不会受到影响，反而能够使其荣誉性得以增强，同时也能够使社会主义政治荣誉得以增强。若将历史科学及其它相关科学当作政治服务临时需求，则必然会对历史学造成破坏，并且会导致政治自身被破坏。在胡乔木看来，在开展党史研究过程中应当以科学态度、方法及论证对党各种根本问题进行阐述。另外，在胡乔木看来，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其与政治相配合，提出与现实相关的一些意见及建议属于其中一个方面，也是比较直接的方面。然而范围比较有限，创造水平较高的作品，进一步推动学术进步及发展，从而使国家得到更好荣誉，这一点属于间接服务于政治，其范围较广泛，若未能够明确这一点，则历史也就必然片面。”这里更是把学术著作的水平与“祖国荣誉”联系起来了。
从学术的角度看，研究党史当然要讲科学的方法。胡乔木创造性地提出了“四面八方”的研究方法。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的过程中，胡乔木对编写人员反复讲，研究党史，要注意四面八方。“若脱离社会发展，单纯讲述党史，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不符合。具体而言，其一，在党史中应当包含人民群众，在党史中应当能够表现出党是以人民群众为基础奋斗的，党的发展属于人民群众要求的具体反映，在依靠人民群众基础上能够取得理想成果。在阅读党史之后，要使人们能够体会到人民在党的发展中占据中心地位，党始终尊重人民。其二，在党史中应当包含朋友，我党发展是在与党的合作方之间共同发展而得到的，若未能够将这些人写入党史中，则党史也就会存在比较狭隘的宗派观念。其三，党史中应当包含地方上及普通干部与党员，在党史中不但要包含党中央及中央领导人相关活动，同时也应当包含地方组织、党优秀干部及党员群众活动，不可由于领导错误而忽略我党群众性斗争。其四，在党史中能够阐明我党胜利及成就均是在马克思主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基础上而得到的。这种方法显然是一种立体的、全景式的研究方法，体现出作为学者的胡乔木的广阔视野和开放胸襟。 胡乔木还强调，党史研究工作要与时俱进，要与国史研究结合起来。“在经过一定时期之后，对于党史中一些秘密而言，其秘密性及保密必要性均会逐渐降低，这一点在档案工作中属于普遍规律。” “党史并不是自我封闭的一个体系，党史工作需要进行改革，而为能够实现改革必须要使其更加开放，在开放工作基础上才能够使党史开放性得以形成。”胡乔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多年了。我们应当注意对共和国历史进行研究，对共和国历史进行编写，在此基础上对我党及我国发展历史进行更好记录，这一点也必然能够得到政府赞成及支持。”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研究党史也要有新的材料。胡乔木对党史资料十分重视，在他看来，为能够较好开展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及研究工作，应当充分占有及利用所有可靠资料，并且要合理辨别这些资料，在此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了解历史真相及发展经过，才能够创作出更优秀历史著作。另外，对于国外一些论著中经常出现的较重要且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错误观点以及歪曲历史言论，应当科学进行分析及批判”。 “对于由中央领导所编写党史而言，应当提供出比较具备权威性的一些相关材料。”“要不断提供新的资料及材料，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实现不断突破，不断创新。” “对于一些新型事实，应当尽可能多地进行运用，对于这种事实应当具备新见解，对于事实描述及分析应当具备新认识及新思想，并且应当对现有材料充分利用，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表面党史是以对相关材料充分掌握为基础进行编写的。”在编写《回忆毛泽东》一书时，胡乔木对材料来源曾进行专门强调：其一，党中央所保存相关档案；其二，公开的各种出版物、回忆录以及文章；其三，个人回忆录，应当使这三个方面充分结合。另外，为能够更好编写党史，应当尽可能多地收集相关材料，对于国民党所编写共产党材料及外国人所编写共产党材料也应当进行收集，适当进行借鉴。”这些要求，都体现出了胡乔木作为学者所具备的严谨、敏锐和责任。
三、研究党史要注入深刻的热情
无论是革命事业，还是学术研究，都离不开个人情感的投入。胡乔木认为，在党史研究中，一定要投入自己的情感。在胡乔木看来，在对党史进行编写过程中，应当保持充分热情，要能够充分体会到这些革命经验的来之不易，书写笔法忌平淡无奇，应注意适当进行评论，应当在其中融入自身感情。胡乔木认为，对于我党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群众拥护，得到较好发展的原因，在进行党史编写时不可通过生产关系必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这种比较抽象的关键进行解释，这样将会导致历史更加抽象化、理论化及理想化。他认为，事实相比于理论而言更加复杂、更加丰富，对于革命人员走向革命应当更加生动具体地进行描写，否则将会导致历史十分枯燥，十分單调，在阅读时也就会缺乏味道，因而党史著作要能够实现以情动人，对于党工作及活动进行叙述时应当引起人们同情，使其更好使人信服。 “写党史的时候，要避免让人说共产党不讲情义。” “把人民的斗争、党的斗争，热气腾腾的局面反映出来”。情感离不开人。胡乔木认为，党史应当注意写人，并且写人时不但要写大人物，还应当写小人物，并且党史应当具备比较生动的情景，要能够使人信服，使人感动，不但要能够以正确道理对人进行教育，并且要以高尚情操陶冶人，在党史中应当包含很多名人轶事，对于有些人物应当进行生动形象描写，使其能够得以更好流传，在对党史人物进行评价方面，应当采取客观、公正态度。胡乔木特别指出，在编写党史过程中，对于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一些同志，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感情方面问题，然而这些人同样有缺点存在，在对这些人进行评价时必须要以客观、公正态度对待。对毛泽东同志，开始是上帝，后来变成魔鬼，不成为历史，成了神话故事，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对于歪曲党史的一些言论，胡乔木表示十分气愤，他认为作为共产党员必须要能够表达出自身内心真实感受，但是也不能没有任何感情。因此，党史研究中要注入自己的感情，不仅要感动自己，更要感动别人。
众所周知，胡乔木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情感。在胡乔木文集中，他曾提出，若缺乏毛泽东同志教诲及指导，其很难创作出这些文章，并且其写作能力也很难得到进步。在25年的时间内，胡乔木与毛泽东之间建立深情厚谊，对于胡乔木而言，毛泽东为全党领袖，也是对其直接领导的上司，同时在政治及思想上也是他的引导者，胡乔木成长及发展和毛泽东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对于毛泽东，胡乔木确实存在知遇之感，并且对毛泽东的气度及才干也比较佩服，同时毛泽东对其也比较赏识，虽然胡乔木为助手、秘书，然而工作在毛泽东身边却十分适应，这一点在我党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十分常见。
但是，研究党史还不能完全为个人情感左右。一方面，虽然胡乔木对毛泽东同志十分尊重，然而在有些问题仍并不赞同，仍保持自身见解。胡乔木在编写《回忆毛泽东》一书时对编辑人员说：该书内容主要就是对毛泽东进行回忆，整本书的主体就是毛泽东同志，主要就是回忆毛泽东同志，在书中并未融入中央整体活动。虽然该书以个人回忆为主，然而很多内容并非仅仅设计个人回忆内容。胡乔木曾说道，有些事情他个人虽然曾经亲身接触，然而并不是十分了解其详细情况，对于这些事情仍要写入书中，因为这些事情十分重要，需要通过材料进行清楚阐述，在这段时间内胡乔木并非能够成为很多事件参与者，因而在编写时不可避免地要加入一定个人成分，然而勉强加入十分不当，可能会给读者带来有意加入之感，也就会丧失该书主旨，最终可能會成为回忆自己。对于回忆成分多少而言，应当依据实际情况确定，但是要始终把握以回忆毛泽东同志活动为主。另一方面，胡乔木也提倡要充分认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并认真加以研究。他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重点。他说：“毛主席犯了错误，后来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很大的不幸，但是事实已经是这样了，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他不犯错误，那当然好了。事实既然是这样，我们只好照现在这样来研究。”[4]这些话语里充满了痛惜与无奈。没有对毛泽东的深厚情感就不会有这种痛切的慨叹！
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剥离开来，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任务，也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这不仅是对胡乔木个人感情的一种挑战，更是关系党的形象和未来发展的关键步骤。1981年5月，胡乔木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说明，该决议稿的作者是二十几位同志，是通过这些人员共同努力得以完成的，属于集体作品，在中间曾多次进行修改，他个人仅仅参与部分修改工作，其中很多内容已经无法确定由哪位同事提出，很多均由中央领导提出，也有很多是经过共同探讨之后得以提出。同时，他表明该决议稿虽然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过，然而若存在不当之处，以及其它缺点，其均会对其负责”据胡乔木女儿回忆，“邓力群说：‘乔木确实忧国忧民， 忧得很深’，‘几十年来，没有看到他放声大笑过’。父亲的故交常念斯则说： 这‘是埋藏在他心底的、对革命事业感到的痛苦。’”她认为，胡乔木对毛泽东忠诚、敬佩，然而又为毛泽东曾出现的错误决定而导致的严重危害感到痛惜，这必然会成为其心理负担。因而，胡乔木曾提出，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进行区别时，应当慎重对待。对于党史研究来说，如果全部是情感的宣泄是可怜的；如果只是毫无情感的陈述则是可悲的。
我们从胡乔木那里可以学到很多关于研究党史的历史知识和科学方法，对于这些东西，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沙健孙.胡乔木谈党史工作[J].党史博采，1994，（6）.
[2]谷羽.胡乔木与知识分子[J].人民日报，1994-10-30.
[3]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人民出版社，1999.
[4]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M].人 民出版社，2007.
（本文选自：世纪桥 2017年08期）
【关键词】胡乔木；中共党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8-0017-03
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理论宣传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胡乔木的著作和思想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是他在党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总结。
一、研究党史需要坚定的党性来保障
讲党性是党史研究的鲜明特征，也是党史研究的标准尺度。一个人的党性是在长期的艰苦革命斗争中逐渐养成的。胡乔木在长期的革命建设生涯中锻炼了坚定的党性修养。胡乔木认为，研究党史是为党的事业服务的，“写党史要有政治上的观察和把握”，要充分体现党史研究的战斗性。“黨史工作主要就是对我党历史进行研究，然而党史工作的最终目的并非面向过去，其主要针对今后与将来，对过去进行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服务于现在及将来。党史工作与我党其它工作相同，也是为能够更好支持我党领导，为我国更好坚持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而不断开展的。所以，党史工作开展过程中，不可单纯将其作为幕后研究事业对待，应将其作为具有较强战斗性的一项前线工作”。[1]胡乔木把这种认识也贯彻到了自己的工作之中。对于胡乔木来说，党性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自己的经历和心血。这些心血的背后更是一种对真理的信仰。“对于党史工作而言，其之所以具备战斗性，具有较强大力量，主要是由于在党史工作中以科学及真理为依据。党史工作的这种战斗性实质就是科学与反科学两者之间斗争，真实与虚假之间斗争”。如果没有坚实的信仰和情感基础，胡乔木很难在自己的工作中特别是党史工作中投入全身心的热情。胡乔木毕生都在忘我工作，辛勤笔耕，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因此，对于黨的热爱和对真理的执著，推动胡乔木在工作中作出更大的努力。没有坚定的党性修养，成就不了胡乔木。
胡乔木认为，讲党性并不是要讳言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错误。1988年6月，在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京党史大事记进行编写时，胡乔木与中央党史研究室相关工作人员曾进行谈话，并且表达其自身观点及看法。他认为，在1927-1934年，我党领导虽然出现严重“左倾”错误思想，然而这一时期广大党员及革命积极分子都在为人民利益及革命理想不断奋斗，这是正义并且光荣的，仍能够表现出历史不断进步的方向。在党史研究工作过程中，若未能够清楚认识到这一事实，则也就很难对党史读者进行较好教育。对于这些历史事实而言，我们无法对其进行修改，也不可将其作为正确与否看待，应当以科学历史思想及眼光，对过去历史进行科学回顾分析，不能为满足当前续写需求而对历史进行修改、装饰。另外，胡乔木还表示，现在对这一段历史资料进行编辑过程中，不可单纯表现出“左倾”事物，更应当突出表现出一些比较正确的，且比较有意义的事物。在胡乔木看来，对于这一时期所出现党内斗争而言，在进行记述时应当更加慎重，对于大部分执行“左倾”思想的一些同志而言，都是由于党内思想认识存在问题，对于他们为党所作出功绩及贡献应当给予肯定。[2]
二、研究党史必须讲究科学性
作为学者，胡乔木当然知道，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它的科学性。若党史研究缺乏科学性，则其也就不具备存在价值。胡乔木认为，历史学家属于历史研究者，同时对历史发展也有很好促进作用。作为党及政府得力忠实助手，并不表现以为附和，若一味附和，则必然会导致实际工作缺乏科学性，则研究工作也就缺乏存在意义及价值。[3]在胡乔木看来，科学研究不能单纯为政治需求服务，在对这一点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够保证研究工作更有价值。就马克思主义而言，从历史长远发展角度来看，政治并非其最终目的，政治的主要目的是作为一种手段及途径，使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目的能够得以实现。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而言，其主要目标就是使劳动人民经济文化能够得以实现，属于最为重要的一种手段，在特定条件下其它相关手段必须要与之相协调。然而，若以政治需求为借口，要求历史科学与历史事实相违背，对客观事实进行篡改，这样不但会对历史科学性造成破坏，并且会对社会主义政治造成破坏。对于历史科学与政治需求相满足的正确理解，能够为社会及政治提供新型科学研究成果，而在利用这种成果的基础上社会及政治能够对历史进行指导。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能够使历史科学自身任务得以完成，还能够使政治任务完成，不但历史科学性不会受到影响，反而能够使其荣誉性得以增强，同时也能够使社会主义政治荣誉得以增强。若将历史科学及其它相关科学当作政治服务临时需求，则必然会对历史学造成破坏，并且会导致政治自身被破坏。在胡乔木看来，在开展党史研究过程中应当以科学态度、方法及论证对党各种根本问题进行阐述。另外，在胡乔木看来，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其与政治相配合，提出与现实相关的一些意见及建议属于其中一个方面，也是比较直接的方面。然而范围比较有限，创造水平较高的作品，进一步推动学术进步及发展，从而使国家得到更好荣誉，这一点属于间接服务于政治，其范围较广泛，若未能够明确这一点，则历史也就必然片面。”这里更是把学术著作的水平与“祖国荣誉”联系起来了。
从学术的角度看，研究党史当然要讲科学的方法。胡乔木创造性地提出了“四面八方”的研究方法。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的过程中，胡乔木对编写人员反复讲，研究党史，要注意四面八方。“若脱离社会发展，单纯讲述党史，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不符合。具体而言，其一，在党史中应当包含人民群众，在党史中应当能够表现出党是以人民群众为基础奋斗的，党的发展属于人民群众要求的具体反映，在依靠人民群众基础上能够取得理想成果。在阅读党史之后，要使人们能够体会到人民在党的发展中占据中心地位，党始终尊重人民。其二，在党史中应当包含朋友，我党发展是在与党的合作方之间共同发展而得到的，若未能够将这些人写入党史中，则党史也就会存在比较狭隘的宗派观念。其三，党史中应当包含地方上及普通干部与党员，在党史中不但要包含党中央及中央领导人相关活动，同时也应当包含地方组织、党优秀干部及党员群众活动，不可由于领导错误而忽略我党群众性斗争。其四，在党史中能够阐明我党胜利及成就均是在马克思主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基础上而得到的。这种方法显然是一种立体的、全景式的研究方法，体现出作为学者的胡乔木的广阔视野和开放胸襟。 胡乔木还强调，党史研究工作要与时俱进，要与国史研究结合起来。“在经过一定时期之后，对于党史中一些秘密而言，其秘密性及保密必要性均会逐渐降低，这一点在档案工作中属于普遍规律。” “党史并不是自我封闭的一个体系，党史工作需要进行改革，而为能够实现改革必须要使其更加开放，在开放工作基础上才能够使党史开放性得以形成。”胡乔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多年了。我们应当注意对共和国历史进行研究，对共和国历史进行编写，在此基础上对我党及我国发展历史进行更好记录，这一点也必然能够得到政府赞成及支持。”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研究党史也要有新的材料。胡乔木对党史资料十分重视，在他看来，为能够较好开展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及研究工作，应当充分占有及利用所有可靠资料，并且要合理辨别这些资料，在此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了解历史真相及发展经过，才能够创作出更优秀历史著作。另外，对于国外一些论著中经常出现的较重要且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错误观点以及歪曲历史言论，应当科学进行分析及批判”。 “对于由中央领导所编写党史而言，应当提供出比较具备权威性的一些相关材料。”“要不断提供新的资料及材料，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实现不断突破，不断创新。” “对于一些新型事实，应当尽可能多地进行运用，对于这种事实应当具备新见解，对于事实描述及分析应当具备新认识及新思想，并且应当对现有材料充分利用，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表面党史是以对相关材料充分掌握为基础进行编写的。”在编写《回忆毛泽东》一书时，胡乔木对材料来源曾进行专门强调：其一，党中央所保存相关档案；其二，公开的各种出版物、回忆录以及文章；其三，个人回忆录，应当使这三个方面充分结合。另外，为能够更好编写党史，应当尽可能多地收集相关材料，对于国民党所编写共产党材料及外国人所编写共产党材料也应当进行收集，适当进行借鉴。”这些要求，都体现出了胡乔木作为学者所具备的严谨、敏锐和责任。
三、研究党史要注入深刻的热情
无论是革命事业，还是学术研究，都离不开个人情感的投入。胡乔木认为，在党史研究中，一定要投入自己的情感。在胡乔木看来，在对党史进行编写过程中，应当保持充分热情，要能够充分体会到这些革命经验的来之不易，书写笔法忌平淡无奇，应注意适当进行评论，应当在其中融入自身感情。胡乔木认为，对于我党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群众拥护，得到较好发展的原因，在进行党史编写时不可通过生产关系必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这种比较抽象的关键进行解释，这样将会导致历史更加抽象化、理论化及理想化。他认为，事实相比于理论而言更加复杂、更加丰富，对于革命人员走向革命应当更加生动具体地进行描写，否则将会导致历史十分枯燥，十分單调，在阅读时也就会缺乏味道，因而党史著作要能够实现以情动人，对于党工作及活动进行叙述时应当引起人们同情，使其更好使人信服。 “写党史的时候，要避免让人说共产党不讲情义。” “把人民的斗争、党的斗争，热气腾腾的局面反映出来”。情感离不开人。胡乔木认为，党史应当注意写人，并且写人时不但要写大人物，还应当写小人物，并且党史应当具备比较生动的情景，要能够使人信服，使人感动，不但要能够以正确道理对人进行教育，并且要以高尚情操陶冶人，在党史中应当包含很多名人轶事，对于有些人物应当进行生动形象描写，使其能够得以更好流传，在对党史人物进行评价方面，应当采取客观、公正态度。胡乔木特别指出，在编写党史过程中，对于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一些同志，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感情方面问题，然而这些人同样有缺点存在，在对这些人进行评价时必须要以客观、公正态度对待。对毛泽东同志，开始是上帝，后来变成魔鬼，不成为历史，成了神话故事，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对于歪曲党史的一些言论，胡乔木表示十分气愤，他认为作为共产党员必须要能够表达出自身内心真实感受，但是也不能没有任何感情。因此，党史研究中要注入自己的感情，不仅要感动自己，更要感动别人。
众所周知，胡乔木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情感。在胡乔木文集中，他曾提出，若缺乏毛泽东同志教诲及指导，其很难创作出这些文章，并且其写作能力也很难得到进步。在25年的时间内，胡乔木与毛泽东之间建立深情厚谊，对于胡乔木而言，毛泽东为全党领袖，也是对其直接领导的上司，同时在政治及思想上也是他的引导者，胡乔木成长及发展和毛泽东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对于毛泽东，胡乔木确实存在知遇之感，并且对毛泽东的气度及才干也比较佩服，同时毛泽东对其也比较赏识，虽然胡乔木为助手、秘书，然而工作在毛泽东身边却十分适应，这一点在我党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十分常见。
但是，研究党史还不能完全为个人情感左右。一方面，虽然胡乔木对毛泽东同志十分尊重，然而在有些问题仍并不赞同，仍保持自身见解。胡乔木在编写《回忆毛泽东》一书时对编辑人员说：该书内容主要就是对毛泽东进行回忆，整本书的主体就是毛泽东同志，主要就是回忆毛泽东同志，在书中并未融入中央整体活动。虽然该书以个人回忆为主，然而很多内容并非仅仅设计个人回忆内容。胡乔木曾说道，有些事情他个人虽然曾经亲身接触，然而并不是十分了解其详细情况，对于这些事情仍要写入书中，因为这些事情十分重要，需要通过材料进行清楚阐述，在这段时间内胡乔木并非能够成为很多事件参与者，因而在编写时不可避免地要加入一定个人成分，然而勉强加入十分不当，可能会给读者带来有意加入之感，也就会丧失该书主旨，最终可能會成为回忆自己。对于回忆成分多少而言，应当依据实际情况确定，但是要始终把握以回忆毛泽东同志活动为主。另一方面，胡乔木也提倡要充分认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并认真加以研究。他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重点。他说：“毛主席犯了错误，后来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很大的不幸，但是事实已经是这样了，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他不犯错误，那当然好了。事实既然是这样，我们只好照现在这样来研究。”[4]这些话语里充满了痛惜与无奈。没有对毛泽东的深厚情感就不会有这种痛切的慨叹！
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剥离开来，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任务，也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这不仅是对胡乔木个人感情的一种挑战，更是关系党的形象和未来发展的关键步骤。1981年5月，胡乔木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说明，该决议稿的作者是二十几位同志，是通过这些人员共同努力得以完成的，属于集体作品，在中间曾多次进行修改，他个人仅仅参与部分修改工作，其中很多内容已经无法确定由哪位同事提出，很多均由中央领导提出，也有很多是经过共同探讨之后得以提出。同时，他表明该决议稿虽然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过，然而若存在不当之处，以及其它缺点，其均会对其负责”据胡乔木女儿回忆，“邓力群说：‘乔木确实忧国忧民， 忧得很深’，‘几十年来，没有看到他放声大笑过’。父亲的故交常念斯则说： 这‘是埋藏在他心底的、对革命事业感到的痛苦。’”她认为，胡乔木对毛泽东忠诚、敬佩，然而又为毛泽东曾出现的错误决定而导致的严重危害感到痛惜，这必然会成为其心理负担。因而，胡乔木曾提出，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进行区别时，应当慎重对待。对于党史研究来说，如果全部是情感的宣泄是可怜的；如果只是毫无情感的陈述则是可悲的。
我们从胡乔木那里可以学到很多关于研究党史的历史知识和科学方法，对于这些东西，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沙健孙.胡乔木谈党史工作[J].党史博采，1994，（6）.
[2]谷羽.胡乔木与知识分子[J].人民日报，1994-10-30.
[3]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人民出版社，1999.
[4]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M].人 民出版社，2007.
（本文选自：世纪桥 2017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