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近三年的朝鲜战争，最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为一方，中朝军队为一方的停战协定，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字生效，双方随即开始交换战俘。
　　 有一批美军战俘和少数仆从国战俘拒绝遣返回国，要求到中国居留安置，渴望在华读书学习和工作。我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参照国际法，答应和满足他们的要求，集中安置在北京、山东、天津等条件较好的地方，按专业技能和本人志愿，分配在工厂、学校医院工作，有的保送到人民大学学汉语。政治上一律按外侨对待，不得歧视，生活上则加以照顾，具体联络管理工作，中央委托中国红十字会负责。
　　 十多年以后，这些“战俘”早已融入中国社会，有一份理想的工作。不少人娶妻成家，生儿育女，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和中国人建立了亲情与友情关系。有的还当上了厂长、经理、工程师，有的分配到学校教书，个别人被聘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文出版社的高级编译人员，享受外籍专家待遇，住进了“友谊宾馆”专家小楼；他们中有的人还在不断应邀参加如《停战以后》等影片的拍摄工作，扮演了军调小组美方代表的角色。他们在我国不同战线上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然而，所有这些均为世人所不知不晓，成为当时的一个不解之谜。
　　 1962年初秋，山西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突然接到中国红十字会的通知:经中央批准，组织当年朝鲜战争拒绝遣返美国战俘分期分批到各地参观学习。接着中国红十字会特邀公安部、总参、外交部等有关部门组成联络组深入相关省、市打前站，联络安排接待事宜。山西省政府郑林副省长，太原市政府刘舒侠副市长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北京联络组同志。北京同志详细介绍了美俘背景、政治表现、工作情况、中央政策、接待原则、注意事项等。然后，具体商定了接待方案，排定活动日程。联络组同志特别强调，中央明确指示，从国际国内形势需要出发，为了扩大国际反美统一战线，中央同意让当年朝鲜战争拒遣战俘依其志愿，回国、移居他国或继续留居中国。为了做好行前教育工作，满足他们到各地参观的意愿，决定先集中北京，请党和政府有关部门领导人员和当年抗美援朝参战人员接见、座谈、联欢，由知名专家做报告，然后分批到各地参观考察，以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中央要求所去各地应予以高度重视，按照“外国侨民”的特殊身份接待，“积极、主动、广泛地宣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介绍情况要实事求是，既要安排看好的，也要安排看差的，要放手让他们接触群众，通过亲身观察和体验，得出自己真实的结论。中央还要求，对这批客人政治上要善待，不得歧视，生活上要适当照顾，尽量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接触中应热情友好，多做工作，做好工作。遇有不同观点，可以求同存异，如遇无理取闹、攻击诬蔑，应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不予纠缠，避免争论。中央领导还特意交待，一定要注意他们的人身安全，坚持“内紧外松”，不能有丝毫伤害。
　　 我作为一名工作人员，自始自终参加了接待工作。省里十分重视这批“特别来宾”的接待。以外事为主，从公安、军区、交际部门抽调精干人员组成接待班子。由时任外办专职副主任的王金贵同志，主持会议做动员，交待任务，明确职责。我记得，领导反复讲，这次接待的对象很特别，是一项特别的政治任务，政策性强，事务性大，要尽最大的热情，做好工作。接着大家用一天的时间学习中央文件，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开始接待人员普遍认为这是一批“不速之客”，思想绷得很紧，如同上战场，准备斗争。这当然不符合中央的精神。经过学习和领导引导，从感情上慢慢转变了过来。领导上特别强调指出:“大家对这批客人具有好奇心、神秘感和警惕性，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要和他们交朋友。要轻松愉快的去交朋友。”接着，就具体研究、落实接待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制订出详细、可行的实施方案。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渡过，物资不是十分丰富，太原市政府特供一批副食品，各地的烟、酒、粮油、肉食等源源不断调来住地——并州饭店(小南楼)。确定的参观点有:太重、晋祠人民公社长巷大队、太原牛奶场、晋祠工人疗养院、少年宫、晋祠。同时，还要看一场晋剧晚会和太原杂技艺术团的表演。应该说，从精神到物质，做好了较充分的准备。
　　 当年夏、秋两季，红十字会总会一位副秘书长(公安部处长)陪同，分两批来太原参观。第一批40人，第二批12人。主要是美国人，也有土耳其、南非、英国的几个，陪同人员均为公安部的，能讲点英语，和他们很熟悉，相处较融洽。这就减少了我们很多负担。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红十字一直与他们联络的工作人员。这批朋友到达以后，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中国话讲得很流利，有的人能讲一口北京话，简直使你不敢相信他们是外国人。平常交谈，听介绍不需要通过翻译；第二是态度基本友好，较为听话，行动一致，不乱跑乱动，能服从地方安排；第三是通晓中国国情，什么“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知道的很多；第四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普遍高，多数人是大学肄业或毕业后应征入伍，有的来华后通过各种形式进修学习，达到了研究生水准，个别成为专家教授。通过几天的接触，一下改变了我们原来的想象。大家思想放松下来，大胆接近，主动聊天，谈话无拘无束，涉及面很广，彼此有了信赖感，确实成了朋友。临别时有的人依依不舍，几位已经享受文教专家待遇的朋友，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联系。直到“文革”开始，他们先后离开了中国为止；第五是，学习认真，都带一个笔记本，下到工厂、公社参观，好比记者采访，听介绍做记录，发问也多，问得很深、很细，反复核对数字，有时弄得接待单位很被动，为此曾引起过争议和不愉快，还做了不少解释。那时，“左”风盛行，有人说他们不友好，怀疑他们搞“情报”，主张“反击”。北京同志不同意。现在看，他们是出于职业的需要，纯属正常现象，况且一个工厂、一个大队的数字也说不明国家的全局。
　　 但是，这些人毕竟年轻，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性，特别是散居各地，常年孤苦，单独劳动、生活，一下子集中起来，组织到各地参观，而且给予一定礼遇，思想上便放松了，行动上要自由，提出许多要求，在当时条件下有的是不能满足的。如找女人跳舞、唱歌……这种明显的寻欢作乐，当予拒绝。至于旅游、爬山、打牌、钓鱼等，经研究，只满足钓鱼一项，专门找省体委在晋祠西湖特别组织过一次钓鱼活动，效果很好。记得一名土耳其老兵，貌相不显，但他是一位钓鱼能手，钓上一大桶鱼，带回饭店大家美餐一顿。
　　 本来，这次接待工作一直很顺利，但快要结束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使整个接待工作暗然失色。一位名叫道格拉斯的老兵(在山东一厂工作)，突然患了不治之症，经抢救无效死亡，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许多麻烦和困难，大家一下陷入紧张和慌乱中。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外事工作中死亡外国人的事。我们立即向省委、省政府和北京写出报告，听候指示。后来听说，死了一个“美国战俘”还惊动了周总理。在红十会的协调下，“死人”的事得以妥善处理。当时，按照中国的习俗，实行土葬，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仪式，全体老兵参加，埋葬于太原双塔寺公墓。我在一个木桩上写了“美国友人道格拉斯之墓”，立在墓前。至今，这位不幸的美国朋友还长眠在太原双塔寺。中美建交后，我曾投书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刘庚寅副会长，告以此事，请教如何处置。我也在一次接待美国驻华使馆人员时，严肃而友好地向他们陈述了道格拉斯之死及尸骨处理事，但我吃惊地发现，他们并没有听进去我的话，更未引起十分注意。难道由于“拒遣”的缘故，美国把“人道主义”的招牌也丢弃了吗！
　　 (责编 征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