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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日本也深陷食品安全的困境，民间力量的觉醒，帮助日本走出了困境。
日本的民众靠的不是自行生产食品，而是推动公平正义的到来，组织更优化安全的专业生产模式。
钱钟书曾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这只下蛋的母鸡呢?”不过在日本的某些商店里，如果你发现一棵蔬菜长得不错，的确可以看看它是谁种出来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拿出手机，对准蔬菜标签上的二维码扫描一下，就能查到它的品种，种植方法，以及栽培者的照片——也许是一对农民夫妻在田间地头的合影，他们保证你吃得安全。
这种可以追溯到生产源头的食品，在东瀛岛国早已不是新鲜事物。长期从事日本食品安全研究的香港大学学者潘杰曾做过一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大多日本人判断食品安全的首要标准是产地，如果是日本产的，就会比较放心，如果是中国或者美国产的，则心中总有那么点“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子”。
如果把时间倒推回半个世纪前，这个令中国人不快的结果也许会大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事实上，为了吃到一口放心的食物，日本人曾经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五十年前的毒奶粉
1955年6月起，日本西部各地的许多母亲都发现，自己的婴儿变得无精打采、情绪烦燥，伴随着腹泻、发烧、吐奶、皮肤发黑等症状。一开始，家长们以为是酷暑导致的身体不适，但是医生询问后发现了一个共同点：这些婴儿喝的奶粉，都是日本乳业龙头森永公司生产的。
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惊。原来，当时森永集团在加工奶粉过程中通常会使用磷酸钠作为乳质稳定剂，而其在德岛的加工厂使用的劣质磷酸钠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称的砒霜，这会对婴儿造成神经、内脏的严重受损。在8月末事件公开之前，已经有22名喝了毒牛奶的婴儿夭折，在事件之后的一年中，受害致死的婴儿达到了130名。
事件发生后，受害者家长们成立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简称全协)，冈崎哲夫被推举为负责人——他的女儿百合子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全协就赔偿和善后问题同森永公司展开谈判。他们要求，森永公司负担治疗住院以及定期检查的费用；对后遗症进行补偿；一次性付清死亡婴儿家庭250万日元。重症家庭100万日元，中等症状70万日元，轻症30万目元赔款。
为了调节矛盾，日本政府厚生省挑选了几位专家，成立了一个貌似持公允立场的第三方调查组织“西泽委员会”，和负责赔偿问题的“五人委员会”，它们的经费是由日本乳制品协会支付的。经过“调查”，“西泽委员会”的专家们一致表示，此次中毒事件不必担心后遗症的影响，现在还在治疗的患者与砒霜无关，是其他疾病导致的。而“五人委员会”拿出的赔偿方案，还不及“全协”方案的零头：所有死亡者一律赔偿25万日元，生存者一律赔偿1万日元。
这份明显偏向大企业的裁决当然令受害者家长们不满，1956年1月，在“全协”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再次给受害婴儿体检，但只能到其指定的医院做检查。结果可想而知，专家们再次给出了不必担心后遗症的结论。
既得不到舆论支持，母亲们心灰意冷，“全协”被迫解散。负责人冈崎哲夫新成立了一个“冈山县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继续为受害儿童奔走。也许谁都想不到，这将是一场长达十余年的艰难历程。
“日本的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跟中国有很大相似性，首先它都是‘发展主义’主导下的结果。”潘杰说，日本在战后整个发展的主导思想是“发展主义”。1945年到1970年可以算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就是“产业优先”，发展重型的化学工业，这对环境的污染很严重。同时，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大量土地流失，变成了企业用地，人口向城市集中。“一列火车一列火车拉着劳动力去城里工作”，这就需要更多的食品供给，因此要发展工业化、化学化的农业——这也意味着食品安全问题的难以避免。
如果列举出当时日本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这将是一份长长的清单。除了森永事件，日本50年代由于含镉稻米引发的“痛痛病”、含汞鱼贝导致的“水俣病”世界闻名，60年代的米糠油事件给无数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而对于森永这样的大企业，当时的政府往往采取偏袒的态度。
在这种环境下，民间力量的觉醒，成为日本走出食品安全困境的关键因素。峰回路转
翻开“全协”负责人冈崎哲夫的履历，可以看到这位后来被编入日本《现代人物事典》的维权领袖出生于1920年1月9日，即日本大正九年。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大正时期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生活、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1920年代之后，(日本)中间阶级慢慢扩大，一方面是人数，一方面是所谓‘中流意识’，他们会要求在社会各个方面有主体的参与，包括安全食品的获得。”潘杰说。
冈崎哲夫青年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文学家，他爱好历史、哲学、中国的唐诗和欧洲的古典音乐。然而，在早稻田大学就读政治经济学时，他被日本政府强征至中国东北的虎头要塞服役，成了一名侵华日军。战后，他在回忆录中对帝国的疯狂，以及中国遭到的灾难都有过深刻的反思。
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这样一批具有主体意识的民间力量，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落实在消费方面，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一批消费者团体的出现。例如，1949年12月，关西主妇联合会成立，其活动重点是降低物价、驱逐黑市。在大阪，由于正常价钱在40日元的牛肉，卖到了250日元，当地主妇会发起“不买牛肉运动”，要求牛肉降价，否则便不买。这些活动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66年，日本消费者协会正式设立，1957年2月26日，“全国消费者团体联络会”在东京召集主办了“全国消费者大会”，并发表了《消费者宣言》。从六十年代开始，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日本还涌现了各种社会实践和社会运动，如“生活者运动”、“有机农业实践”、“消费者与生产者经济合作运动”等等。
对于尊严和正义的诉求，无疑是这些具有“中流意识”的人们在食品安全上较真的动力。冈崎哲夫几乎用了整个后半生的时间来进行对森永公司的维权，最艰难的时期，他和其他几位家长只能自带大米和帐篷在野外集会，去东京请愿时，由于用光了盘缠，他们不得不找警察署求助。
1966年，曙光终于出现了。由于对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担忧，日本冈山县成立了“冈山药害对策协会”，以救援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受害者。冈崎哲夫等几位家长马上找上门来。在他们的推动下，冈山县对35名森永奶粉的受害儿童进行了身体检查。结果显示，这些受害儿童都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随即，大阪大学的丸山教授开始追踪调查，1968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丸山报告”，证实了毒奶与后遗症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轩然大波。同一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部《消费者保护基本 法》，这意味着日本开始从发展主义的冷醋中转过身来，将重心转移到对消费者的保护上。
一场迟到了多年的审判结果在1973年到来。这一年11月28日，日本法庭终审判决森永有罪，该公司两名工作人员被判刑三年。12月，森永公司接受了受害者家长提出的赔偿协议，对“森永毒奶粉事件”的所有受害者予以终身照顾。
迄今，森永公司每年都要支付超过十亿日元以上的巨额资金，用于对受害者的健康赔偿和生活照料上。
同时，推动正义到来的民间力量，还提供了一条获取食品的新路径。
超强纠错
“工业化和化学化的农业，是食品安全问题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要用化肥，要大批量生产，要用添加剂，其实都是对人有害的，还有大资本的投入，资本要什么?资本要利润，所以它不会想质量优先，它会想我怎么可以赚钱。”潘杰说。
森永的问题解决了，并不等于它的问题不会在别人身上重演。由此，日本民间力量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抛开大企业”的可能。
与中国正在兴起的食品自供不同，所谓“抛开大企业”，不是说消费者自行生产食品，而是建立了一个消费者与小型专业生产者的紧密关系。
以1976年成立的民间组织“四叶草合作联盟”为例，这是目前日本关西最大的一个有机食品生产、加工及配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作网络，有四万成员。加入这个联盟的商户，基本都是无力与大企业进行竞争的散户、中小企业，运作方式大致可以概括为：农户和消费者通过申请成为该联盟会员，联盟旗下的农场负责收取附近农民会员产品，自己也生产一小部分，检验合格后，通过配送中心直接投递到消费者家中。它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
这个生产网络是构建在信任和诚信基础上的，潘杰介绍，如果有商户想加入这个联盟，必须有联盟内部成员推荐，实际上就是需要有担保人，还有对其农场、车间的考察，甚至于对商户人格的考察也包括在内，“有点像相亲的感觉”。
同时，“消费者随时可以造访任何一个生产者，了解这个生产的过程，甚至可以带着专家去，去查看土壤包括产品测验。”潘杰说。即便出现了状况，消费者也能轻易地追溯到责任人。
一旦成为了这个网络的会员，也就意味着，如果你不信任森永的产品，你可以完全抛开它，自己决定购买来自哪一个牧场的牛奶。
民间组织还可以直接参与对商品的检测，比如各地的消费者协会，主妇会等。一些团体还可以发起“共同购买”，用团购的方式为商品的品质提供保证。
“在日本相对来讲保留了比较好的‘共同体’的传统，还有社会信任，比中国现在的状况要好。”潘杰认为。这无疑是民间力量在日本盛行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政府也可以为这些力量保驾护航。例如，这些社会组织可以推举跟他们很多政见相合的议员，帮助其选举，通过议员的提案推动自身理念的发展。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组织的相互联系、协作越来越多，甚至还有竞争。他们的声音对日本政府的立法显然有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例如1969年，一部分消费者团体首次提出了制止多余包装和过大包装的口号，1971年，东京都知事便发表了《垃圾站宣言》。2001年，日本发生“疯牛病”事件，民间强烈的声讨，迫使日本政府颁布了《食品安全基本法》，同一年修改了《农林物资规格化和质量表示标准法规》。可以说，日本的食物尽管不能说没有安全问题，但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纠错能力。
对于冈崎暂夫等食品安全的先行者们来说，这样的局面，可谓庶民的胜利。
2000年，冈崎哲夫病逝，他的临终遗言是：“我的一生没有遗憾。”
也许，在这句短促的日语说出来时，日本各地又有几位主妇拿起柜台上的蔬菜，放心地放进自己的菜篮。
同一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部《消费者保护基本法》，这意味着日本开始从发展主义的冷酷中转过身来，将重心转移到对消费者的保护上。
日本的民众靠的不是自行生产食品，而是推动公平正义的到来，组织更优化安全的专业生产模式。
钱钟书曾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这只下蛋的母鸡呢?”不过在日本的某些商店里，如果你发现一棵蔬菜长得不错，的确可以看看它是谁种出来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拿出手机，对准蔬菜标签上的二维码扫描一下，就能查到它的品种，种植方法，以及栽培者的照片——也许是一对农民夫妻在田间地头的合影，他们保证你吃得安全。
这种可以追溯到生产源头的食品，在东瀛岛国早已不是新鲜事物。长期从事日本食品安全研究的香港大学学者潘杰曾做过一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大多日本人判断食品安全的首要标准是产地，如果是日本产的，就会比较放心，如果是中国或者美国产的，则心中总有那么点“食品安全问题的影子”。
如果把时间倒推回半个世纪前，这个令中国人不快的结果也许会大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事实上，为了吃到一口放心的食物，日本人曾经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五十年前的毒奶粉
1955年6月起，日本西部各地的许多母亲都发现，自己的婴儿变得无精打采、情绪烦燥，伴随着腹泻、发烧、吐奶、皮肤发黑等症状。一开始，家长们以为是酷暑导致的身体不适，但是医生询问后发现了一个共同点：这些婴儿喝的奶粉，都是日本乳业龙头森永公司生产的。
调查的结果令人震惊。原来，当时森永集团在加工奶粉过程中通常会使用磷酸钠作为乳质稳定剂，而其在德岛的加工厂使用的劣质磷酸钠混入了砷，也就是俗称的砒霜，这会对婴儿造成神经、内脏的严重受损。在8月末事件公开之前，已经有22名喝了毒牛奶的婴儿夭折，在事件之后的一年中，受害致死的婴儿达到了130名。
事件发生后，受害者家长们成立了“森永奶粉受害者同盟全国协会”(简称全协)，冈崎哲夫被推举为负责人——他的女儿百合子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全协就赔偿和善后问题同森永公司展开谈判。他们要求，森永公司负担治疗住院以及定期检查的费用；对后遗症进行补偿；一次性付清死亡婴儿家庭250万日元。重症家庭100万日元，中等症状70万日元，轻症30万目元赔款。
为了调节矛盾，日本政府厚生省挑选了几位专家，成立了一个貌似持公允立场的第三方调查组织“西泽委员会”，和负责赔偿问题的“五人委员会”，它们的经费是由日本乳制品协会支付的。经过“调查”，“西泽委员会”的专家们一致表示，此次中毒事件不必担心后遗症的影响，现在还在治疗的患者与砒霜无关，是其他疾病导致的。而“五人委员会”拿出的赔偿方案，还不及“全协”方案的零头：所有死亡者一律赔偿25万日元，生存者一律赔偿1万日元。
这份明显偏向大企业的裁决当然令受害者家长们不满，1956年1月，在“全协”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再次给受害婴儿体检，但只能到其指定的医院做检查。结果可想而知，专家们再次给出了不必担心后遗症的结论。
既得不到舆论支持，母亲们心灰意冷，“全协”被迫解散。负责人冈崎哲夫新成立了一个“冈山县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继续为受害儿童奔走。也许谁都想不到，这将是一场长达十余年的艰难历程。
“日本的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跟中国有很大相似性，首先它都是‘发展主义’主导下的结果。”潘杰说，日本在战后整个发展的主导思想是“发展主义”。1945年到1970年可以算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就是“产业优先”，发展重型的化学工业，这对环境的污染很严重。同时，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大量土地流失，变成了企业用地，人口向城市集中。“一列火车一列火车拉着劳动力去城里工作”，这就需要更多的食品供给，因此要发展工业化、化学化的农业——这也意味着食品安全问题的难以避免。
如果列举出当时日本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这将是一份长长的清单。除了森永事件，日本50年代由于含镉稻米引发的“痛痛病”、含汞鱼贝导致的“水俣病”世界闻名，60年代的米糠油事件给无数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而对于森永这样的大企业，当时的政府往往采取偏袒的态度。
在这种环境下，民间力量的觉醒，成为日本走出食品安全困境的关键因素。峰回路转
翻开“全协”负责人冈崎哲夫的履历，可以看到这位后来被编入日本《现代人物事典》的维权领袖出生于1920年1月9日，即日本大正九年。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大正时期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生活、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1920年代之后，(日本)中间阶级慢慢扩大，一方面是人数，一方面是所谓‘中流意识’，他们会要求在社会各个方面有主体的参与，包括安全食品的获得。”潘杰说。
冈崎哲夫青年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文学家，他爱好历史、哲学、中国的唐诗和欧洲的古典音乐。然而，在早稻田大学就读政治经济学时，他被日本政府强征至中国东北的虎头要塞服役，成了一名侵华日军。战后，他在回忆录中对帝国的疯狂，以及中国遭到的灾难都有过深刻的反思。
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这样一批具有主体意识的民间力量，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落实在消费方面，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一批消费者团体的出现。例如，1949年12月，关西主妇联合会成立，其活动重点是降低物价、驱逐黑市。在大阪，由于正常价钱在40日元的牛肉，卖到了250日元，当地主妇会发起“不买牛肉运动”，要求牛肉降价，否则便不买。这些活动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66年，日本消费者协会正式设立，1957年2月26日，“全国消费者团体联络会”在东京召集主办了“全国消费者大会”，并发表了《消费者宣言》。从六十年代开始，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日本还涌现了各种社会实践和社会运动，如“生活者运动”、“有机农业实践”、“消费者与生产者经济合作运动”等等。
对于尊严和正义的诉求，无疑是这些具有“中流意识”的人们在食品安全上较真的动力。冈崎哲夫几乎用了整个后半生的时间来进行对森永公司的维权，最艰难的时期，他和其他几位家长只能自带大米和帐篷在野外集会，去东京请愿时，由于用光了盘缠，他们不得不找警察署求助。
1966年，曙光终于出现了。由于对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担忧，日本冈山县成立了“冈山药害对策协会”，以救援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受害者。冈崎哲夫等几位家长马上找上门来。在他们的推动下，冈山县对35名森永奶粉的受害儿童进行了身体检查。结果显示，这些受害儿童都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随即，大阪大学的丸山教授开始追踪调查，1968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丸山报告”，证实了毒奶与后遗症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轩然大波。同一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部《消费者保护基本 法》，这意味着日本开始从发展主义的冷醋中转过身来，将重心转移到对消费者的保护上。
一场迟到了多年的审判结果在1973年到来。这一年11月28日，日本法庭终审判决森永有罪，该公司两名工作人员被判刑三年。12月，森永公司接受了受害者家长提出的赔偿协议，对“森永毒奶粉事件”的所有受害者予以终身照顾。
迄今，森永公司每年都要支付超过十亿日元以上的巨额资金，用于对受害者的健康赔偿和生活照料上。
同时，推动正义到来的民间力量，还提供了一条获取食品的新路径。
超强纠错
“工业化和化学化的农业，是食品安全问题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要用化肥，要大批量生产，要用添加剂，其实都是对人有害的，还有大资本的投入，资本要什么?资本要利润，所以它不会想质量优先，它会想我怎么可以赚钱。”潘杰说。
森永的问题解决了，并不等于它的问题不会在别人身上重演。由此，日本民间力量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抛开大企业”的可能。
与中国正在兴起的食品自供不同，所谓“抛开大企业”，不是说消费者自行生产食品，而是建立了一个消费者与小型专业生产者的紧密关系。
以1976年成立的民间组织“四叶草合作联盟”为例，这是目前日本关西最大的一个有机食品生产、加工及配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作网络，有四万成员。加入这个联盟的商户，基本都是无力与大企业进行竞争的散户、中小企业，运作方式大致可以概括为：农户和消费者通过申请成为该联盟会员，联盟旗下的农场负责收取附近农民会员产品，自己也生产一小部分，检验合格后，通过配送中心直接投递到消费者家中。它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
这个生产网络是构建在信任和诚信基础上的，潘杰介绍，如果有商户想加入这个联盟，必须有联盟内部成员推荐，实际上就是需要有担保人，还有对其农场、车间的考察，甚至于对商户人格的考察也包括在内，“有点像相亲的感觉”。
同时，“消费者随时可以造访任何一个生产者，了解这个生产的过程，甚至可以带着专家去，去查看土壤包括产品测验。”潘杰说。即便出现了状况，消费者也能轻易地追溯到责任人。
一旦成为了这个网络的会员，也就意味着，如果你不信任森永的产品，你可以完全抛开它，自己决定购买来自哪一个牧场的牛奶。
民间组织还可以直接参与对商品的检测，比如各地的消费者协会，主妇会等。一些团体还可以发起“共同购买”，用团购的方式为商品的品质提供保证。
“在日本相对来讲保留了比较好的‘共同体’的传统，还有社会信任，比中国现在的状况要好。”潘杰认为。这无疑是民间力量在日本盛行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政府也可以为这些力量保驾护航。例如，这些社会组织可以推举跟他们很多政见相合的议员，帮助其选举，通过议员的提案推动自身理念的发展。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组织的相互联系、协作越来越多，甚至还有竞争。他们的声音对日本政府的立法显然有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例如1969年，一部分消费者团体首次提出了制止多余包装和过大包装的口号，1971年，东京都知事便发表了《垃圾站宣言》。2001年，日本发生“疯牛病”事件，民间强烈的声讨，迫使日本政府颁布了《食品安全基本法》，同一年修改了《农林物资规格化和质量表示标准法规》。可以说，日本的食物尽管不能说没有安全问题，但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纠错能力。
对于冈崎暂夫等食品安全的先行者们来说，这样的局面，可谓庶民的胜利。
2000年，冈崎哲夫病逝，他的临终遗言是：“我的一生没有遗憾。”
也许，在这句短促的日语说出来时，日本各地又有几位主妇拿起柜台上的蔬菜，放心地放进自己的菜篮。
同一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部《消费者保护基本法》，这意味着日本开始从发展主义的冷酷中转过身来，将重心转移到对消费者的保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