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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皖江，获得示范区的“帽子”是件幸事。如何探索与示范，才真正是先行者的使命。09年5月的最后一天，在经过安徽省内区域经济名家数易其稿后，带着“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规划草稿，安徽省发改委相关官员再次赴京，与国家发改委面对面沟通。
此时，距国务院批复安徽关于设立皖江示范区的请示几近半年。这期间，无论官方，还是坊间，对示范区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过。
对于皖江，示范区的“帽子”是件幸事，不过，如何探索与示范，从来都是先行者的使命。
中国的坎，皖江的门
“示范区的内涵是什么?又要示范什么?”
3月11日，在皖江示范区规划北京专家咨询会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试图将皖江的讨论拉回最初的原点。在其后安徽省发改委整理的此次会议录音中，陈耀的此番追问被放在意见的首位。
两个多月后，在接受《决策》采访时，对于当初的问题，陈耀给出的答案是“示范区的紧要之处就是要建立一个模式，为中西部后发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做出一个‘样板’来”。
这个“样板”此前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不过，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正在改变这一现状。2008年下半年以来，沿海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模式中隐藏的产业升级难题，让中国实体经济倍感寒意，中央高层密集调研东部省份，在鼓舞信心之外，也难免忧心忡忡。深感此痛的中国，在东部亡羊补牢之时，需要中西部在承接产业中，避免重复此类“陷阱”。
显然，这是中国必须迈过的“坎”。用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的话说，“既然是打国家的牌子，就要解决国家层面、全国性的问题。”在安徽省发改委3月17日公布的示范区规划征求意见稿中，开篇即提出要在示范区内“探索中西部地区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的新途径和新模式”。
此稿中，“中西部地区科学承接产业转移的先行区”的示范区定位，尚被列于稍靠后的位置，“在5月份最新的规划草稿中，这个定位已被放在了首位。”参与规划讨论的相关专家告诉《决策》。
不过，需要皖江做出示范的尚不止于此。
“承接产业转移，无非是希望藉此快速、大规模的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从世界工业化发展来看，现在已不可能单靠自身的力量先完成原始积累再进行工业化，必须借助外面的力量。中国已有成功的经验，那就是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刘勇告诉《决策》。
魏后凯接着分析道，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速工业化进程之路，在中西部如何走尚不成熟，“需要选择条件较好的地区先行一步，国家在政策上给予一定支持，发挥示范、带动和标杆作用，促进中西部的开发开放。”
从更深层次上说，皖江要为中西部示范如何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速其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之路。这是皖江示范区必须担当的更重大的国家使命。
安徽如何出牌
—个将主题定位于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应该是什么样子?
“建设的起点、标准要高，承接产业转移的理念要新，要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与承接产业转移相关的体制机制上要创新；对地区经济的带动效应也要显著。”陈耀给出了自己的标准。
要实现这种状态，皖江显然还有差距，留给安徽的时间却并非多得可以肆意挥霍。
“产业转移不会一直无限制地转移下去，国家为了促进东部与中西部的协调发展，鼓励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这种转移的高峰也就3至5年的时间。”在接受《决策》采访时，合肥市发改委主任王厚亮首先挑起话题，语言并不轻松。
不轻松的安徽官员面对的还有其他区域的竞争。在中部，除了已经批复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之外，还可能包括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好几个区域。
众强环伺，安徽应该如何出牌?
2009年初，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编制领导小组成立后，先后组织到皖江调研，并搜集、吸收沿海发达地区的资料。作为领导小组副组长，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志刚多次带队到国家发改委交换意见。
“在交流中，国家发改委建议皖江示范区的切入点与突破点，可以放在形成具有安徽特色的产业体系上，在产业上与沿海发达地区形成产业分工合作体系。”安徽省发改委地区处处长殷君伯告诉《决策》。
在殷君伯看来，安徽不可能与长三角再在产业上同构、同质，上海重点放在现代服务业，“我们的重点和突破点就应当放在先进制造业、加工贸易、现代物流等产业上。”
在这个定位的基础上，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借国内区域产业分工体系重组的东风，“安徽就能被纳入到一个更大的产业分工体系中，而不仅仅是承接几家企业。”安徽日报理论部主任宋宏向《决策》分析道，在这个分工体系中，皖江可以为长三角等沿海乃至国外配套，“在安徽的优势支柱产业上，长三角地区也可以为我们配套，比如汽车零部件。这样就能与沿海发达地区形成分工合理、互利共赢的产业分工合作体系。”
此外，安徽捏在手中的牌还有“五个探索”。在安徽提交国务院关于设立皖江示范区的请示中，明确提出将主要在五个方面进行探索：探索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新机制；探索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模式；探索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资源的新举措；探索推动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式；探索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途径。 这些牌如何打，安徽责任重大。“如果经过一段实践的建设，示范区还看不出什么效果，那这个‘示范’就是失败的。”陈耀敲响了警钟。
提升式承接之路
在产业转移中，企业迁出地与产业承接地的政府各有期望，前者希望能够“腾笼换风”，引进或培养一批附加值更高的企业，而后者希望能“承接产业，不承接污染”，进行一种“有升级的转移”。
这种提升式转移与承接是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模式之一，皖江如何创新示范，备受关注。
在这方面，安徽不仅有成功的先例，更有独特的优势。
2006年，浙江乐清的李洪福下决心把发展了20多年的巨隆液压设备公司搬迁到了安徽芜湖，公司产品也从液压阀升级成用于煤炭开采的综采液压支架，液压阀成了其中一个配件。企业转移到芜湖之后，他先后投资35亿元购入最新设备，从科研机构聘请专家开发新产品，从2006年3月陆续投产，2008年的企业产值突破3亿元。就在李洪福落戶的芜湖机械工业园，短短四五年时间里，已经承接了100多家浙江类似企业的转移。
之所以能实现提升式产业转移，李洪福介绍说，除了他们经过多年积累，有升级的能力与需求之外，承接地政府也“帮我们想办法，鼓励、帮助、扶持我们走上自主创新、自主研发之路，使得产业升级的成本降到最低。”
从实际发生的案例中不难发现，要在转移中实现“跳跃”升级，需要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其中政府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尤为重要。如此，安徽的优势凸显。 从2008年开始，安徽即“自费改革”建设“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推动企业自主创新，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是安徽最大的优势之一。”合肥工业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志迎告诉《决策》。此前，安徽还在考虑如何将自主创新與承接产业转移结合起来，现在看来，提升式承接就是两者最好的契合点。
在采访中，参加皖江示范区规划研究、起草的专家均表示，在示范区建设中，自主创新在提升式产业承接中的作用应该被放大。皖江的承接之路，应当是产业转移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的提升式承接之路。
如何去期待?
29年前，因为打开了“枷锁”，深圳爆发了难以想象的冲击力，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引领中国改革创新。那么，对于皖江，我们还可以如何去期待?
《决策》：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在安徽调研期间，一直强调示范区体制机制的创新。在这方面，皖江示范区应该如何作为?
刘勇：体制机制创新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着力。第一是一般的环境创造，也就是现在各地都在探索的一些改革措施。政府该给的政策还是要给，为提高开发区建设环境的探索该做的还是要做。—个良好的政府管理体制、法制环境对于产业转移来说非常重要。
另外，就是围绕如何促进产业转移进行深层次的机制体制创新。例如，现在有人提出为了鼓励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到皖江，是否可以设立—个专项基金等，这些就是与产业转移相关的机制体制创新。
魏后凯：与长三角方面怎样对接，可以先行探索新的对接机制。比如，上海要打造世界航运中心，能不能在皖江地区建设若干个内陆港，直接通关到上海，不用二次通关，就是说把国际开放的前沿延伸到内陆来了。
还有，长三角的很多国家级开发区都没有土地了，但是有资金、有人才、有管理经验、有人脉资源，皖江就可以与他们合作开发，把他们的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移到皖江，都是可以创新的，可以操作的。
宋宏：建设示范区对安徽来说是一个契机，可以进行更大力度的制度创新，在承接过程中向前推进一步。比如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包括资本市场，安徽的融资机会少、品种少；还有技术市场，转移来的与本地自主创新的技术要有一个平等的交易平台。这些是属于市场体制中的高端部分，安徽应该加快进行这方面的体制机制培育。
《决策》：示范区最大利好就是拿到一个先行先试权，对这个“特权”，可以如何去期待?
刘志迎：当年，东部沿海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时，就通过先行先试权，创新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对外开放城市等等。这才促使了国际资本转移。现在要促使东部产业资本向中部转移，先行先试的权力非常关键。
大量的政策是在实践中形成的。目前，示范区的方向、路径、目标已经大致清晰，下一步就是怎么做，怎样利用好先行先试权使皖江在新思维下发展起来。
皖江拿到这个权力之后，就要看安徽能不能研究出创新的政策。例如承接产业转移需要平台，那么皖江能否在平台建设上先行先试，在皖江划出一片区域，交由香港或者上海建设，全权托管30年乃至50年。先干，中间如果有什么问题再解决。
此时，距国务院批复安徽关于设立皖江示范区的请示几近半年。这期间，无论官方，还是坊间，对示范区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过。
对于皖江，示范区的“帽子”是件幸事，不过，如何探索与示范，从来都是先行者的使命。
中国的坎，皖江的门
“示范区的内涵是什么?又要示范什么?”
3月11日，在皖江示范区规划北京专家咨询会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试图将皖江的讨论拉回最初的原点。在其后安徽省发改委整理的此次会议录音中，陈耀的此番追问被放在意见的首位。
两个多月后，在接受《决策》采访时，对于当初的问题，陈耀给出的答案是“示范区的紧要之处就是要建立一个模式，为中西部后发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做出一个‘样板’来”。
这个“样板”此前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不过，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正在改变这一现状。2008年下半年以来，沿海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模式中隐藏的产业升级难题，让中国实体经济倍感寒意，中央高层密集调研东部省份，在鼓舞信心之外，也难免忧心忡忡。深感此痛的中国，在东部亡羊补牢之时，需要中西部在承接产业中，避免重复此类“陷阱”。
显然，这是中国必须迈过的“坎”。用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的话说，“既然是打国家的牌子，就要解决国家层面、全国性的问题。”在安徽省发改委3月17日公布的示范区规划征求意见稿中，开篇即提出要在示范区内“探索中西部地区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的新途径和新模式”。
此稿中，“中西部地区科学承接产业转移的先行区”的示范区定位，尚被列于稍靠后的位置，“在5月份最新的规划草稿中，这个定位已被放在了首位。”参与规划讨论的相关专家告诉《决策》。
不过，需要皖江做出示范的尚不止于此。
“承接产业转移，无非是希望藉此快速、大规模的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从世界工业化发展来看，现在已不可能单靠自身的力量先完成原始积累再进行工业化，必须借助外面的力量。中国已有成功的经验，那就是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刘勇告诉《决策》。
魏后凯接着分析道，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速工业化进程之路，在中西部如何走尚不成熟，“需要选择条件较好的地区先行一步，国家在政策上给予一定支持，发挥示范、带动和标杆作用，促进中西部的开发开放。”
从更深层次上说，皖江要为中西部示范如何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速其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之路。这是皖江示范区必须担当的更重大的国家使命。
安徽如何出牌
—个将主题定位于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应该是什么样子?
“建设的起点、标准要高，承接产业转移的理念要新，要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与承接产业转移相关的体制机制上要创新；对地区经济的带动效应也要显著。”陈耀给出了自己的标准。
要实现这种状态，皖江显然还有差距，留给安徽的时间却并非多得可以肆意挥霍。
“产业转移不会一直无限制地转移下去，国家为了促进东部与中西部的协调发展，鼓励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这种转移的高峰也就3至5年的时间。”在接受《决策》采访时，合肥市发改委主任王厚亮首先挑起话题，语言并不轻松。
不轻松的安徽官员面对的还有其他区域的竞争。在中部，除了已经批复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之外，还可能包括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好几个区域。
众强环伺，安徽应该如何出牌?
2009年初，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编制领导小组成立后，先后组织到皖江调研，并搜集、吸收沿海发达地区的资料。作为领导小组副组长，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志刚多次带队到国家发改委交换意见。
“在交流中，国家发改委建议皖江示范区的切入点与突破点，可以放在形成具有安徽特色的产业体系上，在产业上与沿海发达地区形成产业分工合作体系。”安徽省发改委地区处处长殷君伯告诉《决策》。
在殷君伯看来，安徽不可能与长三角再在产业上同构、同质，上海重点放在现代服务业，“我们的重点和突破点就应当放在先进制造业、加工贸易、现代物流等产业上。”
在这个定位的基础上，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借国内区域产业分工体系重组的东风，“安徽就能被纳入到一个更大的产业分工体系中，而不仅仅是承接几家企业。”安徽日报理论部主任宋宏向《决策》分析道，在这个分工体系中，皖江可以为长三角等沿海乃至国外配套，“在安徽的优势支柱产业上，长三角地区也可以为我们配套，比如汽车零部件。这样就能与沿海发达地区形成分工合理、互利共赢的产业分工合作体系。”
此外，安徽捏在手中的牌还有“五个探索”。在安徽提交国务院关于设立皖江示范区的请示中，明确提出将主要在五个方面进行探索：探索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新机制；探索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模式；探索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资源的新举措；探索推动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式；探索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途径。 这些牌如何打，安徽责任重大。“如果经过一段实践的建设，示范区还看不出什么效果，那这个‘示范’就是失败的。”陈耀敲响了警钟。
提升式承接之路
在产业转移中，企业迁出地与产业承接地的政府各有期望，前者希望能够“腾笼换风”，引进或培养一批附加值更高的企业，而后者希望能“承接产业，不承接污染”，进行一种“有升级的转移”。
这种提升式转移与承接是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模式之一，皖江如何创新示范，备受关注。
在这方面，安徽不仅有成功的先例，更有独特的优势。
2006年，浙江乐清的李洪福下决心把发展了20多年的巨隆液压设备公司搬迁到了安徽芜湖，公司产品也从液压阀升级成用于煤炭开采的综采液压支架，液压阀成了其中一个配件。企业转移到芜湖之后，他先后投资35亿元购入最新设备，从科研机构聘请专家开发新产品，从2006年3月陆续投产，2008年的企业产值突破3亿元。就在李洪福落戶的芜湖机械工业园，短短四五年时间里，已经承接了100多家浙江类似企业的转移。
之所以能实现提升式产业转移，李洪福介绍说，除了他们经过多年积累，有升级的能力与需求之外，承接地政府也“帮我们想办法，鼓励、帮助、扶持我们走上自主创新、自主研发之路，使得产业升级的成本降到最低。”
从实际发生的案例中不难发现，要在转移中实现“跳跃”升级，需要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其中政府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尤为重要。如此，安徽的优势凸显。 从2008年开始，安徽即“自费改革”建设“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推动企业自主创新，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是安徽最大的优势之一。”合肥工业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志迎告诉《决策》。此前，安徽还在考虑如何将自主创新與承接产业转移结合起来，现在看来，提升式承接就是两者最好的契合点。
在采访中，参加皖江示范区规划研究、起草的专家均表示，在示范区建设中，自主创新在提升式产业承接中的作用应该被放大。皖江的承接之路，应当是产业转移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的提升式承接之路。
如何去期待?
29年前，因为打开了“枷锁”，深圳爆发了难以想象的冲击力，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引领中国改革创新。那么，对于皖江，我们还可以如何去期待?
《决策》：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在安徽调研期间，一直强调示范区体制机制的创新。在这方面，皖江示范区应该如何作为?
刘勇：体制机制创新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着力。第一是一般的环境创造，也就是现在各地都在探索的一些改革措施。政府该给的政策还是要给，为提高开发区建设环境的探索该做的还是要做。—个良好的政府管理体制、法制环境对于产业转移来说非常重要。
另外，就是围绕如何促进产业转移进行深层次的机制体制创新。例如，现在有人提出为了鼓励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到皖江，是否可以设立—个专项基金等，这些就是与产业转移相关的机制体制创新。
魏后凯：与长三角方面怎样对接，可以先行探索新的对接机制。比如，上海要打造世界航运中心，能不能在皖江地区建设若干个内陆港，直接通关到上海，不用二次通关，就是说把国际开放的前沿延伸到内陆来了。
还有，长三角的很多国家级开发区都没有土地了，但是有资金、有人才、有管理经验、有人脉资源，皖江就可以与他们合作开发，把他们的国家级开发区的政策移到皖江，都是可以创新的，可以操作的。
宋宏：建设示范区对安徽来说是一个契机，可以进行更大力度的制度创新，在承接过程中向前推进一步。比如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包括资本市场，安徽的融资机会少、品种少；还有技术市场，转移来的与本地自主创新的技术要有一个平等的交易平台。这些是属于市场体制中的高端部分，安徽应该加快进行这方面的体制机制培育。
《决策》：示范区最大利好就是拿到一个先行先试权，对这个“特权”，可以如何去期待?
刘志迎：当年，东部沿海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时，就通过先行先试权，创新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对外开放城市等等。这才促使了国际资本转移。现在要促使东部产业资本向中部转移，先行先试的权力非常关键。
大量的政策是在实践中形成的。目前，示范区的方向、路径、目标已经大致清晰，下一步就是怎么做，怎样利用好先行先试权使皖江在新思维下发展起来。
皖江拿到这个权力之后，就要看安徽能不能研究出创新的政策。例如承接产业转移需要平台，那么皖江能否在平台建设上先行先试，在皖江划出一片区域，交由香港或者上海建设，全权托管30年乃至50年。先干，中间如果有什么问题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