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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作为财富的终极意义，取决于其财富创造能力与财富消费能力的对比。
人口到底是经济和财富增长的包袱，还是财富和经济增长的动力呢？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给出不同的回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回答也不一样。
对于人口财富内涵的理解，是一国文化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不同的历史发展路径加在人们心中的一个烙印。
人口增长先于GDP的增长
到底人口增长是推动财富增长的原因，还是财富增长一段时期后所形成的结果？
一个简单的逻辑，如果观察到的相关关系是：每一次人口的增长都是发生在GDP增长了一段时期以后，那么人口增长就有可能是财富增长的结果；反之，如果我们发现每一次GDP增长都是发生在人口增长一段时期之后，那么人口增长就是财富总量增长的推动要素和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先看看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过去2000年以来，GDP指标和人口增长指标哪个领先？
在公元1700年之前，西欧国家人口一直保持稳步增长，但是GDP却几乎没有明显的增长。公元1700年，当人口增加到近1个亿的时候，GDP才开始明显增加，并且增加的速度明显低于人口增长速度。直到1950年前后，西欧国家的GDP增长速度才开始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
西欧及其衍生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公元1700年之后，人口开始加速增长，而直到1870年以GDP为标志的财富创造能力才开始明显增加,并且直到1950年前后GDP增长的速度才开始逐渐超过人口增长速度。
显然，在新的财富创造方式出现之后，上述国家的GDP增长并没有迅速增加，而是新的财富创造方式首先带来人口增加——人口增加100多年以后，GDP才开始真正飞跃式增长。
让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与GDP关系跟西欧等国家有什么不同。
与西欧及其衍生国、拉丁美洲等国家不同的是，日本、亚洲其他国家、俄罗斯、非洲的人口在公元1700年之前，就一直保持稳步的增长，并且人口的增长从时间上先于GDP的增长，从增速上比GDP的增速高。
西欧及其衍生国以及拉丁美洲，之所以在公元1700年之前没有明显的人口增加，是因为那里没有像亚洲、东欧、俄罗斯、日本等地繁荣的农业文明。也就是说，一种稳定的财富创造方式，是人口稳定增加的前提条件。
然而，在具备了一定的财富创造方式之后，亚洲、日本、非洲等农业文明地区的人口的增长，从时间上都领先于各自区域的GDP增长。
进入20世纪以后，制造业财富创造方式开始在亚洲传播，因此中国、印度这些传统的农业大国，在较高的人口基数上开始了比以前更高速度的人口增长，而GDP增长的提速，比这些地区人口增长高峰至少滞后50年到100年。比如，二战以后的1950～1973年期间，随着工业财富文明的传播，中国和印度人口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增加。值得玩味的是，中、印两国在各自人口迅猛增长的第40年以后，也就是在公元1990年前后，才同时迎来了连续若干年每年8%以上的GDP高速增长。
当一个历史时期人均GDP开始下降时，新的财富创造方式即将出现。
简而言之，公元1500年以后，除了未发现的新大陆和荒原、冻土之外，世界上大部分农业社会都出现了人口和可耕地的矛盾，从而逼迫人类寻求农业之外的其他财富创造方式，正是这长达300年的“人口与可耕地”的矛盾导致了技术革命和工业文明的诞生，并在1820年前后，欧洲和亚洲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路径选择。
因此，虽然人类社会大部分历史时期，人口的增长就意味着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但是当人口的增长速度阶段性地超越了资源发现和技术进步速度，则意味着人均财富拥有量的下降。而下一次人均财富量的提升，则必须有新的财富创造方式的出现。
生产技术决定人口增速与财富增速的差异
比较1820年以前的亚洲和欧洲人口与GDP增长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人口增长较快的亚洲，GDP增长远远快于欧洲——在生产技术稳定的农业社会中，财富的增长主要依靠人口的增长。
当工业社会来临以后，生产技术开始决定人口增速与财富增速的差异——财富的增长既依赖于人口的增长，更依赖于技术的增长。
无论是在农业财富时代，还是在制造业财富时代，越是不发达的国家，财富增长对人口的依赖越强；越是科技和生产技术发达的国家，财富增长中技术的贡献越强。
就同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在技术停滞的时代，财富的增长主要靠人口的增长；在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时代，财富的增长主要靠技术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如上所证明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有短短的300年时间，人口因超出了资源承载能力而弱化了其财富的含义，其余的历史时期，人口都是财富增长的源泉。那么，为什么在东方人的眼中，人口总是被视为财富创造的负担；而在西方人的眼中，人口的财富价值却更被看重呢？人口到底是不是财富？如果是，具有哪些财富特性呢？
人口的财富有两重性特征：既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财富的消费者。
长期受农本思想统治的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勤劳致富”的古老训条。在劳动价值论的财富思想传播到古老的东方国家之后，人们更加相信：劳动是财富的源泉！
如果劳动是财富的源泉，那么什么是劳动的源泉？毫无疑问，人口是劳动的源泉。
既然人口是劳动的源泉，劳动又是财富的源泉，人口怎么可能不是财富的源泉呢？
显然，古老的东方哲学出现了人文理念上的矛盾——承认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又认为人口是财富的负担，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既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虽然不存在只劳动、不消费的人口，但是却可以某些人口多劳动、少消费。所以，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分别创造了奴隶制、农奴制等等，压制人口财富消费的一面，而扩张其财富创造的一面。
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人口素质的提高，绝大部分成年人口的财富创造能力都逐渐超过了其财富消费能力。只有到了这样的历史阶段，人口的财富价值才受到整个社会普遍的重视。
显然，明代以后的中国，由于土地稀缺，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中国，由于人口的短期增加超过了资源承载能力，人们才忽略人口的财富价值。而进入21世纪，当中国享受了20多年“人口红利”之后，第一次开始面临劳动力稀缺的状况，这个社会也开始更加重视人口的财富价值。
可见，人口作为财富的终极意义，取决于其财富创造能力与财富消费能力的对比。也就是说，人口到底是剩余产品的生产者，还是稀缺产品的净消费者。
在资源丰富、生产技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大部分人口都是剩余产品的消费者，因此人口的财富价值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重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于生产技术落后、资源贫乏，或人口年龄结构或素质的原因造成太多的人没有劳动能力，这个社会就会忽视人口的财富价值，甚至把人口作为社会福利提高的负担。■
[编辑 胡浩]
E-mail：chinacbr@vip.163.com
人口到底是经济和财富增长的包袱，还是财富和经济增长的动力呢？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给出不同的回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回答也不一样。
对于人口财富内涵的理解，是一国文化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不同的历史发展路径加在人们心中的一个烙印。
人口增长先于GDP的增长
到底人口增长是推动财富增长的原因，还是财富增长一段时期后所形成的结果？
一个简单的逻辑，如果观察到的相关关系是：每一次人口的增长都是发生在GDP增长了一段时期以后，那么人口增长就有可能是财富增长的结果；反之，如果我们发现每一次GDP增长都是发生在人口增长一段时期之后，那么人口增长就是财富总量增长的推动要素和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先看看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过去2000年以来，GDP指标和人口增长指标哪个领先？
在公元1700年之前，西欧国家人口一直保持稳步增长，但是GDP却几乎没有明显的增长。公元1700年，当人口增加到近1个亿的时候，GDP才开始明显增加，并且增加的速度明显低于人口增长速度。直到1950年前后，西欧国家的GDP增长速度才开始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
西欧及其衍生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公元1700年之后，人口开始加速增长，而直到1870年以GDP为标志的财富创造能力才开始明显增加,并且直到1950年前后GDP增长的速度才开始逐渐超过人口增长速度。
显然，在新的财富创造方式出现之后，上述国家的GDP增长并没有迅速增加，而是新的财富创造方式首先带来人口增加——人口增加100多年以后，GDP才开始真正飞跃式增长。
让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与GDP关系跟西欧等国家有什么不同。
与西欧及其衍生国、拉丁美洲等国家不同的是，日本、亚洲其他国家、俄罗斯、非洲的人口在公元1700年之前，就一直保持稳步的增长，并且人口的增长从时间上先于GDP的增长，从增速上比GDP的增速高。
西欧及其衍生国以及拉丁美洲，之所以在公元1700年之前没有明显的人口增加，是因为那里没有像亚洲、东欧、俄罗斯、日本等地繁荣的农业文明。也就是说，一种稳定的财富创造方式，是人口稳定增加的前提条件。
然而，在具备了一定的财富创造方式之后，亚洲、日本、非洲等农业文明地区的人口的增长，从时间上都领先于各自区域的GDP增长。
进入20世纪以后，制造业财富创造方式开始在亚洲传播，因此中国、印度这些传统的农业大国，在较高的人口基数上开始了比以前更高速度的人口增长，而GDP增长的提速，比这些地区人口增长高峰至少滞后50年到100年。比如，二战以后的1950～1973年期间，随着工业财富文明的传播，中国和印度人口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增加。值得玩味的是，中、印两国在各自人口迅猛增长的第40年以后，也就是在公元1990年前后，才同时迎来了连续若干年每年8%以上的GDP高速增长。
当一个历史时期人均GDP开始下降时，新的财富创造方式即将出现。
简而言之，公元1500年以后，除了未发现的新大陆和荒原、冻土之外，世界上大部分农业社会都出现了人口和可耕地的矛盾，从而逼迫人类寻求农业之外的其他财富创造方式，正是这长达300年的“人口与可耕地”的矛盾导致了技术革命和工业文明的诞生，并在1820年前后，欧洲和亚洲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路径选择。
因此，虽然人类社会大部分历史时期，人口的增长就意味着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但是当人口的增长速度阶段性地超越了资源发现和技术进步速度，则意味着人均财富拥有量的下降。而下一次人均财富量的提升，则必须有新的财富创造方式的出现。
生产技术决定人口增速与财富增速的差异
比较1820年以前的亚洲和欧洲人口与GDP增长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人口增长较快的亚洲，GDP增长远远快于欧洲——在生产技术稳定的农业社会中，财富的增长主要依靠人口的增长。
当工业社会来临以后，生产技术开始决定人口增速与财富增速的差异——财富的增长既依赖于人口的增长，更依赖于技术的增长。
无论是在农业财富时代，还是在制造业财富时代，越是不发达的国家，财富增长对人口的依赖越强；越是科技和生产技术发达的国家，财富增长中技术的贡献越强。
就同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在技术停滞的时代，财富的增长主要靠人口的增长；在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时代，财富的增长主要靠技术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如上所证明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有短短的300年时间，人口因超出了资源承载能力而弱化了其财富的含义，其余的历史时期，人口都是财富增长的源泉。那么，为什么在东方人的眼中，人口总是被视为财富创造的负担；而在西方人的眼中，人口的财富价值却更被看重呢？人口到底是不是财富？如果是，具有哪些财富特性呢？
人口的财富有两重性特征：既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财富的消费者。
长期受农本思想统治的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勤劳致富”的古老训条。在劳动价值论的财富思想传播到古老的东方国家之后，人们更加相信：劳动是财富的源泉！
如果劳动是财富的源泉，那么什么是劳动的源泉？毫无疑问，人口是劳动的源泉。
既然人口是劳动的源泉，劳动又是财富的源泉，人口怎么可能不是财富的源泉呢？
显然，古老的东方哲学出现了人文理念上的矛盾——承认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又认为人口是财富的负担，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既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虽然不存在只劳动、不消费的人口，但是却可以某些人口多劳动、少消费。所以，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分别创造了奴隶制、农奴制等等，压制人口财富消费的一面，而扩张其财富创造的一面。
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人口素质的提高，绝大部分成年人口的财富创造能力都逐渐超过了其财富消费能力。只有到了这样的历史阶段，人口的财富价值才受到整个社会普遍的重视。
显然，明代以后的中国，由于土地稀缺，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中国，由于人口的短期增加超过了资源承载能力，人们才忽略人口的财富价值。而进入21世纪，当中国享受了20多年“人口红利”之后，第一次开始面临劳动力稀缺的状况，这个社会也开始更加重视人口的财富价值。
可见，人口作为财富的终极意义，取决于其财富创造能力与财富消费能力的对比。也就是说，人口到底是剩余产品的生产者，还是稀缺产品的净消费者。
在资源丰富、生产技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大部分人口都是剩余产品的消费者，因此人口的财富价值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重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于生产技术落后、资源贫乏，或人口年龄结构或素质的原因造成太多的人没有劳动能力，这个社会就会忽视人口的财富价值，甚至把人口作为社会福利提高的负担。■
[编辑 胡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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