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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23年，林语堂自欧美留学回国，以《语丝》为阵地，在文坛上崭露新角。他抨击死气沉沉的社会，批判政界“名流”，提倡欧化，解放旧思想，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语丝》时期既是林语堂的“黄金时期”，又是他最激烈的时期。
关键词：林语堂；《语丝》；担当
一九二四年在北京成立的语丝社，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学社团。在周作人、鲁迅的领导和倡议下，提倡散文，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林语堂作为语丝的重要作家之一，积极配合以鲁迅为首的新文化阵营，反“国粹”、斥“文妖”、倡欧化，支持爱国学生运动，显示了林语堂强烈的社会关怀和要求改变落后的社会现状的进步倾向。
一、《语丝》：踏上文学之路
1924年，刘勉己担任《晨报》代理总编辑，因抽去鲁迅的《我的失恋》一文，与时任《晨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起了争端。第二天，孙伏园“便辞去《晨报副刊》的编辑了。”之后，孙伏园便和几位熟友集会，“由顾颉刚在带来的一本《我们的七月》中找到‘语丝’两个字”，“大家便同意了。”于是便有了《语丝》杂志。《语丝》是一个文艺性周刊，自1924年11月17日在北京创刊，至1930年3月，出到第五卷52期自动停刊，前后共出260期。
1923年，在欧美留学四年的林语堂学成回国，经胡适介绍入北大为教授。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出版了几种杂志，其中有《现代评论》，以胡适为中心的若干人办的；”另一个便是《语丝》，“由周作人、周树人、钱玄同、刘半农、郁达夫等人主办”。《现代评论》的成员大多是欧美留学归来的，而《语丝》的成员多有日本留学经历。林语堂在欧美留学四年，况且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一年时，助学金中断，时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曾资助过林语堂2000美元，尽管如此，林语堂还是“属于语丝派。”源于“我们的理想是各人说自己的话”“这对我很适宜”。因此《语丝》便成为“我们发表意见的自由原地”，以《语丝》为契机，林语堂踏上了文学之路。
林语堂在《语丝》上共发表37篇文章，仅次于周作人、鲁迅、依萍、江绍原，位居第四，这些文章中，社会批评占大部分，正是这部分文章最能体现林语堂语丝时期的思想倾向及其“浮躁凌厉”的文风。
二、《语丝》时期的战斗风姿
林语堂《语丝》上发表的文章可大致分为社会批评、翻译和学术研究三大类。其中第一类共计十余篇，虽所占篇幅不多，却最能体现林语堂二、三十年代在的思想倾向。并且，这一类文章既与语丝的“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主张相符，又与林语堂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心与担当意识休戚相关。所以下文就针对这一类文章的思想内涵展开论述。
（一）国民性批判
1923年夏，已经拿到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林语堂踏上了回国之路。回国后的林语堂，看到国内一片荒寂、民众麻木、愚昧后，愤慨之情难以言表，这种情绪便体现在他在《语丝》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论土气与思想界之关系》，有深刻批判眼光的林语堂用“土气”二字便把“老大帝国”的“阴森沉晦”高度概括了。甚至断言，因这土气“无论何国的博士……绝不会再做什么理想，”表面上看，是把全部国外留学回来的带有理想，期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国家进一步富强民主的博士们全盘否定了，实际上，更深一层是对当时死气沉沉，毫无活力，“阴森沉晦”的社会的无情批判。对当时文人的自以为聪明“伟大”的神气进一步批判，认为“今日中国人乃根本败类的民族”，并提出“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今日之病在人”，“在民族”，可以说主张从中国民众----这一“人本主义”根本命题上解决民族问题，国家问题。林语堂看透了国人性格中的惰性、奴气、敷衍、安命、中庸等性格弱点，并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认为“欧化的中国”“为唯一救国办法”。在《给玄同的信》中，林语堂列出的六条“精神复兴条件”均针对上述陋习。今日看来，林语堂提出的这一方案尽管不太切合实际，未免太过片面，理想化，甚至“意气用事”，然而却是一代知识分子热切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殷殷以求探索之路的肺腑之言。
（二）政治斗争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上海各界民众在英租界南京路上举行示威游行。竟遭到英国巡捕开枪扫射，当场打死数十人，逮捕五十多人。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罢工、罢课、罢市等爱国运动，以支持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林语堂也参加了北京大学教职员和学生到东城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请愿活动，险些遭到杀害。针对现代评论派的丁在君却“青年唯一的职务是念书”，“罢课是自杀”的言论，林语堂一针见血指出对方立场，我们“所希望者在民众，丁先生所期望者在外交官僚。”《謬论的谬论》更有针对性，认为中国要复兴必要除掉“遗老与遗少”“这两种怪物”，林语堂尖锐指出，所谓“勿谈政治”“闭门读书”，实际上是想掩盖我们民族的懒惰和颓丧罢了，由“勿谈政治”针对的群体，至执政府的“政治学”，再至国体——“官国”，一步步向我们解说当局政府的腐败、专制。文末观点鲜明，态度坚决，反对时下流行“论调”之余更是大力提倡全民关心政治，参与到爱国政治运动中去，“凡健全的国民都有谈政治的天职。”观点之鲜明，论证之缜密，不得不让人惊叹。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民众要求政府驳回帝国主义列强撤除大沽口防御工事等无理要求，并敦促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不料竟遭遇埋伏。身为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的林语堂“到现场时，看见两口棺材，”这两位牺牲的学生就是刘和珍、杨德群。两人遇难后的第三天，林语堂发表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方面是对牺牲的学生哀悼，一方面是对残忍冷酷执政府的痛恨，更坚定了“走牺牲者未走完的路”，“并继续她们的工作”的信念，在这亡国时期更应坚定理想信念。因为“在《语丝》上肆无忌惮地说了话，”林语堂遭当局追捕，因此林语堂躲避在“东交民巷一个法国医院，”甚至在家里“做好一个绳梯子，紧急时可以拉入阁楼。”林语堂自此开始躲避当局抓捕的逃亡生涯。
林语堂初期的文字“披肝沥胆，慷慨激昂，公开抗议”。诚然，《语丝》时期的林语堂是激昂的，战斗的。毋庸置疑，林语堂在《语丝》时期的创作，他对名流的批判、对救国途径方法的探寻，对爱国学生运动的支持，这一时期“慷慨激昂”、“浮躁凌厉”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一个充满活力、责任心、担当意识、爱国情怀的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形象。
参考文献：
[1]林语堂.林语堂文集[J].群言出版社，2011.
[2]林语堂.林语堂自传[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3]林语堂.八十自叙[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关键词：林语堂；《语丝》；担当
一九二四年在北京成立的语丝社，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学社团。在周作人、鲁迅的领导和倡议下，提倡散文，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林语堂作为语丝的重要作家之一，积极配合以鲁迅为首的新文化阵营，反“国粹”、斥“文妖”、倡欧化，支持爱国学生运动，显示了林语堂强烈的社会关怀和要求改变落后的社会现状的进步倾向。
一、《语丝》：踏上文学之路
1924年，刘勉己担任《晨报》代理总编辑，因抽去鲁迅的《我的失恋》一文，与时任《晨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起了争端。第二天，孙伏园“便辞去《晨报副刊》的编辑了。”之后，孙伏园便和几位熟友集会，“由顾颉刚在带来的一本《我们的七月》中找到‘语丝’两个字”，“大家便同意了。”于是便有了《语丝》杂志。《语丝》是一个文艺性周刊，自1924年11月17日在北京创刊，至1930年3月，出到第五卷52期自动停刊，前后共出260期。
1923年，在欧美留学四年的林语堂学成回国，经胡适介绍入北大为教授。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出版了几种杂志，其中有《现代评论》，以胡适为中心的若干人办的；”另一个便是《语丝》，“由周作人、周树人、钱玄同、刘半农、郁达夫等人主办”。《现代评论》的成员大多是欧美留学归来的，而《语丝》的成员多有日本留学经历。林语堂在欧美留学四年，况且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一年时，助学金中断，时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曾资助过林语堂2000美元，尽管如此，林语堂还是“属于语丝派。”源于“我们的理想是各人说自己的话”“这对我很适宜”。因此《语丝》便成为“我们发表意见的自由原地”，以《语丝》为契机，林语堂踏上了文学之路。
林语堂在《语丝》上共发表37篇文章，仅次于周作人、鲁迅、依萍、江绍原，位居第四，这些文章中，社会批评占大部分，正是这部分文章最能体现林语堂语丝时期的思想倾向及其“浮躁凌厉”的文风。
二、《语丝》时期的战斗风姿
林语堂《语丝》上发表的文章可大致分为社会批评、翻译和学术研究三大类。其中第一类共计十余篇，虽所占篇幅不多，却最能体现林语堂二、三十年代在的思想倾向。并且，这一类文章既与语丝的“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主张相符，又与林语堂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心与担当意识休戚相关。所以下文就针对这一类文章的思想内涵展开论述。
（一）国民性批判
1923年夏，已经拿到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林语堂踏上了回国之路。回国后的林语堂，看到国内一片荒寂、民众麻木、愚昧后，愤慨之情难以言表，这种情绪便体现在他在《语丝》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论土气与思想界之关系》，有深刻批判眼光的林语堂用“土气”二字便把“老大帝国”的“阴森沉晦”高度概括了。甚至断言，因这土气“无论何国的博士……绝不会再做什么理想，”表面上看，是把全部国外留学回来的带有理想，期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国家进一步富强民主的博士们全盘否定了，实际上，更深一层是对当时死气沉沉，毫无活力，“阴森沉晦”的社会的无情批判。对当时文人的自以为聪明“伟大”的神气进一步批判，认为“今日中国人乃根本败类的民族”，并提出“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今日之病在人”，“在民族”，可以说主张从中国民众----这一“人本主义”根本命题上解决民族问题，国家问题。林语堂看透了国人性格中的惰性、奴气、敷衍、安命、中庸等性格弱点，并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认为“欧化的中国”“为唯一救国办法”。在《给玄同的信》中，林语堂列出的六条“精神复兴条件”均针对上述陋习。今日看来，林语堂提出的这一方案尽管不太切合实际，未免太过片面，理想化，甚至“意气用事”，然而却是一代知识分子热切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殷殷以求探索之路的肺腑之言。
（二）政治斗争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上海各界民众在英租界南京路上举行示威游行。竟遭到英国巡捕开枪扫射，当场打死数十人，逮捕五十多人。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罢工、罢课、罢市等爱国运动，以支持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林语堂也参加了北京大学教职员和学生到东城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请愿活动，险些遭到杀害。针对现代评论派的丁在君却“青年唯一的职务是念书”，“罢课是自杀”的言论，林语堂一针见血指出对方立场，我们“所希望者在民众，丁先生所期望者在外交官僚。”《謬论的谬论》更有针对性，认为中国要复兴必要除掉“遗老与遗少”“这两种怪物”，林语堂尖锐指出，所谓“勿谈政治”“闭门读书”，实际上是想掩盖我们民族的懒惰和颓丧罢了，由“勿谈政治”针对的群体，至执政府的“政治学”，再至国体——“官国”，一步步向我们解说当局政府的腐败、专制。文末观点鲜明，态度坚决，反对时下流行“论调”之余更是大力提倡全民关心政治，参与到爱国政治运动中去，“凡健全的国民都有谈政治的天职。”观点之鲜明，论证之缜密，不得不让人惊叹。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民众要求政府驳回帝国主义列强撤除大沽口防御工事等无理要求，并敦促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不料竟遭遇埋伏。身为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的林语堂“到现场时，看见两口棺材，”这两位牺牲的学生就是刘和珍、杨德群。两人遇难后的第三天，林语堂发表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方面是对牺牲的学生哀悼，一方面是对残忍冷酷执政府的痛恨，更坚定了“走牺牲者未走完的路”，“并继续她们的工作”的信念，在这亡国时期更应坚定理想信念。因为“在《语丝》上肆无忌惮地说了话，”林语堂遭当局追捕，因此林语堂躲避在“东交民巷一个法国医院，”甚至在家里“做好一个绳梯子，紧急时可以拉入阁楼。”林语堂自此开始躲避当局抓捕的逃亡生涯。
林语堂初期的文字“披肝沥胆，慷慨激昂，公开抗议”。诚然，《语丝》时期的林语堂是激昂的，战斗的。毋庸置疑，林语堂在《语丝》时期的创作，他对名流的批判、对救国途径方法的探寻，对爱国学生运动的支持，这一时期“慷慨激昂”、“浮躁凌厉”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一个充满活力、责任心、担当意识、爱国情怀的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形象。
参考文献：
[1]林语堂.林语堂文集[J].群言出版社，2011.
[2]林语堂.林语堂自传[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3]林语堂.八十自叙[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