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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能找到一个好老师，事业就已经成功了三分之一，剩下的那两分，一是靠天分，二是靠勤奋。
一个好的老师可以使学生少走许多冤枉路、或死路，就像一块美玉要来雕琢一样，雕玉人的水平决定了玉的价值和命运。他可能把这块美玉设计成肥皂盒或雕成几个烟蒂嘴，让人遗憾。当然，也有那种机会，一经他的雕琢，使美玉一下子成了价值连城的珍品。
被雕成肥皂盒或烟蒂嘴，并不能说匠人不用心，他是尽力了，但是他的水平、他的品位就是这样，只能怪那块美玉运气不佳，等你明白这一道理时，命运已成定局，遗憾之余，还会多一点痛惜。
说来我真是幸运极了，步入画坛第一步就遇上了最好的老师，他就是已故的我国著名人物画泰斗——黄胄先生。
早在七十年代末，《人才》杂志就有一篇《史国良求师记》的文章，讲到我找黄胄先生的经过，美术界的人都说：“史国良是个幸运儿，事业一帆风顺。”其实那幸运的来源，正是因为我找到了好老师，走对了方向。
要讲到我和黄胄老师的缘分，就得从那盏灯说起，二十多年过去了，那盏灯一直亮在我心头，成了我艺术道路上的坐标。
当年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喜欢黄胄的画到了崇拜的程度，渴望拜他为师。但没人为我搭桥，也没人给我引荐，完全是一种力量的驱使，我自己找上门来的。黄胄那时是久负盛名的大画家，想见到他并不容易，即使找到，他能否答应我做学生则更不容易了。但是，“渴望”让我不顾一切，我扛上一卷画，上路了。
从发表的画作上看，只知黄胄在军事博物馆工作，我先到了军博。门卫告诉我，“黄胄已调离”，于是，我又转到军博宿舍，楼下的孩子告诉我“黄胄搬家了，搬到什么地方不知道”。下楼来的大人讲，黄胄搬到了三里河一带，不知具体地址。还向我介绍，黄胄很严厉，门上常贴着“谢绝来访”的纸条。
失望之余，我又感到一线希望，因为已掌握了两个信息，一是“三里河一带”，二是门上贴着“谢绝来访”的纸条。我骑上车子，奔向了三里河。从军博到三里河不算远，但到了三里河才傻了眼，四处都是一排排的楼群，哪一座才是黄胄的家呢？我决定挨楼地找，爬上爬下，见人就问，“黄胄住在这儿吗？”都是摇头，说不知道，再反问我，“他住几楼呀？”我也摇头说不知道。一位好心人说：“小伙子回去吧，连门牌号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你看天都黑了。”
是啊，从早找到晚，饿着肚子，也没找到黄胄的家，敲了多少个门，都没见到那张“谢绝来访”的纸条。失望极了。返回家的路上难过的只想哭，身上扛的那卷画真的千斤重似的，学画真难呀！
走到白石桥，我还是不甘心，指天发誓，再回去找一次，找到了，我和他有缘，找不到从此不再来，我调转自行车头，又一次返回了三里河。
找啊找，黄胄老师，您到底住在哪里呢？会不会那人记错了您的方向？会不会他在和我开玩笑？唉！找黄胄老师找得我好苦呀！
猛然，我发现在不远处的一座楼顶上，亮着一盏灯，全楼都黑着，只有那窗口亮着那一盏，会不会就是那盏灯呢？在一片黑暗中，那盏灯多美呀，我开始热血沸腾，不顾一天的劳累，冲向了那盏灯。
五层楼并不高，往日几步就蹿上去了，可今天，脚上就如同灌了铅。是一步一步挪上去的，到了门口，竟没了勇气敲门，因为门上并没有纸条，此时此刻，心都碎了。闭着眼睛，愣了一会儿，终于，抬起我那被汗水洇湿了的手，敲了门。
门并没开，里面有一位女人在问：“你找谁？”“是黄胄家吗？”“你是谁？”甭问了，这正是黄胄家，我是谁？一个毛孩子，一个傻小子，不知哪来的勇气，我竟说：“我是他的学生。”
门开了，一位带眼镜的中年妇女站在我面前，一脸的疑问，看到我手里抱着一卷画，才让我进来，后来我知道，他就是黄胄先生的夫人郑闻慧老师。
黄胄并不像别人说得那么严厉，只是严格，严格中带几分亲切，当他看过了我的画，不但笑了，还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画得还不错，就做我的学生吧。”终于，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我不但找到了那盏灯，而且，从此也走进了那盏灯。再后来的艺术道路上，像很多人讲的那样，“我成為了幸运儿”。
黄胄先生画新疆，他建议我画西藏，他说：“自己年轻时也去过西藏，但没能做更深入研究，但那个地方可画的东西很丰富，只要能深入进去，一定能画出好作品。”
于是我从原来画北方农村，转画了西藏。第一次去西藏，先生还把自己穿过的皮大衣送给了我，说那个地方冷，路上用得着。
这件大衣曾作过道具，在他画《高原子弟兵》中出现过。我是从青藏公路进藏的，先从西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搭长途汽车，坐上两天两夜到拉萨，中途还要翻越唐古拉山，多亏这件大衣，不然真冻坏了。
1980年我从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毕业后，分到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做教员，那个时候部队还比较“左”，每天开不完的会，讨不完的论。创作内容也必是军队题材，在军艺教了五年书连敬礼都打不好，不是用左手就是用右手，要不就忘了系风纪扣，被纠察抓住了，真不自在。总之我实在不喜欢。
于是我想调到西藏军区去当创作员，黄胄先生很支持，并写信推荐我。档案、调令都过去了，我的家人不干了，闹得很厉害，先生对我太太说：“让他去吧，在这里会把他憋坏的。在西藏干上几年，凭我的人缘和老关系，一定想办法再把他调回来。”结果怎么说那边也不答应，连老丈人都到军艺来找领导。这可麻烦了，黄胄先生也很尴尬，说：“解铃还得系铃人，豁出我这张老脸，再跟人家说，看看能不能把档案和调令追回来。”
电文是先生起草的，电报是我发的，大概意思是：“军区领导，对不起，史国良家里出了一些问题，调西藏之事暂停办，请把关系、材料退回。”后来先生又是托人，又是打电话，终于我的档案又办了回来。气得先生好几天都不爱搭理我，说我“太容易冲动，想起一出是一出”。
老师常说：“画人物画，不光画好人物，要选择几种家禽配合，一是能有笔墨发挥的余地，二是画面有生活气息，看起来生动、丰富。”
先生画动物无所不精，尤其善画驴，寥寥几笔活灵活现，很多学生都学，临摹得也很像，但先生不赞成，认为没出息。他常说：“别跟着我的屁股后面走，走你们自己的路，多深入生活。”于是我选择了画猪。那个时期，我以画猪的题材为多，后来又画了大象、鸭子、鹅、狗、牛等动物。与画中的人物相得益彰，相互衬托，练习了笔墨，练习了造型，也练习了构图。
记得有一次，我为新疆文物商店画了一幅《养猪图》，画面上是一个维族老汉和一个姑娘在葡萄架下交谈，周围画了几只猪。画裱好了，大家都说不错，新疆文物店的人都说画得好，但黄胄先生一眼就发现了问题，他说：“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不吃猪肉，更不养猪，不熟悉生活，不了解生活，画得再好也没用，就像说了谎话。”他建议把已经画上的猪加上重墨，画成了几个筐子，后用有覆盖力的石绿，在筐里画了葡萄，他还说：“在葡萄架下，画几筐葡萄还比较协调，也符合生活。”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直至今日我都记得这个教训。每当到生活中画速写我都格外注意生活细节，免得再出笑话。
每当走过中国画研究院，我就会想起黄胄先生，这处建筑和这个单位，如今都已成为中国画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先生的名字一样，将载入中国美术史。可您知道吗？这一切来得多么不容易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革”习气还没肃清，虽然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但人们的思想意识里仍然有“四人帮”的余毒，动不动就整你一下子。
黄胄先生这次挨整，一点也不比“文革”时期赶着毛驴卖豆腐时轻松。如果说“文革”时挨整是失望，那么这次挨整是伤心。
由于黄胄主持负责研究院工作，引来一些人的不满，一封封匿名信写了上去，那些日子里先生心情很忧郁，吃不好，睡不着，连身边的司机也被关进了局子。当时，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任教，一天，院领导带来两个中年人，说是二轻局调查组的，来调查黄胄倒卖文物、黄金一案。因为知道我是他比较亲近的学生，让我揭发先生的一些问题，并提供证据。他们临走时，说我不老实、态度不好，让我好好想一想，过几天他们再来。我把这事告诉了黄胄先生，先生一脸悲哀，无奈地问我：“你一天到晚地在这里，你看见我倒卖文物了吗？你看见我倒卖黄金了吗？我的画，每一张不值它一条金子？用得着我倒卖吗？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别和他们顶。”
果然，过了几天那些人又来了，当然还是不欢而散，我原想此事就完了，没想到过了几天，河南公安厅也有人来找我，让我谈一谈黄胄倒卖文物的事。为先生罗列的罪名远不止这些。搞了一阵子，结果不了了之。这次事件后，黄胄先生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研究院，真是伤心极了。
每次媒体约我写有关先生的文章，都想让我找几张与先生合影的照片。似乎社会上已经有那么一条约定俗成的套路了，你是谁的学生必有合影作证明似的。每当面对这种要求时，我一是苦笑，二是尴尬，因为虽与先生学画多年，竟没一张与先生单独的合影照。
上世纪七十年代时，我真想与先生照张相，挂在自己家中或办公室里，有这个虚荣心，却没钱买相机。有次下乡，借了单位里的海鸥120相机，结果不会操作，一张相没照就让我给弄坏了，还赔了不少钱。那一次教训让我直至今日對机械操作的东西都敬而远之。不过也成就了我，每次下乡就拼命地画速写，还养成了用速写纪录生活的习惯。
再后来，经常与先生厮守在一起，帮他研墨，抻纸，经常看往来的宾客和先生合影，我实在不好意思让人家帮我照张相，再寄给我。总觉得那样对先生不好，也显得没面子。
我有了相机，是1989年出国前，一位新加坡商人送给我的傻瓜机。由于一些原因，没来得及与先生合影就匆匆出国了。
等我想到有必要与先生合影时，先生住进了医院，样子很不好看，而且很疲倦，看我一身僧服，他一边摇头一边说：“只当你说着玩呢，还动真格的了。”那天我们谈了很久，他讲了历史上的画僧，也讲了这条路的艰难，还告诉我，他马上要去广州换肾。我摸着兜里的相机，几回想拿出来，总不忍心，改日吧！于是我失去了最后一次与先生合影的机会。
每当看到别的学生画册里印着与先生合影照片时，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嫉妒、羡慕、遗憾。反正挺复杂的。
我和黄胄先生的缘分，多亏了五楼顶层的那盏灯，那灯光伴我走过了太行山、黄土高坡，走上了青藏高原、又走到了大洋彼岸。那盏灯带给了我信心，也送来了温暖，让我忘不了黄胄先生，也忘不了那盏指路明灯。
一个好的老师可以使学生少走许多冤枉路、或死路，就像一块美玉要来雕琢一样，雕玉人的水平决定了玉的价值和命运。他可能把这块美玉设计成肥皂盒或雕成几个烟蒂嘴，让人遗憾。当然，也有那种机会，一经他的雕琢，使美玉一下子成了价值连城的珍品。
被雕成肥皂盒或烟蒂嘴，并不能说匠人不用心，他是尽力了，但是他的水平、他的品位就是这样，只能怪那块美玉运气不佳，等你明白这一道理时，命运已成定局，遗憾之余，还会多一点痛惜。
说来我真是幸运极了，步入画坛第一步就遇上了最好的老师，他就是已故的我国著名人物画泰斗——黄胄先生。
早在七十年代末，《人才》杂志就有一篇《史国良求师记》的文章，讲到我找黄胄先生的经过，美术界的人都说：“史国良是个幸运儿，事业一帆风顺。”其实那幸运的来源，正是因为我找到了好老师，走对了方向。
要讲到我和黄胄老师的缘分，就得从那盏灯说起，二十多年过去了，那盏灯一直亮在我心头，成了我艺术道路上的坐标。
当年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喜欢黄胄的画到了崇拜的程度，渴望拜他为师。但没人为我搭桥，也没人给我引荐，完全是一种力量的驱使，我自己找上门来的。黄胄那时是久负盛名的大画家，想见到他并不容易，即使找到，他能否答应我做学生则更不容易了。但是，“渴望”让我不顾一切，我扛上一卷画，上路了。
从发表的画作上看，只知黄胄在军事博物馆工作，我先到了军博。门卫告诉我，“黄胄已调离”，于是，我又转到军博宿舍，楼下的孩子告诉我“黄胄搬家了，搬到什么地方不知道”。下楼来的大人讲，黄胄搬到了三里河一带，不知具体地址。还向我介绍，黄胄很严厉，门上常贴着“谢绝来访”的纸条。
失望之余，我又感到一线希望，因为已掌握了两个信息，一是“三里河一带”，二是门上贴着“谢绝来访”的纸条。我骑上车子，奔向了三里河。从军博到三里河不算远，但到了三里河才傻了眼，四处都是一排排的楼群，哪一座才是黄胄的家呢？我决定挨楼地找，爬上爬下，见人就问，“黄胄住在这儿吗？”都是摇头，说不知道，再反问我，“他住几楼呀？”我也摇头说不知道。一位好心人说：“小伙子回去吧，连门牌号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你看天都黑了。”
是啊，从早找到晚，饿着肚子，也没找到黄胄的家，敲了多少个门，都没见到那张“谢绝来访”的纸条。失望极了。返回家的路上难过的只想哭，身上扛的那卷画真的千斤重似的，学画真难呀！
走到白石桥，我还是不甘心，指天发誓，再回去找一次，找到了，我和他有缘，找不到从此不再来，我调转自行车头，又一次返回了三里河。
找啊找，黄胄老师，您到底住在哪里呢？会不会那人记错了您的方向？会不会他在和我开玩笑？唉！找黄胄老师找得我好苦呀！
猛然，我发现在不远处的一座楼顶上，亮着一盏灯，全楼都黑着，只有那窗口亮着那一盏，会不会就是那盏灯呢？在一片黑暗中，那盏灯多美呀，我开始热血沸腾，不顾一天的劳累，冲向了那盏灯。
五层楼并不高，往日几步就蹿上去了，可今天，脚上就如同灌了铅。是一步一步挪上去的，到了门口，竟没了勇气敲门，因为门上并没有纸条，此时此刻，心都碎了。闭着眼睛，愣了一会儿，终于，抬起我那被汗水洇湿了的手，敲了门。
门并没开，里面有一位女人在问：“你找谁？”“是黄胄家吗？”“你是谁？”甭问了，这正是黄胄家，我是谁？一个毛孩子，一个傻小子，不知哪来的勇气，我竟说：“我是他的学生。”
门开了，一位带眼镜的中年妇女站在我面前，一脸的疑问，看到我手里抱着一卷画，才让我进来，后来我知道，他就是黄胄先生的夫人郑闻慧老师。
黄胄并不像别人说得那么严厉，只是严格，严格中带几分亲切，当他看过了我的画，不但笑了，还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画得还不错，就做我的学生吧。”终于，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我不但找到了那盏灯，而且，从此也走进了那盏灯。再后来的艺术道路上，像很多人讲的那样，“我成為了幸运儿”。
黄胄先生画新疆，他建议我画西藏，他说：“自己年轻时也去过西藏，但没能做更深入研究，但那个地方可画的东西很丰富，只要能深入进去，一定能画出好作品。”
于是我从原来画北方农村，转画了西藏。第一次去西藏，先生还把自己穿过的皮大衣送给了我，说那个地方冷，路上用得着。
这件大衣曾作过道具，在他画《高原子弟兵》中出现过。我是从青藏公路进藏的，先从西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搭长途汽车，坐上两天两夜到拉萨，中途还要翻越唐古拉山，多亏这件大衣，不然真冻坏了。
1980年我从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毕业后，分到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做教员，那个时候部队还比较“左”，每天开不完的会，讨不完的论。创作内容也必是军队题材，在军艺教了五年书连敬礼都打不好，不是用左手就是用右手，要不就忘了系风纪扣，被纠察抓住了，真不自在。总之我实在不喜欢。
于是我想调到西藏军区去当创作员，黄胄先生很支持，并写信推荐我。档案、调令都过去了，我的家人不干了，闹得很厉害，先生对我太太说：“让他去吧，在这里会把他憋坏的。在西藏干上几年，凭我的人缘和老关系，一定想办法再把他调回来。”结果怎么说那边也不答应，连老丈人都到军艺来找领导。这可麻烦了，黄胄先生也很尴尬，说：“解铃还得系铃人，豁出我这张老脸，再跟人家说，看看能不能把档案和调令追回来。”
电文是先生起草的，电报是我发的，大概意思是：“军区领导，对不起，史国良家里出了一些问题，调西藏之事暂停办，请把关系、材料退回。”后来先生又是托人，又是打电话，终于我的档案又办了回来。气得先生好几天都不爱搭理我，说我“太容易冲动，想起一出是一出”。
老师常说：“画人物画，不光画好人物，要选择几种家禽配合，一是能有笔墨发挥的余地，二是画面有生活气息，看起来生动、丰富。”
先生画动物无所不精，尤其善画驴，寥寥几笔活灵活现，很多学生都学，临摹得也很像，但先生不赞成，认为没出息。他常说：“别跟着我的屁股后面走，走你们自己的路，多深入生活。”于是我选择了画猪。那个时期，我以画猪的题材为多，后来又画了大象、鸭子、鹅、狗、牛等动物。与画中的人物相得益彰，相互衬托，练习了笔墨，练习了造型，也练习了构图。
记得有一次，我为新疆文物商店画了一幅《养猪图》，画面上是一个维族老汉和一个姑娘在葡萄架下交谈，周围画了几只猪。画裱好了，大家都说不错，新疆文物店的人都说画得好，但黄胄先生一眼就发现了问题，他说：“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不吃猪肉，更不养猪，不熟悉生活，不了解生活，画得再好也没用，就像说了谎话。”他建议把已经画上的猪加上重墨，画成了几个筐子，后用有覆盖力的石绿，在筐里画了葡萄，他还说：“在葡萄架下，画几筐葡萄还比较协调，也符合生活。”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直至今日我都记得这个教训。每当到生活中画速写我都格外注意生活细节，免得再出笑话。
每当走过中国画研究院，我就会想起黄胄先生，这处建筑和这个单位，如今都已成为中国画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先生的名字一样，将载入中国美术史。可您知道吗？这一切来得多么不容易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革”习气还没肃清，虽然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但人们的思想意识里仍然有“四人帮”的余毒，动不动就整你一下子。
黄胄先生这次挨整，一点也不比“文革”时期赶着毛驴卖豆腐时轻松。如果说“文革”时挨整是失望，那么这次挨整是伤心。
由于黄胄主持负责研究院工作，引来一些人的不满，一封封匿名信写了上去，那些日子里先生心情很忧郁，吃不好，睡不着，连身边的司机也被关进了局子。当时，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任教，一天，院领导带来两个中年人，说是二轻局调查组的，来调查黄胄倒卖文物、黄金一案。因为知道我是他比较亲近的学生，让我揭发先生的一些问题，并提供证据。他们临走时，说我不老实、态度不好，让我好好想一想，过几天他们再来。我把这事告诉了黄胄先生，先生一脸悲哀，无奈地问我：“你一天到晚地在这里，你看见我倒卖文物了吗？你看见我倒卖黄金了吗？我的画，每一张不值它一条金子？用得着我倒卖吗？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别和他们顶。”
果然，过了几天那些人又来了，当然还是不欢而散，我原想此事就完了，没想到过了几天，河南公安厅也有人来找我，让我谈一谈黄胄倒卖文物的事。为先生罗列的罪名远不止这些。搞了一阵子，结果不了了之。这次事件后，黄胄先生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研究院，真是伤心极了。
每次媒体约我写有关先生的文章，都想让我找几张与先生合影的照片。似乎社会上已经有那么一条约定俗成的套路了，你是谁的学生必有合影作证明似的。每当面对这种要求时，我一是苦笑，二是尴尬，因为虽与先生学画多年，竟没一张与先生单独的合影照。
上世纪七十年代时，我真想与先生照张相，挂在自己家中或办公室里，有这个虚荣心，却没钱买相机。有次下乡，借了单位里的海鸥120相机，结果不会操作，一张相没照就让我给弄坏了，还赔了不少钱。那一次教训让我直至今日對机械操作的东西都敬而远之。不过也成就了我，每次下乡就拼命地画速写，还养成了用速写纪录生活的习惯。
再后来，经常与先生厮守在一起，帮他研墨，抻纸，经常看往来的宾客和先生合影，我实在不好意思让人家帮我照张相，再寄给我。总觉得那样对先生不好，也显得没面子。
我有了相机，是1989年出国前，一位新加坡商人送给我的傻瓜机。由于一些原因，没来得及与先生合影就匆匆出国了。
等我想到有必要与先生合影时，先生住进了医院，样子很不好看，而且很疲倦，看我一身僧服，他一边摇头一边说：“只当你说着玩呢，还动真格的了。”那天我们谈了很久，他讲了历史上的画僧，也讲了这条路的艰难，还告诉我，他马上要去广州换肾。我摸着兜里的相机，几回想拿出来，总不忍心，改日吧！于是我失去了最后一次与先生合影的机会。
每当看到别的学生画册里印着与先生合影照片时，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嫉妒、羡慕、遗憾。反正挺复杂的。
我和黄胄先生的缘分，多亏了五楼顶层的那盏灯，那灯光伴我走过了太行山、黄土高坡，走上了青藏高原、又走到了大洋彼岸。那盏灯带给了我信心，也送来了温暖，让我忘不了黄胄先生，也忘不了那盏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