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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33年登上美国总统宝座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Hoover)最广为人知的历史记录是他在处N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的失败。胡佛在政坛上的失败，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他所代表的自亚当·斯密以来深植于西方思想中的经济自由放任主义的一时“倒运”，所以他的失败标志着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当道走红。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在过去大半个世纪的历史上，如一个钟摆的两头，时而偏向这头，时而偏向那头，没有哪一种思想能够永久地占据主导地位。
胡佛不能“与时俱进”，吸收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来制定政策，直接导致了他的失败。但这不等于说胡佛其人是一个庸碌之辈。相反，胡佛是相当有能力的。他出身贫寒，父母亲分别在他6岁和9岁时去世。胡佛是靠着个人奋斗而平步青云的典型的“美国英雄”。他在卸任总统以后，致力于社会事业与著书立说，多有建树。
鲜为人知的是，作为一个矿业工程师，他青年时代曾在中国淘金，在中国待了前后大约两年时间。这两年的经历为胡佛日后事业上的成就锻炼了才干，积累了必要的资本。这短暂的经历在胡佛一生的经历里面也许不是最光彩的一页，却充满动荡和新奇，相信在胡佛的记忆里一定是难忘的。今天的读者透过100多年前一个闯世界的美国青年的眼光来观察当时中国社会的光怪陆离，也许会从中悟出一点什么。
1895年，21岁的胡佛从建立不久的斯坦福大学地质学专业毕业。毕业时的胡佛穷得叮当响，囊中只剩下40美元，找工作十分困难。他只好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口矿井挖了两年的矿石，每天工作10个小时，却只挣得2美元。在艰难困顿的生活中，青年胡佛在寻找机会。后来，机会终于来了。英国伦敦的比维克一莫赖宁采矿公司想招聘具有长期工作经验的地质学家去澳大利亚工作，要求应聘者年龄必须在35岁以上。胡佛当时才23岁，但迫切想要闯荡世界、寻找淘金机会的胡佛太想得到这个机会了，不得已，他编造简历，虚报年龄，终于达到了目的。
胡佛不愧是一个管理与矿业开发能力兼备的才俊。这个23岁的青年，在管理方法和民主作风上的天才使他赢得了粗野的澳大利亚人的信任。他骑上一匹骆驼，走遍了澳洲西部广袤的荒原，寻找金矿。有一天，他终于发现了一条含量丰富的矿脉，并且说服在伦敦的老板用100万美元买了下来。这座闻名遐迩的戈瓦利亚之子(Sons ofGwafia)金矿不久为比维克莫赖宁采矿公司带来6500万美元的回报。胡佛在澳大利亚只待了短短的1年多时间，就初步展露出了他不凡的能力。
不久，他被公司派到中国来开发煤矿、修建港口设施。胡佛是个事业心很强的青年。在来中国之前，他向大学时代的同窗露·亨利(L0u Henry)求婚，幸得允准。这样，胡佛马上赶回美
国加州同露·亨利结婚。婚后第2天，两人就起程了。他们带着几箱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书，也带着他们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发财的梦想。在海上航行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一起研读了几十本关于中国的书，增长了许多有关中国的知识。
1899年3月，胡佛夫妇到达北京后不久，就决定住在海港城市天津。中国老板跟英国老板想法不同，他更盼望着能发现一座金矿，马上发大财，其利润是无可估量的。胡佛不同意中国老板的如意算盘。他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铁、钢、煤、铅、锌、铜和其他工业原料。中国老板听说在热河(今为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南部和内蒙古东南部)一带有含量丰富的金矿，决定让胡佛前往考察，看看能否安装美国机械设备，大量开采。
中国老板不断搜集有关金矿的谣传，胡佛一次又一次踏上类似的路途，走遍山东、东北、山西和陕西，每次都无功而返。每次考察少则数天，多则两个月，最远的一直到蒙古。胡佛的找金矿考察突然被迫停止，回到天津才得知发生了义和团运动。
在天津，胡佛听到有关义和团袭击传教士和其他洋人的消息。胡佛和他的夫人以及工程技术人员把他们的家作为基地，因为在这里比较安全，但是，一天深夜，一枚炮弹在胡佛家里爆炸，胡佛夫妇幸免于难。
1900年7月，八国联军在攻占天津城厢时，胡佛利用熟悉天津地形之便，亲自作联军的向导，成为外国侨民中的“风云人物”。解围后，胡佛发现公司的资产已被多国瓜分，不可能再继续他的工作了。这对年轻夫妻准备离开中国。就在他们起程前夕，胡佛的老板提议重建公司，继续在中国运作。胡佛夫妇前往伦敦，直到公司制订出具体细节。
1901年1月，胡佛重返中国。他先抵达上海，再设法到了北京。
胡佛在义和团战后的恢复秩序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最主要的是恢复铁路运输。在义和团运动中，华北铁路被拆得七零八落。义和团或农民拧开连接铁轨的鱼尾板，将铁路上的每一丁点儿金属都搬到几英里外的内地去了。被拆下来的铁路材料散落在上千个村庄里，农民还拿走枕木当做建材和燃料。
军方需要铁路来运送军队，维持治安，他们也需要铁路运输矿里挖出的煤。军方指派了一个军官委员会，接管铁路重建工作，应军方的要求，胡佛分配一部分工程人员去援助，其中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在考虑如何收回所有铁路材料时，他们认为中国人会发现是钢轨而不是铁轨，一点钢屑都敲不下来，拿到手也派不上用场，这样农民可能会欢欢喜喜地把路轨卖给他们，如果他们出个收购价，再加上既往不咎的诺言和抗命严办的威胁的话。他当时出价5个银元换一节铁轨。几天以后，被毁路段两侧的田野里出现了村民的队伍，三四十个村民抬着一节铁轨，向他们缓缓走来。
胡佛在回忆录里记述了他在管理中国工程矿业公司时的情况：“我们很快就在收‘回扣’的做法上和中国人发生严重冲突。按照中国观念，回扣并不是受贿，大小官吏除了那一点少得可怜的薪水之外，还可以捞些外快。从雇员名单上看，多达2.5万人，但是我们发现虚报了6000人。于是我们立下一条简单的规矩，给每名员工发一枚编了号的铜牌，进入工厂围墙时，必须将铜牌交给厂方保存。用编了号的铜牌作为工作证的制度，给我们带来了只有在中国才会遇到的尴尬事。由于工人的工资不足以养家糊口，我提高了工资，比邻近各个乡镇高出40％。铜牌一时间竟成了抢手货，找工作的人只要买到一枚铜牌，就得到了一份工作。牌子的价格一路飞涨，都抵得上一个月的工钱了。我们发觉自己正在丧失依照技术和人品来聘用员工的选择权。如果雇用的是技术工人，生手很容易被工头发觉，我们也可避免麻烦。但是在一群混杂的普通工人中，很难区分冒牌货。更有甚者，能工巧匠开始伪造铜牌，我们为此向地方官员抱怨，他劝我们压低薪水，但我们用更有效的识别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
“回扣’的比例太高，没有办法开展西方式的工业化生产，我们便逐步压低 ‘回扣’。90天后，仅仅靠减少‘回扣’一项措施，我们便将一个亏损企业变成了月利润15个银元的赢利企业。业务迅速发展，我们购置了新设备，在秦皇岛建成了不冻港，在冰封季节中也可以从容装卸煤炭。”
可惜好景不长。1901年秋季，形势急转直下。比利时股东从欧洲其他股东和中方股东手里买下了公司的大部分股份，派遣了他们自己的人来任经理，同时还带来了比利时的技术人员。胡佛跟新上任的经理意见不合，就主动提出辞职，结束了在中国两年多的生涯。
离开中国10余年后，胡佛在撰写回忆录时，用整整一章描述他在中国的经历，同时表达了他对中国的赞美和崇敬。
到中国后不久，胡佛夫人很快就忙于操持家务，同时学习中文。胡佛在回忆录中写道：“她特意请了一名中文教师，只要她在家，每日的课程从不间断。她具有语言天赋，学习这种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居然进步很快。我学会的汉字从未超过100个，但她对我反复使用这些汉字。”的确，他夫人每当想向他说些私房话时就用汉语说，甚至在白宫时也不例外。他们夫妇还分别起了中文名字：胡华和胡璐。他的妻子一生热爱中国古代瓷器，尤其钟爱明代和清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在40年里不停地搜集和收藏。
胡佛说：“面对一个有着3000年文字历史，拥有4亿人口的民族，没有人能评判他们，更不能妄下断语。我对中国人民怀着刻骨铭心的崇敬，90％的劳苦大众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几乎每座村庄每年都会有人冻饿而死。但他们忍耐而宽容，对家庭无比忠诚，对孩子倾注全部爱心。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工作得更努力、更长久。”对于他看到的中国当时社会的负面现象，胡佛也尽量表现出友好的态度，他说：“中国有坏人，所有民族莫不如此。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他们能否吃得饱。如果美国人拥有的和中国人一样少，不知道他们的表现会不会同中国人一样好。”
胡佛在中国的经历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胡佛纪念馆就曾派人来天津寻访胡佛故居。在天津历史博物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有关专家的帮助下，他们多次查阅文献、地图，并实地踏勘，终于在1996年得出了结论。1996年5月30日，孙约翰、罗澍伟、陈克、魏克昌、方兆麟等中美专家学者及《今晚报》、《天津青年报》、《天津商报》记者聚集重庆道小学，与重庆道小学领导、教师举行座谈，大家一致确认：和平区重庆道小学已拆的西楼是胡佛在津故居。该校是胡佛在津故居旧址。
胡佛不能“与时俱进”，吸收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来制定政策，直接导致了他的失败。但这不等于说胡佛其人是一个庸碌之辈。相反，胡佛是相当有能力的。他出身贫寒，父母亲分别在他6岁和9岁时去世。胡佛是靠着个人奋斗而平步青云的典型的“美国英雄”。他在卸任总统以后，致力于社会事业与著书立说，多有建树。
鲜为人知的是，作为一个矿业工程师，他青年时代曾在中国淘金，在中国待了前后大约两年时间。这两年的经历为胡佛日后事业上的成就锻炼了才干，积累了必要的资本。这短暂的经历在胡佛一生的经历里面也许不是最光彩的一页，却充满动荡和新奇，相信在胡佛的记忆里一定是难忘的。今天的读者透过100多年前一个闯世界的美国青年的眼光来观察当时中国社会的光怪陆离，也许会从中悟出一点什么。
1895年，21岁的胡佛从建立不久的斯坦福大学地质学专业毕业。毕业时的胡佛穷得叮当响，囊中只剩下40美元，找工作十分困难。他只好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口矿井挖了两年的矿石，每天工作10个小时，却只挣得2美元。在艰难困顿的生活中，青年胡佛在寻找机会。后来，机会终于来了。英国伦敦的比维克一莫赖宁采矿公司想招聘具有长期工作经验的地质学家去澳大利亚工作，要求应聘者年龄必须在35岁以上。胡佛当时才23岁，但迫切想要闯荡世界、寻找淘金机会的胡佛太想得到这个机会了，不得已，他编造简历，虚报年龄，终于达到了目的。
胡佛不愧是一个管理与矿业开发能力兼备的才俊。这个23岁的青年，在管理方法和民主作风上的天才使他赢得了粗野的澳大利亚人的信任。他骑上一匹骆驼，走遍了澳洲西部广袤的荒原，寻找金矿。有一天，他终于发现了一条含量丰富的矿脉，并且说服在伦敦的老板用100万美元买了下来。这座闻名遐迩的戈瓦利亚之子(Sons ofGwafia)金矿不久为比维克莫赖宁采矿公司带来6500万美元的回报。胡佛在澳大利亚只待了短短的1年多时间，就初步展露出了他不凡的能力。
不久，他被公司派到中国来开发煤矿、修建港口设施。胡佛是个事业心很强的青年。在来中国之前，他向大学时代的同窗露·亨利(L0u Henry)求婚，幸得允准。这样，胡佛马上赶回美
国加州同露·亨利结婚。婚后第2天，两人就起程了。他们带着几箱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书，也带着他们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发财的梦想。在海上航行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一起研读了几十本关于中国的书，增长了许多有关中国的知识。
1899年3月，胡佛夫妇到达北京后不久，就决定住在海港城市天津。中国老板跟英国老板想法不同，他更盼望着能发现一座金矿，马上发大财，其利润是无可估量的。胡佛不同意中国老板的如意算盘。他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铁、钢、煤、铅、锌、铜和其他工业原料。中国老板听说在热河(今为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南部和内蒙古东南部)一带有含量丰富的金矿，决定让胡佛前往考察，看看能否安装美国机械设备，大量开采。
中国老板不断搜集有关金矿的谣传，胡佛一次又一次踏上类似的路途，走遍山东、东北、山西和陕西，每次都无功而返。每次考察少则数天，多则两个月，最远的一直到蒙古。胡佛的找金矿考察突然被迫停止，回到天津才得知发生了义和团运动。
在天津，胡佛听到有关义和团袭击传教士和其他洋人的消息。胡佛和他的夫人以及工程技术人员把他们的家作为基地，因为在这里比较安全，但是，一天深夜，一枚炮弹在胡佛家里爆炸，胡佛夫妇幸免于难。
1900年7月，八国联军在攻占天津城厢时，胡佛利用熟悉天津地形之便，亲自作联军的向导，成为外国侨民中的“风云人物”。解围后，胡佛发现公司的资产已被多国瓜分，不可能再继续他的工作了。这对年轻夫妻准备离开中国。就在他们起程前夕，胡佛的老板提议重建公司，继续在中国运作。胡佛夫妇前往伦敦，直到公司制订出具体细节。
1901年1月，胡佛重返中国。他先抵达上海，再设法到了北京。
胡佛在义和团战后的恢复秩序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最主要的是恢复铁路运输。在义和团运动中，华北铁路被拆得七零八落。义和团或农民拧开连接铁轨的鱼尾板，将铁路上的每一丁点儿金属都搬到几英里外的内地去了。被拆下来的铁路材料散落在上千个村庄里，农民还拿走枕木当做建材和燃料。
军方需要铁路来运送军队，维持治安，他们也需要铁路运输矿里挖出的煤。军方指派了一个军官委员会，接管铁路重建工作，应军方的要求，胡佛分配一部分工程人员去援助，其中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在考虑如何收回所有铁路材料时，他们认为中国人会发现是钢轨而不是铁轨，一点钢屑都敲不下来，拿到手也派不上用场，这样农民可能会欢欢喜喜地把路轨卖给他们，如果他们出个收购价，再加上既往不咎的诺言和抗命严办的威胁的话。他当时出价5个银元换一节铁轨。几天以后，被毁路段两侧的田野里出现了村民的队伍，三四十个村民抬着一节铁轨，向他们缓缓走来。
胡佛在回忆录里记述了他在管理中国工程矿业公司时的情况：“我们很快就在收‘回扣’的做法上和中国人发生严重冲突。按照中国观念，回扣并不是受贿，大小官吏除了那一点少得可怜的薪水之外，还可以捞些外快。从雇员名单上看，多达2.5万人，但是我们发现虚报了6000人。于是我们立下一条简单的规矩，给每名员工发一枚编了号的铜牌，进入工厂围墙时，必须将铜牌交给厂方保存。用编了号的铜牌作为工作证的制度，给我们带来了只有在中国才会遇到的尴尬事。由于工人的工资不足以养家糊口，我提高了工资，比邻近各个乡镇高出40％。铜牌一时间竟成了抢手货，找工作的人只要买到一枚铜牌，就得到了一份工作。牌子的价格一路飞涨，都抵得上一个月的工钱了。我们发觉自己正在丧失依照技术和人品来聘用员工的选择权。如果雇用的是技术工人，生手很容易被工头发觉，我们也可避免麻烦。但是在一群混杂的普通工人中，很难区分冒牌货。更有甚者，能工巧匠开始伪造铜牌，我们为此向地方官员抱怨，他劝我们压低薪水，但我们用更有效的识别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
“回扣’的比例太高，没有办法开展西方式的工业化生产，我们便逐步压低 ‘回扣’。90天后，仅仅靠减少‘回扣’一项措施，我们便将一个亏损企业变成了月利润15个银元的赢利企业。业务迅速发展，我们购置了新设备，在秦皇岛建成了不冻港，在冰封季节中也可以从容装卸煤炭。”
可惜好景不长。1901年秋季，形势急转直下。比利时股东从欧洲其他股东和中方股东手里买下了公司的大部分股份，派遣了他们自己的人来任经理，同时还带来了比利时的技术人员。胡佛跟新上任的经理意见不合，就主动提出辞职，结束了在中国两年多的生涯。
离开中国10余年后，胡佛在撰写回忆录时，用整整一章描述他在中国的经历，同时表达了他对中国的赞美和崇敬。
到中国后不久，胡佛夫人很快就忙于操持家务，同时学习中文。胡佛在回忆录中写道：“她特意请了一名中文教师，只要她在家，每日的课程从不间断。她具有语言天赋，学习这种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居然进步很快。我学会的汉字从未超过100个，但她对我反复使用这些汉字。”的确，他夫人每当想向他说些私房话时就用汉语说，甚至在白宫时也不例外。他们夫妇还分别起了中文名字：胡华和胡璐。他的妻子一生热爱中国古代瓷器，尤其钟爱明代和清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在40年里不停地搜集和收藏。
胡佛说：“面对一个有着3000年文字历史，拥有4亿人口的民族，没有人能评判他们，更不能妄下断语。我对中国人民怀着刻骨铭心的崇敬，90％的劳苦大众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几乎每座村庄每年都会有人冻饿而死。但他们忍耐而宽容，对家庭无比忠诚，对孩子倾注全部爱心。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工作得更努力、更长久。”对于他看到的中国当时社会的负面现象，胡佛也尽量表现出友好的态度，他说：“中国有坏人，所有民族莫不如此。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他们能否吃得饱。如果美国人拥有的和中国人一样少，不知道他们的表现会不会同中国人一样好。”
胡佛在中国的经历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胡佛纪念馆就曾派人来天津寻访胡佛故居。在天津历史博物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有关专家的帮助下，他们多次查阅文献、地图，并实地踏勘，终于在1996年得出了结论。1996年5月30日，孙约翰、罗澍伟、陈克、魏克昌、方兆麟等中美专家学者及《今晚报》、《天津青年报》、《天津商报》记者聚集重庆道小学，与重庆道小学领导、教师举行座谈，大家一致确认：和平区重庆道小学已拆的西楼是胡佛在津故居。该校是胡佛在津故居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