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批“三家村”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批判贯穿了整个“文革”。大批判的主要特点如下。
大方向、大目标由毛泽东、中共中央确定
大批判的大方向、大目标，是由毛泽东、中共中央确定的。
以批判刘少奇来说，最早的不点名批判，是毛泽东的文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次是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也是经过毛泽东审定的：该文发表的前七天，毛泽东审阅了此稿，称赞“写得很好”。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此文又经过中共中央的讨论。戚本禹说：“总理主持召开几次政治局会议，对我这篇文章逐句讨论修改。文章点不点名，点谁的名，怎样点，那都是讨论过的。”
作为《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曾经毛泽东多次审阅并批示“照此发表”，还要求送中央文革小组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动员全党全国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是中共中央1967年5月11日以中发〔67〕153号文件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工贼、内奸”并开除其党籍以后，全会公报“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自此掀起了全国对刘少奇的点名批判高潮。
对于其他全国性及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批判对象，毛泽东、中共中央也是有部署的。1967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7〕251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一、经过毛主席和中央批准，已经在中央报刊上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彭真、彭德怀、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周扬、萧望东；已在地方报刊上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陶铸、王任重、李井泉、贾启允、阎红彦、汪锋、欧阳钦、李范五、乌兰夫、王铎、王逸伦、王昭、任白戈、王鹤寿。对于这些已被点名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央报刊或地方报刊上还要继续深入地进行批判。
二、在中央报刊上下一步拟予公开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薄一波、吕正操、林枫、安子文、杨秀峰、蒋南翔、吴冷西、张闻天、张劲夫、韩光。
三、在地方报刊上下一步拟予公开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西北局刘澜涛、习仲勋、胡锡奎，东北局马明方，上海市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天津市万晓塘、张维三，河北省林铁，安徽省李葆华，福建省叶飞，河南省文敏生、赵文甫，广东省赵紫阳，江西省方志纯，四川省廖志高，吉林省赵林，宁夏（回族）自治区杨静仁、马玉槐，山西省陶鲁笳、卫恒、王谦、王大任。
“文革”初期中央部门、各地区的批判，也是要向中央请示汇报的。1966年6月21日，华东局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向中央汇报了把周谷城、李平心、周予同、瞿白音、贺绿汀等定为“资产阶级学者、专家”及“三十年代文艺权威”，并批判周信芳、李俊民、余修、陶白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情况。文化部的报告，汇报了把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齐燕铭等列为“黑帮”的情况。
“文革”末期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共党内最早发出的文件，主要是经毛泽东审定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以及《毛主席重要指示》。
以毛泽东的著作、指示为准则
早在1966年元旦，《解放军报》社论就透露了林彪的这个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明确将毛泽东思想的含义，缩小为“毛主席思想”。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讲：“以主席为轴心，我们作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包含这些内容的林彪的这两个讲话以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都以中央文件批发全党。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推崇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公报写道：“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八届十一中全会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大学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的决策、指示、著作，即是“毛泽东思想”，不言自明。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进一步宣布，毛泽东是最高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这样，毛泽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也就是全党全国以毛泽东的是为是，以毛泽东的非为非。毛著及毛泽东的讲话、批示即是“最高指示”，成为大批判的准绳与武器，任何被认为“非毛”的言论、思想，都受到了打击。当时，全国最流行的一句口号是：“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无知者无畏，古今中外，什么都批。在他们的心目中，逆我者亡！
在批判者的心中，没有什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通是极端性思维，非白即黑，非我即敌，“你死我活”，“无情打击”！口号是：“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即使被斗者投降、认罪了，也“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往往还要“痛打落水狗”。
辱骂和恐吓才是“战斗”
鲁迅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文革”期间，辱骂和恐吓才是战斗，才是“革命造反”。语言暴力广泛使用，成为社会潮流。
口诛笔伐追求“战斗性”，字字句句都要像刺向敌人心脏的匕首、长矛，用词尖刻、凶狠，动不动就批判对方“居心叵测”“狼子野心”“画皮”“恶毒”。红卫兵造反歌的歌词，有一句就是“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而且“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戚本禹的“八问”刘少奇“为什么”，武断霸道，可谓典型。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1967年7月15日对刘少奇检查的回答，也是典型：“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螳臂当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
“文革”中流行的歌谣更是如此。《刘少奇算老几》：“刘少奇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刘克思”的自画像》：“地主阶级的儿子，资产阶级的孝子。拜孔夫子，捧赫秃子。搂着柯西金的脖子，拉着苏加诺的膀子。人民面前他称老子，敌人面前他是耗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子，中国修正主义的祸根子。……”
看看中央机关造反派几篇批判文章的题目，就可以闻到浓烈的火药味：《彻底砸烂彭真、林枫、吕正操“桃园三结义”反革命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吕正操东北罪恶史》《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吕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十二大罪状》《余秋里十大罪状》《团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胡耀邦在青年工作中疯狂推行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列举》《大阎王大学阀大野心家陆定一罪恶史》《贺龙之流在体育界大搞反革命复辟的严重政治事件——反革命分子穆成宽称霸游泳界与〈水上春秋〉的出笼》。
大字报和标语的书写方式，也要表示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被批判者的名字打红叉，姓名歪写、倒写；某个字描绘成犬蛇之类的动物模样。被认为“反动”的都是黑的：“黑帮”“黑手”“黑话”“黑会”……
语言粗鄙低俗，脏话粗话成为斗争的流行语，对“反面人物”称贼、狗、狗崽子、狗群、混蛋、吸血鬼、兔羔子及臭婆娘、狗丈夫、狗娘。
“他妈的”竟然成为一些批斗口号和歌词的组成部分。某造反歌最后的几句是：“滚他妈的蛋，罢他妈的官，革他妈的命，斗他妈的争，杀，杀，杀！”标语“红色恐怖万岁”竟明目张胆地出现于城市街头。
无论是大字报还是批斗会发言，充斥着“打倒一小撮混蛋”之类的语句，“砸”了不够，还要“砸烂”，“彻底砸烂”，以及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打倒打垮批臭，“剥皮抽筋”。
上海批判电影演员赵丹的大字报，写的是：“混世魔王赵丹，是封资修的孝子贤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赵丹则是其黑线上的黑魔王、黑干将，罪大恶极，十恶不赦！”
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学生贴在副校长卞仲耘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道：“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文革”八股盛行
歌颂的被无限拔高，反对的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正面人物生下来就光芒万丈，反面人物生下来就头顶生疮脚板流脓。认为某人是“阶级敌人”，其罪行就“滔天”。
不过，没过几年，大批判就发展到内容非常贫乏的阶段。“九一三”事件以后，“抄书抄报，穿鞋戴帽”的特点突出。
批判会的发言如车间流水线那样刻板，往往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最新最高指示”或“红旗高举”“战鼓咚咚”“东风劲吹”，以及“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之类词句开头，再以毛著“撑腰”（摘录毛泽东语录）批判，最后喊几句包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结束。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曾经“有幸目睹这类作品的炮制过程”。那是《人民日报》一个编辑奉命写一篇批邓的文章，“在略述某某单位认真学习‘最高指示’，狠批邓小平之后，进入正题：‘经过学习、批判，他们认识到’，以下照抄《红旗》一段文章；‘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又抄一段文章；‘他们还认识到’，再抄一段文章作为结尾”。李庄回忆：“《人民日报》登载几百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大部分是这样炮制出来的。”
据王霞记述，二机部九院某核物理学家把大批判稿编成了独特的程序，令听者瞠目结舌。每次大批判会，他手里都捏一把日历牌上的纸片。每张纸片上都写着他批判稿的一个论点，每个论点后面是一个或几个数字不等。他每念完一个论点，就按照数字找到马列著作或毛选的某一页，念上一段或数段领袖语录，然后又是一个论点，又是一段或数段领袖语录……循环往复。
中央舆论与群众响应相结合
中央报刊主要是两报一刊，领导全国舆论。
作为毛泽东、中共中央秘书班子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大批判中起了重要作用，许多重要文章均出自他们之手。当然，有的文章要经过毛泽东的审阅。
1973年后，中央大批判文章的写作，主要交给清华、北大大批判组，即“梁效”。时称“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作为“梁效”领导人之一的谢静宜，“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接受指示”。
大方向、大目标由毛泽东、中共中央确定
大批判的大方向、大目标，是由毛泽东、中共中央确定的。
以批判刘少奇来说，最早的不点名批判，是毛泽东的文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次是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也是经过毛泽东审定的：该文发表的前七天，毛泽东审阅了此稿，称赞“写得很好”。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此文又经过中共中央的讨论。戚本禹说：“总理主持召开几次政治局会议，对我这篇文章逐句讨论修改。文章点不点名，点谁的名，怎样点，那都是讨论过的。”
作为《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曾经毛泽东多次审阅并批示“照此发表”，还要求送中央文革小组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动员全党全国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是中共中央1967年5月11日以中发〔67〕153号文件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工贼、内奸”并开除其党籍以后，全会公报“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自此掀起了全国对刘少奇的点名批判高潮。
对于其他全国性及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批判对象，毛泽东、中共中央也是有部署的。1967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7〕251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一、经过毛主席和中央批准，已经在中央报刊上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彭真、彭德怀、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周扬、萧望东；已在地方报刊上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陶铸、王任重、李井泉、贾启允、阎红彦、汪锋、欧阳钦、李范五、乌兰夫、王铎、王逸伦、王昭、任白戈、王鹤寿。对于这些已被点名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央报刊或地方报刊上还要继续深入地进行批判。
二、在中央报刊上下一步拟予公开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薄一波、吕正操、林枫、安子文、杨秀峰、蒋南翔、吴冷西、张闻天、张劲夫、韩光。
三、在地方报刊上下一步拟予公开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西北局刘澜涛、习仲勋、胡锡奎，东北局马明方，上海市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天津市万晓塘、张维三，河北省林铁，安徽省李葆华，福建省叶飞，河南省文敏生、赵文甫，广东省赵紫阳，江西省方志纯，四川省廖志高，吉林省赵林，宁夏（回族）自治区杨静仁、马玉槐，山西省陶鲁笳、卫恒、王谦、王大任。
“文革”初期中央部门、各地区的批判，也是要向中央请示汇报的。1966年6月21日，华东局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向中央汇报了把周谷城、李平心、周予同、瞿白音、贺绿汀等定为“资产阶级学者、专家”及“三十年代文艺权威”，并批判周信芳、李俊民、余修、陶白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情况。文化部的报告，汇报了把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齐燕铭等列为“黑帮”的情况。
“文革”末期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共党内最早发出的文件，主要是经毛泽东审定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以及《毛主席重要指示》。
以毛泽东的著作、指示为准则
早在1966年元旦，《解放军报》社论就透露了林彪的这个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明确将毛泽东思想的含义，缩小为“毛主席思想”。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讲：“以主席为轴心，我们作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包含这些内容的林彪的这两个讲话以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都以中央文件批发全党。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推崇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公报写道：“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八届十一中全会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大学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的决策、指示、著作，即是“毛泽东思想”，不言自明。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进一步宣布，毛泽东是最高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这样，毛泽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也就是全党全国以毛泽东的是为是，以毛泽东的非为非。毛著及毛泽东的讲话、批示即是“最高指示”，成为大批判的准绳与武器，任何被认为“非毛”的言论、思想，都受到了打击。当时，全国最流行的一句口号是：“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无知者无畏，古今中外，什么都批。在他们的心目中，逆我者亡！
在批判者的心中，没有什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通是极端性思维，非白即黑，非我即敌，“你死我活”，“无情打击”！口号是：“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即使被斗者投降、认罪了，也“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往往还要“痛打落水狗”。
辱骂和恐吓才是“战斗”
鲁迅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文革”期间，辱骂和恐吓才是战斗，才是“革命造反”。语言暴力广泛使用，成为社会潮流。
口诛笔伐追求“战斗性”，字字句句都要像刺向敌人心脏的匕首、长矛，用词尖刻、凶狠，动不动就批判对方“居心叵测”“狼子野心”“画皮”“恶毒”。红卫兵造反歌的歌词，有一句就是“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而且“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戚本禹的“八问”刘少奇“为什么”，武断霸道，可谓典型。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1967年7月15日对刘少奇检查的回答，也是典型：“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螳臂当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
“文革”中流行的歌谣更是如此。《刘少奇算老几》：“刘少奇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刘克思”的自画像》：“地主阶级的儿子，资产阶级的孝子。拜孔夫子，捧赫秃子。搂着柯西金的脖子，拉着苏加诺的膀子。人民面前他称老子，敌人面前他是耗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子，中国修正主义的祸根子。……”
看看中央机关造反派几篇批判文章的题目，就可以闻到浓烈的火药味：《彻底砸烂彭真、林枫、吕正操“桃园三结义”反革命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吕正操东北罪恶史》《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吕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十二大罪状》《余秋里十大罪状》《团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胡耀邦在青年工作中疯狂推行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列举》《大阎王大学阀大野心家陆定一罪恶史》《贺龙之流在体育界大搞反革命复辟的严重政治事件——反革命分子穆成宽称霸游泳界与〈水上春秋〉的出笼》。
大字报和标语的书写方式，也要表示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被批判者的名字打红叉，姓名歪写、倒写；某个字描绘成犬蛇之类的动物模样。被认为“反动”的都是黑的：“黑帮”“黑手”“黑话”“黑会”……
语言粗鄙低俗，脏话粗话成为斗争的流行语，对“反面人物”称贼、狗、狗崽子、狗群、混蛋、吸血鬼、兔羔子及臭婆娘、狗丈夫、狗娘。
“他妈的”竟然成为一些批斗口号和歌词的组成部分。某造反歌最后的几句是：“滚他妈的蛋，罢他妈的官，革他妈的命，斗他妈的争，杀，杀，杀！”标语“红色恐怖万岁”竟明目张胆地出现于城市街头。
无论是大字报还是批斗会发言，充斥着“打倒一小撮混蛋”之类的语句，“砸”了不够，还要“砸烂”，“彻底砸烂”，以及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打倒打垮批臭，“剥皮抽筋”。
上海批判电影演员赵丹的大字报，写的是：“混世魔王赵丹，是封资修的孝子贤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赵丹则是其黑线上的黑魔王、黑干将，罪大恶极，十恶不赦！”
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学生贴在副校长卞仲耘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道：“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文革”八股盛行
歌颂的被无限拔高，反对的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正面人物生下来就光芒万丈，反面人物生下来就头顶生疮脚板流脓。认为某人是“阶级敌人”，其罪行就“滔天”。
不过，没过几年，大批判就发展到内容非常贫乏的阶段。“九一三”事件以后，“抄书抄报，穿鞋戴帽”的特点突出。
批判会的发言如车间流水线那样刻板，往往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最新最高指示”或“红旗高举”“战鼓咚咚”“东风劲吹”，以及“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之类词句开头，再以毛著“撑腰”（摘录毛泽东语录）批判，最后喊几句包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结束。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曾经“有幸目睹这类作品的炮制过程”。那是《人民日报》一个编辑奉命写一篇批邓的文章，“在略述某某单位认真学习‘最高指示’，狠批邓小平之后，进入正题：‘经过学习、批判，他们认识到’，以下照抄《红旗》一段文章；‘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又抄一段文章；‘他们还认识到’，再抄一段文章作为结尾”。李庄回忆：“《人民日报》登载几百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大部分是这样炮制出来的。”
据王霞记述，二机部九院某核物理学家把大批判稿编成了独特的程序，令听者瞠目结舌。每次大批判会，他手里都捏一把日历牌上的纸片。每张纸片上都写着他批判稿的一个论点，每个论点后面是一个或几个数字不等。他每念完一个论点，就按照数字找到马列著作或毛选的某一页，念上一段或数段领袖语录，然后又是一个论点，又是一段或数段领袖语录……循环往复。
中央舆论与群众响应相结合
中央报刊主要是两报一刊，领导全国舆论。
作为毛泽东、中共中央秘书班子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大批判中起了重要作用，许多重要文章均出自他们之手。当然，有的文章要经过毛泽东的审阅。
1973年后，中央大批判文章的写作，主要交给清华、北大大批判组，即“梁效”。时称“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作为“梁效”领导人之一的谢静宜，“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接受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