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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
1972年7月，田中角榮担任日本首相后决定尽速实现中日复交。9月，田中访华，两国政府经磋商就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战争赔偿问题等达成共识和默契，随后发布《中日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
当年中日复交，背景和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可归为以下几条：第一，国际环境变化的作用，特别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二，中美关系改善，奉行反华政策的日本佐藤荣作内阁在政治上陷入困境;第三，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友好人士付出不懈努力，日本国内各界要求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呼声和压力不断上升;第四，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后，响应中国政府的正义要求，决意正面推动邦交正常化。
可以说，没有国际格局、中美关系等外因的变化，没有双方领导层的战略选择和政治决断，中日复交是难以取得突破的。与此同时，如果没有双方多年开展民间外交、经贸往来的共同努力与积累，两国复交也不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历程
复交后的中日关系，经过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大体走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堪称“蜜月期”的友好相处阶段。这个“蜜月期”是由多方因素造成的，最重要的有三个，一是双方拥有对抗苏联威胁的战略关系基础;二是日本出于对战争的赎罪感，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华提供政府贷款的国家，中国的对外政策也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日本;三是官方主导的有限交流带来相互美好感观和正面印象。总之，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中日关系史上罕见的政治友好局面，邓小平直接指出“永远友好——这个事情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
当然，这个阶段，历史认知、日台关系、钓鱼岛主权归属、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不时给两国关系造成困扰。但双方均愿通过政治协商稳妥加以解决，没有严重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
第二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到2010年前后。随着应对共同威胁的战略基础发生激变，中日关系进入航程多舛的调整转型期，不断出问题又不断修复。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至少经历了四个回合的起伏，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日美同盟“再定义”、2001年起小泉纯一郎首相反复参拜靖国神社、2010年9月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和2012年9月的日本“购岛”事件等，是几个阶段性的转折点。双方政治安全关系螺旋徘徊直至沉降，互疑和隔阂越来越大直至难以弥合。
这一阶段还有件不能不提的事，就是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近代以来首次超过日本，加上那一年中方处理钓鱼岛“撞船”事件采取坚定态度，日本战略界和学界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可以说，2010年前后，两国关系初步站到了一种新关系结构或模式生成的入口处。
第三个阶段，便是从2010年前后至今，中日关系进入小乱不断、大乱不至的“新常态”。这里的“常态”，是指回到历史上中日之间延续时间最长的“中强日弱”态势---中国体量庞大并占有相对优势，但这种相对优势形成的地区秩序很难完全覆盖日本，因而中日之间难免发生磕碰与摩擦。这里的“新”，是指新的时代条件催生了新特征，而不是过去常态的简单复制。具体而言，它是一种“综合之新”：和而不同——双方战略及政治关系上有对立、有摩擦，但寻求基本和平稳定;斗而不破——军事安全领域，包括在部分争端上有对峙、有争斗，但不会发生正面冲突;互惠互利——正常的经贸关系以及相互依存给双方带来巨大好处;往来不绝——人文及社会交流频密但未必感情亲近。
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上台执政，加剧了这一局面的形成。安倍的二次执政期正值中国实现“两个百年”战略目标和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安倍路线”试图引导日本实现重新崛起，从各方面对中国实现自己的国家战略目标产生着影响。与此同时，以双方的对外重大战略方针出台为标志，中日在战略和全局层面上对对方的评估、定位与核心对策应已初步确立，双方都竭力将彼此关系纳入各自整体战略调整的框架中加以处理，以顺利实现自身安全与发展的总目标，进而在大国博弈加剧、国际权力格局加速变化的进程中占据主动。
安倍内阁2013年12月制定的二战后日本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及新版《防卫计划大纲》正面宣示了防范和应对“中国威胁”的决心和措施，迈出日本对华战略较关键的一步。2015年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出台及日本通过新安保法，双方进一步加强联手制华态势。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军力的南下和前出，以及中国海空力量穿越“第一岛链”走向大洋，中日军事力量在西太平洋开始直接照面，发生重大危机的可能性增加。
“战略错肩期”矛盾多发的历史逻辑
以1972年为起点，中日关系总体从隔绝对立迈入正常国家关系状态。尽管政治、安全关系不时震荡与波动，在正常化后的总体正常中屡显“不太正常”与“不够稳定”，但基本仍属当代大国关系复杂样态的可容范畴，与复交前的关系性质不可同日而语。若从中日关系的大历史周期看，这是一个从“日强中弱”回归“中强日弱”状态的“战略错肩期”，震荡与摩擦频发的“不太正常”状态其实合乎历史逻辑。
复交以来，中日经贸及人文交流取得长足发展。1972年双边贸易只有10亿多美元，2016年达到2748亿美元。人员往来1972年只有1万人次，2016年达800多万人次。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外需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至少中短期内借中国之力来保持经济活跃度是日本的“刚需”。中日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的相互高度依赖和人员的密切往来在避免两国关系极度恶化方面起到“压舱石”作用。 然而，“政经分离”现象日益深重地困扰着中日关系。安倍内阁采取保持经贸互利往来、但在战略安全上防华制华的“逆向双轨”方针，这也是其从低层次上所理解的“战略互惠关系”含义。中日关系中的“政经分离”已成现实，“两张皮”现象产生日趋严重的“张力”，两国国民感情也没有随人财物和信息交流的扩大而得到改善。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日本对华持“亲近感”的民众与持“不亲近感”的民众大体相当，2005年前后持“亲近感”者开始下降，2010年起急剧滑落。目前，中日相互的“不亲近感”或“否定评价”仍在高位运行。
持续“政冷”对经贸关系也在产生不利影响，使“经热”转向“经温”乃至“经凉”。同时，日本官方有意推行“中国 1”工程，鼓励日企到中国以外的国家进行分散投资以“规避风险”。而且，由于中国竞争力的提高，两国经济的互补性比以往显弱，双方在国际和地区层面的经济竞争关系，比如在对外承建基础设施工程方面，则越来越明显。2011年以来，中日贸易规模连年小幅萎缩，经贸“壓舱石”作用明显下降。
今天，能干预中日关系走向的变量因素日趋复杂，围绕战略和安全关系继续发生“重心位移”式的变化。对中日关系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已从美苏冷战结构转为美国对外战略，日本外交继续受到日美同盟的刚性约束。近年日本积极配合美国强化同盟军事合作，对中日关系持续造成负面冲击。从内部因素看，日方的“政治特殊期”，例如内阁政权的频繁更迭、强势领导人的出现、军事安全政策的调整等，对中日关系也在产生影响。如果说复交前中日关系的主要干预变量是中美苏大三角互动，1972年之后基本固定为历史、领土、日台关系三大问题，90年代中期以后则是军事安全因素上升、特别是日美同盟强化，进入21世纪日本自主防卫倾向的不断加强似正成为单独变量。
十多年前，日本面对中国仍有自信，认为中国赶超并对日本造成“威胁”尚需时日。现在，安倍表面上偶尔也有类似“中国机遇”的言论，但明显是指经济利益。现实中，安倍政权在国际场合推动很多具体措施，露骨采取拉“朋友圈”、设置“价值同盟”等，以制衡中国。同时，中国对日本在“历史修正主义”背景下推行的国家发展路线调整和重大军事安全政策变动更加警惕。当前中日战略互疑比复交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未来日本不管谁上台执政，对中国的防范难以停下脚步，中国也会对此保持戒备并采取相应措施。
大平正芳首相1979年访华时曾说：“如果只在一时的气氛或情绪上的亲近感、或者只在经济上的利害得失的算盘之上建立中日关系的各个方面，那就最终会成为犹如空中楼阁的、昙花一现的脆弱关系。”38年后重读此话，给人以不幸言中之感。
未来我们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日本
当前中日关系的态势是一种相对的“中强日弱”格局，中国块头大、占一定优势，但综合影响力尚未在亚洲形成自然的主导局面，日本以强烈抵触心理及综合抗衡措施应对中国崛起，双方形成了某种“非均势”的战略对峙。
未来的中日关系主要取决于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两国各自客观发展趋势、主观战略选择以及双边互动所产生的合力。安倍执政期被认为大约会从2012年延伸到2020年前后，这期间的中日关系处在新阶段的“入口”区间，面临着双方“战略错肩期”的集中磕碰与磨合能否导出积极后果的重大局面，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将对今后两国关系格局和东亚基本态势及各自国家发展走势产生深远影响。
理性推测，日本在中短期内的国情将是：经济方面存量不少、增量不大，难有大的起色;军事国防突破步伐最大，但仍受较多制约，很难变回“古典意义”上的军事大国;现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大体维持健全状态;国内社会治理负担渐增，但基本平稳运行。应当看到，日本的衰退，以及包括美日在内的西方相对衰落，是一个大趋势，同时也是长期、缓慢的过程。
至少中日复交50周年的2022年之前，日本总体上仍将是地区大国和全球经济中心之一，人才储备、科技创新以及由此驱动的经济潜力不可小觑，应可保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地位。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从历史的纵向看，日本国力基础和实力水平同它自己在过去的最好时期相比不降反升，比如，在一战后、二战前的“世界五强”当中，日本的年均钢产量是600万吨左右，其他四国最少都在1500万吨以上，而现在日本的工业产能和技术水平则在西方世界中稳居第二。不同的是，日本无法再把超量资源投入国防军事领域。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会增加军费、加速强军，军费开支扩大到500亿～700亿美元的规模（GDP占比约为1.0%～1.5%）是可能的，但很难重走全面扩军之路。
安倍尽管雄心勃勃，意图“夺回强大的日本”，但日本终将不得不接受某种“折中的现实”：成为一个同过去相比有巨大差别的 “非完全型大国”。
最近几年，安倍政府拒绝加入中国倡导的地区合作构想，同“一带一路”保持距离，竭力抵制东亚事务为中国所主导。未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日本可能会从现在的“安倍范式”——即从政治安全上强烈的联美制华或“日美 X”模式，向较为明智、平衡的“日美同盟 日中协调”方向做些改变。不过，这应只是策略性调整。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不大可能在中美之间重新做选择而“脱美入中”。相对于日本的低速发展，中国将维持中高速发展，两者差距将进一步拉开，中国处理对日关系当可拥有更多主动权，但也无法全面“压服”或“吸引”日本。而放到大历史的背景中观察，在中日之间文明水平和综合国力没有形成很大落差、国际体系格局没有产生巨变之前，以日本的民族性，这个国家不大容易在战略上主动大幅调整自己来适应中国的崛起。
中日能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吗
在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际思考中日关系，最重要的是向前看，寻找最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东亚长远和平与合作未来的结合点。
战略互信、政治友好、军事“撤防”，是中日关系的理想状态，但这种高级目标在中短期内实现起来相当困难。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在历史上很少真正理顺过，目前则是既有历史恩怨、也有现实利益冲突、彼此难以认同的两个大国在开展综合性博弈，这种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存在。 高级目标一时难以实现，中级目标经过努力却是够得着的。未来的中日关系，友好不易，但和平不难，稳定可期，当代“大国无战争”的一般法则适用于中日，当然，前提是须落实危机管控、保持外交沟通。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对日政策的原则与精神可谓一以贯之，习近平主席多次发表涉日重要讲话，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日关系，愿在四个政治文件（注：1972年恢复邦交时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2008年发表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基础上，继续落实中日战略互惠目标，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
2014年底，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同时倡议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年，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包括：遵守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通过对话磋商防止钓鱼岛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2016、2017年，两国领导人会面时就扩大中日关系积极面、抑制消极面、推动两国关系稳定改善和发展进一步达成一致。
基于上述精神和原则，面对现实，中日建立新型关系所需遵循的原则似可概括为“和平稳定、互相尊重、良性竞争、互利共赢”。中日建立新型关系的总体政策路径可以设计为：避害处突——落实危机管控、明确底线范围;维稳增信——开展高层互动及战略磋商、凝聚共识;趋益融利——推进经济合作及利益交融，建设利益共同体;促好修睦——推动民间交流、人文交往。
继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后，2018年还将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双方应抓住机遇窗口，妥善处理重大敏感问题，开展各领域交流活动，推动两国关系稳定改善。
同时，“志当存高远”，有必要着眼长远推进五大“促好”工程：增进政治互信，谋求战略和解;深化务实合作，扩大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双多边利益融合;积极开展人文民间交流，改善国民感情;加强地区层面的溝通和合作，携手振兴亚洲;在全球治理及解决全球课题上开展更多良性互动与合作。以此，双方相向而行，相互调适，共同演进，集聚正能量，推动两国关系逐步确立理想化的目标。
中日关系终归是要在相互调整中实现健康良性发展，在历史与现实复杂交错的时空中稳定住、好起来，并且好下去的。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绕不开的命题，我们需要答好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目前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访学）
1972年7月，田中角榮担任日本首相后决定尽速实现中日复交。9月，田中访华，两国政府经磋商就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战争赔偿问题等达成共识和默契，随后发布《中日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
当年中日复交，背景和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可归为以下几条：第一，国际环境变化的作用，特别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二，中美关系改善，奉行反华政策的日本佐藤荣作内阁在政治上陷入困境;第三，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友好人士付出不懈努力，日本国内各界要求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呼声和压力不断上升;第四，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后，响应中国政府的正义要求，决意正面推动邦交正常化。
可以说，没有国际格局、中美关系等外因的变化，没有双方领导层的战略选择和政治决断，中日复交是难以取得突破的。与此同时，如果没有双方多年开展民间外交、经贸往来的共同努力与积累，两国复交也不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历程
复交后的中日关系，经过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大体走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堪称“蜜月期”的友好相处阶段。这个“蜜月期”是由多方因素造成的，最重要的有三个，一是双方拥有对抗苏联威胁的战略关系基础;二是日本出于对战争的赎罪感，帮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华提供政府贷款的国家，中国的对外政策也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日本;三是官方主导的有限交流带来相互美好感观和正面印象。总之，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中日关系史上罕见的政治友好局面，邓小平直接指出“永远友好——这个事情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
当然，这个阶段，历史认知、日台关系、钓鱼岛主权归属、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不时给两国关系造成困扰。但双方均愿通过政治协商稳妥加以解决，没有严重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
第二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到2010年前后。随着应对共同威胁的战略基础发生激变，中日关系进入航程多舛的调整转型期，不断出问题又不断修复。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至少经历了四个回合的起伏，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日美同盟“再定义”、2001年起小泉纯一郎首相反复参拜靖国神社、2010年9月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和2012年9月的日本“购岛”事件等，是几个阶段性的转折点。双方政治安全关系螺旋徘徊直至沉降，互疑和隔阂越来越大直至难以弥合。
这一阶段还有件不能不提的事，就是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近代以来首次超过日本，加上那一年中方处理钓鱼岛“撞船”事件采取坚定态度，日本战略界和学界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可以说，2010年前后，两国关系初步站到了一种新关系结构或模式生成的入口处。
第三个阶段，便是从2010年前后至今，中日关系进入小乱不断、大乱不至的“新常态”。这里的“常态”，是指回到历史上中日之间延续时间最长的“中强日弱”态势---中国体量庞大并占有相对优势，但这种相对优势形成的地区秩序很难完全覆盖日本，因而中日之间难免发生磕碰与摩擦。这里的“新”，是指新的时代条件催生了新特征，而不是过去常态的简单复制。具体而言，它是一种“综合之新”：和而不同——双方战略及政治关系上有对立、有摩擦，但寻求基本和平稳定;斗而不破——军事安全领域，包括在部分争端上有对峙、有争斗，但不会发生正面冲突;互惠互利——正常的经贸关系以及相互依存给双方带来巨大好处;往来不绝——人文及社会交流频密但未必感情亲近。
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上台执政，加剧了这一局面的形成。安倍的二次执政期正值中国实现“两个百年”战略目标和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安倍路线”试图引导日本实现重新崛起，从各方面对中国实现自己的国家战略目标产生着影响。与此同时，以双方的对外重大战略方针出台为标志，中日在战略和全局层面上对对方的评估、定位与核心对策应已初步确立，双方都竭力将彼此关系纳入各自整体战略调整的框架中加以处理，以顺利实现自身安全与发展的总目标，进而在大国博弈加剧、国际权力格局加速变化的进程中占据主动。
安倍内阁2013年12月制定的二战后日本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及新版《防卫计划大纲》正面宣示了防范和应对“中国威胁”的决心和措施，迈出日本对华战略较关键的一步。2015年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出台及日本通过新安保法，双方进一步加强联手制华态势。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军力的南下和前出，以及中国海空力量穿越“第一岛链”走向大洋，中日军事力量在西太平洋开始直接照面，发生重大危机的可能性增加。
“战略错肩期”矛盾多发的历史逻辑
以1972年为起点，中日关系总体从隔绝对立迈入正常国家关系状态。尽管政治、安全关系不时震荡与波动，在正常化后的总体正常中屡显“不太正常”与“不够稳定”，但基本仍属当代大国关系复杂样态的可容范畴，与复交前的关系性质不可同日而语。若从中日关系的大历史周期看，这是一个从“日强中弱”回归“中强日弱”状态的“战略错肩期”，震荡与摩擦频发的“不太正常”状态其实合乎历史逻辑。
复交以来，中日经贸及人文交流取得长足发展。1972年双边贸易只有10亿多美元，2016年达到2748亿美元。人员往来1972年只有1万人次，2016年达800多万人次。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外需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至少中短期内借中国之力来保持经济活跃度是日本的“刚需”。中日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的相互高度依赖和人员的密切往来在避免两国关系极度恶化方面起到“压舱石”作用。 然而，“政经分离”现象日益深重地困扰着中日关系。安倍内阁采取保持经贸互利往来、但在战略安全上防华制华的“逆向双轨”方针，这也是其从低层次上所理解的“战略互惠关系”含义。中日关系中的“政经分离”已成现实，“两张皮”现象产生日趋严重的“张力”，两国国民感情也没有随人财物和信息交流的扩大而得到改善。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日本对华持“亲近感”的民众与持“不亲近感”的民众大体相当，2005年前后持“亲近感”者开始下降，2010年起急剧滑落。目前，中日相互的“不亲近感”或“否定评价”仍在高位运行。
持续“政冷”对经贸关系也在产生不利影响，使“经热”转向“经温”乃至“经凉”。同时，日本官方有意推行“中国 1”工程，鼓励日企到中国以外的国家进行分散投资以“规避风险”。而且，由于中国竞争力的提高，两国经济的互补性比以往显弱，双方在国际和地区层面的经济竞争关系，比如在对外承建基础设施工程方面，则越来越明显。2011年以来，中日贸易规模连年小幅萎缩，经贸“壓舱石”作用明显下降。
今天，能干预中日关系走向的变量因素日趋复杂，围绕战略和安全关系继续发生“重心位移”式的变化。对中日关系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已从美苏冷战结构转为美国对外战略，日本外交继续受到日美同盟的刚性约束。近年日本积极配合美国强化同盟军事合作，对中日关系持续造成负面冲击。从内部因素看，日方的“政治特殊期”，例如内阁政权的频繁更迭、强势领导人的出现、军事安全政策的调整等，对中日关系也在产生影响。如果说复交前中日关系的主要干预变量是中美苏大三角互动，1972年之后基本固定为历史、领土、日台关系三大问题，90年代中期以后则是军事安全因素上升、特别是日美同盟强化，进入21世纪日本自主防卫倾向的不断加强似正成为单独变量。
十多年前，日本面对中国仍有自信，认为中国赶超并对日本造成“威胁”尚需时日。现在，安倍表面上偶尔也有类似“中国机遇”的言论，但明显是指经济利益。现实中，安倍政权在国际场合推动很多具体措施，露骨采取拉“朋友圈”、设置“价值同盟”等，以制衡中国。同时，中国对日本在“历史修正主义”背景下推行的国家发展路线调整和重大军事安全政策变动更加警惕。当前中日战略互疑比复交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未来日本不管谁上台执政，对中国的防范难以停下脚步，中国也会对此保持戒备并采取相应措施。
大平正芳首相1979年访华时曾说：“如果只在一时的气氛或情绪上的亲近感、或者只在经济上的利害得失的算盘之上建立中日关系的各个方面，那就最终会成为犹如空中楼阁的、昙花一现的脆弱关系。”38年后重读此话，给人以不幸言中之感。
未来我们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日本
当前中日关系的态势是一种相对的“中强日弱”格局，中国块头大、占一定优势，但综合影响力尚未在亚洲形成自然的主导局面，日本以强烈抵触心理及综合抗衡措施应对中国崛起，双方形成了某种“非均势”的战略对峙。
未来的中日关系主要取决于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两国各自客观发展趋势、主观战略选择以及双边互动所产生的合力。安倍执政期被认为大约会从2012年延伸到2020年前后，这期间的中日关系处在新阶段的“入口”区间，面临着双方“战略错肩期”的集中磕碰与磨合能否导出积极后果的重大局面，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将对今后两国关系格局和东亚基本态势及各自国家发展走势产生深远影响。
理性推测，日本在中短期内的国情将是：经济方面存量不少、增量不大，难有大的起色;军事国防突破步伐最大，但仍受较多制约，很难变回“古典意义”上的军事大国;现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大体维持健全状态;国内社会治理负担渐增，但基本平稳运行。应当看到，日本的衰退，以及包括美日在内的西方相对衰落，是一个大趋势，同时也是长期、缓慢的过程。
至少中日复交50周年的2022年之前，日本总体上仍将是地区大国和全球经济中心之一，人才储备、科技创新以及由此驱动的经济潜力不可小觑，应可保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地位。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从历史的纵向看，日本国力基础和实力水平同它自己在过去的最好时期相比不降反升，比如，在一战后、二战前的“世界五强”当中，日本的年均钢产量是600万吨左右，其他四国最少都在1500万吨以上，而现在日本的工业产能和技术水平则在西方世界中稳居第二。不同的是，日本无法再把超量资源投入国防军事领域。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会增加军费、加速强军，军费开支扩大到500亿～700亿美元的规模（GDP占比约为1.0%～1.5%）是可能的，但很难重走全面扩军之路。
安倍尽管雄心勃勃，意图“夺回强大的日本”，但日本终将不得不接受某种“折中的现实”：成为一个同过去相比有巨大差别的 “非完全型大国”。
最近几年，安倍政府拒绝加入中国倡导的地区合作构想，同“一带一路”保持距离，竭力抵制东亚事务为中国所主导。未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日本可能会从现在的“安倍范式”——即从政治安全上强烈的联美制华或“日美 X”模式，向较为明智、平衡的“日美同盟 日中协调”方向做些改变。不过，这应只是策略性调整。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不大可能在中美之间重新做选择而“脱美入中”。相对于日本的低速发展，中国将维持中高速发展，两者差距将进一步拉开，中国处理对日关系当可拥有更多主动权，但也无法全面“压服”或“吸引”日本。而放到大历史的背景中观察，在中日之间文明水平和综合国力没有形成很大落差、国际体系格局没有产生巨变之前，以日本的民族性，这个国家不大容易在战略上主动大幅调整自己来适应中国的崛起。
中日能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吗
在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际思考中日关系，最重要的是向前看，寻找最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东亚长远和平与合作未来的结合点。
战略互信、政治友好、军事“撤防”，是中日关系的理想状态，但这种高级目标在中短期内实现起来相当困难。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在历史上很少真正理顺过，目前则是既有历史恩怨、也有现实利益冲突、彼此难以认同的两个大国在开展综合性博弈，这种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存在。 高级目标一时难以实现，中级目标经过努力却是够得着的。未来的中日关系，友好不易，但和平不难，稳定可期，当代“大国无战争”的一般法则适用于中日，当然，前提是须落实危机管控、保持外交沟通。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对日政策的原则与精神可谓一以贯之，习近平主席多次发表涉日重要讲话，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日关系，愿在四个政治文件（注：1972年恢复邦交时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2008年发表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基础上，继续落实中日战略互惠目标，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
2014年底，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同时倡议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年，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包括：遵守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通过对话磋商防止钓鱼岛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2016、2017年，两国领导人会面时就扩大中日关系积极面、抑制消极面、推动两国关系稳定改善和发展进一步达成一致。
基于上述精神和原则，面对现实，中日建立新型关系所需遵循的原则似可概括为“和平稳定、互相尊重、良性竞争、互利共赢”。中日建立新型关系的总体政策路径可以设计为：避害处突——落实危机管控、明确底线范围;维稳增信——开展高层互动及战略磋商、凝聚共识;趋益融利——推进经济合作及利益交融，建设利益共同体;促好修睦——推动民间交流、人文交往。
继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后，2018年还将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双方应抓住机遇窗口，妥善处理重大敏感问题，开展各领域交流活动，推动两国关系稳定改善。
同时，“志当存高远”，有必要着眼长远推进五大“促好”工程：增进政治互信，谋求战略和解;深化务实合作，扩大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双多边利益融合;积极开展人文民间交流，改善国民感情;加强地区层面的溝通和合作，携手振兴亚洲;在全球治理及解决全球课题上开展更多良性互动与合作。以此，双方相向而行，相互调适，共同演进，集聚正能量，推动两国关系逐步确立理想化的目标。
中日关系终归是要在相互调整中实现健康良性发展，在历史与现实复杂交错的时空中稳定住、好起来，并且好下去的。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绕不开的命题，我们需要答好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目前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