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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前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同志，走完了他几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于2007年1月15日20时30分在北京逝世。
生老病死，乃人生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以薄老的99岁高龄而言，在常人看来，诚可谓是无疾而终，寿享天年了。但对我来说，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苍白而严酷的现实。我反复捧读着新华社发出的那份讣告，仿佛每一个字都有千钧之重。想起26年前我向薄老约稿、题词、题字的诸多往事，内心说什么也无法平静。长夜漫漫，思潮悠悠。忆及当年同薄老结下的那段文字缘，许多如烟的往事，重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1981年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作为《山西青年》杂志的一名记者，我刚从临汾采访归来，就被社领导杨宗叫住了。他拉着我的手，急切地对我说：“哎呀，总算把你盼回来了，眼下有一件重要的约稿任务需要交给你。”望着他急切的样子，我连忙问：“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呀，让你这么着急？”杨宗郑重其事地说：“社里想约薄一波副总理写个稿子，不知道这件事能否办成。我已经考虑多日了，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觉得非让你出马不可。你与薄老的秘书才晓予同志打过多次交道，相信你一定能够马到功成，顺利地把稿子拿回来。”我笑笑说：“你也太高看我，太抬举我了。我何德何能，凭什么就一定能把薄副总理的稿子约回来？”杨宗根本不容我分说：“能，你一定能，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项任务。”我看他说得如此恳切，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心想，推诿是没有用的，只好勉为其难地应允下来。
接受任务后，我当即以刊社名义，给薄一波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本刊相继邀约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人霍士廉、罗贵波诸同志，为我们刊物撰写了多篇纪念性文稿。考虑到您老在山西党的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社会影响，我们恳请您能在百忙之中，也为本刊撰写一篇文稿。文章可长可短，形式不拘。如果由于您繁忙的国务和外事活动，实在无暇顾及此事的话，本社拟派一名记者前往，根据您谈话的要旨，整理成文，交您过目审定，然后以您的名义在本刊发表。我们深信，以您对青年工作的关注和热忱，以您的资历和影响，您不仅会满足我们的上述请求，而且深信，您的文章一定会对年轻一代产生极大的激励与鼓舞作用。
这封由我执笔的信件，在加盖本社公章后，直接寄给了国务院薄办。但究竟能否得到薄老的应允，我心中委实一点儿把握也没有。是啊，一个身负重任，主管全国外交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我们小小的《山西青年》，真能劳得起这位国务院副总理的大驾吗？
尽管我对向薄一波同志约稿的事情没有十足的把握，但社领导“军令如山”，我还是勉为其难，做了一次“上架的鸭子”。
1981年5月12日晚，我草草收拾了一下行装，便踏上了赴北京约稿的旅途。抵京之后，我首先给薄老的秘书才晓予打了一个电话，开门见山地向对方说明我此行来京的用意。才秘书在电话里说：“薄老近日工作很忙。此前，《红旗》杂志和《财贸报》都向他约稿，能否答应贵刊的约稿，现在还不好说。”听才秘书这样说，我不免有些黯然，连忙在电话里说：“如果薄老工作忙，约写的文章可以由我先执笔，文章请薄老过目审定后，如觉得还能代表他的意思，岂不就省去薄老的一些麻烦？”才秘书说：“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结果如何，就取决于你的文章了。”我顺便问起此前寄给薄老的那封信，他说：“至少现在还没有收到。”听了他的话，我的心又不安起来，生怕我们的那封信在邮路上丢失了。
次日早，我又挂通了才秘书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贵社寄给薄老的信收到了。”并问及由我执笔的文章何时才能完成？我回答说，我将抓紧时间，尽快完成，送您与薄老过目。
放下电话后，我心里一直感到有很大的压力。即将由我执笔的这篇文章，究竟该从何写起呢？我的心中实在没有一点儿底。我本希望能先见见薄老，聆听一下他对文章的意见，但现在看来，这已经没有可能了。好在来京之时，我还带了两本相关的书籍，一本是《晋冀鲁豫革命史料》，另一本是《山西革命先烈史料》。参照这两本史料，我把文章的主题确定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努力建设四化”上。3天之后，我终于写出一篇4600字的初稿，交给薄老的外甥王自勉同志，请其转交薄老过目。
王自勉同志时任北京市日化总公司党委书记。又过了3天，我接到薄老的另一位秘书李静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文章写得还不错。总的说，薄老看了还是比较满意的。最后如何修改定稿，可以和才晓予秘书联系商定。”
翌日，才晓予秘书在电话里对我说：“文章他看了，似嫌长了一点。”并告诉我，他准备稍作压缩后交薄老过目定夺。同时，他在电话里提醒我：“文章中涉及历史问题的地方，宜粗不宜细，不必太拘泥于具体的细节，这样，才更适合薄老的身份和口吻。”根据才秘书的意见，我又用了一天工夫，将原稿压缩到3000多字，自我感觉比第一稿精炼了许多。才秘书得悉上述情况后，嘱我即刻送去。
才秘书看过第二稿后，又把文章压缩到2700余字，并打印了两份，一份交我征询意见。我遵嘱将文稿认真看了两遍，除对个别笔误处稍事订正外，基本上保持了第三稿的原貌。才秘书这才把文章呈送给薄老最后审定。
文章的第三稿送去后，我在旅馆里静候着薄老过目审定的意见，心里七上八下，没有一点儿谱。这时，旅馆服务员给我送来一份电报。电报是杨宗同志打来的，让我见到薄老后，务必请他附带题个词，并请薄老为开办不久的“刊授大学”题写个校名。我把社领导的嘱托转告了才秘书，希望他能够帮忙完成上述请求。才秘书听后，要我等两天再说。
对我来说，这是多么漫长的两天啊！简直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流光匆匆，眼看着已是5月29日了。按本刊的发稿流程，6月1日是雷打不动的发稿日期，薄老对本刊如此之多的请求到底会持什么态度？
5月31日下午4点多，在焦急不安中等待的我，忽然听到旅馆服务员喊我听电话。及至拿起电话，才听出电话是王自勉同志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要我务必在下午5点钟准时去见薄老。并说，薄老特意为我安排了50分钟的会面时间。
我按照约定，匆匆走出旅馆，乘坐公交车，经府右街，到中南海的西门。我向中南海的门卫通报了姓名和来意后，便径直进入中南海。
初进中南海，我颇感新鲜而又好奇。这里处处红墙黄瓦，绿柳依依，水泥砌就的地面干净整洁，所遇值勤警卫人员，个个都极负责任又态度和蔼。按照他们的指引，我进入薄老的办公大院。看得出来，这是一座古典式的四合院，庭院里摆放着几张藤椅，显然是供主人散步歇脚用的。放眼看去，四周花木扶疏，环境十分清幽。薄老的办公房间甚多，院内又无人可供打问，我踌躇着，不知道该去敲哪一个房门才是。正犹豫着，为首的房间里走出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问清我的姓名和来意后，热情地把我迎进会客厅，又沏了一杯清茶，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就进里屋向薄老通报去了。
我不无拘束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不安地恭候着薄老的出现。这时候，才晓予秘书夹着公文包进来了。此前，由于约稿、题词的事，我曾同他打过多次交道，说起来亦算是老相识了，便连忙站起来同他握手寒暄。几分钟后，一位老者出现了。他满头银发，面色红润，长长的寿眉，上身穿一件羊绒毛线衣，看上去精神矍铄，毫无古稀老人常见的龙钟老态。才秘书介绍说，这就是薄老。我急忙迎上去，与薄老握手问好，并向薄老转达山西青年社领导对老人家的敬意和问候。
双方坐定之后，薄老说：“听说你希望见见我，是否还有什么事要办？”我回答说：“我之所以想见见您老，其一，是想听听您对文稿的意见；其二，是想让您配合文章为我们刊物题个词；其三，是想让您老为本刊所办的‘刊授大学’题写个校名。”在讲完上述请求事项后，我又扼要地把《山西青年》这本刊物和“刊授大学”的情况向薄老做了一番汇报。我说，我们的刊物，现在有100多万的发行量，还有50多万名刊大学员，可谓是一座开放式的没有围墙的大学。刊物的编辑人员就是刊授大学的老师，刊物本身就是刊大的课堂，而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是刊大的教室。说到这里，薄老插话说：“为人师表是不容易的。你们什么时候都要有一种‘人之患’的谦虚态度。”他在讲到“人之患”的时候，似乎怕我听不明白，又重复强调了一遍。
听了薄老的插话，坐在一旁的才秘书说：“《山西青年》确实办得不错，他来时特地带了几本，要我一并送给您老看看。杂志就放在我的办公室里。”
谈话稍事停顿后，薄老拿出他预先写好的两份题词，一张题词写有“寄语山西青年”几个字；另一张题写的是：“努力学习政治理论，钻研科学技术，发扬革命传统，为四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他向我和才秘书征求意见。才秘书说：“文章的标题‘寄语山西青年’，还是铅排字比较庄重，署名可用您老的手写体；至于题词，这一张就很不错了。”谈到为“刊授大学”题写校名的事，薄老说：“那好，我现在就写。”并转身问我：“你说，要我写大点，还是写小点？”才秘书说：“大小都可以。小字可以放大，大字也可以缩小么。”薄老点点头，拿起我预为准备的宣纸、墨汁和毛笔，就回里屋书写去了。几分钟之后，薄老捧着他写好的“刊授大学”题字，从里屋走了出来。在坐诸位展纸一看，但见题字凝重遒劲，笔力雄健，连声称好。我高兴地说：“您老的题字、题词与文章，称得上是珠联璧合，至善至美了。这对我们的百万刊物读者，可以说是最大的关怀与鼓励。”
接着，薄老又欲返回里屋，去拿修改后的文稿。才秘书连忙说：“你不知道放在哪里，我去拿。”说罢，径自进里屋去拿稿件了。
薄老复又坐回沙发，翻阅着文稿，问我稿子中的烈士名单是根据什么撰写的？我回答说，是依据《山西革命先烈史料》一书拟就的。薄老便把修改后的先烈名字一一指给我看，并逐一指出，某人时任什么职务，是什么出身，什么籍贯；某人历史上有变节行为，不宜再提。事情虽历时数十年之久，但他说起来，依然如数家珍，一桩桩，一件件，记述得清清楚楚。当他提到某位烈士的籍贯是猗氏县时，我不免显得有点茫然。他不解地问：“你是山西人吗？”我回答“是”，他说：“像你这样的年龄，是应该知道的啊！”我连忙解释说：“山西的某些县，解放后多有更改，或者合并，或者改名，原有的县名，我就不太明白了。”话虽如此说，私下里，我却不能不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感到几分羞愧。薄老似乎觉察出我的羞愧神色，遂改用鼓励的语气说：“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做一名合格的记者。”
给《山西青年》的文稿修改好之后，薄老又接着审阅给《红旗》杂志的文章，前后整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们都担心薄老过度劳累，便劝他回卧室歇息。
告别薄老后，我与才秘书来到他的办公室，进一步对文稿进行认真的修订。才秘书高兴地对我说：“今天，薄老对你们提出的请求，可说是有求必应，都一一满足了。对别的杂志，他可从来都没有这样热情过。”我不住地点头称是。心想，薄老对山西青年所表示的热忱与惠顾，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包括山西青年在内的全中国广大青年一代的关爱与厚望，绝非我们小小的《山西青年》刊物所可独享的。
流光如水，弹指间，26年过去了。在时光的河床上，有多少记忆的印痕已被冲刷磨蚀得了无踪迹，唯独我与薄老的这段文字缘，仍深深保留在我记忆的密室里，成为我反复回味、咀嚼的一份精神生活的珍馐美食。薄老在文风上，在历史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良好学风和严谨态度，亦堪称是我们这些年轻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学习的楷模与表率，是足以让我们受用终生的。（责编周志清）
生老病死，乃人生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以薄老的99岁高龄而言，在常人看来，诚可谓是无疾而终，寿享天年了。但对我来说，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苍白而严酷的现实。我反复捧读着新华社发出的那份讣告，仿佛每一个字都有千钧之重。想起26年前我向薄老约稿、题词、题字的诸多往事，内心说什么也无法平静。长夜漫漫，思潮悠悠。忆及当年同薄老结下的那段文字缘，许多如烟的往事，重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1981年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作为《山西青年》杂志的一名记者，我刚从临汾采访归来，就被社领导杨宗叫住了。他拉着我的手，急切地对我说：“哎呀，总算把你盼回来了，眼下有一件重要的约稿任务需要交给你。”望着他急切的样子，我连忙问：“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呀，让你这么着急？”杨宗郑重其事地说：“社里想约薄一波副总理写个稿子，不知道这件事能否办成。我已经考虑多日了，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觉得非让你出马不可。你与薄老的秘书才晓予同志打过多次交道，相信你一定能够马到功成，顺利地把稿子拿回来。”我笑笑说：“你也太高看我，太抬举我了。我何德何能，凭什么就一定能把薄副总理的稿子约回来？”杨宗根本不容我分说：“能，你一定能，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项任务。”我看他说得如此恳切，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心想，推诿是没有用的，只好勉为其难地应允下来。
接受任务后，我当即以刊社名义，给薄一波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本刊相继邀约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人霍士廉、罗贵波诸同志，为我们刊物撰写了多篇纪念性文稿。考虑到您老在山西党的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社会影响，我们恳请您能在百忙之中，也为本刊撰写一篇文稿。文章可长可短，形式不拘。如果由于您繁忙的国务和外事活动，实在无暇顾及此事的话，本社拟派一名记者前往，根据您谈话的要旨，整理成文，交您过目审定，然后以您的名义在本刊发表。我们深信，以您对青年工作的关注和热忱，以您的资历和影响，您不仅会满足我们的上述请求，而且深信，您的文章一定会对年轻一代产生极大的激励与鼓舞作用。
这封由我执笔的信件，在加盖本社公章后，直接寄给了国务院薄办。但究竟能否得到薄老的应允，我心中委实一点儿把握也没有。是啊，一个身负重任，主管全国外交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我们小小的《山西青年》，真能劳得起这位国务院副总理的大驾吗？
尽管我对向薄一波同志约稿的事情没有十足的把握，但社领导“军令如山”，我还是勉为其难，做了一次“上架的鸭子”。
1981年5月12日晚，我草草收拾了一下行装，便踏上了赴北京约稿的旅途。抵京之后，我首先给薄老的秘书才晓予打了一个电话，开门见山地向对方说明我此行来京的用意。才秘书在电话里说：“薄老近日工作很忙。此前，《红旗》杂志和《财贸报》都向他约稿，能否答应贵刊的约稿，现在还不好说。”听才秘书这样说，我不免有些黯然，连忙在电话里说：“如果薄老工作忙，约写的文章可以由我先执笔，文章请薄老过目审定后，如觉得还能代表他的意思，岂不就省去薄老的一些麻烦？”才秘书说：“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结果如何，就取决于你的文章了。”我顺便问起此前寄给薄老的那封信，他说：“至少现在还没有收到。”听了他的话，我的心又不安起来，生怕我们的那封信在邮路上丢失了。
次日早，我又挂通了才秘书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贵社寄给薄老的信收到了。”并问及由我执笔的文章何时才能完成？我回答说，我将抓紧时间，尽快完成，送您与薄老过目。
放下电话后，我心里一直感到有很大的压力。即将由我执笔的这篇文章，究竟该从何写起呢？我的心中实在没有一点儿底。我本希望能先见见薄老，聆听一下他对文章的意见，但现在看来，这已经没有可能了。好在来京之时，我还带了两本相关的书籍，一本是《晋冀鲁豫革命史料》，另一本是《山西革命先烈史料》。参照这两本史料，我把文章的主题确定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努力建设四化”上。3天之后，我终于写出一篇4600字的初稿，交给薄老的外甥王自勉同志，请其转交薄老过目。
王自勉同志时任北京市日化总公司党委书记。又过了3天，我接到薄老的另一位秘书李静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文章写得还不错。总的说，薄老看了还是比较满意的。最后如何修改定稿，可以和才晓予秘书联系商定。”
翌日，才晓予秘书在电话里对我说：“文章他看了，似嫌长了一点。”并告诉我，他准备稍作压缩后交薄老过目定夺。同时，他在电话里提醒我：“文章中涉及历史问题的地方，宜粗不宜细，不必太拘泥于具体的细节，这样，才更适合薄老的身份和口吻。”根据才秘书的意见，我又用了一天工夫，将原稿压缩到3000多字，自我感觉比第一稿精炼了许多。才秘书得悉上述情况后，嘱我即刻送去。
才秘书看过第二稿后，又把文章压缩到2700余字，并打印了两份，一份交我征询意见。我遵嘱将文稿认真看了两遍，除对个别笔误处稍事订正外，基本上保持了第三稿的原貌。才秘书这才把文章呈送给薄老最后审定。
文章的第三稿送去后，我在旅馆里静候着薄老过目审定的意见，心里七上八下，没有一点儿谱。这时，旅馆服务员给我送来一份电报。电报是杨宗同志打来的，让我见到薄老后，务必请他附带题个词，并请薄老为开办不久的“刊授大学”题写个校名。我把社领导的嘱托转告了才秘书，希望他能够帮忙完成上述请求。才秘书听后，要我等两天再说。
对我来说，这是多么漫长的两天啊！简直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流光匆匆，眼看着已是5月29日了。按本刊的发稿流程，6月1日是雷打不动的发稿日期，薄老对本刊如此之多的请求到底会持什么态度？
5月31日下午4点多，在焦急不安中等待的我，忽然听到旅馆服务员喊我听电话。及至拿起电话，才听出电话是王自勉同志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要我务必在下午5点钟准时去见薄老。并说，薄老特意为我安排了50分钟的会面时间。
我按照约定，匆匆走出旅馆，乘坐公交车，经府右街，到中南海的西门。我向中南海的门卫通报了姓名和来意后，便径直进入中南海。
初进中南海，我颇感新鲜而又好奇。这里处处红墙黄瓦，绿柳依依，水泥砌就的地面干净整洁，所遇值勤警卫人员，个个都极负责任又态度和蔼。按照他们的指引，我进入薄老的办公大院。看得出来，这是一座古典式的四合院，庭院里摆放着几张藤椅，显然是供主人散步歇脚用的。放眼看去，四周花木扶疏，环境十分清幽。薄老的办公房间甚多，院内又无人可供打问，我踌躇着，不知道该去敲哪一个房门才是。正犹豫着，为首的房间里走出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问清我的姓名和来意后，热情地把我迎进会客厅，又沏了一杯清茶，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就进里屋向薄老通报去了。
我不无拘束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不安地恭候着薄老的出现。这时候，才晓予秘书夹着公文包进来了。此前，由于约稿、题词的事，我曾同他打过多次交道，说起来亦算是老相识了，便连忙站起来同他握手寒暄。几分钟后，一位老者出现了。他满头银发，面色红润，长长的寿眉，上身穿一件羊绒毛线衣，看上去精神矍铄，毫无古稀老人常见的龙钟老态。才秘书介绍说，这就是薄老。我急忙迎上去，与薄老握手问好，并向薄老转达山西青年社领导对老人家的敬意和问候。
双方坐定之后，薄老说：“听说你希望见见我，是否还有什么事要办？”我回答说：“我之所以想见见您老，其一，是想听听您对文稿的意见；其二，是想让您配合文章为我们刊物题个词；其三，是想让您老为本刊所办的‘刊授大学’题写个校名。”在讲完上述请求事项后，我又扼要地把《山西青年》这本刊物和“刊授大学”的情况向薄老做了一番汇报。我说，我们的刊物，现在有100多万的发行量，还有50多万名刊大学员，可谓是一座开放式的没有围墙的大学。刊物的编辑人员就是刊授大学的老师，刊物本身就是刊大的课堂，而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是刊大的教室。说到这里，薄老插话说：“为人师表是不容易的。你们什么时候都要有一种‘人之患’的谦虚态度。”他在讲到“人之患”的时候，似乎怕我听不明白，又重复强调了一遍。
听了薄老的插话，坐在一旁的才秘书说：“《山西青年》确实办得不错，他来时特地带了几本，要我一并送给您老看看。杂志就放在我的办公室里。”
谈话稍事停顿后，薄老拿出他预先写好的两份题词，一张题词写有“寄语山西青年”几个字；另一张题写的是：“努力学习政治理论，钻研科学技术，发扬革命传统，为四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他向我和才秘书征求意见。才秘书说：“文章的标题‘寄语山西青年’，还是铅排字比较庄重，署名可用您老的手写体；至于题词，这一张就很不错了。”谈到为“刊授大学”题写校名的事，薄老说：“那好，我现在就写。”并转身问我：“你说，要我写大点，还是写小点？”才秘书说：“大小都可以。小字可以放大，大字也可以缩小么。”薄老点点头，拿起我预为准备的宣纸、墨汁和毛笔，就回里屋书写去了。几分钟之后，薄老捧着他写好的“刊授大学”题字，从里屋走了出来。在坐诸位展纸一看，但见题字凝重遒劲，笔力雄健，连声称好。我高兴地说：“您老的题字、题词与文章，称得上是珠联璧合，至善至美了。这对我们的百万刊物读者，可以说是最大的关怀与鼓励。”
接着，薄老又欲返回里屋，去拿修改后的文稿。才秘书连忙说：“你不知道放在哪里，我去拿。”说罢，径自进里屋去拿稿件了。
薄老复又坐回沙发，翻阅着文稿，问我稿子中的烈士名单是根据什么撰写的？我回答说，是依据《山西革命先烈史料》一书拟就的。薄老便把修改后的先烈名字一一指给我看，并逐一指出，某人时任什么职务，是什么出身，什么籍贯；某人历史上有变节行为，不宜再提。事情虽历时数十年之久，但他说起来，依然如数家珍，一桩桩，一件件，记述得清清楚楚。当他提到某位烈士的籍贯是猗氏县时，我不免显得有点茫然。他不解地问：“你是山西人吗？”我回答“是”，他说：“像你这样的年龄，是应该知道的啊！”我连忙解释说：“山西的某些县，解放后多有更改，或者合并，或者改名，原有的县名，我就不太明白了。”话虽如此说，私下里，我却不能不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感到几分羞愧。薄老似乎觉察出我的羞愧神色，遂改用鼓励的语气说：“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做一名合格的记者。”
给《山西青年》的文稿修改好之后，薄老又接着审阅给《红旗》杂志的文章，前后整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们都担心薄老过度劳累，便劝他回卧室歇息。
告别薄老后，我与才秘书来到他的办公室，进一步对文稿进行认真的修订。才秘书高兴地对我说：“今天，薄老对你们提出的请求，可说是有求必应，都一一满足了。对别的杂志，他可从来都没有这样热情过。”我不住地点头称是。心想，薄老对山西青年所表示的热忱与惠顾，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包括山西青年在内的全中国广大青年一代的关爱与厚望，绝非我们小小的《山西青年》刊物所可独享的。
流光如水，弹指间，26年过去了。在时光的河床上，有多少记忆的印痕已被冲刷磨蚀得了无踪迹，唯独我与薄老的这段文字缘，仍深深保留在我记忆的密室里，成为我反复回味、咀嚼的一份精神生活的珍馐美食。薄老在文风上，在历史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良好学风和严谨态度，亦堪称是我们这些年轻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学习的楷模与表率，是足以让我们受用终生的。（责编周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