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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德：刚才我们谈了文学的问题，下面谈谈美术方面的话题吧。据我所知，你是第一个把黎雄才推向全国的人。
张绰：这点不假。1961年8月，我在《光明日报》社工作，是驻广东记者站的负责人。写了篇介绍黎雄才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叫《黎雄才谈画学》，并配上他的《松风水月》的画，刊登在第一版上，整整用了半个版面。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在第一版把一个地方性画家推向全国。这在当时是没有这样的先例的，因此引起美术界的广泛重视。
黄大德：按理说，当时关山月在人民大会堂画了《江山如此多娇》，颇有名气，但你为什么不选择关山月而选择黎雄才?
张绰：关山月告诉我，画《江山如此多娇》时，他原来只是当傅抱石的副手，后来周恩来同志提出要加一个红太阳上去，以表达东方红，太阳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题。这个太阳是由关山月画的。也就是说，关山月在这幅画上主要画了太阳和云彩。
黄大德：你如何评价黎雄才和关山月两人在艺术上的差异?
张绰：从总体来说，黎雄才艺术功力比关山月深厚、扎实，关山月作品中的气势比黎雄才大，也比较注意作品的思想性，如《绿色长城》是画防护林，但它的画眼是一群巡逻民兵。
黄大德：做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
张绰：我想，如果归究一点来说，黎雄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而关山月则离政治较近。至于更深入的探讨其中的原因，那是因为黎雄才弱冠时便开始临摹古画，有一定的基础，后来在高剑父那里，高剑父逼他临摹大量的古画，后来又让他去学西画，到日本留学，所以他的传统功力很足。说到黎雄才到日本留学，高剑父为了给他筹集学费，特别开了一个展览会，展览要百余张画，一时画不来，便把黎雄才的画拿来修饰并题上自己的名字，作为自己的作品用于展览，卖出后所得的钱也给了黎雄才。由此可见高剑父对黎的器重。关山月入高剑父门后，高剑父先是把黎雄才的画让关山月临的。这是黎雄才亲口对我说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也可以想见黎雄才的传统功力、笔墨功夫为什么比关山月深。
黄大德：但这些年来，关山月的名气比黎雄才的大。
张绰：是的。但从艺术上看，名气的大小与艺术的功力是两码事。
黄大德：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共通点?
张绰：有天分。两个人都有天分。黎雄才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艺术家，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天分，二是勤奋。如果没天分，无论怎么勤奋都不行，倒不如去当个医生，因为当医生没天分就算治不了大病，至少可以治一般的病如伤风感冒之类，但当艺术家却不行，因为你画出来的算不得是艺术品，送给人人家也不要。黎雄才这话确实是肺腑之言、经验之谈。我在1961年采访他时，他已经画过两千多种松。南北方的松、高山和平原的松，公园和神庙的松，群生和独长的松，不同气候和树龄的松都有不同的形态和特征，他都研究过，写出了它们的特点。而在技法上，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很高的造诣。他曾向我透露：很多人以为我的松都画得密密麻麻，但我的松叶是能看到层次的，是密而通透的，看得到空间、云雾和光线，感受得到松林中那清新的空气的。摹仿我的人不知道这一点，就是我的学生，告诉了他这个秘诀，他也很难画出这种效果。我想，这就是黎雄才的天分和勤奋的艺术结晶。在和黎老的交往中，我也学到了鉴赏中国画的许多知识。我有三张王雪涛的画，其中我较喜欢那张彩色的牡丹，后来我拿去给黎老看，他说那张用水墨的玉簪花好。他告诉我，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中国画好就好在墨分五色，纯水墨画的画最讲功力。后来我反复玩味，也真的觉得这张水墨画耐看。再看看许麟庐的《双鱼图》，黄永玉的《墨荷》，也越看越有味了。
黄大德：那你应该有许多黎雄才的画了。
张绰：说实在的，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很喜欢字画，但出于职业道德，我甚少开口向画家索画。例如黎雄才，写他之前我并没有打算向他要画，直到1961年8月2日《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出来后，我把当天的报纸连同黎雄才提供制版用的原作品送回给他时，他很激动，把我那篇文章看成是对他的一种激励。他主动表示要送我一张画，随即到画室里找出一张50年代后期画的一幅西北风情人物画，我说，你不是最擅长山水吗?他说：“我山水、人物、花鸟都画，但我很少送人物画给人。这一幅就送给你，对你的劳动聊表谢意。”说着在画上题上字，并特别加上两只雀。打这以后，我们便成为好朋友，我调到北京工作后，每次回广州都会去拜访黎老，而他每次到北京，也必约我到下榻的宾馆叙谈。“文革”后，我调回广州工作，经常参加有关的活动，也偶尔会去拜访他老人家，因此和黎老见面的机会很多。但因为我写过他的介绍，我更不好开口向他索画，他却主动送我一两张，并郑重地表示：“我给你的绝对是精品。”唯一的一次向他索画，是2000年我去澳洲探亲时，听到关山月去世的消息，心里很难过，打个电话给关振东请他代我向关老的家属表示慰问。第二年我回到广州，我便想到黎老也九十多了，该去看看这位老朋友了，这时刚好我的一本小书结集出版时收入了《光明日报》上介绍黎老的那篇文章，便一并送去给他，抱歉地告诉他，原文说你十二岁学画画，这书却错印成二十岁。他笑呵呵地说：“好啊，我今年九十七，至少还可以多活八年。”看到他精神还挺好，幽默依然，我破例地对他提出一个请求：“你那时送我的西北风情的画，因为搬了几次家，怎么也找不到了，你能不能给我重新画一张呢?”他想了一想，叫我一个礼拜后再来。一个星期后我再去，他竟然又把重画的一张仍然洋溢着西北风情的画给我，而且还在画上郑重地题上“余久不作画，此帧戏写旧时西北途中所见。雄才时年九十七岁作于广州”。他说：“这些年，我偶尔画也只画草草几笔的寿石、兰草之类的东西，人物真没再画了。但为了我们四十年的友情，还是画了这张，你看还有点味吧?!”我连连展纸拜读，道谢不已。可惜的是，画了这张画之后不到半年黎老便去世了。去年我无意间找回了1961年黎老送我的那张画，两张并着一看，着实令我非常惊叹，虽然已不是工意结合，但更见中国文人画的传统功力，别有韵味。这大概是黎雄才人物画的绝笔之作了。
黄大德：你和关山月的往来多吗?
张绰：回广东后，我也偶然出席一些展览，和许多画家都认识。但黎老为人比较随和，我和他的交往比较多，关山月也有来往，但相对少些。90年代初，我参观关伟的画展时见到关山月，他说要送一张画给我，我说你的梅花我有了，你能否画一张有广州特色的给我呢?于是他就画了那张红棉给我。
黄大德：北京的书画家呢?
张绰：我和不少书画家都认识，但因为在一个全国性报刊文艺部工作的缘故，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当时知名度较大、影响较大的书画家。
黄大德：例如呢?
张绰：在书法家中，我和郑诵先、魏长青、徐柏涛这一辈的书法家接触最多。大约在1961年，《光明日报》用整版做了一个中国 十大书法家的专辑，由郭沫若题签，排名第一第二都是书法家协会的正副会长，第三就是张学良的幕僚郑诵先。那时启功还排不上队哩。郑诵先不仅擅长诗词和骈体、散文体，而且在书法上下过很深的功夫，尤其在章草上独树一帜。启功很赞赏他的书法，1981年4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郑诵先书法选》时，亲自撰写了前言，极表推崇。我和郑诵先来往较多，就是在“文革”期间，我也去看他，几乎每次去，他都会给我写幅字，幅幅都写得很好，特别是专门为我写的对联，不仅字好，联文中把我的名字也嵌上去了。我曾问他，为什么现在的书法一代不如一代?他说：皇帝重视，书法就一定能发展。唐太宗很喜欢书法。特别喜欢王羲之的书法，当时他叫唐代七八个有名的书法家来临摹《兰亭序》，即现在流传下来的各家《兰亭序》摹本，但王羲之的《兰亭序》原件，唐太宗却自己收藏起来，临死时还交代将王羲之的《兰亭序》原件拿去陪葬。宋徽宗也喜欢书法，他的瘦金体还自成一家，学他这一字体的人不少。我还问他对毛泽东的书法如何评价?他说，毛泽东解放后的书法比起延安时期，气魄大多了。我还问他为何专写章草?他说我年青时各家书法都临摹，后来才更多的写章草，其实章草更难写，它是隶书和草书的结合，字与字之间不能连笔，每一笔都挺拔有力，有中锋，有侧锋，还要注意结体和全篇布局，所以耐看。
黄大德：据我所知，魏长青也是个大书法家。
张绰：一点也不错。我和他的交往很深，他原来是琉璃厂萃文阁的经理，可以说无所不谈。他曾告诉我，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有两件事：一是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背面周恩来写的序言，要找人用颜书正楷写好后放大刻上去，当时有关部门的领导找了好几位艺术家都想不出办法。后来找到以写颜书闻名的魏长青，问他能否把这一大篇序文字用颜书体写好刻上纪念碑上。他到广场观察了纪念碑，量了高度和阔度，经过几夜思考，把这项活儿拍胸应承下来。我奇怪地问他：“你是用什么办法把字放大刻是去的?”他眯着眼笑道：“我从九宫格写字帖得到启发，不过，不是每字九格，而是细分成许多格，逐格放大，然后才刻上去的。”还有令他终身难忘，让他一下子名震北京琉璃厂的事。有一年(50年代)，有一个福建商人背了一块几十斤重的石头到琉璃厂，这块石其貌不扬，外面全是石皮包着，看不见里边到底有什么成分。你知道，琉璃厂是金石古玩商店林立，行家很多。问该石料多少价，那商人伸出五个指头。“是五十元吗?”那商人摇头。“五百元?”商人还是摇头。“难道是五千元?”商人笑着点点头。大家也报以一笑，嚷开了：“开这天价，里面有黄金吗?”商人道：“鸡血红当然比黄金贵。” 这对古玩店的老板们真是个难题，如果里面果真是鸡血红，而且含量大，那当然可以狠狠地赚他一把，要是里面没有红，那五千块岂不倒进海里了?于是，这个摸摸，那个拈拈，翻来覆去的看，就是估不透，有的老板让商人降价，有的让商人先把石头敲开，然后按鸡血红的实际重量议价，但商人就是不肯，谁愿意出五千元，就把石头留下，要不就拿走。那时魏长青刚好经过，上去看看石脉，看石皮，拈重量，看石底的纹垢，然后说了声“中”，让商人抱着石头跟他到萃文阁取钱。行家们都傻了眼，替他捏了把汗，也就都跟着到萃文阁。商人取了钱，点了数，向魏长青拱拱手，笑嘻嘻地说了声“恭喜发财”便掉头而去。看着那商人欣喜的神情，行家们更认定魏老板上当了，摇头叹息，正要鸟兽散，魏长青叫住大家：“诸位请留步，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货色。”他用锤子大力一敲，石头马上分开两半，众老板异口同声“啊”的叫了起来，那石头就像开了膛的西瓜，果然大部分都是“鸡血红”!后来魏长青把这块石开成许多印石，真的狠狠地大赚了个翻倍不止。
黄大德：你门上那牌匾是谁刻的?
张绰：徐焕荣(即柏涛)，他也是古玩店的老行尊，但书法篆刻都非常了得。我国元首出访或外国元首来访，他都受国家委托为他们刻上一方石章，作为礼品留作纪念。经他手刻过的石章有送给苏联斯大林，英国女王伊利沙白，英国前首相希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我问他刻中文还是外文，他说“当然是中文啊，而月是刻我最拿手的汉封泥。他们喜欢的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一件值得他高兴的是，他的作品被故宫珍宝馆收藏。魏长青有一对差不多有两寸见方的田黄印章石，你该知道，中国名贵的章石一是田黄，二是鸡血红。田黄无价，而且是旧田黄，几乎绝迹。大概是1964年，魏长青决定把这镇阁之宝送给故宫博物馆，并让徐先生在章石上刻印钮。徐先生兴奋极了，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上面刻了对狮子，印章侧面刻上“魏长青献石，徐焕荣刻印钮”几个字，才送给故宫收藏。
黄大德：郭沫若跟你很熟吗?怎么他写的题傅抱石遗作的字幅会在你这里呢?
张绰：说起来有段故事。郭老对傅抱石感情很深，傅抱石逝世不久，郭老写了一首诗，交给《光明日报》发表。字刚送到，郭老的电话也到了。他说这幅字写的时候漏了两个字，匆匆补上了，先别发，我马上再写一张送过来。本来郭老发表的字都要拿回去的，但他来电时说，发了那张你们送回来，没发那张就送给你吧。所以这墨宝就成了我的珍贵藏品，一直挂在我的客厅里了。
黄大德：你真有福气。
张绰：这大概叫缘分吧。还有启功的字，本来我和启功并不熟悉，那年刚好原人大办公厅主任、广东的社科联书记聂菊荪刚好调到北师大当党委书记，聂菊荪和我很熟，我请他代我求一张启功的字。老聂人缘好，因此启功写得很认真。
黄大德：看来，书画家送人的作品，其质量与友情有很大的关系。
张绰：绝对是这样。交往深的朋友，都是用心之作，绝不马虎，更不会是应酬之作。甚至不少是以前画好的精品，拿出来让你挑的。特别是“文革”时期，他们都当了牛鬼蛇神，没人敢沾边，你能上门去拜访他，看看他，他心里便感到人间还有真情在，感到温暖，有无限的感激，便会把自己的珍藏拿出来送给你。所以那些都是精品。
黄大德：你有许多王雪涛、李苦禅、许麟庐、何涵宇的精品。
张绰：在全国知名的画家中，吴作人、王雪涛、李苦禅、许麟庐、何涵宇和我都相当熟。例如王雪涛是花鸟画大师，我藏的这张《公鸡图》，是他把画好的两张相同几乎一模一样的，拿出来任我挑一张，然后另一张拿去印在自己的画册里。许麟庐的那张《双鱼图》，也是任我挑选之后再题上字的。黄胄我不熟悉，“文革”时，江青批他是驴贩子，但我很喜欢他的画。那年刚好杨之光到北京，我计他向黄胄求一张画，他从画室里挑了《村姑喂鸡图》出来，然后在上面写道：“乙卯初冬，黄胄练笔。张绰同志指教，黄胄应之光同志嘱画此。”意思是我不认识张绰，是杨之光找我给他画的，要出了什么事，问杨之光，日后张绰有什么事，你们去找杨之光，不关我的事。这反映了“文革”中画家的特殊心态和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很有意思，也很可玩味。至于一些画家，本来我们当时认为值得关注的，但现在并不为人们所熟悉。好像徐北汀，他原是北京画院的画家，擅长山水，有北派山水的雄风气概，风格又独具个性，临摹古画，几可乱真；又如万兆元，他是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丈夫，两口子都跟随李苦禅学过画，也学习过齐白石的技法，颇得其神韵，胡耀邦总书记到日本访问时，就是拿万兆元画的老虎送给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能上《红旗》杂志的画家不多，但万兆元的画就上过《红旗》杂志的封底。可惜的是他们的艺术被“大师满天飞”的时代给淹没了。
黄大德：历史经常就是这样无奈。作为一个记者、评论家、理论家，你认为，六七十年代的画坛和今天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张绰：那个年代的画家，普遍来说无论从文化层次和技术层次来说，都比较扎实，功力也非常深厚，他们画画，绝大部分不是用以谋生的，因此创作起来心态十分平静，比较认真。但今天当文化艺术快速走向市场，成为产业、成为商品之后，画家普遍出现了浮躁的心态，迎合市场，艺术的品味降低了，也难以出足可传世的艺术精品了。
(此稿经张绰同志审阅)
张绰：这点不假。1961年8月，我在《光明日报》社工作，是驻广东记者站的负责人。写了篇介绍黎雄才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叫《黎雄才谈画学》，并配上他的《松风水月》的画，刊登在第一版上，整整用了半个版面。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在第一版把一个地方性画家推向全国。这在当时是没有这样的先例的，因此引起美术界的广泛重视。
黄大德：按理说，当时关山月在人民大会堂画了《江山如此多娇》，颇有名气，但你为什么不选择关山月而选择黎雄才?
张绰：关山月告诉我，画《江山如此多娇》时，他原来只是当傅抱石的副手，后来周恩来同志提出要加一个红太阳上去，以表达东方红，太阳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题。这个太阳是由关山月画的。也就是说，关山月在这幅画上主要画了太阳和云彩。
黄大德：你如何评价黎雄才和关山月两人在艺术上的差异?
张绰：从总体来说，黎雄才艺术功力比关山月深厚、扎实，关山月作品中的气势比黎雄才大，也比较注意作品的思想性，如《绿色长城》是画防护林，但它的画眼是一群巡逻民兵。
黄大德：做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
张绰：我想，如果归究一点来说，黎雄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而关山月则离政治较近。至于更深入的探讨其中的原因，那是因为黎雄才弱冠时便开始临摹古画，有一定的基础，后来在高剑父那里，高剑父逼他临摹大量的古画，后来又让他去学西画，到日本留学，所以他的传统功力很足。说到黎雄才到日本留学，高剑父为了给他筹集学费，特别开了一个展览会，展览要百余张画，一时画不来，便把黎雄才的画拿来修饰并题上自己的名字，作为自己的作品用于展览，卖出后所得的钱也给了黎雄才。由此可见高剑父对黎的器重。关山月入高剑父门后，高剑父先是把黎雄才的画让关山月临的。这是黎雄才亲口对我说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也可以想见黎雄才的传统功力、笔墨功夫为什么比关山月深。
黄大德：但这些年来，关山月的名气比黎雄才的大。
张绰：是的。但从艺术上看，名气的大小与艺术的功力是两码事。
黄大德：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共通点?
张绰：有天分。两个人都有天分。黎雄才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艺术家，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天分，二是勤奋。如果没天分，无论怎么勤奋都不行，倒不如去当个医生，因为当医生没天分就算治不了大病，至少可以治一般的病如伤风感冒之类，但当艺术家却不行，因为你画出来的算不得是艺术品，送给人人家也不要。黎雄才这话确实是肺腑之言、经验之谈。我在1961年采访他时，他已经画过两千多种松。南北方的松、高山和平原的松，公园和神庙的松，群生和独长的松，不同气候和树龄的松都有不同的形态和特征，他都研究过，写出了它们的特点。而在技法上，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很高的造诣。他曾向我透露：很多人以为我的松都画得密密麻麻，但我的松叶是能看到层次的，是密而通透的，看得到空间、云雾和光线，感受得到松林中那清新的空气的。摹仿我的人不知道这一点，就是我的学生，告诉了他这个秘诀，他也很难画出这种效果。我想，这就是黎雄才的天分和勤奋的艺术结晶。在和黎老的交往中，我也学到了鉴赏中国画的许多知识。我有三张王雪涛的画，其中我较喜欢那张彩色的牡丹，后来我拿去给黎老看，他说那张用水墨的玉簪花好。他告诉我，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中国画好就好在墨分五色，纯水墨画的画最讲功力。后来我反复玩味，也真的觉得这张水墨画耐看。再看看许麟庐的《双鱼图》，黄永玉的《墨荷》，也越看越有味了。
黄大德：那你应该有许多黎雄才的画了。
张绰：说实在的，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很喜欢字画，但出于职业道德，我甚少开口向画家索画。例如黎雄才，写他之前我并没有打算向他要画，直到1961年8月2日《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出来后，我把当天的报纸连同黎雄才提供制版用的原作品送回给他时，他很激动，把我那篇文章看成是对他的一种激励。他主动表示要送我一张画，随即到画室里找出一张50年代后期画的一幅西北风情人物画，我说，你不是最擅长山水吗?他说：“我山水、人物、花鸟都画，但我很少送人物画给人。这一幅就送给你，对你的劳动聊表谢意。”说着在画上题上字，并特别加上两只雀。打这以后，我们便成为好朋友，我调到北京工作后，每次回广州都会去拜访黎老，而他每次到北京，也必约我到下榻的宾馆叙谈。“文革”后，我调回广州工作，经常参加有关的活动，也偶尔会去拜访他老人家，因此和黎老见面的机会很多。但因为我写过他的介绍，我更不好开口向他索画，他却主动送我一两张，并郑重地表示：“我给你的绝对是精品。”唯一的一次向他索画，是2000年我去澳洲探亲时，听到关山月去世的消息，心里很难过，打个电话给关振东请他代我向关老的家属表示慰问。第二年我回到广州，我便想到黎老也九十多了，该去看看这位老朋友了，这时刚好我的一本小书结集出版时收入了《光明日报》上介绍黎老的那篇文章，便一并送去给他，抱歉地告诉他，原文说你十二岁学画画，这书却错印成二十岁。他笑呵呵地说：“好啊，我今年九十七，至少还可以多活八年。”看到他精神还挺好，幽默依然，我破例地对他提出一个请求：“你那时送我的西北风情的画，因为搬了几次家，怎么也找不到了，你能不能给我重新画一张呢?”他想了一想，叫我一个礼拜后再来。一个星期后我再去，他竟然又把重画的一张仍然洋溢着西北风情的画给我，而且还在画上郑重地题上“余久不作画，此帧戏写旧时西北途中所见。雄才时年九十七岁作于广州”。他说：“这些年，我偶尔画也只画草草几笔的寿石、兰草之类的东西，人物真没再画了。但为了我们四十年的友情，还是画了这张，你看还有点味吧?!”我连连展纸拜读，道谢不已。可惜的是，画了这张画之后不到半年黎老便去世了。去年我无意间找回了1961年黎老送我的那张画，两张并着一看，着实令我非常惊叹，虽然已不是工意结合，但更见中国文人画的传统功力，别有韵味。这大概是黎雄才人物画的绝笔之作了。
黄大德：你和关山月的往来多吗?
张绰：回广东后，我也偶然出席一些展览，和许多画家都认识。但黎老为人比较随和，我和他的交往比较多，关山月也有来往，但相对少些。90年代初，我参观关伟的画展时见到关山月，他说要送一张画给我，我说你的梅花我有了，你能否画一张有广州特色的给我呢?于是他就画了那张红棉给我。
黄大德：北京的书画家呢?
张绰：我和不少书画家都认识，但因为在一个全国性报刊文艺部工作的缘故，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当时知名度较大、影响较大的书画家。
黄大德：例如呢?
张绰：在书法家中，我和郑诵先、魏长青、徐柏涛这一辈的书法家接触最多。大约在1961年，《光明日报》用整版做了一个中国 十大书法家的专辑，由郭沫若题签，排名第一第二都是书法家协会的正副会长，第三就是张学良的幕僚郑诵先。那时启功还排不上队哩。郑诵先不仅擅长诗词和骈体、散文体，而且在书法上下过很深的功夫，尤其在章草上独树一帜。启功很赞赏他的书法，1981年4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郑诵先书法选》时，亲自撰写了前言，极表推崇。我和郑诵先来往较多，就是在“文革”期间，我也去看他，几乎每次去，他都会给我写幅字，幅幅都写得很好，特别是专门为我写的对联，不仅字好，联文中把我的名字也嵌上去了。我曾问他，为什么现在的书法一代不如一代?他说：皇帝重视，书法就一定能发展。唐太宗很喜欢书法。特别喜欢王羲之的书法，当时他叫唐代七八个有名的书法家来临摹《兰亭序》，即现在流传下来的各家《兰亭序》摹本，但王羲之的《兰亭序》原件，唐太宗却自己收藏起来，临死时还交代将王羲之的《兰亭序》原件拿去陪葬。宋徽宗也喜欢书法，他的瘦金体还自成一家，学他这一字体的人不少。我还问他对毛泽东的书法如何评价?他说，毛泽东解放后的书法比起延安时期，气魄大多了。我还问他为何专写章草?他说我年青时各家书法都临摹，后来才更多的写章草，其实章草更难写，它是隶书和草书的结合，字与字之间不能连笔，每一笔都挺拔有力，有中锋，有侧锋，还要注意结体和全篇布局，所以耐看。
黄大德：据我所知，魏长青也是个大书法家。
张绰：一点也不错。我和他的交往很深，他原来是琉璃厂萃文阁的经理，可以说无所不谈。他曾告诉我，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有两件事：一是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背面周恩来写的序言，要找人用颜书正楷写好后放大刻上去，当时有关部门的领导找了好几位艺术家都想不出办法。后来找到以写颜书闻名的魏长青，问他能否把这一大篇序文字用颜书体写好刻上纪念碑上。他到广场观察了纪念碑，量了高度和阔度，经过几夜思考，把这项活儿拍胸应承下来。我奇怪地问他：“你是用什么办法把字放大刻是去的?”他眯着眼笑道：“我从九宫格写字帖得到启发，不过，不是每字九格，而是细分成许多格，逐格放大，然后才刻上去的。”还有令他终身难忘，让他一下子名震北京琉璃厂的事。有一年(50年代)，有一个福建商人背了一块几十斤重的石头到琉璃厂，这块石其貌不扬，外面全是石皮包着，看不见里边到底有什么成分。你知道，琉璃厂是金石古玩商店林立，行家很多。问该石料多少价，那商人伸出五个指头。“是五十元吗?”那商人摇头。“五百元?”商人还是摇头。“难道是五千元?”商人笑着点点头。大家也报以一笑，嚷开了：“开这天价，里面有黄金吗?”商人道：“鸡血红当然比黄金贵。” 这对古玩店的老板们真是个难题，如果里面果真是鸡血红，而且含量大，那当然可以狠狠地赚他一把，要是里面没有红，那五千块岂不倒进海里了?于是，这个摸摸，那个拈拈，翻来覆去的看，就是估不透，有的老板让商人降价，有的让商人先把石头敲开，然后按鸡血红的实际重量议价，但商人就是不肯，谁愿意出五千元，就把石头留下，要不就拿走。那时魏长青刚好经过，上去看看石脉，看石皮，拈重量，看石底的纹垢，然后说了声“中”，让商人抱着石头跟他到萃文阁取钱。行家们都傻了眼，替他捏了把汗，也就都跟着到萃文阁。商人取了钱，点了数，向魏长青拱拱手，笑嘻嘻地说了声“恭喜发财”便掉头而去。看着那商人欣喜的神情，行家们更认定魏老板上当了，摇头叹息，正要鸟兽散，魏长青叫住大家：“诸位请留步，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货色。”他用锤子大力一敲，石头马上分开两半，众老板异口同声“啊”的叫了起来，那石头就像开了膛的西瓜，果然大部分都是“鸡血红”!后来魏长青把这块石开成许多印石，真的狠狠地大赚了个翻倍不止。
黄大德：你门上那牌匾是谁刻的?
张绰：徐焕荣(即柏涛)，他也是古玩店的老行尊，但书法篆刻都非常了得。我国元首出访或外国元首来访，他都受国家委托为他们刻上一方石章，作为礼品留作纪念。经他手刻过的石章有送给苏联斯大林，英国女王伊利沙白，英国前首相希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我问他刻中文还是外文，他说“当然是中文啊，而月是刻我最拿手的汉封泥。他们喜欢的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有一件值得他高兴的是，他的作品被故宫珍宝馆收藏。魏长青有一对差不多有两寸见方的田黄印章石，你该知道，中国名贵的章石一是田黄，二是鸡血红。田黄无价，而且是旧田黄，几乎绝迹。大概是1964年，魏长青决定把这镇阁之宝送给故宫博物馆，并让徐先生在章石上刻印钮。徐先生兴奋极了，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上面刻了对狮子，印章侧面刻上“魏长青献石，徐焕荣刻印钮”几个字，才送给故宫收藏。
黄大德：郭沫若跟你很熟吗?怎么他写的题傅抱石遗作的字幅会在你这里呢?
张绰：说起来有段故事。郭老对傅抱石感情很深，傅抱石逝世不久，郭老写了一首诗，交给《光明日报》发表。字刚送到，郭老的电话也到了。他说这幅字写的时候漏了两个字，匆匆补上了，先别发，我马上再写一张送过来。本来郭老发表的字都要拿回去的，但他来电时说，发了那张你们送回来，没发那张就送给你吧。所以这墨宝就成了我的珍贵藏品，一直挂在我的客厅里了。
黄大德：你真有福气。
张绰：这大概叫缘分吧。还有启功的字，本来我和启功并不熟悉，那年刚好原人大办公厅主任、广东的社科联书记聂菊荪刚好调到北师大当党委书记，聂菊荪和我很熟，我请他代我求一张启功的字。老聂人缘好，因此启功写得很认真。
黄大德：看来，书画家送人的作品，其质量与友情有很大的关系。
张绰：绝对是这样。交往深的朋友，都是用心之作，绝不马虎，更不会是应酬之作。甚至不少是以前画好的精品，拿出来让你挑的。特别是“文革”时期，他们都当了牛鬼蛇神，没人敢沾边，你能上门去拜访他，看看他，他心里便感到人间还有真情在，感到温暖，有无限的感激，便会把自己的珍藏拿出来送给你。所以那些都是精品。
黄大德：你有许多王雪涛、李苦禅、许麟庐、何涵宇的精品。
张绰：在全国知名的画家中，吴作人、王雪涛、李苦禅、许麟庐、何涵宇和我都相当熟。例如王雪涛是花鸟画大师，我藏的这张《公鸡图》，是他把画好的两张相同几乎一模一样的，拿出来任我挑一张，然后另一张拿去印在自己的画册里。许麟庐的那张《双鱼图》，也是任我挑选之后再题上字的。黄胄我不熟悉，“文革”时，江青批他是驴贩子，但我很喜欢他的画。那年刚好杨之光到北京，我计他向黄胄求一张画，他从画室里挑了《村姑喂鸡图》出来，然后在上面写道：“乙卯初冬，黄胄练笔。张绰同志指教，黄胄应之光同志嘱画此。”意思是我不认识张绰，是杨之光找我给他画的，要出了什么事，问杨之光，日后张绰有什么事，你们去找杨之光，不关我的事。这反映了“文革”中画家的特殊心态和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很有意思，也很可玩味。至于一些画家，本来我们当时认为值得关注的，但现在并不为人们所熟悉。好像徐北汀，他原是北京画院的画家，擅长山水，有北派山水的雄风气概，风格又独具个性，临摹古画，几可乱真；又如万兆元，他是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丈夫，两口子都跟随李苦禅学过画，也学习过齐白石的技法，颇得其神韵，胡耀邦总书记到日本访问时，就是拿万兆元画的老虎送给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能上《红旗》杂志的画家不多，但万兆元的画就上过《红旗》杂志的封底。可惜的是他们的艺术被“大师满天飞”的时代给淹没了。
黄大德：历史经常就是这样无奈。作为一个记者、评论家、理论家，你认为，六七十年代的画坛和今天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张绰：那个年代的画家，普遍来说无论从文化层次和技术层次来说，都比较扎实，功力也非常深厚，他们画画，绝大部分不是用以谋生的，因此创作起来心态十分平静，比较认真。但今天当文化艺术快速走向市场，成为产业、成为商品之后，画家普遍出现了浮躁的心态，迎合市场，艺术的品味降低了，也难以出足可传世的艺术精品了。
(此稿经张绰同志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