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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接受采访
怒见不平事 磨损万古刀
柴静写野夫,说“你看他一半像警察,一半像土匪”。野夫听了,回头哈哈一笑。他的笔名是来自“野夫怒见不平事,磨损胸中万古刀”,他说自己是江湖型知识分子,像《水浒传》中的吴用。
野夫,曾是警察,在20世纪80年代末退出警界。1990年获刑入狱,1995年减刑出狱。
70年前,他的家族在鄂西清江百丈绝壁上,土家族祖父靠背盐酿酒攒下薄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疑他藏枪,鞭打后投梁自尽。随后大伯暴死,二伯流放,两位伯母一夜间用同一根绳索吊死在同一横梁。服刑期间,父亲癌症去世。他出狱后,发现母亲出走并留下字条说:“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他沿江驾船搜寻,挨个翻找无果。1995年,他出狱后,身边已再无亲人,妻女也离他而去。
昆德拉说:“一切造就人的意识。他的想象世界,他的顽念,都是在他的前半生。”到目前为止,作家野夫书写的多数是36岁前认识的人和家族史。
出狱后的他开始做小生意卖衣服,油炸早点,开挖沙的厂,都赔得血本无归。偶尔落脚在这两千多米的苍山上,四下没有村落,到暮晚时山黑云暗,一两盏灯更有凄清之感。他说过有时夜里骤雨突来,“林涛如怒,滚滚若万马下山。村居阒寂似旷古墓园,唯听那山海之间狂泻而至的激愤,一如群猿啸哀,嫠妇夜哭。这样的怒夜,非喝酒磨刀,不足以销此九曲孤耿。”
这样的夜里他开始写作。写失踪了十年,“不知暴尸在哪片月光下”的母亲,写二伯服刑29年后,“老得忘了自己的罪名,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房子,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风烛残年直到死去”。写一生闭口不谈家事的父亲内心的功罪,写狱中被绑赴刑场的弑兄者……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仿佛从未存在过,他对此耿耿于怀,才为逝者作史。他的故乡是武陵,史书说的南蛮旧地,巫风很盛,在遥远年代,土家族死在他乡的人,是千里赶尸也要接回家的,不想成为无归宿的游魂。他说:“我祖父的横死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
古典语码的复活
有评论家说,土家野夫、章诒和、高尔泰、陈丹青是当代散文最重要的收获。章老太的文字是贵族的幽怨,高老头的文字是自由鸟的啼血,陈教授的文字是猫头鹰的直视,而野夫的文字则有着青铜的质地、狼的孤独、厉鬼的哀号、楚辞的瑰丽想象,他是以文字完成了对狰狞庙堂的复仇。
野夫是出身于湖北利川县的土家族人,在《乡关何处》的后记中,他自己交待说:“在古代,这里乃巴国的腹心,也因此民俗至今犹带巫风。” “巴人(今土家族)的巫风传承由来已久,虽经历朝羁縻压制,但在我的童年,还能在乡下感染到那些神秘民俗。”这些话其实透露了野夫散文最隐秘的精神来源。
李泽厚在《华夏美学》里写道:“以屈原为最大代表的中国南方文化,开始就具有其独特的辉煌色彩。刘勰所称赞的‘惊采绝艳’,是这一特征的准确描述。无论工艺、绘画、文学还是对世界的总体意识,想象总是那样的丰富多彩、浪漫不羁;官能感触是那样的强烈鲜明、缤纷五色;而情感又是那样的炽烈顽强、高昂执着。”它们把远古童年期所具有的天真、忠实、热烈而稚气的种种精神,极好地保存和伸延下来了,正如北方的儒家以制度和观念的形式将礼乐传统保存下来一样。南国的保存更具有神话的活泼性质,它更加开放、更少约束,从而更具有热烈的情绪感染力量。而在屈原的时代,巫楚文化与北方文化进行了交流、渗透、融合——“《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
以此衡之,巫楚文化在野夫的散文中有三层表现:第一层是在文字的使用上,他喜欢用“萦怀” “冀望”“命途”“ 乜斜”“枯澹”“灰钝”“艽野”之类生僻、奇怪的词语,由于镶嵌得恰到好处,不但没给人做作之感,反倒因陌生感而产生了诗意。这类词语在《诗经》《楚辞》里却很常见,因此,这些词语遇到野夫,就好比明清器具遇到了王世襄,一下子便活了起来。中国古典世界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古典世界里的一些语码(比如词语、器具)仍然存在,如果你通晓这些语码,就能帮助现代人“想象出古典世界”,从而拓宽现代人的诗意空间,比如你说“发如雪”就比说“头发全是头皮屑”有质感,除了陌生化的功能外,这些符号本身就转化了某种古典的语码的提示功能。毫无疑问,野夫就属于拓宽了汉语诗意表达空间的人。.
当然,仅仅使用一些古典词汇,并不一定就能增加汉语的表现力,对于《离骚》以来的文学传统,老侠在《美人赠我蒙汉药》一书里就有批评:“屈原的《离骚》是把楚文化的巫术性、神秘性纳入儒家的世俗道德的开山之作,他的诗中的神话成分,全部服务于君子美人和昏君小人的道德划分……把远古的传说和神话中的有原始生命力的东西、神秘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种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礼仪注释,结果丰富的象征变成了简单的比喻,男女的情爱变成了‘后妃之德’,人与自然的搏斗变成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明君品德。……那些典故都被先秦的史官文化注释成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彻底阉割了开放的多重性。”不得不承认,这一批评是很中要害的,夸示过甚的汉赋和“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且不说,光是1949年后的“散文新八股”就够让人受的。.
然而,野夫的散文却没有这种“为文造情”的毛病,因为他都是出自“真性情”。《文心雕龙·情采》说:“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讳。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也就是说,有了“真性情”,才能有文质。比如,他写母亲:“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他写父亲:“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植的一棵花椒树,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他写外婆:“这些好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承担磨难的;他们像一粒糖抛进大海,永远无法改变那深重的苦涩,也许只有经过的鱼才会知道那一丝稀有的甜蜜。”他写瞎子哥:“他是后天的盲者,据说这样的人比先天的盲者远要痛苦——因为他见过这个世界,他知道每个词汇所代表的美丑。”……这些文字像是血滴出来的,自然够得上“情深而不诡”“事信而不诞”的楚骚精髓。.
相对于“史官文化”的“异端”风采
巫楚文化最深层次的表现是相对于齐鲁“史官文化”的“异端”风采。这种特质上可重启“天问”,教正“伪道政治”,下可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以异族之生猛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繁荣我中华文化。巫能通神,连接天与人,野夫的文字就有着巫的魔力,他把薄幸浇漓的当下与民国乃至古典中国连接了起来。“迷失于这个时代的同道,往往只能拿文章当接头暗号;仿佛前生的密约,注定我们要在今世扺掌,然后一起创世,或者再次站成人墙,慷慨赴死。”这似乎是野夫的“文学宣言”,他表征着一种追求爱、自由与正义的文学在当代中国出现了。比如,他在《大伯的革命与爱情》里对“组织”进行批判:“组织中只有细胞,是不再有人的。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这个怪物。个体的人在组织中,不过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而已。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和人性。”他在《烈士王七婆》里对“宽恕”进行了辩驳:“在一个真相至今尚未呈现、罪恶不被清算的时代,我从来不屑于泛泛高谈什么宽恕。快意恩仇向来是男人的正业,一个淡仇的人,难免也是一个寡恩的人。同样,一个没有罪感的社会,也必然将是一个没有耻感的社会。”他在《地主之殇——土改与毁家纪事》里对“道德”进行了拷问:“两个地主的儿子在深山中展开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数次险遭敌手。……父亲无颜面对,他知道他只能失信于人,因为组织是不需要这些的。……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
野夫的笔下,除了亲人外,多是墨客奇侠,人人拥有一番离奇身世,颓废高亢,低吟流连,以笔为剑,诗酒当歌,漂泊无迹。为什么要写他们?余世存说得没错,野夫的招魂意味是显然的。“一个个给过我少年养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阳中列队,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世,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们留在尘世今生。”于是,野夫只能以笔纪念他们,纪念他们的善良、忠义、任侠、淡薄、执着、爱恋、自由,这是对古典中国的祭奠,也是对未来中国的深情召唤。
怒见不平事 磨损万古刀
柴静写野夫,说“你看他一半像警察,一半像土匪”。野夫听了,回头哈哈一笑。他的笔名是来自“野夫怒见不平事,磨损胸中万古刀”,他说自己是江湖型知识分子,像《水浒传》中的吴用。
野夫,曾是警察,在20世纪80年代末退出警界。1990年获刑入狱,1995年减刑出狱。
70年前,他的家族在鄂西清江百丈绝壁上,土家族祖父靠背盐酿酒攒下薄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疑他藏枪,鞭打后投梁自尽。随后大伯暴死,二伯流放,两位伯母一夜间用同一根绳索吊死在同一横梁。服刑期间,父亲癌症去世。他出狱后,发现母亲出走并留下字条说:“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他沿江驾船搜寻,挨个翻找无果。1995年,他出狱后,身边已再无亲人,妻女也离他而去。
昆德拉说:“一切造就人的意识。他的想象世界,他的顽念,都是在他的前半生。”到目前为止,作家野夫书写的多数是36岁前认识的人和家族史。
出狱后的他开始做小生意卖衣服,油炸早点,开挖沙的厂,都赔得血本无归。偶尔落脚在这两千多米的苍山上,四下没有村落,到暮晚时山黑云暗,一两盏灯更有凄清之感。他说过有时夜里骤雨突来,“林涛如怒,滚滚若万马下山。村居阒寂似旷古墓园,唯听那山海之间狂泻而至的激愤,一如群猿啸哀,嫠妇夜哭。这样的怒夜,非喝酒磨刀,不足以销此九曲孤耿。”
这样的夜里他开始写作。写失踪了十年,“不知暴尸在哪片月光下”的母亲,写二伯服刑29年后,“老得忘了自己的罪名,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房子,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风烛残年直到死去”。写一生闭口不谈家事的父亲内心的功罪,写狱中被绑赴刑场的弑兄者……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仿佛从未存在过,他对此耿耿于怀,才为逝者作史。他的故乡是武陵,史书说的南蛮旧地,巫风很盛,在遥远年代,土家族死在他乡的人,是千里赶尸也要接回家的,不想成为无归宿的游魂。他说:“我祖父的横死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
古典语码的复活
有评论家说,土家野夫、章诒和、高尔泰、陈丹青是当代散文最重要的收获。章老太的文字是贵族的幽怨,高老头的文字是自由鸟的啼血,陈教授的文字是猫头鹰的直视,而野夫的文字则有着青铜的质地、狼的孤独、厉鬼的哀号、楚辞的瑰丽想象,他是以文字完成了对狰狞庙堂的复仇。
野夫是出身于湖北利川县的土家族人,在《乡关何处》的后记中,他自己交待说:“在古代,这里乃巴国的腹心,也因此民俗至今犹带巫风。” “巴人(今土家族)的巫风传承由来已久,虽经历朝羁縻压制,但在我的童年,还能在乡下感染到那些神秘民俗。”这些话其实透露了野夫散文最隐秘的精神来源。
李泽厚在《华夏美学》里写道:“以屈原为最大代表的中国南方文化,开始就具有其独特的辉煌色彩。刘勰所称赞的‘惊采绝艳’,是这一特征的准确描述。无论工艺、绘画、文学还是对世界的总体意识,想象总是那样的丰富多彩、浪漫不羁;官能感触是那样的强烈鲜明、缤纷五色;而情感又是那样的炽烈顽强、高昂执着。”它们把远古童年期所具有的天真、忠实、热烈而稚气的种种精神,极好地保存和伸延下来了,正如北方的儒家以制度和观念的形式将礼乐传统保存下来一样。南国的保存更具有神话的活泼性质,它更加开放、更少约束,从而更具有热烈的情绪感染力量。而在屈原的时代,巫楚文化与北方文化进行了交流、渗透、融合——“《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
以此衡之,巫楚文化在野夫的散文中有三层表现:第一层是在文字的使用上,他喜欢用“萦怀” “冀望”“命途”“ 乜斜”“枯澹”“灰钝”“艽野”之类生僻、奇怪的词语,由于镶嵌得恰到好处,不但没给人做作之感,反倒因陌生感而产生了诗意。这类词语在《诗经》《楚辞》里却很常见,因此,这些词语遇到野夫,就好比明清器具遇到了王世襄,一下子便活了起来。中国古典世界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古典世界里的一些语码(比如词语、器具)仍然存在,如果你通晓这些语码,就能帮助现代人“想象出古典世界”,从而拓宽现代人的诗意空间,比如你说“发如雪”就比说“头发全是头皮屑”有质感,除了陌生化的功能外,这些符号本身就转化了某种古典的语码的提示功能。毫无疑问,野夫就属于拓宽了汉语诗意表达空间的人。.
当然,仅仅使用一些古典词汇,并不一定就能增加汉语的表现力,对于《离骚》以来的文学传统,老侠在《美人赠我蒙汉药》一书里就有批评:“屈原的《离骚》是把楚文化的巫术性、神秘性纳入儒家的世俗道德的开山之作,他的诗中的神话成分,全部服务于君子美人和昏君小人的道德划分……把远古的传说和神话中的有原始生命力的东西、神秘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种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礼仪注释,结果丰富的象征变成了简单的比喻,男女的情爱变成了‘后妃之德’,人与自然的搏斗变成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明君品德。……那些典故都被先秦的史官文化注释成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彻底阉割了开放的多重性。”不得不承认,这一批评是很中要害的,夸示过甚的汉赋和“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且不说,光是1949年后的“散文新八股”就够让人受的。.
然而,野夫的散文却没有这种“为文造情”的毛病,因为他都是出自“真性情”。《文心雕龙·情采》说:“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讳。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也就是说,有了“真性情”,才能有文质。比如,他写母亲:“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他写父亲:“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植的一棵花椒树,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他写外婆:“这些好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承担磨难的;他们像一粒糖抛进大海,永远无法改变那深重的苦涩,也许只有经过的鱼才会知道那一丝稀有的甜蜜。”他写瞎子哥:“他是后天的盲者,据说这样的人比先天的盲者远要痛苦——因为他见过这个世界,他知道每个词汇所代表的美丑。”……这些文字像是血滴出来的,自然够得上“情深而不诡”“事信而不诞”的楚骚精髓。.
相对于“史官文化”的“异端”风采
巫楚文化最深层次的表现是相对于齐鲁“史官文化”的“异端”风采。这种特质上可重启“天问”,教正“伪道政治”,下可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以异族之生猛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繁荣我中华文化。巫能通神,连接天与人,野夫的文字就有着巫的魔力,他把薄幸浇漓的当下与民国乃至古典中国连接了起来。“迷失于这个时代的同道,往往只能拿文章当接头暗号;仿佛前生的密约,注定我们要在今世扺掌,然后一起创世,或者再次站成人墙,慷慨赴死。”这似乎是野夫的“文学宣言”,他表征着一种追求爱、自由与正义的文学在当代中国出现了。比如,他在《大伯的革命与爱情》里对“组织”进行批判:“组织中只有细胞,是不再有人的。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这个怪物。个体的人在组织中,不过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而已。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和人性。”他在《烈士王七婆》里对“宽恕”进行了辩驳:“在一个真相至今尚未呈现、罪恶不被清算的时代,我从来不屑于泛泛高谈什么宽恕。快意恩仇向来是男人的正业,一个淡仇的人,难免也是一个寡恩的人。同样,一个没有罪感的社会,也必然将是一个没有耻感的社会。”他在《地主之殇——土改与毁家纪事》里对“道德”进行了拷问:“两个地主的儿子在深山中展开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数次险遭敌手。……父亲无颜面对,他知道他只能失信于人,因为组织是不需要这些的。……一个民族的人伦天良,是如何在高压下破坏殆尽的,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有那么多的家人内部的揭发和互相残害。要恢复这些基本的人性底线,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
野夫的笔下,除了亲人外,多是墨客奇侠,人人拥有一番离奇身世,颓废高亢,低吟流连,以笔为剑,诗酒当歌,漂泊无迹。为什么要写他们?余世存说得没错,野夫的招魂意味是显然的。“一个个给过我少年养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阳中列队,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世,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们留在尘世今生。”于是,野夫只能以笔纪念他们,纪念他们的善良、忠义、任侠、淡薄、执着、爱恋、自由,这是对古典中国的祭奠,也是对未来中国的深情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