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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的侦查程序需要改革,实现追究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目标的均衡。改革的目标有两个:一是重塑检警关系,建立检察官控制侦查程序的检警一体化模式;二是以审判权为中心,建立法官监督、控制侦查的司法审查机制。
【关键词】 侦查程序;异化;后果;改革
侦查程序,指侦查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依法进行专门调查工作和相关强制性措施所必须遵守的法定程序。从诉讼意义上来说,一个案件只有进入侦查程序,才算刑事诉讼活动的真正开始。在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奉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组织活动原则。
一、侦查权异化的原因
1.缺少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阶段性原则的理论支撑。在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上,没有正当程序原则、保障人权等宏观刑事诉讼价值理念支撑;在侦查程序中,缺乏比例原则、强制侦查原则等阶段性原则的理论架构。没有根本指导思想的实践是粗暴的实践,这是导致侦查权异常强大的原因之一。在我国,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有权自行决定任何侦查措施,没有任何规则约束,缺少法律规制的侦查权,走向扩张和侵犯也就不难理解。
2.侦查权归属上的错位。警察国家,是专制主义的典型特征,在刑事诉讼上的体现就是纠问式诉讼模式的盛行。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确立了以分权制衡为理念的混合式诉讼模式,将无罪推定、审判中心主义、控审分离等原则写进了宪法和法律,为结束警察国家的暴政、构建新型的检警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将检察官制度植入了侦查程序,使传统的由警察主导的侦查程序不再是一种完全独立和封闭的诉讼程序,而是侦查程序与公诉程序以一体化的表现方式共同构筑了刑事诉讼程序所谓三角结构中的控诉一方,且警察的侦查行为只能附属于检察官的公诉行为。
检察官不仅仅应该承担公诉职能,还应被法律赋予控制侦查程序的历史重任,形成检警一体化这种崭新的检警关系。这种诉讼模式使侦查行为和公诉行为成为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极大的科学性。但在我国公检法分工负责的诉讼构造下,各个诉讼阶段相互分离,互不干涉。侦查程序几乎由公安机关独控,侦查程序成了公安机关的“独立王国”。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当侦查权脱离监督走向恣意时,冤假错案的发生就成为社会常态。
二、侦查权异化的后果
1.刑讯逼供盛行。刑讯逼供,是封建社会纠问式诉讼模式盛行的取证方法,是对犯罪嫌疑人基本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严重侵犯,历来被法治国家所摒弃。在我国,其存在的普遍程度及其造成的严重社会影响,已经严重动摇侦查程序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如“杜培武案”“刘涌案”中所反映的刑讯逼供问题,社会公众至今仍记忆犹新。刑讯逼供的禁而不绝,除了侦查程序中一系列以人权保障为导向的制度如律师讯问在场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缺失外,与侦查权的擅断和恣意密切相关。
2.超期羁押现象普遍。超期羁押也是我国侦查实践中难以治愈的顽症。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表明,1993～2001年全国政法机关每年度超期羁押的人数一直维持在5～8万人之间,2002年在4万人以上。2003年5月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发起了被学界称为“阳光羁押”的专项治理行动,仍有一些超期羁押尚未得到根本纠正,边清边超、前清后超等现象依然存在。超期羁押的常态化,与一系列制度设计缺失有关系,这使侦查权长期处于违法的非正常运作态势中。
三、侦查权改革的未来方向
1.确定侦查权的主体,实现警察和检察官的角色分立,构建中国特色的检警一体化侦查模式。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设计中,侦查程序几乎完全处于由警察机关一家独占的“暗箱操作”状态中,警察权甚至没有合法性界限,检察官的职能变成了侦查程序之后的“过滤器”,检警各司其职,井水不犯河水,整个审前程序呈现出纠问式诉讼趋势。这种检警关系貌似有效,它所侵犯的确是公民普遍的权利。新型的检警一体化模式可以有效的防止警察权的专横和腐败,最大程度的降伏无所不能的警察。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应该认真研究这种检警关系的适应性和兼容性,争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检警关系。
2.以审判权为中心,重构侦查程序,建立法官监督、控制侦查的司法审查机制。在西方法中,“审判”和“诉讼”的理念应该贯穿于刑事诉讼程序的始终,司法最终裁决原则和法院中心主义应该得到服从和遵守。我国司法实践盛行的侦查中心主义使侦查程序带有极强的终局裁判色彩,刑事法庭成为侦查结论的展示场所,演化为镇压当事人的厅堂,有必要引进司法审查制度,制约侦查权的行使。司法审查机制的引进,标志着诉讼程序从侦查中心主义向法院中心主义的转变,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得到事前保护的同时,在受到非法侵犯时也可以获得事后的救济,警察权、检察权的滥用也将得到有效遏制。
参考文献
[1]郝银钟.刑事公诉权原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177
[2]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24
【关键词】 侦查程序;异化;后果;改革
侦查程序,指侦查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依法进行专门调查工作和相关强制性措施所必须遵守的法定程序。从诉讼意义上来说,一个案件只有进入侦查程序,才算刑事诉讼活动的真正开始。在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奉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组织活动原则。
一、侦查权异化的原因
1.缺少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阶段性原则的理论支撑。在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上,没有正当程序原则、保障人权等宏观刑事诉讼价值理念支撑;在侦查程序中,缺乏比例原则、强制侦查原则等阶段性原则的理论架构。没有根本指导思想的实践是粗暴的实践,这是导致侦查权异常强大的原因之一。在我国,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有权自行决定任何侦查措施,没有任何规则约束,缺少法律规制的侦查权,走向扩张和侵犯也就不难理解。
2.侦查权归属上的错位。警察国家,是专制主义的典型特征,在刑事诉讼上的体现就是纠问式诉讼模式的盛行。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确立了以分权制衡为理念的混合式诉讼模式,将无罪推定、审判中心主义、控审分离等原则写进了宪法和法律,为结束警察国家的暴政、构建新型的检警关系奠定了制度基础。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将检察官制度植入了侦查程序,使传统的由警察主导的侦查程序不再是一种完全独立和封闭的诉讼程序,而是侦查程序与公诉程序以一体化的表现方式共同构筑了刑事诉讼程序所谓三角结构中的控诉一方,且警察的侦查行为只能附属于检察官的公诉行为。
检察官不仅仅应该承担公诉职能,还应被法律赋予控制侦查程序的历史重任,形成检警一体化这种崭新的检警关系。这种诉讼模式使侦查行为和公诉行为成为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极大的科学性。但在我国公检法分工负责的诉讼构造下,各个诉讼阶段相互分离,互不干涉。侦查程序几乎由公安机关独控,侦查程序成了公安机关的“独立王国”。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当侦查权脱离监督走向恣意时,冤假错案的发生就成为社会常态。
二、侦查权异化的后果
1.刑讯逼供盛行。刑讯逼供,是封建社会纠问式诉讼模式盛行的取证方法,是对犯罪嫌疑人基本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严重侵犯,历来被法治国家所摒弃。在我国,其存在的普遍程度及其造成的严重社会影响,已经严重动摇侦查程序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如“杜培武案”“刘涌案”中所反映的刑讯逼供问题,社会公众至今仍记忆犹新。刑讯逼供的禁而不绝,除了侦查程序中一系列以人权保障为导向的制度如律师讯问在场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缺失外,与侦查权的擅断和恣意密切相关。
2.超期羁押现象普遍。超期羁押也是我国侦查实践中难以治愈的顽症。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表明,1993～2001年全国政法机关每年度超期羁押的人数一直维持在5～8万人之间,2002年在4万人以上。2003年5月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共同发起了被学界称为“阳光羁押”的专项治理行动,仍有一些超期羁押尚未得到根本纠正,边清边超、前清后超等现象依然存在。超期羁押的常态化,与一系列制度设计缺失有关系,这使侦查权长期处于违法的非正常运作态势中。
三、侦查权改革的未来方向
1.确定侦查权的主体,实现警察和检察官的角色分立,构建中国特色的检警一体化侦查模式。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设计中,侦查程序几乎完全处于由警察机关一家独占的“暗箱操作”状态中,警察权甚至没有合法性界限,检察官的职能变成了侦查程序之后的“过滤器”,检警各司其职,井水不犯河水,整个审前程序呈现出纠问式诉讼趋势。这种检警关系貌似有效,它所侵犯的确是公民普遍的权利。新型的检警一体化模式可以有效的防止警察权的专横和腐败,最大程度的降伏无所不能的警察。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应该认真研究这种检警关系的适应性和兼容性,争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检警关系。
2.以审判权为中心,重构侦查程序,建立法官监督、控制侦查的司法审查机制。在西方法中,“审判”和“诉讼”的理念应该贯穿于刑事诉讼程序的始终,司法最终裁决原则和法院中心主义应该得到服从和遵守。我国司法实践盛行的侦查中心主义使侦查程序带有极强的终局裁判色彩,刑事法庭成为侦查结论的展示场所,演化为镇压当事人的厅堂,有必要引进司法审查制度,制约侦查权的行使。司法审查机制的引进,标志着诉讼程序从侦查中心主义向法院中心主义的转变,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得到事前保护的同时,在受到非法侵犯时也可以获得事后的救济,警察权、检察权的滥用也将得到有效遏制。
参考文献
[1]郝银钟.刑事公诉权原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177
[2]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