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磊跟我求过婚,求过四五次吧,我也都答应了。但终是阴差阳错没结成。大家都懒懒的谁也不争取。父母干着急,朋友们说我是“刀枪不入”的怪人。其实,谁也不知道我在黑暗里瞪着眼流泪的情形。
　　我们两家是世交,说起来我和他也算是青梅竹马。何磊16岁去新加坡上学前长得青青涩涩,还放不进我眼里。等他24岁回到成都时,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正好弃我不顾去了日本。我正在闹绝食以纪念我逝去的初恋,他坐到了我们家饭桌旁。一顿饭工夫,妈妈就摸清了他在新加坡8年的情况,第二天就郑重地把我交给他,说:“你带她去散散心,开导开导她。”妈妈是很有点家长作风的人,这不足为怪,我们俩当时都非常尴尬。好在何磊刚回国,一时没事做,我们便相约去了西双版纳。
　　他已经不是那个青涩少年了,称得上玉树临风,标标致致。何磊教养好,心也好。在版纳的几天里,我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伤心了,甚至很快乐。我非常着迷于听他说话,他仍旧用家乡话和我交流,但他的用词和句式完全不是中式的;他还有悦耳的低嗓音,他在黄昏时给我讲叔本华,讲李叔同,沉静而安稳,一直讲到黑夜降临。那时候的西双版纳,天一黑就伸手不见五指。没有灯光,黑暗中他的声音飘来荡去。我对他崇拜至极,但我是个不爱表达的人,何磊并不知道我已狂热地爱上了他。
　　喜讯是从天而降的。从版纳回来后第二天他居然就登门求婚了。我目瞪口呆,喜极而泣。妈妈连声说:“到底是从国外回来的,果断干脆,好,好……”我莫名地受到伤害:怎么这么急于把女儿嫁出去,就算是满心欢喜至少也该矜持一下罢,我重新陷入不言不语的心事。何磊也许以为我在后悔,就没有再追问了。
　　第二次求婚是半年后的一次晚餐。何磊忽然对我说:“你再不结婚就该变成‘坏’姑娘了,没人管你,你什么也不会,又散漫,心里有话也不说出来。吃饭不好好吃,还喝酒,这样最少会变成一个身体坏的姑娘吧;你聪明灵气,但又荒废自己,你会变成一个脑子锈坏的的姑娘……所以咱们结婚吧,让我来把你变好。”我点点头,告诉他:“那就等我自律了,等我工作有成了罢,我想配得上你。”
　　事情就这样耽搁下来。
　　后来我大学毕业,何磊也开了公司,事业发展得很好。因为同在一个城市,所以每周都见面。他从来没热烈过,安静而又温暖,如父如兄。他的第三次求婚是在我去他公司上班之后,同样也是在晚餐时分。吃完饭,他送我回家。我们手挽手走进屋子,正看见我哥哥和嫂嫂打得乌烟瘴气,两人都狂叫着:“离婚!”
　　我们上去劝架,嫂嫂对我说:“再好的男人也会变的,你可要当心点。”
　　何磊上前搂着我,对嫂嫂说:“你不要讲这样的话,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嫂嫂冷冷笑着:“结婚?你是真心的吗?她爸又不是市长,你能等她多少年?”
　　何磊发怒了,这是我见过的惟一一次。他铁青着脸很没风度地说了一句:“你想错了,省长的女儿也追求过我。”然后,他就走了。5天过去了,我没有找他,他也没有打电话给我。后来,我知道他又回了新加坡,公司交给了他哥哥。
　　第四次求婚,是在他回到新加坡一年后。一年中因为没有他陪伴,我的心又重新变得无依无靠。我离开了他的公司,去外地找工作。在上海的时候,我收到何磊的邮件,里面装着求婚信和相关的出国资料。我心急如焚地办好一切手续,准备在新加坡与他和好如初。
　　在新加坡机场,何磊拍着我的背问我:“过得好不好?”我没有足可以让他高兴的答案,就笑了笑,苦笑也是一种笑。
　　到了何磊的公寓后,他因为有事就让我先呆着,自己就出门去了。我开始整理他的房间,在抽屉里,我发现了一盒不完整的避孕套。我恶狠狠地把他屋里能洗的东西:被子、床单、沙发套等全拆了下来,扔进卫生间。但是,这时候我却忽然发觉自己已经没有转身走的勇气了。
　　何磊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很平静地在洗那些拆下来的东西,我问他:“新加坡的避孕套一盒是几个?”他愣了愣,淡淡地说:“我是个正常的男人。对不起。”不知为什么,我笑了笑,他也笑了起来。然后,何磊告诉我东西应该送出去洗。我说:“既然已经浸湿了就自己洗吧。”何磊没有与我争,就去换新床单、新被子、新沙发套。干完这些事,他就坐在沙发上沉默着。我越洗越觉得滑稽,就把所有的东西扔进了两个垃圾袋,他却始终一言不发。从那天起,他缄口不提结婚的事,我自然也不会提。
　　我们在新加坡同居了半年,没有我想像当中的浪漫。我走那天,何磊表现出少有的依依不舍。如果这时的求婚也算的话就当作半次罢,因为他说了一半我说了一半。他说:“你要是想通了就再来新加坡,我等你结婚。”我说:“你要是想通了就回家,我等你娶我。”
　　现在已经是2000年的年末了,我们也许谁也没有妥协,也许我们谁也没能想通。
　　偶尔我们也通电话,也通信、发E-mail,但也只是问问:“你好吗?你要爱自己。”
　　如今,我的爱情是一棵长成的树,就算我无意于长栖树下,我也无力伐倒它。它太根深叶茂了,永远地生长在那儿,不去注视可以,不去想可以,要忘掉却不能。
　　(《大都市》2000年第17期 李 红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