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7年，47岁的汉文帝在未央宫病逝。撒手人寰前，他回顾在位的23年，心中该是欣慰的。汉文帝即位时，汉王朝深陷贫穷与动荡。外敌入侵，底层反抗，诸侯叛乱，这个建立不久的大一统帝国岌岌可危。可在他去世时，社会稳定、百姓富足，盛世气象初显。
　　汉文帝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减税。登基的第二年，他就将农业税由1/15减到1/30，后来干脆宣布不再征收农业税。汉朝初年，农业占国民产出的90%以上，放弃农业税，就等于放弃了最主要的一笔收入。但汉文帝明白，减税能缓解百姓负担，发展民间经济，这比财政宽裕重要。
　　税率降低后，政府财力不足的问题凸显出来。为了压缩财政支出，汉文帝从自己入手，节衣缩食，不修工事，同时减少皇室、官员和军队的花销，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开支。
　　中国历史上，愿意通过减税来推动社会进步的执政者凤毛麟角。原因很简单，税收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减税往往意味着政府可支配的钱变少了，没钱的日子可不好过。
　　最近几年，“减税”成为中国政府的大政方针。特别是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减税”一词被反复提及，是最受关注的焦点。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坦率地说，减税会给各级财政带来很大压力，各级政府要过紧日子。
　　2019年，税要怎么减？政府的日子又将怎么过呢？

超预期的“两万亿”

　　“今年全年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两万亿元。”总理话音刚落，台下，人大代表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回应2019年减税目标。
　　掌声中，或许还包含着一丝惊讶。早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官方就明确了今年将实施更大规模、更有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但超出外界预期的是，减税的力度竟然这么大。2018年，中国全年减税降费规模约为1.3万亿元，超过了年初设定的1.1万亿元的目标。在各级财政更加紧张的2019年，外界普遍预计，减税降费的总规模不会超过1.5万亿元。两万亿元，接近前一年目标的两倍，财政受得了么？
　　这两万亿元的减税要由多项措施合力实现，其中最重要的是下调增值税税率。2017年以前，中国增值税的普遍税率是17%，低税率是13%，经过连续几次税率减并，这两个数字将会调整至13%和9%。换句话说，今年中国增值税的普通税率水平将相当于改革前的低税率。
　　调低增值税税率的效果十分明显。作为中国的主体税种，尤其在“营改增”改革之后，增值税占到税收总收入的近40%。哪怕是税率降低1%，都会带来千亿级别的降税幅度。有专家估算，本轮增值税税率下调之后，将产生五千亿元的减税效果。
　　從去年的16%降到13%，3%的降幅也超出了外界预期。在两会第二场“部长通道”上，工信部部长苗圩表达了对减税幅度的惊讶。两会前，在增值税税率调整的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苗圩说，有部分同志主张降一个点，降太多会对财政收入影响过大；还有部分同志认为应该多降一点。出乎他意料的是，总理承诺的既不是降一个点，也不是降两个点，而是直接再降低三个点。
　　增值税税率的调整属于结构性减税。意思就是，这是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的选择性减税，而不是“雨露均沾”。除了结构性减税，总理在报告中还提到了普惠性减税，指的是今年1月针对小微企业所出台的政策：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放宽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并加大优惠力度。

财政学上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定律，即政府不可能同时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减税和控制债务这三项目标。说得通俗一些，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做到少挣钱、多花钱和不借钱。

　　这项以“放水养鱼”为目标的减税举措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小微企业的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这意味着，大量小微企业不再需要缴纳增值税。而且，随着认定标准放宽，小微企业的数量大增。据测算，小微利企业户数将增加至1798万户，占全部纳税企业的95%，其中98%是民营企业。最后，所得税的优惠力度加强，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预计这项普惠性措施的减税规模将达到两千亿元。
　　除了减税，还有降费。其中就包括外界最关心的社保缴费。社保费的主要问题是名义征收率和实际征收率存在一定距离，随着征管水平提高，企业面临着过高的社保费负担。今年，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要下调三个百分点，从19%下降至16%。这是2015年启动社保降费以来，费率降幅最大的一次，企业的用人成本会随之降低。
　　这些减税降费措施有个共同的特点：重视企业的感受。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企业的税费负担要有“实质性下降”。用《政府工作报告》的话说：“坚决兑现对企业和社会的承诺，困难再多也一定要把这件大事办成、办好。”
　　这体现了中国政府的决心，从中也可看出减税降费面临着的诸多挑战。

财政“不可能三角”

　　财政学上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定律，即政府不可能同时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减税和控制债务这三项目标。说得通俗一些，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做到少挣钱、多花钱和不借钱。
　　把这三个方面拆分开，每一项都不能放松。
　　减税降费是今年财政政策的头等大事。针对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的减税措施能即刻缓解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大，消费增速减慢，大力度减税必不可少。长期来看，低税率更能增强发展后劲，涵养税源。
　　地方债务风险关乎金融和财政安全，必须严控。过去，许多地方违规举债，产生的隐形地方债已经积累了不少债务风险。为了避免地方政府资金流断裂，引发严重的经济波动，财政部连续多年打击变相举债，对新增债务控制得非常严格，地方政府想借钱很不容易。 　　挣的钱少了，借钱变难了，能不能少花一点？中国的财政支出主要是民生性、生产性支出：要么是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推动力，比如基建投资、企业补贴；要么是教育、三农、生态等关乎国计民生的支出。这些支出都是刚性的，不可能锐减。财政预算也证明了这一点，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3.5万亿元，增长6.5%。宏观地看，并没有少花钱。
　　在现实中，只能兼顾“财政三角”的两条边。可问题在于，无论作何选择，放弃的那条边都会积聚财政风险，这是对执政者的巨大考验。如果强行打破“不可能三角”，很可能引发更加严重的问题，比如陷入财政困境的地方政府可能会紧盯“非税收入”，猛增的不合理收费将成为企业的另一个负担。
　　唯一的办法是找到政策的平衡点。财政“不可能三角”是宏观层面的分析，它从原理上揭示了财政政策的困难所在；具体到政策制定，可以通过一些折中的办法，让花钱、借钱和挣钱实现某种平衡，尽量避免财政风险。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明确的体现，简单来说可以归结为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
　　首先是开源，让可用的钱更多。
　　提高赤字率是开源的重要方式。两会前，有财税专家建议将赤字率提升至3%以上，通过大幅举债来填补减税带来的财政缺口。报告最终公布的赤字率是2.8%，比去年多出两个百分点，赤字规模提高了3800亿元。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说法，赤字率没有提高至3%，是“为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风险留出政策空间”。也就是说，如果经济继续下行，明年的赤字率可能继续提升。
　　赤字率没有猛增还有一个原因。今年，中国将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1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8000亿元，增幅近60%。这是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首次突破两万亿元，这些钱将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从而缓解地方财政的困難。这项债券不列入赤字，所以大幅度的提升并没有体现在赤字率上。
　　可以说，适度举债是中国政府为应对“财政三角困局”做出的让步。在严禁地方政府变相举债的前提下，合理提升债务规模，以此支撑减税和增支。
　　另一条增收途径是央企、国有银行的利润。《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今年特定金融机构和国有资本的利润上缴比例要提高。在财政困难时，要求国企更多上缴利润是可以理解的，其他国家也有过类似的做法。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一定要避免财政对国企利润产生依赖，因为一旦政府习惯了这种轻松赚钱的方式，很容易为了扩充财源而加强国企的垄断地位，从而造成“国进民退”。这将对民营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当然不是执政者的本意。
　　这些开源举措一定程度地弥补了财政缺口，保证中国不出现财政状况恶化的情况，更不能演变为财政危机。

政府的“紧日子”

　　只增收还不够，各级政府还都要过“紧日子”。全国“两会”之前，各省陆续公布了2019年的财政预算草案，“财政收支矛盾”成为各省的共识。山东省的表述是，受一系列减收增支因素叠加影响，2019年财政收支矛盾将十分突出；而首都北京说得更直接：可用财力大幅下降，为近年来财力最“紧”的一年。

全国“两会”之前，各省陆续公布了2019年的财政预算草案，“财政收支矛盾”成为各省的共识。

　　山东和北京还属于财力相对充足的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压力就更大了。贵州省公布的预算草案显示，2019年，该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增速仅为2%，而去年的增速有7%，相差五个百分点。
　　收入增速放缓了，支出规模却没有缩小。各省普遍增加了对脱贫攻坚、科技创新、生态环保、民生等领域的投入，这就造成了巨大的收支缺口。
　　财政压力空前，有些基层财政甚至面临着发不出工资的困境。为了缓解县一级财政的困难，中央优先安排了“三保”支出，专门用于保障工资、政府运转和基本民生的开销。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央均衡性转移支付提高了10.9%，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提高了9%。这些资金都是向财力薄弱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是这些地区维持财政运转的“救命稻草”。
　　财力不足就要过“紧日子”，中央政府带头做了表率。《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中央财政的一般性支出压减5%以上，“三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一般性支出是党政机关维持运转和履职所需的费用，不仅包括“三公”经费，还包括办公楼建设及修缮支出、会议费、办公设备费、差旅费等。相对于刚性的民生支出，一般性支出的总量虽然不算大，却是少数可以压减的政府开支。
　　上行下效，地方政府也做好了节衣缩食的准备。收支矛盾凸显的贵州提出，压缩省级党政机关行政经费的6%，用于教育精准扶贫。在此基础上，再压缩省级一般性支出的5%来加大对全省脱贫攻坚的投入。除了压减一般性支出，北京市还要按20%的比例下调“三类会议费”“公务接待费”标准。西藏、广西、黑龙江等多个省（自治区）也提出了过“紧日子”的具体措施。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记者会上说，地方政府既要当“铁公鸡”，也要打“铁算盘”—不该花的钱“一毛不拔”，该花的钱就花在刀刃上。
　　中国历史上的“铁公鸡”，还要说回汉文帝。“履不藉以视朝”，为了省钱，他可以穿着草鞋会见群臣。可要说汉文帝抠门，他又下发诏令“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规定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接受粟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
　　古人已经做出了表率。在“财政三角困局”面前，中国政府不仅需要平衡各项政策的智慧，更需要刀刃向内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