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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政策已经到了亟待改变的时刻。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 2000年和2010年较为可信的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6和1.63左右，显著低于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向中央报告和社会发布的1.8左右的高端。
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2006年生育调查给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平均每个妇女生1.87个孩子，主要是因为该调查抽样偏误，即偏重调查了近年有生育的育龄妇女，非常严重地遗漏了年轻、未婚育龄妇女，尤其是遗漏外出打工的年轻未婚妇女，因而大大高估2005年-2006年总和生育率。
如果我们尽快启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适当新增婴儿正可扩大当前急需增加的内需市场。
当这些孩子进入劳动年龄时，正好可以大大减轻2030年前后开始的劳力资源快速萎缩与老年比例迅增“人口负债”压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如等到三年、五年、十年后再去调整生育政策，将大大加剧2030年后劳力资源快速减少，而且新增婴孩在2030年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
与那时“人口负债”期的老年人口迅增压力叠加在一起，则可谓雪上加霜，悔之晚矣！
我们估计2010年时期总和生育率为1.63，城镇和农村分别为1.24与2.01。我们的二孩政策方案假定城镇和农村平均每个妇女终生生育1.8个和2.27个孩子，在此基础上设计“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假定由于政府提倡鼓励和社会经济发展促使推迟生育的综合影响，从实现软着陆的2015年到2030年的15年中，一、二孩平均生育年龄分别共增加0.75岁与1.5岁，即平均每年一、二孩生育年龄增加0.05岁与0.1岁左右。
于是，根据国内外人口学界公认的邦戈茨-菲尼公式估算，这15年间每一年的一、二孩时期总和生育率分别比妇女一、二孩终生生育子女数下降5%与10%，导致2015年-2030年农村和城镇时期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15和1.67；2015年和2030年城乡合一时期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8和1.81。假定2030年后我国城乡都取消生育数量与年龄间隔的限制，完全由公民自由选择，平均生育年龄不再增加，至2035年时，城乡合一时期总和生育率由2030年的1.81略有回升至1.84；2035年以后虽然假定城乡生育水平分别保持不变，但由于城镇人口比例不断增加，城乡合一的总和生育率逐渐下降至2050年的1.77与2080的1.74。
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假定农村、城镇时期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010年水平不变。但是由于人口城镇化的结构性影响，城乡合一的总和生育率逐年有少许下降。
在上述估测或假定的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各年份全国分城乡时期总和生育率基础上，我们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反映的三大区域分城乡的总和生育率区域差异，估得各年份各区域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分城乡总和生育率。
现行政策不变方案下，2050年和2080年的65+岁老人占总人口比例，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分别高出11.7%和31.2%（见图1）。如此之高的老年人口与高龄老人比例是社会难以承受的。
无论现行生育政策不变还是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中国空巢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将大幅度增加。2030年、2050年和2080年65+岁空巢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分别等于2010年的2.4倍、4.3倍与5.5倍（现行政策方案）以及2.3倍、3.8倍与4.2倍（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
预测结果还表明，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65+岁老年人口和空巢老人比例在2060年以后停止增长甚至稍有下降（见图1和图3），80+岁高龄老人和高龄空巢老人比例在2070年以后停止增长或稍有下降（见图2和图4）。然而，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65+岁老年人口和空巢老人比例在2060年-2080年期间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很快要进入老年，生育率早已快速降至显著低于替代水平，以及不可改变的人均寿命不断延长，未来几十年老年人数大增及其增长速度等于发达国家的2倍已成定局。然而，如果老年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能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老年人数大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老年人数大幅增加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快速上升。
预测结果表明，无论未来何种政策方案，中国劳动力资源在2025年以后将以较快速度下降，而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的劳动力资源萎缩速度大大快于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18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30年的9.14亿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34亿，然后继续加速萎缩到2080年的4.7亿（见图5）。2030年以后平均每十年减少劳力0.9亿。
另外，现行政策不变方案下将面临短缺的劳动力资源本身的老化现象：55岁-64岁“老劳动者”占18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由2010年的16.4%迅速攀升到2030年、2050年的25.2%与29.7%，然后保持在这个水平。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30年后下降速度比现行政策不变方案要减缓很多，在2040年、2050年和2080年分别比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多出0.34亿、0.63亿和1.97亿劳动力资源（见图5）。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的劳动力资源本身的老化程度亦比现行政策不变方案低得多。
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老年抚养负担将从2010年平均每8个18岁-64岁劳动者供养一位65+岁老人，快速下降到2030年、2050年、2080年的平均每3.5个、2个与1.4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老年抚养负担分别等于2010年的2.3倍、4.1倍和5.8倍。显然，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如此之高的老年抚养负担将阻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并削弱我国保护环境资源和国际竞争的综合国力，从而严重负面影响中华民族福祉的改善。 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虽然也面临劳动力资源显著减缩和老少抚养比较快上升的严峻挑战，但相对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要好得多（见图5和图6）。
表1给出了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和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等不同方案的总人口变动趋势。
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的人口峰值在2023年，为13.99亿，随后开始快速下降，2040年-2050年间人口平均负增长率高达-6‰，2050年-2080年更将高达-10.7‰。毫无疑问，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 过快的人口下降将造成人口加速老龄化，劳动力严重短缺，社会保障与退休基金入不敷出和经济萎缩，还将产生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设施难以适应等一系列问题。
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2015年-2030年期间每一年的一、二孩时期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比妇女一、二孩终生生育子女数下降5%与10%，同时又满足了城乡所有希望生二孩夫妇的愿望；中国人口总数在2029年达到14.45亿峰值（远远低于几年前提出的人口峰值15亿左右的国家人口战略目标），然后平缓下降，2050年和2080年总人口分别为14.2亿和12.43亿。毫无疑问，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绝不会造成人口失控。
现行政策不变方案在2030年、2050年与2080年的总人口分别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减少0.59亿、1.51亿和3.23亿。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减少的人口数中，2040年时五分之二，2050年近一半，2080年三分之二为18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其余均为0岁-17岁少年儿童，也是日后的劳动力资源。
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在劳动力资源和老年抚养比方面比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的相对优势，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们必须尽快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避免我国走上日本和西欧债务危机国生育率过低、人口加速老化与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导致长期经济衰退的覆辙；避免未来参与竞争的年轻人群越来越小，伟大发明家和创新企业家相对越来越少的可悲结局。
基于六普等数据的人口家庭模拟预测，前面几小节主要分析了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在加速人口老化、劳动力萎缩、人口结构与数量等方面的弊端。下面分析讨论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其他主要弊端。
全世界公认的正常出生性别比（指每100个出生女孩所对应的男孩数）是105-106。我国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生性别比正常，80年代初开始偏高，从1982年的107.1快速上升到2000年的116.9与2010年的121.2，高出正常水平16个百分点！
我国执行一孩半（即只允许独女户生二孩）政策与在晚育前提下普遍允许生二孩政策地区的2000年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24.7与109。客观现实数据令人信服地说明：在全国52.9%人口中执行的一孩半政策客观上助长了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据我们估算，我国一孩半政策地区有19%一胎女孩夫妇做性别鉴定与流产女婴保生二胎男孩；而二孩政策地区这一比例只有4.6%。
在一孩半政策下，很可能做性别鉴定、流女保男的一孩生了女孩的夫妇（占夫妇总数48.7%左右）被允许生二孩，而约占总数51.3%、一孩生了男孩、不会流女保男、将对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作贡献的夫妇却不被允许生二孩；一孩半政策本身导致二胎女孩数结构性减少，其影响占出生性别比超常部分35%以上。
我国已发生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将使2020年20岁-45岁婚龄男性比女性多3000万。如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2020年后婚龄男性多于女性数字将高达四五千万，而找不到妻子的大量大龄男子中多为贫穷与素质低下者，势必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
中年母亲丧失再生育能力以后，如其独生子女因疾病或天灾人祸先于父母死亡，则形成失独家庭。例如，四川汶川地震中死亡的青少年很大比例是独生子女，其中很多人的母亲已丧失生育能力，这些失独家庭是何等悲惨！唯一孩子死亡的老年夫妇一方死后，另一方则成为孤寡老人，漫漫余生何其难！而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失独家庭和失独孤寡老人比例将越来越高，他们失独以后难以弥补的忧伤怨恨情绪，将严重危及社会和谐稳定。据新华社报道，近年各地失独家庭数量不断显著增加，他们“抱团取暖”，互联网串联，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许多社会心理学家研究表明，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将造成心理缺陷；独生子女军人容易因为小时父母和祖父母的娇生惯养，而形成怕苦怕累、感情脆弱、任性散漫等缺陷，较难适应部队纪律严格环境，严重危及军人心理素质，削弱部队战斗力与国防实力。独生子女家长们更加倾向于不让孩子参军。
深入分析表明，我国政策总和生育率在1.5左右的十个西中部省中（其中四川和重庆的政策总和生育率分别低达1.27与1.19），七个省排除漏报后的实际总和生育率接近或略超过2，三个省显著超过2，即存在大量从小因“非法生育”而遭受心灵创伤的孩子，其中很多孩子因其父母躲避罚款而未被登记，被视为“黑孩子”。
东中部较发达的15个省（市）排除漏报后的当前总和生育率大部分低于1.5，其中北京、上海显著低于1，天津略高于1。根据普查和其他相关数据推算，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农村生育率比城镇高得多的“相对逆淘汰”将使我国未来18岁-59岁青壮年人口中，文盲与小学文化比例分别比二孩方案高大约17.5%与11.4%，初中文化比例基本相同，而高中与大学文化比例分别比二孩方案低大约4.3%与6.8%。 毫无疑问，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极不利于中国实现由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换的战略目标。
只允许一部分人生二孩的现行生育指标审批和超生罚款政策是滋生民众超生造假、走后门行贿，基层计生部门编假生育数和超生罚款敛财受贿等诸多腐败的土壤。与贪污盗窃、买官卖官、侵占国有集体资产等腐败遭民众深恶痛绝截然不同，超生二孩产生的腐败治理难度特别大，因为很多民众与基层干部对它有同情姑息心态。正如有的基层计生干部所说：时间长了，老实人也搞得不老实了，不腐败者也变腐败了。
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即使超保守地假定人均扶助标准维持2006年水平不变，政府这一专项财政支出将仅仅因为独生子女与双女计生户老人数大增，从2003年的9.3亿元迅速增加到2030年539亿元与2050年1433亿元；而在二孩政策方案下，政府这一专项财政支出在2023年达到157亿元峰值， 然后迅速下降到2050年的0.3亿元（见图7）；2003年-2050年期间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合计支出25170亿元，等于二孩方案的6.3倍，多支出21160亿元。
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下，人口峰值在2027年，为14.22亿，随后开始比较快速下降，2040年-2050年人口平均负增长率达-4.6‰，2050年-2080年将高达-8.7‰。
这一方案下，2050年和2080年人口总数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少0.87亿和2.16亿，而这些减少人口数的100%是劳动力资源或日后的劳动力资源。
同时，2050年和2080年中国65+岁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28.0%和33.8%，分别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高出9.4%和19.1%（见图1）。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下，2050和2080年最需要照料的高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9.3%和13.4%，分别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高出9.8%和14.4%（见图2）。
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下，18年-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10年的9.4亿较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6亿，然后继续加速萎缩到2080年的5.2亿。2030年以后平均每十年减少劳动力0.77亿（见图5）；从2010年平均每8.1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快速下降到2030、2050年、2080年平均每3.6、2.04与1.5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老年抚养负担分别等于2010年的2.2、3.9和5.3倍（见图6）。
这一方案既在人口老化、劳力资源和老年抚养比方面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方案差得多，很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与新时期计生工作开展，是极不可取。
“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预测取自“国家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技术总监、神州数码行业战略发展总监史文钊等应用国家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软件、硬件和数据而开展的计算机微观仿真模拟研究成果。
为了克服现行生育政策和只允许双单独生二孩的上述诸多“远虑”和“近忧”严重弊端，我们建议尽快启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具体内容如下：
（1）信息公开，取得民众理解和支持。建议人口计生部门以基层社区为单位，通过调查摸底搞清楚：
（a）已生一孩、希望生二孩以及近期可能生一孩的育龄妇女人数；
（b）当地所有小学合计每年最多可招收一年级新生人数；
将（a）与（b）向民众公布，如果（a）显著大于（b），则告示民众，为了避免生育堆积而负面影响你们孩子入托、上学、就医和长大后就业，请较年轻妇女适当晚一些生二孩，让年龄较大妇女优先生二孩。因地制宜，确定一个各地不同的当前优先生二孩年龄（例如，32岁-35岁或30岁-35岁）。然后，每隔一年优先生二孩年龄下降1岁-2岁，2015年前后实现城乡年满28岁妇女都普遍允许生二孩的平稳过渡软着陆。软着陆以后，生二孩的提倡低限年龄也逐步相应下降，时机成熟时予以取消，而由民众自行选择生育年龄。
大力提倡鼓励自愿适当晚育间隔，有利于母婴健康与降低婴儿死亡率的客观规律。对模范执行适当晚育间隔生二孩者予以公开表扬奖励，形成感谢他们为防止生育堆积、避免大家的孩子上学难做出贡献的社会舆论。对不符合晚育要求而怀孕二胎者予以公开批评教育，让他们为自己有损社区公众利益的行为感到内疚，但对他们生二孩决不视为违法，决不罚款，决不列为违反计划生育案例，不但允许而且要求其生下二孩，防止以不满间隔为由的性别选择流产女婴。建议加大鼓励女性青少年接受中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先立业后成家的宣传、引导与扶持力度。
（2）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生育成本很高、晚育少育已成社会习俗的很发达城市地区，如果通过调查摸底得出的该社区近期每年预期生育一、二胎孩子总数并不显著大于该社区每年最多可招收一年级新生人数，则不必区分生二孩的优先和非优先年龄，即可以一步到位普遍放开二孩。
（3）定心丸。政府郑重地向群众承诺，无论在农村和不很发达城镇地区，还是在很发达城市，城乡普遍允许生二孩的新政策决不会再变，给群众一颗定心丸，彻底消除民众害怕因适当推迟而丢失生二孩机会的担心，以利于二孩政策平稳过渡。对女方36岁及以上、为避免难产和出生缺陷等问题不宜再生育的独生子女夫妇作为奉献一代，国家继续奖励补助。
1.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绝不会造成人口失控（详见表1）。
2.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不仅可以有效克服一孩半政策“一男孩等值于二女孩”心理暗示导向和二胎女孩出生数结构性减少两方面的副作用，大大有助于今后出生性别比较快地恢复正常，而且还大大有利于缓解已经发生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将造成未来大龄男子找妻难的压力。
3.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将避免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导致的老年比例太高、老年抚养负担快速大幅上升和劳动力资源快速大幅下降等十分严重后果，而大大有利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我国人均水资源与人均耕地在2029年人口峰值前后达到最低值，分别只比2008年下降2%与6%左右，而2029年以后我国人均水资源与人均耕地将因人口总数平稳下降而逐渐缓慢上升（见图8和图9）。
同时，许多国内外研究表明，大规模人口城镇化导致生态脆弱农村地区大批人口外迁，而使当地效益差的农耕地退耕还林或退耕还草，生态环境状况显著好转。再加上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政府关于环境保护与可再生能源开发等强有力政策的实施，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二孩政策平稳过渡会影响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以保护资源环境为由反对改变现行生育政策确实是不科学的。
4.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将避免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继续产生大量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将使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及其导致的家长们的紧张心理不复存在，迁就、娇惯子女的做法将大大减少，孩子们从小学会谦让、合作，家庭成长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军人中独生子女比例不断升高而严重危及军人心理素质、家属支持配合程度与国防实力的极不利趋向。
5.二孩政策平稳过渡有利于执政为民，提高人口素质，在西中部十个省将使屡禁不止的已发生与正发生的大量所谓“非法”二孩生育合法化，将使很多孩子彻底摘除“黑孩子”帽子。更加合情合理的二孩提倡晚育政策将大大有利于遏制多胎生育，在现今社会经济条件下绝不会出现“允许生两个，实际普遍生三四个”的现象。东中部较发达的15个省（市）实现二孩政策平稳过渡后，这些发达地区（尤其是城镇）的很低生育水平将有适度回升，这正可以改变我们多年来心中有数、但在公开场合避而不谈的人口素质“相对逆淘汰”趋势。
6.二孩政策平稳过渡将避免现行生育政策滋生超生造假和罚款敛财等诸多腐败，并降低计生工作难度，大大改善党群关系。
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实行二孩晚育间隔政策的甘肃酒泉市、山西翼城县、河北承德市与湖北恩施州的实践证明，二孩晚育间隔政策十分成功。20多年来，这些地区年均人口增长率与时期总和生育率比其周边实施一孩半政策、社会经济水平并不比它们差的地区低或至少差不多，出生性别比多年来一直保持或接近正常范围，并大大低于其周边一孩半政策地区。20多年前这些农村地区开始实施二孩晚育间隔政策时，其社会经济水平与生育观念远远落后于当今全国实行一孩政策（大部分为城镇）以及一孩半政策农村地区的平均水平。既然四个相对欠发达试点地区20多年的二孩晚育间隔政策能够不约而同地获得成功，并全部持续发展至今，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经济起飞之后，生儿育女成本大增、人们生育观念显著变化的今日中国实行二孩提倡晚育政策的可行性。
我们对全国1997年与2001年大样本生殖健康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在生育一孩之后五年之内，一、二孩间隔越长，第二孩死亡率越低；母亲32岁以前，生育二孩年龄越高，第二孩的死亡率越低。适当晚育可拉大世代间隔，缩减中青年夫妇一生中处于“上有老，下有小”困难时期的长度。一、二孩间隔数年还可减轻抚养婴幼儿负担过分集中的压力，保证两个孩子都健康成长。
显然，适当晚育间隔有利于群众的切身利益，完全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现行生育政策平稳过渡，国家与百姓双赢的利国惠民措施：既可避免因希望生二孩育龄妇女累积很多而造成生育堆积失控，又可满足民众生育二孩愿望，并改善儿童健康与降低婴孩死亡率，从而取得民众支持，大大改善党群关系。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 2000年和2010年较为可信的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6和1.63左右，显著低于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向中央报告和社会发布的1.8左右的高端。
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2006年生育调查给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平均每个妇女生1.87个孩子，主要是因为该调查抽样偏误，即偏重调查了近年有生育的育龄妇女，非常严重地遗漏了年轻、未婚育龄妇女，尤其是遗漏外出打工的年轻未婚妇女，因而大大高估2005年-2006年总和生育率。
如果我们尽快启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适当新增婴儿正可扩大当前急需增加的内需市场。
当这些孩子进入劳动年龄时，正好可以大大减轻2030年前后开始的劳力资源快速萎缩与老年比例迅增“人口负债”压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如等到三年、五年、十年后再去调整生育政策，将大大加剧2030年后劳力资源快速减少，而且新增婴孩在2030年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
与那时“人口负债”期的老年人口迅增压力叠加在一起，则可谓雪上加霜，悔之晚矣！
变与不变的对比
我们估计2010年时期总和生育率为1.63，城镇和农村分别为1.24与2.01。我们的二孩政策方案假定城镇和农村平均每个妇女终生生育1.8个和2.27个孩子，在此基础上设计“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假定由于政府提倡鼓励和社会经济发展促使推迟生育的综合影响，从实现软着陆的2015年到2030年的15年中，一、二孩平均生育年龄分别共增加0.75岁与1.5岁，即平均每年一、二孩生育年龄增加0.05岁与0.1岁左右。
于是，根据国内外人口学界公认的邦戈茨-菲尼公式估算，这15年间每一年的一、二孩时期总和生育率分别比妇女一、二孩终生生育子女数下降5%与10%，导致2015年-2030年农村和城镇时期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15和1.67；2015年和2030年城乡合一时期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8和1.81。假定2030年后我国城乡都取消生育数量与年龄间隔的限制，完全由公民自由选择，平均生育年龄不再增加，至2035年时，城乡合一时期总和生育率由2030年的1.81略有回升至1.84；2035年以后虽然假定城乡生育水平分别保持不变，但由于城镇人口比例不断增加，城乡合一的总和生育率逐渐下降至2050年的1.77与2080的1.74。
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假定农村、城镇时期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010年水平不变。但是由于人口城镇化的结构性影响，城乡合一的总和生育率逐年有少许下降。
在上述估测或假定的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各年份全国分城乡时期总和生育率基础上，我们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反映的三大区域分城乡的总和生育率区域差异，估得各年份各区域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分城乡总和生育率。
（一） 老年人口与空巢老人比例
现行政策不变方案下，2050年和2080年的65+岁老人占总人口比例，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分别高出11.7%和31.2%（见图1）。如此之高的老年人口与高龄老人比例是社会难以承受的。
无论现行生育政策不变还是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中国空巢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将大幅度增加。2030年、2050年和2080年65+岁空巢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分别等于2010年的2.4倍、4.3倍与5.5倍（现行政策方案）以及2.3倍、3.8倍与4.2倍（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
预测结果还表明，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65+岁老年人口和空巢老人比例在2060年以后停止增长甚至稍有下降（见图1和图3），80+岁高龄老人和高龄空巢老人比例在2070年以后停止增长或稍有下降（见图2和图4）。然而，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65+岁老年人口和空巢老人比例在2060年-2080年期间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二） 劳动力资源
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很快要进入老年，生育率早已快速降至显著低于替代水平，以及不可改变的人均寿命不断延长，未来几十年老年人数大增及其增长速度等于发达国家的2倍已成定局。然而，如果老年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能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老年人数大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老年人数大幅增加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快速上升。
预测结果表明，无论未来何种政策方案，中国劳动力资源在2025年以后将以较快速度下降，而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的劳动力资源萎缩速度大大快于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18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30年的9.14亿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34亿，然后继续加速萎缩到2080年的4.7亿（见图5）。2030年以后平均每十年减少劳力0.9亿。
另外，现行政策不变方案下将面临短缺的劳动力资源本身的老化现象：55岁-64岁“老劳动者”占18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由2010年的16.4%迅速攀升到2030年、2050年的25.2%与29.7%，然后保持在这个水平。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30年后下降速度比现行政策不变方案要减缓很多，在2040年、2050年和2080年分别比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多出0.34亿、0.63亿和1.97亿劳动力资源（见图5）。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的劳动力资源本身的老化程度亦比现行政策不变方案低得多。
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老年抚养负担将从2010年平均每8个18岁-64岁劳动者供养一位65+岁老人，快速下降到2030年、2050年、2080年的平均每3.5个、2个与1.4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老年抚养负担分别等于2010年的2.3倍、4.1倍和5.8倍。显然，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如此之高的老年抚养负担将阻碍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并削弱我国保护环境资源和国际竞争的综合国力，从而严重负面影响中华民族福祉的改善。 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虽然也面临劳动力资源显著减缩和老少抚养比较快上升的严峻挑战，但相对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要好得多（见图5和图6）。
（三）人口数量结构及其影响
表1给出了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和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等不同方案的总人口变动趋势。
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的人口峰值在2023年，为13.99亿，随后开始快速下降，2040年-2050年间人口平均负增长率高达-6‰，2050年-2080年更将高达-10.7‰。毫无疑问，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 过快的人口下降将造成人口加速老龄化，劳动力严重短缺，社会保障与退休基金入不敷出和经济萎缩，还将产生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设施难以适应等一系列问题。
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2015年-2030年期间每一年的一、二孩时期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比妇女一、二孩终生生育子女数下降5%与10%，同时又满足了城乡所有希望生二孩夫妇的愿望；中国人口总数在2029年达到14.45亿峰值（远远低于几年前提出的人口峰值15亿左右的国家人口战略目标），然后平缓下降，2050年和2080年总人口分别为14.2亿和12.43亿。毫无疑问，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绝不会造成人口失控。
现行政策不变方案在2030年、2050年与2080年的总人口分别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减少0.59亿、1.51亿和3.23亿。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减少的人口数中，2040年时五分之二，2050年近一半，2080年三分之二为18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其余均为0岁-17岁少年儿童，也是日后的劳动力资源。
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在劳动力资源和老年抚养比方面比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的相对优势，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们必须尽快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避免我国走上日本和西欧债务危机国生育率过低、人口加速老化与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导致长期经济衰退的覆辙；避免未来参与竞争的年轻人群越来越小，伟大发明家和创新企业家相对越来越少的可悲结局。
现行政策不变的其他弊端
基于六普等数据的人口家庭模拟预测，前面几小节主要分析了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在加速人口老化、劳动力萎缩、人口结构与数量等方面的弊端。下面分析讨论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其他主要弊端。
1.助长出生性别比大幅偏高的倾向
全世界公认的正常出生性别比（指每100个出生女孩所对应的男孩数）是105-106。我国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生性别比正常，80年代初开始偏高，从1982年的107.1快速上升到2000年的116.9与2010年的121.2，高出正常水平16个百分点！
我国执行一孩半（即只允许独女户生二孩）政策与在晚育前提下普遍允许生二孩政策地区的2000年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24.7与109。客观现实数据令人信服地说明：在全国52.9%人口中执行的一孩半政策客观上助长了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据我们估算，我国一孩半政策地区有19%一胎女孩夫妇做性别鉴定与流产女婴保生二胎男孩；而二孩政策地区这一比例只有4.6%。
在一孩半政策下，很可能做性别鉴定、流女保男的一孩生了女孩的夫妇（占夫妇总数48.7%左右）被允许生二孩，而约占总数51.3%、一孩生了男孩、不会流女保男、将对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作贡献的夫妇却不被允许生二孩；一孩半政策本身导致二胎女孩数结构性减少，其影响占出生性别比超常部分35%以上。
我国已发生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将使2020年20岁-45岁婚龄男性比女性多3000万。如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2020年后婚龄男性多于女性数字将高达四五千万，而找不到妻子的大量大龄男子中多为贫穷与素质低下者，势必严重影响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
2.继续制造大量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
中年母亲丧失再生育能力以后，如其独生子女因疾病或天灾人祸先于父母死亡，则形成失独家庭。例如，四川汶川地震中死亡的青少年很大比例是独生子女，其中很多人的母亲已丧失生育能力，这些失独家庭是何等悲惨！唯一孩子死亡的老年夫妇一方死后，另一方则成为孤寡老人，漫漫余生何其难！而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失独家庭和失独孤寡老人比例将越来越高，他们失独以后难以弥补的忧伤怨恨情绪，将严重危及社会和谐稳定。据新华社报道，近年各地失独家庭数量不断显著增加，他们“抱团取暖”，互联网串联，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许多社会心理学家研究表明，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将造成心理缺陷；独生子女军人容易因为小时父母和祖父母的娇生惯养，而形成怕苦怕累、感情脆弱、任性散漫等缺陷，较难适应部队纪律严格环境，严重危及军人心理素质，削弱部队战斗力与国防实力。独生子女家长们更加倾向于不让孩子参军。
3. “黑孩子”与人口素质“相对逆淘汰”
深入分析表明，我国政策总和生育率在1.5左右的十个西中部省中（其中四川和重庆的政策总和生育率分别低达1.27与1.19），七个省排除漏报后的实际总和生育率接近或略超过2，三个省显著超过2，即存在大量从小因“非法生育”而遭受心灵创伤的孩子，其中很多孩子因其父母躲避罚款而未被登记，被视为“黑孩子”。
东中部较发达的15个省（市）排除漏报后的当前总和生育率大部分低于1.5，其中北京、上海显著低于1，天津略高于1。根据普查和其他相关数据推算，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农村生育率比城镇高得多的“相对逆淘汰”将使我国未来18岁-59岁青壮年人口中，文盲与小学文化比例分别比二孩方案高大约17.5%与11.4%，初中文化比例基本相同，而高中与大学文化比例分别比二孩方案低大约4.3%与6.8%。 毫无疑问，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极不利于中国实现由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换的战略目标。
4.继续滋生超生造假和罚款敛财
只允许一部分人生二孩的现行生育指标审批和超生罚款政策是滋生民众超生造假、走后门行贿，基层计生部门编假生育数和超生罚款敛财受贿等诸多腐败的土壤。与贪污盗窃、买官卖官、侵占国有集体资产等腐败遭民众深恶痛绝截然不同，超生二孩产生的腐败治理难度特别大，因为很多民众与基层干部对它有同情姑息心态。正如有的基层计生干部所说：时间长了，老实人也搞得不老实了，不腐败者也变腐败了。
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即使超保守地假定人均扶助标准维持2006年水平不变，政府这一专项财政支出将仅仅因为独生子女与双女计生户老人数大增，从2003年的9.3亿元迅速增加到2030年539亿元与2050年1433亿元；而在二孩政策方案下，政府这一专项财政支出在2023年达到157亿元峰值， 然后迅速下降到2050年的0.3亿元（见图7）；2003年-2050年期间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合计支出25170亿元，等于二孩方案的6.3倍，多支出21160亿元。
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极不可取
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下，人口峰值在2027年，为14.22亿，随后开始比较快速下降，2040年-2050年人口平均负增长率达-4.6‰，2050年-2080年将高达-8.7‰。
这一方案下，2050年和2080年人口总数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少0.87亿和2.16亿，而这些减少人口数的100%是劳动力资源或日后的劳动力资源。
同时，2050年和2080年中国65+岁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28.0%和33.8%，分别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高出9.4%和19.1%（见图1）。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下，2050和2080年最需要照料的高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9.3%和13.4%，分别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高出9.8%和14.4%（见图2）。
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下，18年-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10年的9.4亿较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6亿，然后继续加速萎缩到2080年的5.2亿。2030年以后平均每十年减少劳动力0.77亿（见图5）；从2010年平均每8.1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快速下降到2030、2050年、2080年平均每3.6、2.04与1.5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老年抚养负担分别等于2010年的2.2、3.9和5.3倍（见图6）。
这一方案既在人口老化、劳力资源和老年抚养比方面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方案差得多，很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与新时期计生工作开展，是极不可取。
“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预测取自“国家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技术总监、神州数码行业战略发展总监史文钊等应用国家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软件、硬件和数据而开展的计算机微观仿真模拟研究成果。
具体政策建议与可行性分析
（一） 因地制宜
为了克服现行生育政策和只允许双单独生二孩的上述诸多“远虑”和“近忧”严重弊端，我们建议尽快启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具体内容如下：
（1）信息公开，取得民众理解和支持。建议人口计生部门以基层社区为单位，通过调查摸底搞清楚：
（a）已生一孩、希望生二孩以及近期可能生一孩的育龄妇女人数；
（b）当地所有小学合计每年最多可招收一年级新生人数；
将（a）与（b）向民众公布，如果（a）显著大于（b），则告示民众，为了避免生育堆积而负面影响你们孩子入托、上学、就医和长大后就业，请较年轻妇女适当晚一些生二孩，让年龄较大妇女优先生二孩。因地制宜，确定一个各地不同的当前优先生二孩年龄（例如，32岁-35岁或30岁-35岁）。然后，每隔一年优先生二孩年龄下降1岁-2岁，2015年前后实现城乡年满28岁妇女都普遍允许生二孩的平稳过渡软着陆。软着陆以后，生二孩的提倡低限年龄也逐步相应下降，时机成熟时予以取消，而由民众自行选择生育年龄。
大力提倡鼓励自愿适当晚育间隔，有利于母婴健康与降低婴儿死亡率的客观规律。对模范执行适当晚育间隔生二孩者予以公开表扬奖励，形成感谢他们为防止生育堆积、避免大家的孩子上学难做出贡献的社会舆论。对不符合晚育要求而怀孕二胎者予以公开批评教育，让他们为自己有损社区公众利益的行为感到内疚，但对他们生二孩决不视为违法，决不罚款，决不列为违反计划生育案例，不但允许而且要求其生下二孩，防止以不满间隔为由的性别选择流产女婴。建议加大鼓励女性青少年接受中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先立业后成家的宣传、引导与扶持力度。
（2）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生育成本很高、晚育少育已成社会习俗的很发达城市地区，如果通过调查摸底得出的该社区近期每年预期生育一、二胎孩子总数并不显著大于该社区每年最多可招收一年级新生人数，则不必区分生二孩的优先和非优先年龄，即可以一步到位普遍放开二孩。
（3）定心丸。政府郑重地向群众承诺，无论在农村和不很发达城镇地区，还是在很发达城市，城乡普遍允许生二孩的新政策决不会再变，给群众一颗定心丸，彻底消除民众害怕因适当推迟而丢失生二孩机会的担心，以利于二孩政策平稳过渡。对女方36岁及以上、为避免难产和出生缺陷等问题不宜再生育的独生子女夫妇作为奉献一代，国家继续奖励补助。
（二）社会经济政治效益分析
1.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绝不会造成人口失控（详见表1）。
2.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不仅可以有效克服一孩半政策“一男孩等值于二女孩”心理暗示导向和二胎女孩出生数结构性减少两方面的副作用，大大有助于今后出生性别比较快地恢复正常，而且还大大有利于缓解已经发生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将造成未来大龄男子找妻难的压力。
3.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将避免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导致的老年比例太高、老年抚养负担快速大幅上升和劳动力资源快速大幅下降等十分严重后果，而大大有利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我国人均水资源与人均耕地在2029年人口峰值前后达到最低值，分别只比2008年下降2%与6%左右，而2029年以后我国人均水资源与人均耕地将因人口总数平稳下降而逐渐缓慢上升（见图8和图9）。
同时，许多国内外研究表明，大规模人口城镇化导致生态脆弱农村地区大批人口外迁，而使当地效益差的农耕地退耕还林或退耕还草，生态环境状况显著好转。再加上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政府关于环境保护与可再生能源开发等强有力政策的实施，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二孩政策平稳过渡会影响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以保护资源环境为由反对改变现行生育政策确实是不科学的。
4.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将避免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继续产生大量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将使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及其导致的家长们的紧张心理不复存在，迁就、娇惯子女的做法将大大减少，孩子们从小学会谦让、合作，家庭成长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军人中独生子女比例不断升高而严重危及军人心理素质、家属支持配合程度与国防实力的极不利趋向。
5.二孩政策平稳过渡有利于执政为民，提高人口素质，在西中部十个省将使屡禁不止的已发生与正发生的大量所谓“非法”二孩生育合法化，将使很多孩子彻底摘除“黑孩子”帽子。更加合情合理的二孩提倡晚育政策将大大有利于遏制多胎生育，在现今社会经济条件下绝不会出现“允许生两个，实际普遍生三四个”的现象。东中部较发达的15个省（市）实现二孩政策平稳过渡后，这些发达地区（尤其是城镇）的很低生育水平将有适度回升，这正可以改变我们多年来心中有数、但在公开场合避而不谈的人口素质“相对逆淘汰”趋势。
6.二孩政策平稳过渡将避免现行生育政策滋生超生造假和罚款敛财等诸多腐败，并降低计生工作难度，大大改善党群关系。
（三） 可行性分析
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实行二孩晚育间隔政策的甘肃酒泉市、山西翼城县、河北承德市与湖北恩施州的实践证明，二孩晚育间隔政策十分成功。20多年来，这些地区年均人口增长率与时期总和生育率比其周边实施一孩半政策、社会经济水平并不比它们差的地区低或至少差不多，出生性别比多年来一直保持或接近正常范围，并大大低于其周边一孩半政策地区。20多年前这些农村地区开始实施二孩晚育间隔政策时，其社会经济水平与生育观念远远落后于当今全国实行一孩政策（大部分为城镇）以及一孩半政策农村地区的平均水平。既然四个相对欠发达试点地区20多年的二孩晚育间隔政策能够不约而同地获得成功，并全部持续发展至今，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经济起飞之后，生儿育女成本大增、人们生育观念显著变化的今日中国实行二孩提倡晚育政策的可行性。
我们对全国1997年与2001年大样本生殖健康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在生育一孩之后五年之内，一、二孩间隔越长，第二孩死亡率越低；母亲32岁以前，生育二孩年龄越高，第二孩的死亡率越低。适当晚育可拉大世代间隔，缩减中青年夫妇一生中处于“上有老，下有小”困难时期的长度。一、二孩间隔数年还可减轻抚养婴幼儿负担过分集中的压力，保证两个孩子都健康成长。
显然，适当晚育间隔有利于群众的切身利益，完全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现行生育政策平稳过渡，国家与百姓双赢的利国惠民措施：既可避免因希望生二孩育龄妇女累积很多而造成生育堆积失控，又可满足民众生育二孩愿望，并改善儿童健康与降低婴孩死亡率，从而取得民众支持，大大改善党群关系。